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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富饶的自然资源是一笔财富，是经济增长的“福音”，然而，并非所有的经济体都能够运用自然资源走上持续繁荣的道路，有时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的经济增长绩效明显不如自然资源稀缺的区域，导致令人困惑的“资源诅咒”现象的产生。对于一个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来说，无论是“资源福音”、“资源诅咒”效应的发生，都是有前提的，这完全取决于该国的制度质量的高低。

【关键词】自然资源禀赋；资源福音；资源诅咒；经济增长；制度安排 dedecms.com

引言

自然资源是指天然存在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自然资源一般可以分为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气候资源等。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除了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外，都拥有一种或多种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机理是什么?是“资源福音”还是“资源诅咒”?这个问题数十年来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家、环境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学家的兴趣。 copyright dedecms

自然资源，作为一笔自然界恩赐给人类社会的天然财富，一向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这与英国采煤工业的发展分不开的，以全世界为原材料来源而获得的廉价的丰富自然资源也是推动早期的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走向世界经济发达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丰裕的自然资源与财富增长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幅员广袤的国土面积和富饶的自然资源禀赋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冲击机理我们称之为“资源福音”。然而，20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会必然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有时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的经济增长绩效明显不如自然资源稀缺的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之为“资源诅咒”。例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日利亚、刚果等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多年来经济发展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日本、新加坡、韩国、以色列等这些自然资源极度贫瘠的国家的经济却一直能保持较快的增长。“富饶的贫困”现象在我国同样存在，我国自然资源丰富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贵州等地，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浙江、江苏、广东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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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源诅咒理论的应用与发展虽能解释一些问题，却一直饱受争议。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要素之间的影响机制究竟如何有必要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3+1”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区域结构重组，国家对落后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我国自然资源丰富的中西部落后地区如何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实现经济的赶超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日益尖锐的矛盾问题?由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资源福音”与区域发展 本文来自织梦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是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无偿恩赐。自然资源禀赋特征毫无疑问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尤其在工业革命的初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区际间自然资源禀赋差异不仅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还是冯·杜能（Thünen，1826）[1]（p.1-298）的农业土地利用理论的基石。 内容来自dedecms

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征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该区域的经济活动以及人口分布，这些自然地理条件又会对该地区的文化、社会规范程度以及机构组织的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区域异质性问题较西欧等发达国家严重，因此，这些自然地理因素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区域增长问题时就表现得更为显著。 copyright dedecms

靠近海洋，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讲，不仅意味着对外贸易成本的降低，同时也意味着可获得资源的增加与发展空间的扩大，与海洋距离远近的不同会导致商品价格、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要素的累积效应的差异（Dell et al.，2012）。Gallup et al.（1999）指出，在美国、西欧以及亚洲东北部，距离海边100公里以内的区域，其占地面积虽只是各国总的可居住面积的3％，但是它们的人口以及GDP却分别占了本国总量的13％和32％，说明了距离海洋地理位置的差异给经济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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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平均气温有利于经济增长。早在1915年，Huntington（P.1-178）就指出，气候越炎热的国家，该国越贫穷。Gennaioli et al.（2013）实证分析发现，较低的平均气温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有正向的联系。Dell et al.（2009）不仅使用跨国数据，同时也使用美国内部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地区的平均气温和人均收入的负相关关系在美国内部跟跨国比较起来，要弱很多，但在统计上仍高度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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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气候条件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Roback（1982）指出，良好的气候条件是流动工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就是说，这些自然地理因素会影响工人的迁移决策，从而影响到人口的地理空间分布，进而导致区域发展的差异。20世纪，美国出现了大批人口迁移至该国气候良好的地区，导致北部许多工业城市人口骤减，而处于阳光地带的城市人口出现剧增现象。Rappaport（2007）认为，这是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升高，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包括对好的气候条件追求，从而导致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人口空间分布状况随之发生改变。历史上，一些气候冲击引起了大量的人口转移现象。20世纪30年代，美国平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沙尘暴，成为了环境恶劣的风沙侵蚀区。这种自然气候冲击导致该区域农业生产率以及土地价格大幅下降，人口大量流失。Hombeck（2012）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气候条件的恶化引致的人口转移是导致该区域经济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并且，只要区域间的气候条件不发生变化，区域间的人口分布也相当稳定。Davis and Weinstein（2002）指出，日本各区域的人口分布在历史上是相当稳定的，即使是大规模的冲击（如二战期间日本多个城市遭受了盟军的轰炸）都没能使日本的人口分布发生改变，而只是引起了短暂的波动。我国人口分布以黑河—腾冲—线为分界线，东南多，西北少，人口分布不均，这同样跟气候条件有关。我国东南地区多为平原丘陵地形，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湿润，交通便利，所以人口密集；西北多为山地高原地形，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气候干旱，所以人口稀疏。即使计划经济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例如，长达10年左右的三线建设）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因此，我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与自然地理条件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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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本国经济发展而言，是一种机会。Sala-I-Martin et al.（2004）分析不同国家间的数据发现，采矿业作为GDP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经济增长有着稳健的正相关关系。Brunnschweiler and Bulte（2008）与Alexeev and Conrad（2009）研究发现丰富的石油与其它矿产资源与长期国民福利存在着积极的正相关关系。Esfahani et al.（2009）（P.1-32）发展了一个长期增长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世界三个主要产油国石油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石油收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的正向影响。Cavalcanti et al.（2011）利用53个国家的石油出口和进口的资料，分析发现，丰富的石油资源对长期人均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均有积极的正向影响。Mideksa（2013）分析发现挪威人均收入的增长20％左右归因于石油资源禀赋作出的贡献。这一系列的证据表明，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福音”。显然，一国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例如，原油、煤、铁、铜等资源的减少，这对经济增长来讲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因素。自然资源的发现，同其它资源一样，会导致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拓展，自然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从而本国居民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与服务。资源充裕对经济增长而言意味着“福音”，特别地，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可能会更糟。 copyright dedecms

二、“资源诅咒”与区域发展 内容来自dedecms

纵观历史，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够运用自然资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现实中，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当某区域存在丰裕的自然资源时，在其周围就会伴随着大量的城市、大都市圈以及产业集聚现象的产生。然而，当这些资源逐渐被消耗殆尽时，这种繁荣的经济景观也开始变得萧条，有一些甚至就不复存在了。日本的煤矿之都夕张（Yubari）在1890年建立了第一口矿井以来，该城市在1960年聚集了11万多人，创建了历史高峰，但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量矿井都已停止开采，近90％的人都搬离了这座城市。Barbier（2005）（P.1-97）也提出过类似的经济现象，他发现许多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或区域到最后都未必能依靠该优势进行有效的发展。

在我国，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我国的大庆、阜新、邯郸、马鞍山等一些资源型城市，伴随着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而兴起与繁荣，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自然资源开采的枯竭，生态环境压力的加大，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变，我国资源型城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同程度上相继出现了经济增长效率低下的病态问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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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会必然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的经济增长绩效明显不如自然资源稀缺的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阻碍了经济增长。Sachs and Warner（1999）、Gylfason（2001）等把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称为“资源诅咒”。Gylfason（2001）认为人均受教育水平，是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较好衡量，Gylfason研究发现人均受教育水平与自然资本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呈负相关关系。Papyrakis and Gerlagh（2007）研究了美国各州经济增长绩效与其自然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发现自然资源禀赋越丰裕的州，其经济增长绩效越差，James and Aadland（2011）利用美国的更小地理范围内的数据——县域统计数据，同样验证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

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最早源于荷兰。1959年，大量的天然气在荷兰被发现了，但最终荷兰的工业竞争力却因此大大削弱，这就是著名的“荷兰病”。Frankel（2010）（P.1-28）与van der Ploeg （2011）认为导致“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主要有两种渠道，即市场机制渠道（荷兰病）与政治渠道。由于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波动大，并且市场价格有递减的趋势，资源密集型部门很难成为一个国家有前途的部门，资源密集型部门的发展也会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该国很难发展，这即是通过市场机制导致的“资源诅咒”现象产生。资源密集型部门的发展，意味着劳动力也会向该部门集中，对于劳动者个人而言，在该部门就业会获得较高的收入，这导致劳动者个人缺乏主动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原动力，阻碍了劳动者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也会导致企业家创新意识薄弱和企业创新投入减少，因此，无论是劳动者，还是企业家坐享自然资源禀赋的“意外之财”降低了人们的工作努力程度，新型现代产业在该国难以发展起来，经济缺乏长期增长的动力而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困境。Matsuyama （1992）、Gaitan and Roe（2012）研究指出，资源的丰裕将阻碍一个国家资本投资的增长，出口自然资源产品获得的外贸收入的不断增加阻碍了该国的工业化进程，资源型驱动的发展方式会导致该国经济陷入低水平、无效率的均衡状态中而不可自拔。所谓政治渠道是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该国的政治家或政治利益集团来讲，是一笔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财富，由此导致低效制度安排的出现，甚至出现由于争夺自然资源财富的控制权而导致该国战乱不断，同时，自然资源不仅主导的是经济发展命脉，也主导的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展，由此，外部政治势力的介入，更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内部冲突，该国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Collier and Hoeffler （2004）认为自然资源禀赋对非洲国家国内冲突的影响是显著和非线性的，没有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暴发冲突的概率为0.5％，而自然资源产品占GDP比重超过26％的国家，暴发冲突的概率上升到23％以上。Fearon（2005）也研究证明自然资源收益的增加会导致政权弱小国家内部武装冲突更加频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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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失败的重要决定因素，“资源诅咒”效应存在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James（2015）认为如果正确的衡量资源丰裕度，可能“资源诅咒”效应并没有多少存在。Guilló and Perez-Sebastian（2015）（P.22-45）认为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因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可能对长期的收入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Brunnschweiler and Bulte（2008）从统计分析角度揭示“资源诅咒”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话题。Mideksa （2013）认为关于“资源诅咒”的实证检验，大都基于地理单元横截面的回归分析，然而，特别针对国家之间，不同地理单元的差别是巨大的，这种回归分析方法虽然也能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但是，却不能确保结论是内生有效的。Pedroni（2007）认为不同国家的生产函数差别是巨大的，因此考虑不同国家间的人均收入的差异有必要考虑到生产函数的国别差异。另外，不可观察因素的存在也会导致区域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依赖。而目前大多数的计量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区域差异与区域相互依赖的存在，从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偏颇的，甚至是误导性的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目前的大多数的计量模型得出的结论可能会高估“资源诅咒”的效果。另外，在众多的研究中资源禀赋丰裕度的衡量有缺陷，例如，Sachs and Warner（1995）（P.1-18）使用初级产品的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自然资源的丰裕度，Brunnsehweiler and Bulte（2008）指出，此类衡量方法，与其说是衡量资源丰裕度，倒不是说是衡量资源的依赖度，资源的丰裕度应该用资源的存量来衡量。一个国家其它行业出口产品的减少，工业化程度的降低，物理或人力资本的减少，都意味着该国资源丰裕度的上升，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一个国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其说是资源丰裕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经济效率差的结果。Stijns（2005）认为到底是“资源福音”还是“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依赖于资源丰裕度的衡量方法，众多研究得出的“资源诅咒”效应结论有待进一步商榷。 本文来自织梦

Hausman and Rigobon（2002）（P.1-43）认为，在政策讨论和经验分析中，对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引起贫困的关注是一个循环已久的话题，经验分析得到的结论虽然具有合理性，但是理解其中的机理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困难任务。当前，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将不同异质资源加总得到的总的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有必要研究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机理，以期从微观上解释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必然是对现有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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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源福音”、“资源诅咒”与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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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好坏主要取决于其资源的利用情况，因此，自然资源是被当成最终产品直接消耗掉，还是用于发展相关制造业将会使经济产生很大的差异。其实，自然资源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以中间产品的形式投入到工业部门生产中的资源性商品，也可以是直接用于消费的最终产品。现实中，有一些资源型商品既可以是中间产品也可以是最终产品，而有一些只能是最终产品。Takatsuka et al.（2015）认为如果一种资源是用于工业的中间投入品，那么它的增加就会导致工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如果它只是作为最终消费品存在，那么它的增加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这表明了发展那些能够有效地、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的产业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将资源当成一种最终消费品。 内容来自dedecms

事实表明，那些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典范都是利用自然资源来有效地发展其他相关产业，诸如炼油业、选矿业、交通运输业等。这样，即使出现了自然资源枯竭现象，这些基础工业设施也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此过程形成的技术以及管理技能，它们能够吸引工人、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并吸引各种企业。法国南部地区拥有最好的气候和土壤来栽种葡萄，但是他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利用该自然优势创建了优质的红酒品牌，每年还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关于自然地理因素对区域增长的作用机制，其实它还会通过地方机构、文化与社会标准、种族群体分布情况以及政治轨迹等途径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例如，Leite and weidmann（1999）（P.1-34）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为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创造了机会，一国的腐败水平与自然资源的丰裕度成正比，而腐败又会阻碍一国的经济的发展。Vicente （2010）将佛得角共和国作为比较基准，研究发现1997-1999年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宣布发现石油后，本国的腐败形势呈上升的趋势，“石油诅咒”现象由此产生。Isham et al.（2005）认为制度质量是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度量，Isham et al.研究发现石油、矿产资源的丰裕度、农业种植作物的多寡与制度质量的高低呈负相关关系。Sala-I-Martin and Subramanianf2003）（P.1-46）以尼日利亚为例研究显示，一些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矿产等自然资源会通过弱化一国的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施加负的非线性影响，这种制度弱化，而不是“荷兰病”才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效率低下的根源所在。Mehlum et al.（2006）认为制度质量的高低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资源诅咒”不如说是“制度诅咒”，而“资源福音”更多的是“制度福音”。 本文来自织梦

因此，无论是“资源福音”、“资源诅咒”效应的发生，都是有前提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本身并没有错。丰裕的自然资源与低质量的制度相搭配，会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绩效甚至是经济增长的停滞或严重衰退。相反，高质量的制度安排能够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禀赋的绩效，甚至克服自然资源贫瘠的限制作用，促进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因此，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既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诅咒”，而这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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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资源禀赋作用机理对我国落后地区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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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认识到了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然而，从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再到后来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都没有把自然资源这一基本要素考虑进去，而是把自然资源当成既定的外生变量来处理。在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劳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随着经济系统中内生要素的增加与积累，可以克服外生的自然资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资源的瓶颈效应越来越突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重新认识到了自然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开始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理论中自然资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思考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我们任何时候无法否认，自然资源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资源分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导致了区域发展的差异，天赐的自然资源本身给经济带来的是“红利”，是“福音”。然而，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会必然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的经济增长绩效明显不如自然资源稀缺的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之为“资源诅咒”。“资源诅咒”实际上就是“制度诅咒”，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对一个国家的制度产生“诅咒”，从而通过诅咒制度来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已经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没有落后地区的全面小康，就不能如期实现全国的全面小康，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当前，我国落后地区应充分利用国家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支持的大好机遇，积极把握机会，创新政策措施，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顺利转型，走出“富饶的贫困”陷阱。第一，设置生态红线，合理规划产业，加强落后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基础条件，落后地区的发展不仅要立足当前，顾及眼前利益，更要目光长远，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谋求发展，在生态系统承受能力之内，积极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优先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限制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绝不开发对生态环境有破坏的产业，建立起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高度统一的现代经济体系；第二，落后地区争取项目援助要充分利用本地的特色资源，走产业脱贫的发展道路。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是精准扶贫的“铁抓手”，落后地区要走产业脱贫的发展道路。争取的产业援助要充分与本地的自然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促进当地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旅游业等特色经济的发展，持续稳定地带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第三，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资源诅咒”来自于低的教育水平，高的教育水平能抵消丰裕的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能使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恩惠”，从自然资源中获得的收益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此，落后地区的贫困不能说是丰裕的自然资源惹的“祸”，贫困的根源在于贫瘠的人力资本存量。因此，我们要以教育支持带动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要面向市场，加强对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培训，帮助贫困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充分调动当地贫困人口创业与创新的主观能动性，促使贫困个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进而实现脱贫致富，最终为国家扶贫政策在该地区的退出夯实坚固的微观基础。

参考文献： 织梦好，好织梦

[1][德]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吴衡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织梦好，好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