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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1996-2016年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对我国水稻生产的供给侧要素价格与水稻的生产者价格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劳动力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水稻生产者价格的影响较农业劳动力的影响要大。根据结论提出相关建议：应重视对农资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调控；对农资价格调控应加强政策引导，提高农资生产效率，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应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势，降低单位农资使用成本和单位劳动力成本。 本文来自织梦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供给侧 要素价格 水稻生产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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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水稻价格稳定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多影响水稻价格的因素中，除了粮食市场波动、自然灾害损失等因素外，农业供给侧要素价格的上涨严重侵蚀了农户的利润空间。目前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与高库存并存、农产品价格“天花板”与成本“地板”两板挤压等问题大都根源于供给侧。农业供给侧要素价格决定农业生产的“成本地板”。根据农业C-D生产函数，农业主要生产要素为资本和劳动力，而要素的稀缺性决定着要素价格。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的背景下，资本投入要素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更加重要，农资价格在农业生产成本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劳动力数量和比较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如何面临当期和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缓解劳动力价格压力尤为重要。因此，深入研究近年来我国水稻生产供给侧要素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的动态关系，对于探寻保持粮食及物价的适度波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战略顺利进行，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内容来自dedecms

一、农业供给侧要素价格与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动态关系的理论分析 本文来自织梦

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对农业供给侧要素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肖皓等（2014）在研究供给因素对农产品价格的传导作用中提到：劳动力、资本等外生价格对农产品价格的冲击的影响规律是潜在影响大于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大于实际影响，而相比肉类产品、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的成本传导作用较低，尽管外生价格在成本中份额较大，但形成的最终影响却会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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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一些文献也分析了农资价格波动及其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关系，并通过不同的方法和样本验证其结论。范小仲（2014）以1978-2012年江西省年度数据为例，运用协整检验分析发现农资价格与农产品价格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农资价格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更大，肖文兴等（2014）对全国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农资价格，而农资生产企业得到了农产品价格上涨收益的很大部分。 内容来自dedecms

有学者对劳动力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杨晓维等（2014）以劳动力转移为视角，分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产品价格之间的传导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劳动力转移的不再是刘易斯意义上的绝对剩余劳力时，势必会带来余留农村的边际产出大于零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必然会对农业生产供给侧产生负面影响。同时，随着余留农村劳动力均土地的上升，也将增加余留农村劳动力的闲暇时间，增加劳动力使用成本。祝艳青（2015）研究了农业劳动力价格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结论认为，传导效果不仅取决于自身价格的波动程度，还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密集程度以及不同农产品在价格指数统计中的权数。 本文来自织梦

综上可见，以往的研究更多地考察了供给侧要素价格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机制与传导路径，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量化考察农资价格和农业劳动力价格两大供给侧要素价格在长期中与水稻价格的波动相关关系，实证研究其对水稻价格的作用及变化趋势，为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参考依据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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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供给侧要素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动态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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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能源短缺的现状决定了农资成本在短期内难以下降，致使农资价格继续呈现刚性上涨的态势。与此同时，近年来政府出台的农业税减免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提高了农户种粮积极性，带动了农资需求量，但农资的供给不足、供求失衡也导致了农资价格的上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就业人数比例已从1995年的54.3％下降至2016年的不足30％。究其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农业总产值在GDP的比重下降，是农业劳动供给下降的大环境；二是农业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未来供给；三是近年来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乡镇企业的增加，吸引当地农业人员从事非农活动，降低了农业产业的存量劳动力；四是农业农业劳动力生活成本的上升。 本文来自织梦

（一）自1994年我国农资市场化改革后，农资价格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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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反映了1996-2016年我国水稻生产者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趋势。整体看来，2010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趋势基本一致，均是先上升再下降又上升，且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幅度大于水稻生产者价格的波动幅度。以下分为四个阶段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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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96年初-2008年末。此阶段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相差较大，但走势基本一致，均呈现“V”型趋势。水稻生产者价格指数由1996您的80.6，下降至2000年的51.7，后又增长至2008年的95.1。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由1996年的108.4下降为94.5，后又升至2008年的120.3。 织梦好，好织梦

第二阶段：2008年初-2010年末。此阶段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的走势波动幅度较大，水稻生产者价格持续上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由2008年初的120.3迅速下降，两者相交价格指数为98.3。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三阶段：2010年初-2016年末。此阶段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相差甚微且走势基本一致，总体趋势为先上升后下降。水稻生产者价格由2009年初的99上升至2011年12月的113.3，之后波动下降，2016年降至100.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由2009年初的97.5上升至2011年12月的111.3，又迅速下降至2015年末的99.1，到2016年末上升至112.9。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由于农业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劳动力成本自2009年快速上升 内容来自dedecms

图2反映了1996-2016年我国水稻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波动趋势图，除1996年内的小幅波动差异外，整体看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本文来自织梦

第一阶段：1996年末-2008年末。劳动力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走势均相对平稳，波动幅度相对不大，受水稻生产所需劳动力供给较为稳定和水稻需求不足的影响，水稻生产者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呈低位运行状态。其中，水稻价格涨幅在4.5％的区间内，水稻生产相关的劳动力价格涨幅不高于15.7％，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其变动幅度较小。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二阶段：2009年初-2016年末。劳动力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走势大致呈倒“V”型，受城镇化带来的农民外出务工、从事非农产业等行为影响，水稻生产所需劳动力人口供给紧缺。土地流转使家庭农场、规模经营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不断变大，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商业化、市场化、雇工化，农业劳动力价格显化，使传统“小农生产”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2009年初-2016年末，水稻生产劳动力价格上升162.8％。与此同时，尽管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粮食价格补贴、政策干预等宏观调控影响下，2009年初-2016年末，我国水稻生产者价格仅上升18.1％左右。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综上所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的走势大多相同，其相互影响及波动状态相关性较大；而劳动力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开始走势相对平稳，后来成倒“V”型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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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稻生产供给侧要素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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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本与指标选取 织梦好，好织梦

为了体现多年来我国水稻生产供给侧要素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的变动，本文选取1996-201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合修正后与农业相关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文选取水稻生产中劳动力成本作为劳动力要素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包括农用手工工具价格指数、饲料价格指数、产品畜价格指数、半机械化农具价格指数、机械化农具价格指数）作为资本及技术要素价格。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资料汇编和中国价格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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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根检验 织梦好，好织梦

为验证变量的平稳性，对三个变量进行ADF检验，检验前先对其取自然对数。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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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F检验结果表明：水稻生产者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业劳动力价格三者均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表明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水稻生产者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业劳动力价格均是一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检验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运用Johansen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通过前面单位根检验得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劳动力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指数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检验三者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选择有截距无趋势的协整方程，检验结果见表2、表3。 本文来自织梦

通过表2可以看出：当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方程时，迹统计量大于5％临界值，表明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当原假设为至多一个协整方程时，迹统计量小于5％临界值，表明在5％的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可认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之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方程。通过表3可以看出：当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方程时，迹统计量大于5％临界值，表明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当原假设为至多一个协整方程时，迹统计量小于5％临界值，表明在5％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可认为水稻生产劳动力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之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方程，或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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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确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劳动力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上，为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本文来自织梦

通过表4、表5可以得出两个检验均通过了10％的显着性水平检验，即水稻生产者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之间、水稻生产者价格与劳动力价格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与范小仲（2014）和肖文兴等（2014）的结论一致。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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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脉冲响应函数

图3反映了水稻生产者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及水稻生产者价格自身对水稻生产者价格的脉冲响应路线图。第一个图描述水稻生产者价格面对自身冲击的响应路线，可以看出：水稻价格面临自身冲击时，当期出现正效应最大值，之后显着下降，到第四期后转为负效应但反应值较小，至第六期后负效应逐渐减弱，第七期及以后各期呈现正向收敛，说明水稻价格对其自身滞后值有一定关联度，其影响随滞后期而收敛，期间呈现负效应主要受季节、市场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图描述水稻生产者价格面对农业劳动力价格冲击的响应路线，可以看出：水稻价格面临农业劳动力价格冲击时，第一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影响，第二期开始显着上升，至第三期达到最大正效应，然后开始迅速减弱，第五期转为负向反应并达到最大值，第六期及以后各期呈现出正向收敛。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是农业劳动力价格的提高直接增加水稻农户的生产成本，因此农业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始终表现出对水稻价格的正向效应；二是第五期出现的负向效应及以后的正向收敛则可能是与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过快，但是国家采取的宏观政策，如调控劳动力市场、对农业雇工需求较多的农业经营者尤其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政补贴等政策的执行效果体现效果。第三个图描述水稻生产者价格面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冲击时的响应路线，可以看出：当面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冲击时，第一期即有较大的正向效应，第二期达最大值，之后显着下降但直到第四期正向效应才消失，第四期出现微弱的负向效应并保持至第八期，第八期及以后各期呈现正向收敛。出现这种结果的解释，一是水稻生产成本中农业生产资料占很高的份额，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直接带来生产成本变化、销售价格变化的传导效应，使得当期及第二期的正向反应较明显。二是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饲料、手工工具、半机械工具、机械工具等，与农业劳动力价格相比，农业生产资料的可替代性更低，属于相对刚性的生产投入，这一点在大规模、专业化种植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因此不能通过短时间的行政、经济调控改变，所以会持续较长时间；三是政府对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显现效果，如调控农资市场，打击卖方垄断，对购买农资的农户尤其是规模经营者、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政补贴执行比较得力，以及水稻市场的需求波动、季节化波动使得第四期出现负效应和第八期及以后各期出现正向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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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差分解

表6反映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水稻劳动力价格对水稻生产者价格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水稻价格的方差分解中，水稻价格对其自身的贡献率在第一期为100％，之后逐渐下降，在第三期稳定在83％左右；农业劳动力价格对水稻价格的贡献率则从第一期逐渐上升，最终稳定在2.47％；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水稻价格的贡献率由第一期的0％，迅速上升至第二期的12％左右，最终稳定在15％左右。以上分析表明，水稻价格主要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对水稻价格波动的贡献率要高于农业劳动力价格波动对水稻价格波动的贡献率，与前面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一致。通过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尽管农资价格在农业生产成本中的比重较高（马凯等，2013；范小仲，2014；肖文兴等，2014），但因粮食价格的传导能力较弱，体现的实际影响比直接和间接影响要小，这一点与肖皓等（2014）的结论一致，农业劳动力价格也是如此。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测算出的农资价格、劳动力价格对水稻价格的实际影响小，并不代表它们在农户生产成本中的比例低。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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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内容来自dedecms

本文采用1996-2016年的数据，通过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对我国农业供给侧要素价格对水稻生产者价格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首先，劳动力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水稻生产者价格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其次，相比农业劳动力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水稻生产者价格的影响更大；最后，相比农业劳动力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水稻价格的影响周期更长，属于更为刚性的投入要素。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贯彻落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重视对农资价格的调控，同时也不应忽视劳动力价格的作用。农资价格和农业劳动力价格在农业生产成本中占有很大比重。当前我国绝大多数水稻生产者仍是“小规模”传统农户，无论在上游“农业生产成本要素”市场，还是下游“农产品销售”市场，都处在相对劣势地位。在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相对稳定情况下，成本“地板”长期处于相对高位，使得农户赚取利润的空间狭小，短期财政补贴只能缓解农户一时压力，只有让高悬的“地板”回归“地面”才能让农户“轻装上阵”。

2.调控农资价格应重点关注生产者，采用“改善政策引导效果+提高农资生产效率”的政策。第一，应积极推进农资生产者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发挥“规模经济”作用，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对于农资生产效率高、规模效益好的生产者进行财政补贴、税费减免，落实供给侧改革，适时“去库存”。第二，把上游原材料价格尤其是能源价格的调控作为农资价格调控的重点，保障能源供给稳定外。第三，推进农资价格市场化改革，鼓励生产厂商参与农资竞价、谈判，鼓励以专业合作社等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农资统购单位，发挥其价格谈判优势，促进农资定价合理化、公开化。 copyright dedecms

3.调控劳动力价格，应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优势，提高单位劳动力使用效率。应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既要引导小规模农户提高专业化、集约化水平，又要注重扶持专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必然要求。通过推进水稻生产的集约化、市场化，实现生产者与水稻市场的“无缝对接”，通过“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各种主体的不断壮大，改变传统离散、小规模的生产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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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凯、潘焕学.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10）. copyright dedecms

[2]肖文兴、陶盈、彭应兵.我国农产品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消费者价格的相关性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2014（3）.

[3]肖皓、刘妹、杨翠红.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供给因素分析：基于成本传导能力的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4（6）.

[4]张大勇、任宪雨.我国农资产品价格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时间序列分解和VAR模型[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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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晓维、吴伟伟.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个来自于劳动力转移的解释[J].兰州学刊，2014（9）. 内容来自dedecms

[6]郑风田.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取向辨析——我国主粮价格前景展望[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