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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飙升的新时期，从出口国和目标国两端研究其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文章一方面利用实物期权理论构建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贸易中介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模型；另一方面，采用2000～2009年中国对23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海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仅验证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也分析了贸易中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外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均会对我国出口产生显着的抑制作用，且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更大；基于贸易方式和产品特征的分组检验进一步说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一般贸易和耐用品出口的冲击更大；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抑制出口的过程中，贸易中介既发挥了“缓冲器”的作用，有效缓解目标国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同时也扮演了“推动器”的角色，加剧了国内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阻碍作用。 dedecms.com

关键词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贸易中介 实物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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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总统选举等全球“黑天鹅”事件的频发，使“经济不确定性”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图1描述了2000～2017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的变化，该指数由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Steven J.Davis等人在1997年创立，追踪了媒体提及经济不确定性的频率。根据图1可知，EPU指数在9.11恐袭事件、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时期明显升高，且在2016年后由于一系列经济政治事件的发生达到历史最高峰。 dedecms.com

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必然影响全球贸易的发展（Constantinescu等，2017），中国亦不例外。如图2所示，我国出口由2000年的2492亿美元迅速增长为2016年的22200亿美元，并跃居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是在此过程中，无论是2001年的恐袭事件，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均导致我国的出口增长率大幅回落，这充分暴露出我国出口增长的不稳定性。这种高增长、高降落的出口模式显然不利于我国出口乃至整个经济的平稳发展。基于此，学者们开始研究外部经济冲击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并对我国出口的关注从“增长数量”转向“增长质量”（施炳展，2010；钱学锋和熊平，2010）。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飙升的新时期，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如何实现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已成为我国“十三五”期间面临的重要问题。 织梦好，好织梦

尽管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一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早有学者涉及（Ghironi和Meltiz，2005），但2008年的“贸易大崩溃”给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事实依据。诸多学者以此为背景，不仅从需求和供给层面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进行理论解释（Eaton等，2016；Bems等，2013），而且采用多种测算方法对这种影响进行量化分析（Bloom，2009；Taglioni和Zavaeka，2013；Novy和Taylor，2014）。但是，现有研究至少存在三方面可以改进的空间。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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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度量方面，正如Taglioni和Zavacka（2013）所指出的，现有文献多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局限于汇率波动，并单纯从汇率角度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一国贸易的影响（Greenaway等，2010），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做法，会导致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Baum等，2004）。为此，国内外学者不断对此进行改进与完善。例如，Gfier和Smallwood（2007）将经济不确定性区分为收入不确定性和汇率不确定性，分别研究二者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差异性影响；Bloom（2014）将GDP增长率的波动作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而本文在度量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时，一方面，参照Taglioni和Zavacka（2013）的做法，采用股票市场的波动对一国经济的不确定性进行衡量，同时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 Index）进行稳健性检验；另一方面，将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纳入考察范围，从出口国和目标国两端比较和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差异性。

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出口的机制方面，现有研究认为不确定性会通过价格、收入等方式作用于出口（陈斌开等，2010），属于出口企业面对经济不确定性的一种被动反应。但是本文认为，在面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时，企业不只是被动适应，更会主动调整。这是因为，根据实物期权理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减少或者放弃现阶段的出口量，主动选择下一阶段的出口延迟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期权价值，而此期权价值的存在是企业进行出口行为选择的重要标准（Dixit，1989；Dixit和Pindyck，1994）。基于此，本文首次尝试利用实物期权理论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实物期权理论的应用不仅能强调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主动性，还能运用金融领域的期权定价方法对出口企业在不确定性下的“期权价值”进行量化分析，使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影响的定量研究成为可能。

在应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政策角度方面，国内外学者多从出口结构、二元边际等角度提出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政策建议（钱学锋和熊平，2010；黄先海等，2015；Taglioni和Zavacka，2013），而本文尝试从贸易中介这一全新的角度给出答案。这是因为，近年来贸易中介作为一种有别于直接出口企业的存在，在一国出口中的重要作用已被众多学者所证实（Bernard等，2014；Crozet等，2013；Abel-Koch，2013）。Ahn等（2011）、Tang和Zhang（2013）采用中国出口数据研究发现，贸易中介出M一直占据我国总出M的20％以上，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力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贸易中介作为旨在连接国内供给商和国外消费者的中间机构，对出口行为具有较高的熟识度和更完善的销售网络，其能否有效应对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双重冲击，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能够为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稳定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对此做过任何尝试与检验。 本文来自织梦

据此，本文围绕两个问题进行分析：一是国内外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是否会对我国出口产生抑制性作用；二是贸易中介在其中是发挥“缓冲器”还是“推进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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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模型和基本假说

本文假定在一国市场中只存在一家出口企业。在出口中，该企业需支付不可逆的进入成本I，且企业出口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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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D（Q）（1）

其中，D（Q）衡量了排除市场波动后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Y则刻画了国内外市场的波动情况，即衡量企业出口所面临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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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Dixit和Pindyck（1994）的经典实物期权模型，本文假设Y服从标准几何布朗运动的变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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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aYdt+ψσMYdz（2） 本文来自织梦

其中，a是市场前景的漂移率；σM代表市场波动的方差，并由目标国市场波动（σi）和国内市场波动（σC）两部分组成；ψ＞0衡量了出口企业对市场波动的敏感度，本文认为该值与企业的出口贸易方式和出口产品等密切相关；dz是维纳过程的增量，其均值和方差分别为0和dt。式（2）表示国内外市场的现状已知，但未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且随时间t波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由于企业对国内市场较为熟悉，对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把控力较强，相同大小的国内市场波动给企业造成的不确定性程度要小于海外市场，故市场波动的方差如式（3）所示： 织梦好，好织梦

σM=σi+τC=σi+τσC+2ρiCσi（τσC）（3） 本文来自织梦

其中，σi和σC为目标国和国内市场波动的方差，τ＜1衡量企业对国内市场波动的控制，ρiC为目标国和国内市场波动的相关系数。基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本文假设0＜ρiC＜1。 dedecms.com

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出口选择如同持有一个延迟期权，赋予其在未来某一时间出口的权利。如果未来国内外市场情况较好，企业会执行期权，进行出口；但是如果未来市场情况变差，企业会放弃期权，即减少或放弃现阶段的出口。由此可见，企业出口选择的价值可视为市场波动Y的函数，企业目标为出口选择价值的最大化，即：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F（Y）=maxE[（V（Y）-I）e-rT]（4） 内容来自dedecms

其中，E（·）为期望算子，V（Y）-I为企业在t时期的出口净收益，r为贴现率。本文假设a＜r，否则T越大，F（Y）越大，企业会无限期延迟出口，式（4）不存在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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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物期权理论，为准确衡量企业的出口选择，需要找出企业进行出口的临界条件Y*，当市场条件Y≥Y*时，企业出口的价值不小于持有期权的价值，则企业执行期权，开始出口。据此，本文参照Dixit和Pindyck（1994）的方法，采用或有权益分析法（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将企业持有的期权价值与某种资产组合对冲，以保证企业可以获得市场无风险利率。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构建一个包括一单位延迟期权（F）多头和n=F′（V）单位出口资产（V）空头的组合。在时间t+dt中，组合持有者一方面可获得该组合的价值增值，其中包含延迟期权的价值增值（dF）和出口资产的价值增值（ndV），即dF-ndV；另一方面，企业持有每单位出口资产空头还必须支付给多头一定的利息，即δVdt，其中δ=r-a为企业持有延迟期权的机会成本。故在时间t+dt内，持有该组合的总收益为dF-ndV-nδVdt。根据伊藤引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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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3：相较于一般贸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加工贸易的冲击力较大。

此外，耐用品一般为使用时间较长、生产价格较高的产品，出口该类产品的企业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与此相对比，非耐用品多为一次性消费的商品，产品价格低，消费者可以经常、反复性购买，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该类产品企业的冲击较小，即ψndt＜ψdt，基于此，得出本文的假说4。 dedecms.com

假说4：相较于非耐用品出口，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耐用品出口的冲击力较大。

在贸易中介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调节作用方面，本文认为一方面，由于贸易中介对海外市场较为熟悉，对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掌握程度较高，即σi，inter＜σi，故基于较为健全的营销网络等，贸易中介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延迟期权价值较小，所以在面临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贸易中介的延迟倾向较弱，经济不确定性对其冲击较小；但是另一方面，针对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贸易中介的优势无法显现，所以无法确定贸易中界面对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表现，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说5。

假说5：贸易中介有助于缓解目标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一国出口的抑制作用。 本文来自织梦

三、数据整理与典型化事实描述

1.数据整理

一方面，采用2000～2009年中国出口海关数据库作为本文的观测样本来源。这是因为，其一，该样本期涵盖了两次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升高（2001年和2008年前后），足以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情况；其二，该数据库记载了每一年中国所有出口交易的情况，囊括了出口企业名称、企业所有权类型、目标国、出口产品种类、出口金额等相关信息。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先后于1996年、2002年、2007年对部分产品编码进行更新，因此为保证产品编码的一致性，本文将各年的出口产品编码统一调整为HS1992。 dedecms.com

另一方面，根据国家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3个主要贸易国家（地区）作为目标国，其中包括7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8个欧洲国家（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法国、瑞士、希腊、英国和荷兰）、3个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巴西和智利）、3个北美洲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2个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2000～2009年间，这23个国家在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高达73％～82％，彰显出其在我国出口中的代表性。据此，本文获得时间一产品-目标国三维数据663831个。

2.典型化事实

（1）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 copyright dedecms

参照最新研究文献，本文一方面采用一国股票市场的年波动率衡量其经济不确定性程度（Taglioni和Zavacka，2013；Novy和Taylor，2014）（见图3）；另一方面采用EPU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图3可以看出，在中国国内经济不确定性方面，2000～2007年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率一直保持在20％左右，但是2007年和2008年两年的波动率突然分别上升至38％和45％，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受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不确定性明显提高；2009年股票波动率又重新下降到30％以下，这说明国内经济在经历冲击后走向平稳。

在目标国的经济不确定性方面，大多数国家在2000～2009年间的不同时期经历了股票波动率的明显上升：一是2000年前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程度迅速提高；二是9.11事件及其后期全球反恐升级使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面临经济衰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在此期间呈现出上升趋势；三是2008年前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是各国不确定性增大的重要原因，在此期间各国股票波动率升高，预示着较高的经济不确定性程度。 copyright dedecms

（2）中国对目标国的出口变化

图4分别列示了2000～2009年间中国的整体出口额和对上述23个目标国的分国别出口额。在样本期间，中国对世界的出口额呈现突飞猛进的增长态势，由2000年的2428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8年的13380亿美元，增幅高达450％，占全球出口比重的11.8％。但是，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额由2008年的13380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1167亿美元。中国对23个目标国的出口与总体情况相类似，即在2000～2008年也经历了较大增幅，但是这一增长趋势被2008年的经济危机打断，中国对各国的出口在2009年均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下降态势。其中，对瑞士和阿根廷的下降幅度最大，均为-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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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贸易中介在中国出口中的角色

本文参照Taglioni和Zavacka（2013）的做法，采用占比法衡量一国出口的组成结构，并在时间-产品-目标国维度上计算贸易中介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以此衡量贸易中介在该种组合出口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采用Ahn等（2011）的方法，利用中国出口海关数据库的企业名称区分贸易中介和直接出口企业。具体来说，当企业名称中含有“贸易”“进出口”“经贸”“科贸”“外贸”等字眼时，该企业归类为贸易中介，否则为直接出口企业。 内容来自dedecms

基于此，本文得出在时间-产品-目标国维度下，我国贸易中介出口占比的核密度情况，如图5所示。根据图5可知，贸易中介在我国出口中的作用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其中贸易中介出口占比为0的样本高达28.9％，而贸易中介出口占比大于90％的样本占据了15.3％，贸易中介出口占比的这种“U型”分布可能源于其出口的特殊性。具体来说，尽管贸易中介能帮助企业将产品出口到难以进入的市场，但中介费用的支付使企业面临较大的可变成本（Bernard等，2010；Akerman，2014），所以当某种产品-目标国组合容易出口时，绝大多数企业不会借助贸易中介进行间接出口，导致贸易中介出口占比为0的企业比重较高；当某种产品-目标国组合较难出口时，大多数企业会由于能力有限而选择借助贸易中介进行间接出口，使贸易中介出口占比达到90％以上的企业比重也较高。 dedecms.com

为了进一步分析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以及贸易中介在其中的作用，图6[1]分别刻画了贸易中介出口占比在不同水平下，目标国和国内经济不确定性与我国出口之间的关系。其一，不管是左图还是右图，经济不确定性与我国出口之间的直线斜率均为负，这意味着两者之间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换言之，目标国和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提高均会对我国出口产生抑制性作用；其二，从左图可以看出，随着贸易中介占比由10％上升至70％，直线的倾斜度在不断降低，这说明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负向作用在逐步减弱，即贸易中介出口占比的增加缓解了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其三，与左图相反，在右图中，随着贸易中介出口占比的提升，直线的倾斜度不断增大，这意味着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负向作用在不断加重，即贸易中介出口占比的增加加剧了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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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的统计性分析可以初步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均会对我国出口产生抑制作用。在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冲击中，贸易中介能够发挥“缓冲器”的稳定作用；但是，在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冲击中，贸易中介却成为导致出口不稳定的“推动器”。对此，下文将采取更为科学严谨的实证分析对上述结论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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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抑制我国出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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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量选取和模型设计 织梦好，好织梦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lnValuepit）代表中国在t年对i国出口产品p的金额的对数形式（单位：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国出口海关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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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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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国和国内经济不确定性（Unceri，t-1和UncerC，t-1）分别采用目标国和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率进行衡量。为解决经济不确定性与我国出口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考虑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影响的延迟性，本文将滞后一期变量引入模型，数据来源于YAHOO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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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copyright dedecms

参照引力模型，本文将影响中国出口额的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1）目标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lnGDPit和lnGDPCt），以2005年不变价格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出口可变成本（lnVarcostit），将中国与目标国的地理距离与布伦特（Brent）原油价格的乘积作为中国出口成本的衡量变量，两国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3）双边实际汇率（RERit），借鉴Berman等（2012）等经典文献，本文将双边实际汇率的表达式定义为：RERiCt=ERiCt（CPIiCt/CPICt），其中，ERiCt为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名义汇率，数据来源于PWT7.1（Penn World Table 7.1）；CPIiCt和CPICt分别为目标国市场i和中国在t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基于此，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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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本文在时间-产品-目标国三维维度下进行回归，建立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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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nValuepit代表中国对目标国i出口产品p的金额的对数；Unceri，t-1和UncerC，t-1分别为目标国i和中国在t-1期的经济不确定性程度；lnGDPit和lnGDPCt分别代表出口目标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RERiCt为双边实际汇率；lnVarcostit为出口的可变成本；vpi为产品-目标国固定效应，μt为时间固定效应，εpit为残差项。 dedecms.com

2.基准回归结果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为控制潜在的变量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本文对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均在产品-目标国层面上进行Cluster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同时，本文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 Index）代替股票市场波动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亦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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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不确定性的系数符号来看，不管是基准回归还是稳健性检验，目标国不确定性变量Unceri，t-1）和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变量（UncerC，t-1）的系数均显着为负，这意味着目标国和国内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均对我国出口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证实了本文的假说1。究其原因，一方面，目标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产品海外需求的不确定，在此情形下，鉴于“延迟期权价值”的存在，我国企业多会采取“等待和观察”策略，已出口企业会减少或暂停对该国的出口，潜在出口企业也会推迟对该国的出口计划，从而导致我国对目标国出口额的减少。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大会对国内出口企业的生产和运营造成冲击，具体表现为：国内经济的不稳定会造成实体经济的较大波动，严重影响国内出口企业的原材料购买、生产等；同时，国内经济的不稳定还会通过金融机构等虚拟经济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在国内经济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也会呈现较大变动，影响出口企业的资金状况，造成企业出口的资金成本呈现不确定性。正是基于这种原材料等生产成本和资金使用成本的不确定性，企业会减少或者放弃现阶段的出口计划，进而导致出口额减少。

从经济不确定性的系数大小来看，根据基准回归结果，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Unceri，t-1）的系数为-1.1638，而国内经济不确定性（UncerC，t-1）的系数仅为-0.3833，这说明目标国不确定性和国内不确定性每提高1％，中国出口额分别减少1.16％和0.38％。由此可知，目标国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国内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基于政策经济不确定性指标的稳健性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且这一结果与Taglioni和Zavacka（2013）的研究不谋而合。这主要是源于相较于国内经济不确定性，我国企业对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把控力较差、敏感度较强，导致企业在面对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时，更倾向于通过延迟出口来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导致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冲击更大，这证实了本文的假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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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变量来看，目标国和中国GDP的系数为正值，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有效，这意味着目标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即经济规模越大，中国对该目标国的出口就越多，这与引力模型预测的结果一致；双边实际汇率变量的系数显着为正，说明在直接标价法下，该变量值越大（人民币贬值）越会促进中国出口的增加；出口成本变量对中国出口的作用并不显着，这可能是因为在世界各国交通便利化和贸易便利化的双重“利好”下，距离成本对出口的抑制作用逐步削减。 copyright dedecms

3.分组检验结果 copyright dedecms

（1）基于贸易方式的分组检验 本文来自织梦

本文按照贸易方式将企业出口划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2]。根据表2可知，在一般贸易中，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1.2894）和国内经济不确定性（-0.6851）均能显着抑制我国出口，而且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的抑制作用更为剧烈；在加工贸易中，虽然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0.5418）对出口的抑制作用较为显着，但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彰显。究其原因，加工贸易是指对原材料等进行轻加工或装配业务，在经济中的参与度较低，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敏感度较弱，故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基于延迟期权价值放弃出口的积极性不够，致使其出口受目标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小于一般贸易，而且在遭受国内经济不确定性时，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有可能会更加青睐海外市场，加大出口力度，从而导致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对加工贸易的抑制作用并不显着，这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说3。 内容来自dedecms

（2）基于产品特征的分组检验

已有研究认为，耐用品出口是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冲击的主要作用渠道（Taglioni和Zavaeka，2013）。基于此，本文按Kroszner等（2007）的标准将出口产品划分为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两类，并验证经济不确定性在其中的差异性影响，结果亦见表2。在两类产品出口中，目标国和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系数皆显着为负，这意味着不管是耐用品还是非耐用品，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均会使企业延缓现阶段出口，导致出口额降低，这与前面的分析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对非耐用品出口的抑制作用（-1.1471和-0.3156）相比，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耐用品出口的抑制作用（-1.2035和-0.5040）更大，这不仅与Novy和Taylor（2014）的研究结论相吻合，而且也说明：一方面，耐用品的消费周期较长，销售价格较高，在经济波动较大时其需求量和供给量会遭受更大的冲击，故其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敏感度较大，导致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力度较大；但是另一方面，在非耐用品中，相当一部分为使用时间较短的日用必需品（如食品等），其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较小，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敏感度较小，导致其出口受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也较小，这与本文假说4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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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贸易中介是推动器还是缓冲器?

前文验证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在全球不确定性飙升的大背景下，如何缓解这种抑制作用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尝试从贸易中介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在实证模型中加入贸易中介及其与不确定性的交互项来研究贸易中介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抑制我国出口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调节作用。基于此，本部分的实证模型如式（20）所示：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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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nterpit代表贸易中介占比，采用每个产品-目标国-时间维度下贸易中介出口的金额占比进行衡量，该值越大，意味着在该种组合出口中贸易中介的作用越为突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出口海关数据库；Interpit×Unceri，t-1和Interpit×UncerC，t-1为贸易中介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用以分析贸易中介在目标国和国内经济不确定性中的调节作用。参照前文，本部分利用固定效应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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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出口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Unceri，t-1）和中国国内经济不确定性（UncerC，t-1）的系数依然显着为负，这意味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抑制我国出口的增加，且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1.1127）明显高于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0.2820），这与前文的结果一致。

其次，从贸易中介占比变量（Interpit）来看，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着。这说明在产品-目标国组合中，贸易中介出口的占比越高，该组合的出口额越少。对此我们的解释是，根据Ahn等（2011）、Felbermayr和Jung（2011）等学者的研究，贸易中介作为专业的经济代理人，具有强于其他企业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分销技术，所以在越是难以进入的市场（如需求规模较小、贸易保护较多等），企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的可能性就越大（Akerman，2014）。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认为贸易中介占比越高的产品一目标国组合意味着出口的难度越大，则该组合的总出口额越小。 内容来自dedecms

再次，从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与贸易中介占比的交互项（Unceri，t-1×Interpit）来看，该变量系数显着为正，表明贸易中介发挥了“缓冲器”的作用，弱化了海外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证实了本文的假说5。究其原因，一方面，贸易中介对出口业务的专业性和对海外市场需求的高熟识度，能够较大地吸收和化解目标国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从而使贸易中介占比较高的产品一目标国出口受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减弱；另一方面，贸易中介可以利用其出口产品种类较多的特点灵活调整其产品种类以应对外部冲击。具体来说，我国参与出口贸易的企业根据出H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制造企业，该类企业集生产、国内销售与海外销售为一体，往往倾向于拥有一条或少数几条核心的产品生产线，故其出口产品种类较少；二是贸易中介，作为承接各类生产制造企业出口业务的经济代理人，贸易中介成为联系产品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纽带，仅参与产品的跨国分销而非生产，故其倾向于进行种类更多、跨度更广的产品出口。通过对2000～2009年出口企业数据进行整理发现，我国贸易中介平均出口产品种类数为17种，而直接出口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仅为4种。因此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贸易中介可以针对每种产品需求受冲击程度的不同，灵活转变出口的产品种类，使总出口额遭受更小的冲击。与贸易中介对比，直接出口企业由于生产过程的专一性和专业性使其出口产品类别较为单一和相似，所以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该类企业缺乏调整的灵活性。

最后，从我国国内经济不确定性与贸易中介占比的交互项来看，该变量系数显着为负，表明贸易中介扮演了“推动器”的角色，加剧了国内不确定性对出口的抑制作用。换言之，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不仅会对从事生产的出口企业造成冲击，还会以更强的力度对贸易中介的出口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当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来自国内时，贸易中介对海外熟识度较高的优势得不到有效发挥。同时，基于较低的出口贸易成本，贸易中介在面对国内经济、信贷条件等变化时，能迅速调整自身的出口策略（Bernard等，2014），致使贸易中介占比较高的产品-目标国出口遭受国内不确定性的较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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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出口贸易方式和产品特征再次进行分组检验，结果亦见表3。在出口贸易方式分组中，出口目标国的经济不确定性能够抑制中国一般贸易（-1.3134）和加工贸易（-0.5811）的出口额，而我国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升高虽能抑制一般贸易出口（-0.5172），但对加工贸易的影响却不显着；不管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贸易中介占比与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均显着为正，与国内经济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显着为负，这意味着贸易中介能有效缓解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的抑制，却恶化了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的抑制，这与全样本结果一致。在产品特征分组中，不管是耐用品（-1.2104和-0.4240）还是非耐用品（-1.0517和-0.1979），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均能抑制国内出口的增加，且贸易中介一方面能够缓解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冲击，另一方面却加重了国内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冲击，这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仍然一致。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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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2000～2009年中国出口海关数据，首次从实物期权理论的视角构建国内外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贸易中介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框架，并利用统计方法和实证方法不仅验证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而且分析了贸易中介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一方面，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均会对我国出口产生显着的抑制作用，且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更大；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会对其产生显着的抑制作用，但是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对加工贸易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基于出口产品特征的检验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耐用品的影响冲击大于非耐用品。另一方面，贸易中介出口占比的增加能够有效缓解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但却显着加剧了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性；基于出口贸易方式和出口产品特征的分组检验亦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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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经济新常态下，面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程度的不断攀升，我国要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出口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规避不良影响的多样化方式。其一，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建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风险防控机制和应对机制。本文的理论模型认为，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升高时，企业会基于不确定性带来的延迟价值的增加而减少或者放弃出口。据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可以通过提供套期保值的金融创新工具、保险业务等，降低企业在出口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保障企业更加安全地出口。其二，根据贸易方式和产品特征面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不同反应，制定有差别的应对策略。例如，与其他产品相比，耐用消费品受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更大，因此在未来市场不确定性飙升的环境中，企业可以有控制地降低耐用品的出口比重，缓解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的冲击。其三，灵活利用贸易中介在不确定性中的调节作用。贸易中介基于对海外环境较高的熟识度，可以发挥“缓冲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性；但是另一方面，在面对国内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时，贸易中介又会扮演“推动器”的角色。因此，贸易中介的两面性要求出口企业必须厘清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适时运用贸易中介的占比来积极“熨平”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冲击，保障我国出口平稳地度过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飙升的新时期。 dedecms.com

参考文献 dedecms.com

[1]陈斌开，万晓莉，傅雄广.人民币汇率、出口品价格与中国出口竞争力——基于产品层面数据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0（12）：30-42. copyright dedecms

[2]黄先海，蔡婉婷，宋华盛.金融危机与出口质量变动：口红效应还是倒逼提升[J].国际贸易问题，2015（10）：9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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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学锋，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J].经济研究，2010（11）：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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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炳展.中国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J]，经济学（季刊），2010（4）：1311-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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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6中的纵轴为中国出口额的对数值，单位为美元。

[2]值得注意的是，表2贸易方式的分组检验中，采用一般贸易出口的组合样本有631696个，采用加工贸易出口的组合数有311362个。二者的样本量加总大于总样本量，这是因为存在部分产品-目标国组合既采用一般贸易方式叉采用加工贸易方式讲行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