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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投资模式由消费拉动到投资驱动的转变。本文通过对投资模式发生变动的原因及引发了过度竞争、过度投资与投资效率下降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针对投资模式转变引发的问题，深化供给侧改革、调整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是当前的必行之策。

关键词：投资模式 消费拉动 投资驱动 投资效率 内容来自dedecms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9.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研究表明，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投入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也与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率低下有很大关系。因此，探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投资模式的变动及其影响具有很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模式的变动

对一个工业部门占GDP比重处于较高水平的国家来说，工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一般都会受到需求方面的限制。然而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中国，与之相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劲的消费需求反而推动了中国工业部门的继续发展，导致中国资本深化过程的加速（即消费拉动的投资）。改革开放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居民快速增长的收入引发了一场消费革命，对大众工业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迅猛增加。这种急剧扩张的需求促进了工业部门的发展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工业部门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又增加了居民收入，从而扩大了需求。这样，需求、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便出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投资主要是靠需求拉动的（Die Lo，2011）。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浪潮的兴起，中国传统的平等主义分配模式逐渐瓦解（以1998年左右中国的下岗潮为标志），中国由需求拉动的投资模式也随之解体。随后的分税制改革、金融自由化等政策导致了中国在90年代中期之后经历了一个快速的资本深化的过程，ICOR（增量资本产出比）出现了快速的上升。这个时期，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符合“生产投资品以生产投资品”的模式，此时中国的投资模式是由投资驱动的。

如果中国确实发生了投资模式由消费拉动到投资驱动的转变，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以下现象：1、平等主义分配方式瓦解宣告了需求拉动模式也随之结束，需求的重建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应当存在国内消费需求低迷的情况；2、新的投资模式从建立到发挥作用需要一段时间，因此短期内也应当存在投资需求的下滑；3、投资和需求的萎缩意味着国内的经济增长将出现一个低谷；4、投资驱动的投资这一模式中，好的投资机会是有限的，如果创新力度不足，那么很容易出现过度投资和投资效率下降的情况。图1是我国投资、消费和GDP增长率的变动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到，我们所预期的1、2、3、情况确实发生了，90年代中期之后的几年内，我国的投资、消费、增长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此外，从后续的分析得知，国内也确实出现了过度投资以及投资效率下降的情况。因此，从直观上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90年代中期中国确实出现了投资模式由消费拉动到投资驱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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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投资模式变动的原因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投资模式发生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收入分配模式的变革、为了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所进行的分税制改革、国内掀起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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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分配模式的变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国内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逐渐向现代企业转变；小型国有企业也开始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转型，地方政府摒弃了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国有企业对工人工作保障的责任，引发了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下岗潮。下岗潮的发生使得我国的收入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动，平等主义的分配模式逐渐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失业率迅速上涨，消费扩张逐渐陷入停滞，需求拉动投资的基础不复存在，一种新的投资模式——投资驱动的投资模式开始逐步形成。 织梦好，好织梦

当然，中国收入分配模式的转变具有很大的历史必然性，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经之路。这次的下岗潮揭露了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客观现实，其历史根源在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如果没有下岗潮这个过程，国有企业就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配置也无法实现。下岗分流虽然给部分职工带来了困难，但从根本上说，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分税制改革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税权上收、责任下放”，大幅提高了中央财政的税收，增加了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政分权改革之前，地方政府收支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割裂，地方政府并不享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自然不会关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财政分权改革以后，两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得以规范化，中央政府把更多的事权下放给地方，地方政府需要以自有财力完成中央政府交给的任务。这样，地方政府成为了拥有独立经济利益的政治组织，需要自行支配财政收入并承担财政支出的责任。然而，由于缺乏税收自主权，地方政府无法通过调整税负来吸引税源、增加税收，只能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来扩大税基。由于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仅考虑一个地区的税负水平，更注重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这样，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增加税源，地方政府纷纷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改善投资环境（雷辉，2009）。因此，在严峻的财政压力下，财政分权不仅没有降低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反而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推动了投资的扩张，使得投资推动的投资模式具有了现实基础。

（三）金融自由化

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金融抑制阻碍了国内资金的自由融通和合理配置，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金融自由化改革。金融自由化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同时，也引发了金融脆弱性、产业空心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在90年代后期已经初现端倪，并在21世纪以后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外需大幅下滑，订单大幅减少，加上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外商的不断压价，中国传统制造业利润逐渐降低，对资本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此外，由于中国金融系统的不健全，在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很多投资涌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张学勇，2011）。可见，金融自由化改变了企业的投融资结构，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激励，进而影响了中国总体的投资模式。

然而，房地产行业的高涨、股票市场的火热说明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不是高投资而是高投机，这些投机活动挤出了生产性投资，导致了中国投资模式出现渐进性的转变，资本从实体经济溢出，导致了产业“空心化”。根据Dic Lo等人（2013）的观点，金融自由化除了会导致资本从实体经济溢出之外，还会严重降低资本的生产效率，在资本的配置效率的提升空间乏善可陈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导致中国总体投资效率的下降（Dic Lo，2013）。 dedecms.com

三、中国投资模式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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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投资模式的变动对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产生了较大影响。首先，国内资本配置效率提升缺乏动态的改进机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可能会引发过度的资本深化，导致投资的无效率；其次，国内投资有着古典竞争的特征，容易引起过度投资、过度进入与投资效率的下降；最后，当前投资模式下，科教文卫投入不足，经济增长后继乏力。 内容来自dedecms

（一）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趋缓 copyright dedecm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种增量式的改革，这种改革是通过在边际上矫正被扭曲的资源配置来推动产出增长的。在“增量式改革”的初始阶段，经济增长的特征是资本生产率的显着提高，这是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必然结果。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由资源重新配置所产生的静态收益增量来解释。然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静态配置效率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渐下降。也就是说，由资源的重新配置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其效果是一次性的，一旦缺乏持续的和动态的改进机制，资本的积累便成了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唯一方式，而这必然伴随着资本的快速深化。根据张军（2002）的分析，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90年代中期左右趋于结束，中国投资模式在该时期也开始逐渐的转变，资本深化的过程得到加速。

（二）古典竞争、过度进入与投资效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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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乡镇企业向工业部门的进入基本遵循了“古典竞争”的特征。在这种竞争模式下，面临新的市场机会，大量的模仿者纷纷进入，价格和利润随之下降，直至市场饱和、利润趋零，出现均衡。这种“古典竞争”很容易引起过度进人和过度投资，导致资本密度增加，效率降低。因此，中国快速增加的资本密度并不是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引起的，而是乡镇企业部门过度投资、过度进入的产物。根据张军（2003）等人的分析，受厂商对市场结构预期的影响，在转轨时期，过度进入是一个纳什均衡，它反映了单个潜在厂商对迅速占领一个新兴市场的理性反应。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过多成活率不高的厂商进入新的市场，并进行过度竞争、导致过度投资，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90年代中期，投资模式的变动，包括由此带来的投资效率的下降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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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教文卫投资减少，增长后继乏力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增加财政收入、获取政绩的压力使得地方政府有干预本地投资的强烈动机，尤其会表现出重基础设施投资、轻科教文卫投资的特征。一方面，在现有的税收结构下，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建筑业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等税收收入。因此，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般会倾向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忽视了短期内没有收益的科教文卫投资。另一方面，在唯GDP论的官员晋升体制下，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以加速资本积累、扩大招商引资规模，推动地方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地方官员可以实现陕速的晋升；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也可以彰显官员的政绩。因此，在进行公共投资选择时，地方政府更有动力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而缺乏对科教文卫投资的激励。这种“重基础设施、轻科教文卫”的公共投资结构会导致社会发展软实力与硬件条件的不匹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后劲。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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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为：（1）由于收入分配方式的转变、分税制改革、金融自由化等原因，中国的投资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由消费拉动向投资驱动的转变。（2）投资模式的转变引发了投资领域的古典竞争，导致过度进入与投资效率的降低，也使得教育投入增长缓慢，增长后继乏力。（3）投资是拉动中国增长的最重要的“马车”，在投资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放缓，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重要原因。 内容来自dedecms

针对当前我国投资模式转变所产生的这些问题，我国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地深化供给侧改革；合理地调整投资结构，促进投资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的合理性；加大科教文卫投入，增加经济增长的后劲。总之，我们需要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提升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本文来自织梦

参考文献： 本文来自织梦

[1]张军.改革以来中国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一些发现及解释[J].世界经济文汇，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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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平，张晓晶.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投资——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3（4）.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雷辉.改革以来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效率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4]张学勇，何娇.扩张投资、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基于金融危机前后的对比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