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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的西端交汇地带，也一向被视为美国战略的核心地带。美国新任总统上任一周即签署了首先从7个中东国家开始实施的移民政令（被称为“穆斯林禁令”），联系到特朗普在竞选中严厉批评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及其在中东政策上的竞选新主张，中东地区面临新的变局，政治风险再度骤升。我国早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中东最重要商业伙伴，对中东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加。深入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中东地区直接投资的战略意义及面临的政治风险，并及早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之策，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和我国对外投资权益保障都有重要意义。 内容来自dedecms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加大对中东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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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世纪以来“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对中东直接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且投资行业分布十分广泛，涉及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筑、纺织、交通和电力等众多领域（表1、图1）。以2015年为例，中国对中东地区直接投资额流量和存量分别高达249887万美元、1911217万美元，12年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5.87％和34.6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1亿美元以上的54个国家（地区）中，属于中东地区的就有科威特、以色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等7个。 copyright dedecms

“一带一路”建设愿景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成了世界经济新亮点。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高达145.3亿美元。中东地区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欧、亚、非三大陆的连接带，更是今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在“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中。中东国家超过了四分之一。自2014年以来，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同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对接（吴毅宏，2015）。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1月访问埃及等中东国家时，明确阐释了中国对促进中东和平与发展的政策主张。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五大新理念。目前，中国已同8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合作关系，是诸大国中唯一与所有中东国家均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田文林，2016）。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对中东直接投资除了地缘政治和外交战略意义之外，经济战略意义更是不容低估，尤其是在能源安全、贸易投资与产业调整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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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东是我国保障国内能源和资源安全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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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原油对外依赖度由当年的6％持续上升，到2015年首次突破了60％。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原油进口量攀升至3.81亿吨，年增长13.6％，为2010年以来最大年增幅，自2016年12月起更是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原油对外依赖度已超过65％。中东地区历来在世界石油供应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世界各大经济体都是中东石油的主要消费国，我国也不例外。2014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1.48亿吨，占原油进口总量的48％。2015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数量达约1.70亿吨、占比升至51.6％；在原油进口国家排名前10位中，中东国家就占了6个，我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石油进口最大国家（图2） （赵雅婧、王有鑫，2016）。预计到2030年，中国石油消费需求将达到6.8亿吨的峰值，石油对外依存度将升至70.6％，对中东石油依赖日趋上升（刘雪、吴宇，2016）。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中东地区依旧是我国保障国内能源和资源安全的重点区域（席桂桂、陈水胜，2016）。

（二）中东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海外投资潜在地区 dedecms.com

中国与中东地区经贸合作互补性强，贸易迅速增长的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机会。过去十年间，中国与中东地区贸易增长了6倍，已成为中东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2014年以来，卡塔尔、阿联酋先后设立了人民币结算中心，大大提高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双边贸易往来的便利度。2015年底，由中国发起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埃及、伊朗、约旦、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色列等10个中东国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2016年初，中国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了2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将联合投资中东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等领域。这些措施都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实现互利共赢合作、在中东国家更大范围、更强力度投资提供了重要基础（席桂桂、陈水胜，2016）。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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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中东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及中东地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本文来自织梦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制造业的国内成本不断上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是必然趋势。相比之下，中东地区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问题，对轻工、电子类工业制成品需求旺盛，与我国经济结构呈强互补性。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已有一大批中国制造业正在“走出去”、向作为产业承接阶梯的中东地区转移，并通过这些地区向广大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扩散。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时承诺中东提供550亿美元的贷款，将联合阿拉伯国家共同实施产能对接行动，以促进中东工业化进程。这其中，包括设立150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用于中国同中东阿拉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向中东国家提供100亿美元商业性贷款，支持与中东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因此，中国对中东地区扩大直接投资，既可优化我国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也有利于中东地区国家产业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为中东国家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支持（田文林，2016）。 copyright dedecms

二、当前中东地区的主要政治风险及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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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政治风险，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是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约束的可能性（霍杰茨，2006）。换言之，由于东道国政府政治或政策变动或不稳定性，导致本国投资利益变动的不确定性，即是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战争或动乱、恐怖主义袭击、国有化等等。随着伊朗核问题的紧张局面暂时缓解，当前中东形势最大的政治风险无疑是由ISIS持续扩张、叙利亚内战、伊拉克动荡三大危机叠加所导致的恐怖主义肆虐、宗教极端主义蔓延、政治版图重构以及难民问题泛滥等等。这些政治风险的多重叠加也引发域内外国家的复杂地缘政治分歧不断深化和动态博弈（刘中民，2015；张伟鹏，2016）。可以说，中东地区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度极高的敏感地区。其中，战争或动乱风险、恐怖主义已成为当前中国在中东地区投资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 织梦好，好织梦

（一）战争与动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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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族、宗教、社会等矛盾，政局极不稳定。其中，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矛盾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不断蔓延使部分国家主权受到严重挑战；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等国内部冲突不断加剧，伊朗国内保守派和改革派矛盾和冲突在不断升级，叙利亚危机外溢效应已深刻地影响到美-俄-中三个大国问关系；中东难民问题对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等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形成冲击，埃及经历数年动荡后经济发展堪忧，各类军事与政治问题复杂交织，这些都可统称为战争或内乱风险（席桂桂、陈水胜，2016；赵雅婧、王有鑫，2016；吴思科，2015）。战争或内乱风险最常见的后果是造成国外投资项目遭受破坏、损失、被夺取或留置的风险。这一风险带有突发性特点，其所带来的破坏会涉及到所在区域的多家甚至全部企业，且被卷入企业因为战事所蒙受的经济损失通常都无法得到补偿。中国企业在中东已经深受这种战争与动乱风险的影响。如2010年5月中石油收购叙利亚油气开发公司35％股权，但由于叙利亚局势动荡，中国石油企业被迫撤离叙利亚，当地项目完全搁置。再如，中国企业投资用于苏丹和南苏丹边境地区油田开发的金额达200亿美元，不料2011年7月苏丹南北分裂，南北苏丹矛盾和战火不断，石油生产陷入停顿，中国石油企业蒙受巨大损失。2015年以来，也门危机持续升温，政局失控，中石化在也门项目基本停滞（田文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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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恐怖主义袭击 内容来自dedecms

20世纪9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在全球盛行，不仅破坏着企业的正常运营环境，而且直接威胁到各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展国际营销的企业人员和机构安全。近年来，以中资企业、华人为袭击目标的恐怖事件逐渐上升。受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尤其是主张暴力行动的“圣战”萨拉菲组织势力增强，“伊斯兰国”活动范围不仅迅速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扩展至几乎整个中东地区，还进一步扩展到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带。根据极端组织IS发布的报告，该组织仅在2014年就策划实施了7681次恐怖袭击，包括615次汽车炸弹袭击、78次动用了自杀人弹，537次远程遥控引爆，野狼战术和血腥恐怖袭击直接威胁着到我国在中东工程项目和人员安全，影响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资权益保障（吴毅宏，2015；何思雨，2015）。 dedecms.com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应对中东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对中东国家与地区的政治风险评估与研究，建立健全中东政治风险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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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可控制性，科学地评估政治风险程度非常重要。国外一些著名评级机构如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PRS）、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s）、标准普尔信用评级集团（Standard and Poor’s Rating Group）和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等，都已发展起了成熟的国家风险评价方法，定期发布国别风险报告，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然而，由于国外机构提供服务收费昂贵，更重要的是我国在中东国家投资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承担着我国的“走出去”战略使命的国有企业，对政治风险有着与国外企业不同的特殊性，绝不能完全依赖国外机构提供的商业化、标准化的风险报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观智库等机构近年来也开始发布《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等年度报告，但其评价体系还略显粗略，时间滞后期也长，无法起到预警作用，远远不能满足企业投资决策需要。

因此，应充分借鉴国外评级机构经验，加强针对中东国家的国家风险体系研究，在密切关注和实时跟踪中东各国（地区）的基本信息、政治、经济、投资以及与我国的双边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起我国独有的中东地区政治风险评估体系，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风险预警，随时向在中东投资企业通报政治风险动态信息，指导企业对中东国家直接投资活动中规避政治风险。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鼓励涉外保险机构加强对中东地区投资保险业务，健全海外投资金融保险体系

投保政治风险是一种积极的预防性商业策略。企业在具有政治风险的国家投保，可以将风险转嫁给商业保险机构。海外投资保险主要包括禁止汇兑险、国有化或征用险、战乱险、营业中断险等，保险额度一般在投资额的90％以内。国外知名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有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北美保险公司、英国的出口信贷保证部等。在我国，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等国有涉外金融保险机构也相继开设了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如2011年利比亚发生战乱、迫使多家中国企业撤离，中国信保向受损企业累计赔款1.34亿美元。但是，从总体来看，当前我国海外保险业务中，贸易类业务占比过高、投资类业务过低。仍以中国信保为例，在2002～2014年期间海外投资承保总额仅占总承保额的9.52％（张冀、郭雪剑，2016）。2013年以来，中国信保积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64国累计承保金额达到3438亿美元，承保覆盖矿业、农业、制造业、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但中东业务并不多见。因此，应在鼓励我国在中东投资企业通过国际保险机构投保的同时，鼓励我国涉外金融、保险机构加大中东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力度。多方利用金融保险资源，健全海外金融保险体系。

（三）充分利用双边、多边投资协定，多层次保障对中东直接投资企业正当权益 织梦好，好织梦

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简称BIT）是缔约双方协调一致的政府间合作协议，具有技术性强、内容明确详细、互惠性强、投资风险防范性强等特点。目前我国已与大部分中东国家签订并生效了双边投资协定，但仍有4个国家尚未签订或生效（其中伊拉克、利比亚、毛里塔尼亚3国尚未签订，约旦已于2001年签字，但未生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伊拉克、约旦和利比亚三国投资均在波动中上升，截至2015年底存量投资额分别高达38812万美元、3255万美元、10577万美元；对毛里塔尼亚的投资存量则从2003年的182万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10583万美元。因此，我国应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尽快与上述中东三国展开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并及早缔约，为我国在这些国家投资提供法律保障。

除了双边投资协定之外，《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和《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两大国际公约，是避免或减少一国企业海外投资国家风险的重要途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通过承保非商业性风险来促进私人投资，承保的险种主要有货币汇兑险、征收或类似措施、东道国政府违约险、战争和内乱险、其他非商业性风险等。依据《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设立的“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是解决缔约国之间投资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的常设机构，以促进私人资本的国际流动。我国是上述两个公约的签署国，但是许多驻中东企业并不了解，更未充分享受这种国际机制，在发生争端时多选择息事宁人，吃哑巴亏。因此，建议加大对驻中东企业的国际公约宣传力度，加深驻中东企业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的认识，帮助企业熟悉和掌握多边投资保护机制的条件、程序和措施等，积极引导驻中东企业利用国际机制防范风险。

（四）鼓励民间商会等社会组织“走出去”到中东拓展，建立起适应中东文化的多元投资促进与社会服务机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东地区文化组成纷呈，民族、种族、社会与经济矛盾复杂，政治环境多变，对我国企业投资形成了挑战。企业“走出去”到中东国家进行投资，更需要民间商会等社会组织通过与各国民间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交流与合作，传播正面积极的外交理念和维护国际形象、消除国际负面舆论压力和各种猜疑，以扫除与中东国家潜在的合作障碍和政治风险。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总体尚处初级发展阶段。截至2014年，全国共有60.6万个社会组织（社团31.0万，民办非企业单位29.2万，基金会4117个），但国际或涉外组织类的社会组织仅为529个，占总数的0.08％（社团516个，占0.17％；民办非企业单位4个，占0.0014％；基金会9个，占0.22％），“走出去”到中东的社会组织呈现出数量少、活动浅层次低、影响力有限等特征（刘振国、罗军，2016）。我国民间商会等社会组织“走出去”，是顺应全球治理趋势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必然要求。因此，应考虑鼓励民间商会等社会组织“走出去”到中东地区，组织起一大批精通中东国家语言和文化、熟悉国际投资游戏规则和中东国家商业文化习俗、能够识别和评估中东地区特殊的政治风险并科学化解或减少政治风险的社会服务人才队伍，加强与驻中东的中资企业之间交流、与商务部驻中东外经商机构联系，构筑起在中东投资机构的风险信息共享与服务网络，及时传递与分享中东政治风险信息，提升对中东政治风险本土化应对能力，共同防范中东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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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2、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本文来自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