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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提出3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标志着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得到深入贯彻和落实，这对于推动国际和区域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存在基础薄弱、地域分散、规模较小以及质量不高等特征。中国共在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投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商务部统计数据，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两年的OFDI规模如图1所示：2014年对外投资流量达到136.6亿美元，2015年为189.3亿美元，增速为38.6％；从存量来看，2014年底为837.7亿美元，2015年底增加到1156.8亿美元，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也充分表明中国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战略得到了企业的广泛呼应和支持。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仍然偏小，特别是从流量来看，2015年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投资总和仍未超过200亿美元。作为世界上经济规模名列前茅的两大经济体和经济先发国家，美国和日本在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其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存在一些值得借鉴的教训。如何借鉴美日对外投资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话题。同时，美国、中国、日本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三国之间的对外投资活动一方面紧密联系，另一方面相互竞争，甚至此消彼长。深入了解美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及其对中国启示极为重要。 内容来自dedecms

一、美日对外投资的宏观背景与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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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日本在快速对外投资阶段具有一些共同的宏观背景与典型特征。这些宏观背景、共性特点是一国走出去实施对外投资必须具备的经济和产业基础。而典型特征则反映了两国不同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在对外投资规模、方式以及绩效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化特征。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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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对外投资的宏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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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扩张和美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先后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高位增长、80年代萎缩到90年代重新高速增长几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富裕，逐步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对外投资国。这一阶段，以资源行业、制造业为主。美国在南美、中东地区大力投资石油等资源性行业；在欧洲则大力投资制造业。80年代。美国制造业和资源行业对外投资纷纷下滑，但服务业投资逐步上升，但服务业对外投资总体规模仍然较小，导致8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有所收缩。90年代随着美国服务业的大发展，迎来了服务业走出去的高潮，服务业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对外投资主力，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再次迎来扩张高峰。

纵观美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历史，OFDI快速增长的背后具有深刻的宏观背景，主要可以从政府政策、产业结构、外贸环境和货币表现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分析。第一，政府政策：美国政府积极给予政策支持，为企业对外投资牵线搭桥。20世纪90年代，美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有效地促进了美国对拉美地区、亚太地区以及北美地区的投资。第二，产业结构升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发展开始出现转折并逐步萎缩，服务业迅速崛起。服务业扩张带来了美国90年代海外投资的加速发展，IT、网络等科技行业巨头成为推动美国走出去投资的主力军。第三，外贸环境：在强势美元背景下，美国出口贸易受到抑制，逆差逐步扩大，企业亟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生产能力，打破出口不畅的僵局。第四，货币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逐步确立了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随着美国IT等新经济的崛起，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美元强势升值，而美元作为国际投资的结算货币为美国企业跨国投资创造了天然的货币优势。

（二）日本对外投资的宏观背景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历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低消费的阶段后，日本于1989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投资国。综合来看，日本在经济起飞后的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矿产富庶国的对外投资，这一阶段的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解决日本国内生产资料不足的困境。到了70年代，日本开始在东南亚周边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进行以“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高能耗型”产业为主的对外投资，纺织、资源能源消耗大的行业成为走出去的主力。80年代开始，日本对外投资迅猛增长，开始同时向亚洲地区和欧美地区进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投资。自此，日本对外投资的全球战略格局基本形成。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对外投资趋于下降，从此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本文来自织梦

纵览日本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历史，背后同样具有深刻的宏观背景，仍从政府政策、产业结构、外贸环境和货币表现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分析。第一，政府政策：日本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产业振兴政策，实施金融、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产业升级与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日本政府积极与相关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议，为日本企业对外投资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此外，还通过建立行业协会等方式，积极为日本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第二，产业结构升级：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与能源密集向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转型的过程中，通过0FDI转移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与能源密集型行业。而随后的80年代，日本在向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转型过程中实现了产业的升级和转移。第三，外贸环境：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出口能力受到严重削弱，贸易摩擦日增，迫使企业走出去投资。第四，货币表现：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逐步进入升值通道，提高了日本企业在国际上的购买力，为日本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较好的货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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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日对外投资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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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日本对外投资也表现出各自的差异性特征。具体来看，美国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海外投资模式。美国政府只是在双边协议以及信息情报方面提供框架性的支持，而对海外投资的具体行业、具体区域并未作出详细的战略规划。海外投资更多的是由美国本土的企业主动实施的寻求海外扩张、追逐利润的投资行为，美国众多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是OFDI实施的主力。跨国并购成为美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模式。与美国不同，日本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国际协调型”海外投资战略，政府对海外投资行业选择及区域分布有一定的引导和规划。政府积极出台各种金融、税收以及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以激励企业走出去。日本企业对外扩张遵循着“雁行理论”，逐步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本国落后的产业，逐步升级本国产业，最终在本国形成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产业格局。 织梦好，好织梦

二、美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概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美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 本文来自织梦

从2013—2015年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来看（见表1），美国在捷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东中欧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比较大。在捷克和匈牙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头寸都将近60亿美元的规模，而在波兰则更是突破了百亿美元规模。为了获取石油等战略性资源，美国在传统的投资目的地中东地区，如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以及阿联酋等国的对外投资头寸规模较大，均在百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在阿联酋更是高达156亿美元。这些中东国家由于石油与矿产资源丰富，国内局势较为稳定，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海外投资的首选。而在另外一些局势动荡的中东国家（如伊拉克、黎巴嫩和叙利亚）则投资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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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一带一路”的亚洲沿线国家来看，美国在此区域投资力度很大，并且表现出增长的趋势。从表1可以看到，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OFDI头寸在这3年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些发展强劲的亚洲国家，成为美国跨国集团投资亚洲的首选地。其中印度和新加坡表现尤为抢眼，美国在这两国的OFDI头寸规模均在200亿美元以上，印度2015年更是高达283亿美元。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虽然投资规模不大，但是总体上也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相比而言，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和部分西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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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 dedecms.com

日本和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格局不太相同。由于身处亚洲的地缘优势，日本在东盟国家以及南亚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比重最大。尤其是在东盟十国中的新加坡投资额高达8000多亿日元（注：2016年的负值是由于金融保险业出现23580亿日元负值导致），而在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均在千亿日元以上规模，足见日本在东盟国家经营根基之深。另据2014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公布的第26次《关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开展海外事业的调查报告》，日本中期内投资前景看好的5个海外投资目的地，印度自调查开始以来首次跃居第一，而印度尼西亚则以1票之差位居第二，中国从2013年的第四升至第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人口大国，由于其巨大的市场潜力被日本跨国投资企业普遍看好。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与美国在中东欧地区投资较多不同，日本在波兰、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投资规模都非常小。说明日本在这一带仍未显现出影响力。在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日本除了在沙特阿拉伯海外投资规模比较大之外，在阿曼、卡塔尔以及约旦等国投资规模都很小。另外，与南亚和东盟十国相比，日本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国以及西亚部分国家投资都很小。而中国与中亚等国具有较好的地缘优势，有望开展更深更广的投资合作。

三、美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来自织梦

（一）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表1的数据表明，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总体上较大。不但在其有传统联系的东欧国家投资规模大，而且在东南亚等国投资规模也较大，并且在亚洲新兴国家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这直接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走向。首先，从总体上来看，在美国对外投资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多了，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自然就会存在某种程度的消减。从图2中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投资在2002年达到顶峰，投资额为54.2亿美元，随后波动下降，一直下降到3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并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下降至25亿美元附近，2015年更是跌至20.9亿美元的最低水平。

其次，从美国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来看（见表1），近几年美国加大了对南亚和中国周边的东盟国家的对外投资。这些地区与中国地域上相邻。部分产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美国加大这类地区的投资力度，必然会减少对华投资的增量，甚至还存在撤出部分在华投资转移至这些与中国临近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从而导致中国的美资存量面临损失。从最近各大媒体报道的部分美国制造业企业转战东南亚就可窥见一斑。与此同时，美国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大力推行各种财税、补贴政策，以此激励海外美国企业回流本土，也会对美国跨国公司投资中国产生影响。这可能也是我们在图2中看到的美国对华海外投资所表现出来的连年走低并在近年加速下滑的原因。

（二）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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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公布的第26次《关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开展海外事业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在日本企业中期前景看好的国家中排名第三。从图3可以看到，中国实际利用日本外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在2005年达到一个小高潮，日本对华投资达到65.3亿美元。随后回落至40亿美元附近，又于2012年达到高峰期的73.5亿美元。可见，日本企业一直以来都将中国作为海外投资的首选地之一。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日本对华投资也进入一个敏感时期。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H资开始下降，并降至2015年的31.9亿美元，尚不及高峰期的一半。这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加速了日资撤离的速度。在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宏观背景下，日资在华企业也同样在考虑转型升级。将一部分在华竞争力下降的企业转移至周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 内容来自dedecms

另外一方面。从表2中可以看到，日本近年来加快了其在印度、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等南亚以及东盟国家的海外投资。这些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远比中国低，势必形成对在华中低端日资企业的虹吸效应，导致日资从中国撤离并转移投资越南、菲律宾等临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从海外投资增量来看，从日本转移出来的中低端投资的首选地会是东盟发展中各国，而不是中国。这也将从某种程度上加剧日本对华投资的收缩，能够留下来并且保持持续增长的在华日资可能更多地出现在与中国形成互补的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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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对中国的启示 织梦好，好织梦

（一）理性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的宏观环境

从美日海外投资的历程来看，其走出去投资具有一些共同的宏观背景。本国政府政策的支持是跨国企业走出去得以顺利实施的政策保障：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需求、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以及本币升值的天时地利促使美日两国企业具有强烈的走出去的动能。当前，中国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际经济合作，必须理性分析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在政策方面，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上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有关国家的广泛响应和支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与美日相比，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同样具有较大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在出口贸易方面，随着欧盟经济放缓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出口所面临的困境越来越突出；在汇率方面，人民币虽然近期出现了小幅下调，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民币的币值相对稳定。这些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宏观背景，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深入的产能合作、技术协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中国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走出去投资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已今非昔比，最大的竞争就来自美日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与竞争。 织梦好，好织梦

（二）以大国特定优势形成中国特色OFDI模式

美日两国的走出去模式各具特色，其中美国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追求利润最大模式，而日本则是政府协调型的国际投资模式。裴长洪（2011）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并指出大国特定优势将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大国特定优势是指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战略导向对企业OFDI形成正面引导和激励。中国企业的微观竞争优势（即传统跨国投资理论中的企业特定优势）只有和国家战略的引导、服务与组织结合起来，才能有效转化并形成企业OFDI的综合竞争优势。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地将跨国公司特定优势与政府协调的大国特定优势融合起来，在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前提下，有效利用政府协调减少跨国投资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有利于探索和形成适用于中国企业的0FDI模式。

（三）与美日错位发展进而共享增长机会

在投资区位、产业选择上要与美日错位发展，形成互补。从“一带一路”投资区域上考虑，可以在美日尚未形成影响力的中亚、中东欧部分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在美国具有传统优势的东欧国家以及部分亚洲国家、日本具有投资基础的东南亚国家，可通过采取转移不同层次产业的投资战略，与美日OFDI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实现增长机会共享。参考美日经验，虽然服务业的占比一直在上升，但制造业投资在美日对外投资加速时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汽车、家电等高附加值行业的产品竞争力不如美日德，但在钢铁、建材等低附加值行业却具备竞争力且国内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在机械、船舶、军工等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也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些正是走出去的产业领域。同时，可以通过创新“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融资、共建、共享等模式，推动中国与美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繁荣。比如日本与亚投行的合作就有可能实现中日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融资模式创新。另外，在吸引美日对华投资方面，则要利用中国中产人群扩大、消费升级以及产业升级的机会，积极吸引美日高端技术与现代服务业来华投资，有效利用美日的海外投资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四）积极实施政策支持与政府引导 copyright dedecms

借鉴日本的经验，要大力推行对外投资国家战略，发挥政府财税、金融等政策对0FDI的积极引导作用。日本最近倡导的首脑外交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取得较大成功。要加大宣传力度，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借鉴美国经验，要探索成立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务实咨询和服务的国家级“一带一路”应用型研究智库，积极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健全海外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通过各类智库与企业的交流，为企业提供投资东道国国情、政治风险、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专业咨询。同时，应该认识到美日在处理中亚和南亚投资时政策差别化不足的教训，采用“一国一策”的差异化战略，将政策做深做细，切中每一个周边国家的利益诉求和重大关切，降低对外投资的各类风险，提高经营成功的概率。此外，中央政府要积极引导、协调各省市，避免国内竞争扭曲现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上重演，特别要避免出现各省一拥而上导致混乱、争抢项目的竞争扭曲。各省市要根据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所处位置以及自身优劣势，将本省资源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容量对接，提升产业配套能力，真正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行动中实现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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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