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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逆全球化”的说法就频繁见诸中国报端，或者出现在研讨会的发言中。进入今年3月，特朗普先是宣布对美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和铝产品征收关税，接着又高调宣布将对6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开征25%关税。随着中美“贸易战”风雨欲来，“逆全球化”甚至中美“新冷战”的说法可能又将流行起来。我们不应把局部现象等同于整体，把前进中的倒退等同于全球化的绝对倒退，人类需要的只是一种更好的全球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世经评论·北京）自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逆全球化”的说法就频繁见诸中国报端，或者出现在研讨会的发言中。进入今年3月，特朗普先是宣布对美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和铝产品征收关税，接着又高调宣布将对6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开征25%关税。随着中美“贸易战”风雨欲来，“逆全球化”甚至中美“新冷战”的说法可能又将流行起来。
　　
　　追溯词源，全球化（Globalization）最初是一个商界术语，被用于形容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布局。1990年代“冷战”结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瓦解后，全球贸易、投资与人口的跨国界流动呈现出空前规模，故这一“术语”又被用于形容这一全球政治经济现状与趋势。全球化当然不能说就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全球化也因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等原因逆转过，所以探讨“逆全球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全球化倒退”等并非不可以，但应当客观考察现实谨慎做结论，若把局部现象等同于整体，把前进中的倒退等同于绝对倒退，则未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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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常见的被用于支持“逆全球化”说法的例证是英国退欧与特朗普当选，然而，这两件事的性质与严重程度截然不同，造成的影响也有着量级上的巨大区别。英国退欧虽然的确暴露了英国社会内部隐藏的反欧盟暗流，以及欧盟自身机制的一些尚待弥补之处，但不应忘记的是，欧盟代表着全球化的“高阶”层面，已突破主权国家的架构走向跨国的深度融合，与主权国家之间仍然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主要表现的“普通”全球化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英国的经济体量也绝不足以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其重大的冲击。譬如一个跑在最前面的运动员暂时停顿或者退步，不代表整个队列的逆转一样，以英国退欧为依据，贸然宣称“逆全球化”正在发生，恐怕并不符合严谨的逻辑。
　　
　　相对而言，不可否认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是全球化面临的重大挑战，但特朗普逆转全球化的意愿和能力受到诸多限制，包括他在美国国内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掣肘，以及国际层面的抵制。特朗普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日本等亚太国家顺利接过，他威胁的关税等保护主义措施遭到国际谴责，皆为例证。进入2017年后，民粹主义潮流在欧洲国家连续遭到遏制，在一定程度上拆除了欧洲反欧盟浪潮加剧的引线，从而降低了截至目前作为全球化引领者的西方全面沦落、走向狭隘民族主义的风险。 本文来自织梦
　　
　　“逆全球化”论者的另一个说法是全球化日益受到所谓“文明冲突”的威胁，“文明冲突”已经或者即将成为主要矛盾，从而导致全球化被破坏，举的例子是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与恐怖袭击。然而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本身是一个空泛甚至显得空洞的概念，他的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到了西方以及整个国际学界非常广泛、猛烈并且言之成理的反驳。而且，即使是亨廷顿本人，也对“文明冲突论”有很多限定，比如他并不认为文明绝无交融，任何分属不同“文明”的群体必然冲突，冲突必然是不可调和、不可管控的，这一点只需阅读亨廷顿的著作便一望可知。若把“文明冲突论”（或者是某种对亨廷顿原意进行更狭隘化扭曲的翻版的“文明冲突论”）视为具有普遍意义乃至唯一的真知灼见，恐怕是狭陋之愚见。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生前曾反复强调：“不同风俗之间，可以相互交换和改变，而其困难程度并不比改变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就餐方式更高。”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风俗、文明变迁交融的过程，绝不存在固化、一成不变的“文明”。文明之间必然冲突的观点故意夸大了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差别与隔膜，既不符合现实，也于现实有害。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跨国移民潮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影响，的确需要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讨论，但若是用固化的结论反过来曲解现象，仅仅戴着一幅“文明冲突”的眼镜看待移民与难民，把移民视为纯粹的危险来源，否认不同种族、信仰群体交流与融合的可能性，就会陷入认识误区。跨国移民和文化融合至今仍主要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对全球化的威胁。 内容来自dedecms
　　
　　目前特朗普提出的关税举措的确把中美关系拉入了危险地域，但这究竟会不会破坏全球化，甚至使两国走向新的“冷战”，取决于两国的反应方式。特朗普的关税对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于事无补，在紧密联系的跨国产业链已经成型的情况下，也绝对无法构成对中国的“精确打击”，而只会给国际贸易秩序制造混乱，基本上没有什么正面价值，甚至可能损害美国消费者享受的福利，并影响美国的农业群体（尤其是在中国采取针对性报复的情况下），从而给美国经济增加风险和不稳定性。
　　
　　“贸易战”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因此中国的应对方式绝不应是像特朗普一样叫嚣“贸易战”或诉诸民族主义，或者盲目地把贸易争端描绘为地缘政治争锋，渲染紧张气氛，而应该主要走利用国际贸易规则来博弈以及双边谈判的路线，并与国际范围内乃至美国内部与中国有利益交集的群体合作，遏制特朗普的非理性“经济民族主义”。当然，中国在国内继续推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相关领域的改革，并厘清政企边界，减少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将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美方鼓动“贸易战”的口实，也能为中国自身经济的健康发展增添动力。在此情况下，尤其不应空谈“逆全球化”，甚至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乃至错判国际局势，丧失改革良机。 dedecms.com
　　
　　尽管对全球化盲目乐观、否认全球化存在“阴暗面”的观点也值得反思，但是，泛泛而谈“逆全球化”并没有什么意义，具体考察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移、移民已经或者即将受到哪些影响，将带来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才具有思想和现实价值。全球化当然也带来了很多“输家”，例如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地区难以转型的制造业工人，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绝不应是贸易壁垒和更多的关税，而应是合理的社会政策与政府调节，这才是对特朗普的真正考验。同样，中国经济虽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并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但在中国如何帮助那些受损者与不幸者，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也是对中国政府智慧的考验。
　　
　　单纯崇拜和吹嘘全球化的好处肯定暗含着思维盲点，但不顾事实地渲染和夸大“逆全球化”风险则更加危险。人类需要的不是盲目的全球化，也不是逆转全球化，而是一种经过审视和思索的更好的全球化。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