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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去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作为特朗普政府的第一项实质性突破，此次税改法案也是继里根时期之后美国税制的最大调整，必将对美国及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了本轮特朗普税改法案的主要内容，与历来美国减税政策的效应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探讨了美国税改对于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本文提出，税改在加剧美国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风险的同时，不仅损害了债权国的利益，而且债务风险可能将蔓延至部分脆弱新兴市场国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世经评论·北京）2017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作为特朗普政府的第一项实质性突破，此次税改法案也是继里根时期之后美国税制的最大调整，必将对美国及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一、特朗普税改法案的主要内容
　　
　　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法案涉及税制的众多改革，在前期经过了数轮修改。从最终通过的版本来看，税改法案全面涉及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跨境所得税等主要税收来源，成为美国近30年来最大的减税计划。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涉及的主要改革有四：一是降低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39.6%降为37%；二是提高起征点，个人申报由6500美元提高为12000美元；三是调整减免优惠，17岁以下儿童每人补贴由1000美元提高至2000美元，补贴门槛由夫妻共同收入11万美元提高至40万美元；四是提高个人替代性最低税负制（AMT）门槛，个人应税所得由55400美元提高至70300美元，夫妻共同应税所得由86200美元提升至109400美元。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2017年美国公司综合税率高达38.9%，在所有OECD国家中最高。此次减税后，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5%降低至21%，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无限责任公司等小企业合格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允许抵扣20%收入，适用最高边际税率37%。同时，每年净经营亏损结转限额由前转2年后转20年改为年度应纳税所得额90%，可向后无限期结转。
　　
　　在跨境所得税方面，法案全面降低跨境所得税，一是美国公司取得的来自其境外子公司的股息可享受100%的所得税豁免，境外子公司海外收益的历史累积将被视为一次性汇回进行征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适用15.5%税率，非流动资产适用8%税率；二是降低美国境外子公司超额利润的税率，并同时实行税收抵扣。
　　
　　在遗产税方面，全面提高遗产税的免征额，个人免征额从原来的560万美元提升至1120万美元，夫妻共同财产免征额从1120万美元提高到2240万美元。 copyright dedecms
　　
　　二、美国减税政策效应的历史比较
　　
　　事实上，减税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应对经济衰退、提振经济表现的常用政策工具。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已经实施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减税计划。
　　
　　第一次是在里根执政时期。1973～1982年美国陷入低速增长、失业与通胀并存的“滞胀危机”，1979年美国通胀率攀升至创纪录的15％，随后1980年经济陷入负增长。1981年，里根政府颁布了《经济复兴税收法案》，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其中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70%降至50%，最低边际税率从14%降至11%。1986年，里根政府又推出了税制改革法案，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进一步由50%降至28%，将公司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46%降至34%。
　　
　　第二次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了提振经济，小布什政府于2001年推出了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为目的的《经济增长与减税协调法案》，并在2002年《增加就业和援助雇工法案》和2003年《就业与增长税收减免协调法案》中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39.6%下降到35%，将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从20%降到15%。在取消股息税的同时，对2001年的税收改革方案进行了修正。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三次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政府于2010年和2012年先后出台了《减税法案》和《美国纳税人减税法案》，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方案，并对收入税的边际税率和遗产税进行了调整。
　　
　　用历史分析法定性分析减税政策的效应，不难发现，第一，减税在短期内会提升美国财政赤字率。里根政府《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实施之后，财政赤字由1981年的2.52%上升至1982年的5.87%；2001年《经济增长与减税协调法案》执行后，美国逐步由财政盈余转为财政赤字，2004年财政赤字率达到3.41%；奥巴马政府的减税计划尽管提高了遗产税的免征额度并降低了工资税，但由于还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及遗产税的最高税率，赤字率增加的态势有所缓解。
　　
　　第二，减税对经济增长和中长期财政赤字的整体效应，取决于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程度。短期增长围绕长期趋势波动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减税作为短期的财政政策，其效果只能是使GDP实际增速向潜在增速靠拢，潜在GDP增速越高，减税对GDP增速的提振效应相对更好。一旦实际产出回到潜在产出水平，继续减税只会加剧财政赤字，致使其财政状况继续恶化。 本文来自织梦
　　
　　美国三次减税对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影响程度因实际GDP增速偏离潜在GDP增速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尽管三次减税期均处于GDP实际增速下降阶段，但里根时期的GDP潜在增速整体水平较高且处于上升时期，小布什时期互联网泡沫破裂致使实际和潜在GDP增速均出现大幅下滑，奥巴马时期低增长已成为美国经济“新常态”，GDP潜在增速已从里根时期的3%锐减至1.4%左右。因此，里根时期的减税政策效果最好，对国内消费和投资都产生了极大的拉动作用，尽管政府赤字在1981年《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出台之初有所恶化，但实际经济增速在次年便有所改善，财政状况在三年之后也呈现稳步好转的态势；小布什时期，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速的提振作用明显小于里根时期，而且也使得财政赤字激增；奥巴马时期，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GDP增速的反弹是一揽子财政货币政策的体现，与前两次减税相比，此次减税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
　　
　　第三，减税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影响，不同类型资产反应各异。从股市来看，在里根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减税法案实施后3年内，股市均经历了从熊市向牛市的转变过程。一方面，降低企业税提高了企业的成长预期，推动了股市乐观情绪的上升；另一方面，减税政策吸引海外资金回流美国也推动了股市的上涨。
　　
　　对于债市而言，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减税后大体呈现倒“V”型走势。减税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减少，市场对于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推动了国债收益率在短期内震荡上行，从中期来看，美国国债收益率与经济增速和通胀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随着减税对经济提振效应的显现，美国国债收益率会在减税后的1～2年出现反转下行走势。
　　
　　第四，三次减税均推高了美国基尼系数，加剧了贫富差距。由于美国大部分税种实行累进税制，税改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税率调整幅度的差异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里根政府时期的减税使得全体美国人平均减少税额6.4％，但超富裕阶层平均降低16％；小布什政府的10年减税计划使得占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人均减税可达每年54480美元，而60%的最低收入阶层只能获得12.7%的减税收益，人均减税水平仅为每年256美元。由于奉行“劫富济中救贫”的政策取向，奥巴马政府提高了个税中最高的两档税率，分别从30%和33%提升至36%和39.6%，使得收入差距略有减小。
　　
　　三、特朗普减税对美国经济影响
　　
　　短期内提升美国GDP增速0.35个百分点。根据测算，美国GDP增速对财政赤字率增加的短期反应为0.48∶1。在减税后赤字率增加0.77%的情景下，美国经济增速会在短期内额外提高0.35个百分点，低于里根时期减税效果。
　　
　　短期内刺激美国CPI增加0.27个百分点。根据测算，CPI增速对财政赤字率的短期反应为0.35∶1，财政赤字率增加0.77%会在短期内致使CPI额外提高0.27个百分点。物价水平的加速上行，或将加速美联储的加息步伐，不仅增加了联邦政府存量债务的偿还负担，也增加了新增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加剧了政府财政赤字恶化。2016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近20万亿美元，已经突破了19.8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其占GDP的比重已达108%，如不能解决债务频繁触及上限的问题，特朗普税改方案的政策效果或将大幅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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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内提高美国贸易逆差GDP占比0.05个百分点，加剧美国贸易逆差。美国贸易逆差GDP占比对财政赤字率的短期反应为0.07∶1，财政赤字率增加0.77%，使贸易逆差GDP占比额外扩大0.05个百分点。尽管调降企业税会提升对海外资本的吸引力，但企业海外投资大多周期较长，短期撤出转移存在较大困难，很难短期内刺激出口增加，而降低税率短期内会刺激国内消费和进口增加，加剧美国贸易逆差。短期内提升美国基尼系数0.03个百分点。减税后带来的赤字增加，将使得基尼系数在短期内扩大0.0003。考虑到目前美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美国贫富差距或将进一步加大，国内社会矛盾将更加突出。
　　
　　四、特朗普税改法案对全球的中长期外溢效应
　　
　　首先，从产业转移的角度看，降低企业税有助于吸引部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新兴企业回归美国本土，对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发展形成一定冲击。三十多年来，为规避国内高昂税率，美国企业纷纷向海外转移资产、生产基地和总部，以低廉的生产成本进行跨国生产和贸易，致使美国税收损失日益严重，而美国跨国企业在海外积存了大约2.6万亿～4万亿美元的所得与盈利，向海外转移了本土就业岗位，致使美国制造业出现“空心化”现象。本次税改降低企业税率，或将对全球产业链布局形成一定冲击。 内容来自dedecms
　　
　　其次，从全球政策的角度看，特朗普减税或将对全球税收政策、全球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特朗普税改方案将引领全球竞争性减税大潮。目前，部分国家已经开始跟随美国步伐减税或计划减税。英国在2017年4月将资本利得税从28%降至20%，首相特里莎梅正在推动将企业所得税率从20%下调至15%，并承诺英国企业所得税率将保持在G20国家中最低水平。印度总理莫迪于2017年2月推出了针对个人和中小企业的减税和简化纳税流程的改革。法国计划于2018年降低强制性征税70亿欧元，到2022年前，减少强制性征税200亿欧元。全球竞争性减税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更会使在G20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框架下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另一方面，减税、基建等政策刺激或将在短期内提振美国经济，有可能推动美国经济走向过热和通胀继续反弹，美联储“加息+缩表”的紧缩节奏可能超出市场预期，未来更多的发达经济体或将倾向于跟随美国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节奏，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将面临艰难的两难抉择：如果不跟进加息，随着利差的进一步加大，新兴经济体势必再度面临资本外流和货币剧烈波动的风险，美元贷款偿还的成本也将水涨船高；但若跟进加息，私营部门的大量债务也可能触发一连串违约事件。 内容来自dedecms
　　
　　最后，税改在加剧美国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风险的同时，不仅损害了债权国的利益，而且债务风险可能将蔓延至部分脆弱新兴市场国家。2017年末美国联邦债务规模高达20.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110%，据美国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预计，考虑宏观因素后，税改法案在2018～2027年预算期间将增加1.07万亿美元的联邦财政赤字，债务规模有望在2027年达到25.5万亿美元，美国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风险将持续上升。虽然新兴市场整体负债率不足50%，但债务规模增速不仅高于发达经济体，而且高于经济增速，其中，以巴西、科威特为代表的南美中东资源型经济体负债率增速位居新兴市场前列，受内部结构性问题、未来欧美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加快的影响，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融资成本提升不可避免，再加上可能出现的货币贬值和资产价格回调，债务风险和财政赤字风险也将有所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