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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年是政治和经济领域自由开放秩序的支持者重新组合、准备战斗的一年。他们之间围绕意识形态的战斗将界定全球和各国国内的政治格局。旧秩序的弱点是这样一种事实产生的结果，即由于过去几十年里发生的经济和文化变革常常没有得到好的管理，使庞大的人群感觉到，他们不再属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如果现有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不能让每个人找到归属感，他们可能转向非自由或非民主的激进主义，或二者的结合体。

　　（世经评论·北京）如果说2016年是反对全球自由秩序的一年，那么，2017年就是政治和经济领域自由开放秩序的支持者重新组合、准备战斗的一年，他们通常是加倍押注全球化。今年和可预见的将来，他们之间围绕意识形态的战斗将界定全球和各国国内的政治格局。旧秩序的弱点是这样一种事实产生的结果，即由于过去几十年里发生的经济和文化变革常常没有得到好的管理，使庞大的人群感觉到，他们不再属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
　　
　　最欢迎反自由民粹主义者的人群是，那些感觉到或在民粹主义者的引导下感觉到国家领导人不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人群。因此，让“真正的人民”（real people）与一个制度或统治集团对抗的言论包括：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好像民主党人不是美国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被遗忘的法国人”（forgotten French），以及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正派人”（decent people）。
　　
　　西方的“非自由运动”（Illiberal movements）正在兴起，因为他们承诺通过建立起与世界的壁垒来找回归属感。“让美国再次伟大”（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夺回我的国家”（taking my country back）和“收回控制权”（taking back control）都是这个意思。但他们并不是仅有的利用归属感问题的人。全球其他地方的非民主政权也在迎合人们的被遗弃感。他们指责西方民主造成的混乱给人民带来不安全感，他们承诺，让人民免受这种不安全感的困扰。这也是一种对归属感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归属感是产生于秩序和可预见性。
　　
　　非自由主义者或非民主政权对归属感的承诺应该都没什么吸引力。但是，有足够多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使自由开放秩序处于守势。为了赢回失去的支持，我们必须展示，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经济体系如何能够再次像过去那样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让人有归属感的经济体系，以及一系列实施它的政策。这意味着要解决无归属感的源头不仅仅是过去的源头，还包括未来的源头，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不断上升的抽象的不平等，还包括深刻的经济变化带来的诸多不平等影响。在过去的40年里，自由民主经济体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使部分群体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再有归属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首先，提高生产率本身是一件好事对制造业就业造成的打击比对服务业更大。这是做一个简单的算术就能明白的事实，如果每个工人能够生产更多的物质产品，那么生产同样数量产品需要的工人就会减少。
　　
　　所有发达国家都有过工厂就业人数大幅下降的经历。事实上，各国从工业社会鼎盛时期淘汰下来的典型的工厂工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群的境遇有天壤之别，这表明正确的政策并不是盲目痴迷制造业，而是让工人在其他领域找到更好的工作。这意味着通过更积极的总需求管理，辅之以对教育、技能和培训进行大量投资，确保其他领域的就业强劲增长。
　　
　　其次，这些变化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也不同。那些依赖于走下坡路行业的人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而那些拥有最佳机会的人会转移到更有活力的地方。由于衰落的地方还是国家整体的一部分不仅在经济层面，也包括社会层面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地域差异，因地制宜。这意味着：一要确保需求增长不仅要保证总量增长，而且要保证每个区域内部的需求增长；二要捍卫每个地区生产率提高的条件。第一点必须涉及转移支付和公共支出，其中转移支付不能以可能会制造贫困陷阱的方式与正在衰落的经济活动或以经济状况调查为基础的补助挂钩，而公共支出最好投向能够提升当地生产率和吸引力的基础设施上，将能够提振当地经济活动的人群吸引过来。第二点同样要求对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支出，同时还要提供充分的商业融资渠道。具有（部分）非商业授权的金融机构例如某些类型的社区银行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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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对工会产生了影响，工业领域的工会势力一直是最强大的。对于最脆弱的群体那些工会的集体代表作用对他们而言最为重要，那些最有理由认为，没有工会他们就会被抛弃，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的人来说，这是最糟糕的结果。让人有归属感的经济必须确保人人合理、平等地参与分享权力。
　　
　　第四，部分因上述变化导致的不平等加剧，也使得一些对归属感而言至关重要的需求成为许多人遥不可及的奢望。住房是最重要的例子，高质量的教育排在第二位。这是一种剥夺，对年轻人影响尤其大。政策解决方案必须针对这些商品的供给而非需求：一种为所有人提供住房和优质教育的公共责任。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更多。但现在应该清楚的是，不平等的至少四类受害者处于不利境地的缺乏技能的人员，依赖于错误经济活动的地区，几乎没有外部选择、没能力拒绝不佳选择的人群，以及年轻人之所以遭受不平等，有共同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让人有归属感的经济必须解决问题的根源，而不仅仅是问题的症状。这需要国家更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而不是进行更多的再分配（但有时需要同时进行再分配）：指导、以及扩大和缩小总需求管理；提供公共产品、建立机构来改善市场职能；以及纠正市场中的权力平衡。 dedecms.com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大的政府。而是意味着国家应该随时作好出手干预的准备，让市场的发展例如通过数字化实现就业转型更好地运行。在再分配政策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再分配对其他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比再分配的规模更重要。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与合理的基础设施支出相结合，在保持衰落地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效果，可能要好于战后常见的向工业行业全职职工提供的以经济状况调查为基础的传统福利。同样，旨在惩罚市场力量集中或囤积社会重要商品（如住房和优质教育）的税制（例如财富税）比我们现在的税制要好。
　　
　　这些建议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激进的一揽子计划，不过，为了让每个人在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中都找到归属感，这个一揽子计划是必要的。另一种选择不是没有这激进，而是属于非自由或非民主的激进主义，或二者兼有的激进主义。 dedecm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