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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吴振宇：供需失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布时间：1970-01-01 作者：派智库 来源：管理世界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摘 要：经过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总量约束规律作用显现，我国需求增速明显回落。与此同时，受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需求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然而，供给侧受多重因素影响，总量和结构调整缓慢，导致供需失衡，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超越供给学派的思想，着力消除制约供给调整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推动供需再平衡，促进中国经济在新的中高速平台上稳定增长。当前，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上，应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和扩大开放等领域加大供给侧改革实施力度。
关键词：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
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近年来随着增长阶段转换，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求侧增速大幅回落、结构显著变化，而供给侧受多重因素影响调整缓慢，导致供给与需求失衡，经济循环不畅。经济体系内在矛盾突出表现为宏观领域各环节发生普遍的结构变化，内需与外需、积累与消费、制造与服务、国有与民营均出现不同以往的深度调整。通过宏观经济背景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只有凝聚共识、突出重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制约供给调整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实现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再平衡，中国经济才能在新的中高速平台上保持稳定增长。
一、需求侧呈现趋势性变化，增速明显回落，结构显著调整
在高速增长阶段，供给与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保持了动态平衡，表现为需求快速扩张，供给数量不断增加，共同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在此阶段，需求侧是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除非在经济过热阶段遭遇煤、电、油、运等瓶颈约束，供给总体上能够跟随需求变动而实现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热点从食品、日用品到电器、自行车再到住房、汽车的升级过程大致反映了上述过程。
经过持续多年高速增长，国内居民物质性消费增速下降，重点向服务性消费转移；出口在全球商品市场中占比持续提高，继续扩张潜力不足。住房和基础设施存量水平明显增加，新增投资空间收窄。三大需求同时出现增速回落、结构调整，导致供给侧原有的数量扩张模式难以为继，结构性矛盾突出，新常态特征日益显现。因此，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供给与需求失衡，首先需要深入考察近年来需求侧所发生的变化。
（一）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速同步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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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0年，虽然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三大需求和GDP平均增速都保持在较高水平。2011年以来，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速同时下降（见图1），引起GDP增速持续下行。在过去的6年间，GDP增速从2010年的10.6%逐年回落至2016年的6.7%，累计降幅达到3.9个百分点。 织梦好，好织梦
2011年之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主要运行在20%～30%的水平上。然而，2016年投资增速下降至不足10%。2011年之前，出口平均增速超过20%，但2016年下降至-7.7%，降幅超过2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低，增速相对稳定，但增速也从平均13%左右下降至不足10%。需求增速快速下降，不排除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由于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需求出现趋势性变化。
虽然受文化等因素影响，不同国家消费率以及消费结构存在差异。但国际经验显示，相同人均收入水平阶段，居民消费构成的相似性远超过其差异性。这是由消费需求升级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在相同发展水平上，不同国家供给侧产业发展才会表现出相似特征。从历史数据上观察，东亚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工业增长放缓，服务业增长加速，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出现需求峰值（刘世锦，2011）。中国需求侧增速的快速回落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是符合上述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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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侧内部结构快速变化
1.需求“三驾马车”结构发生变化，投资增速快速回落，消费对GDP增长贡献明显上升。在三大需求中，投资、出口增速回落较快，而消费增速调整相对缓慢。出口增速回落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成本上升的原因。投资增速回落，一方面是由于房地产和过剩产能领域新增投资放缓；另一方面是由于以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增速回落，影响到外贸企业扩产意愿，加大了投资增速回落的幅度。需求结构调整变化，使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和贡献快速提高（见图2），影响到积累和消费的平衡关系。2010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37.3%，到2016年已上升至64.6%。伴随资本积累速度下降，消费占比提升，经济增速回落不可避免，并影响到依托于新增投资而实现的技术进步速度。根据PWT9.0数据计算，2002～2010年，我国TFP年均增速为3.8%，而2011～2014年增速仅为1.2%，降幅明显。
2.投资结构调整，市场主导的制造业、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相对稳定。2013年，城镇居民户均住房超过一套，房地产需求趋势性放缓。受此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从2013年第二季度20.3%的高位持续回落。2015年和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下降到1%和6.9%。房地产行业链条长，前后向拉动作用明显。其增长放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制造业投资增长。另一方面，出口增速快速下降也影响到制造业投资。在上述两方面共同影响下，制造业投资增速从2011年31.8%的高位，回落到2016年的4.2%。为缓解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快速下降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力度。2012～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平均增长17.6%，比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出1.8个百分点。
3.投资的所有制结构出现变化，民间投资先上升后下降。民间投资是制造业投资的主体。受市场前景暗淡、融资成本高企等因素影响，2011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不过，与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垄断性和资源性行业相比，其下降幅度较小，所以2011～2015年民间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仍小幅上升。由于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难度较大，一旦制造业投资出现大幅回落，其占比也就会相应下降。2016年，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降幅高达3个百分点。2017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略有回升，但占比仍停留在61%的低位。
4.出口结构发生变化，加工贸易占比下降，一般贸易占比上升，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速降幅较大。受外需不振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加工贸易占比从2011年的35.8%下降为2016年30.2%。同期，一般贸易占比从52.9%上升到55.0%。纺织服装类产品一直是中国出口的优势产品。受成本因素影响，2011～2016年，其出口增速从20%左右的水平持续下降至负增长。出口增速放缓，特别是传统优势行业增速下行，使一部分与出口相关联行业的投资和生产大幅萎缩。
5.消费结构出现变化，服务业消费提速，新消费热点涌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逐步推进，居民消费需求个性化、高端化、多样化、服务化的趋势明显。2016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1.22亿人次，比2015年的1.17亿人次增长4.3%，继续蝉联全球出境旅游人次的首位。随着出国人数增加，境外购物消费支出也屡创新高。国内网络购物、高端订制等服务快速发展，网上零售额增速保持在20%～30%的水平。服务类消费快速上升，2013～2016年，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中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占比分别上升1个百分点、1.3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①。受此影响，服务业CPI涨幅近3年平均高出CPI大约0.4%。消费服务化倾向对生产体系带来直接影响，在提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同时，增加了单位GDP吸纳就业的能力，降低了GDP增长对投资的依赖。
（三）需求侧变化是经济深层调整的具体反映
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引起供给侧以及整体经济的适应性调整是市场经济的常态。2008年之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经历过两轮经济周期，需求总量和结构也曾发生显著变化。然而，此轮需求调整从总量上看，持续时间和调整幅度超过以往；从结构上看，出现了许多转折性变化，反映经济运行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来看，需求侧的变化反映出以下3个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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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的总量约束机制作用凸显。从投资和出口看，经过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总量约束机制作用显现，增速放缓有一定的必然性。1990～2014年，按不变价计算，我国GDP增长约10.1倍，而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45.7倍。投资存量快速累积，导致新增投资效率降低。1990年，拉动GDP增长一个单位需要1.4个单位的投资；而到2014年，拉动GDP增长一个单位需要8.6个单位的投资（图4）。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商品出口占全球比例仍持续上升，反映我国在全球竞争力仍在提高。但2012年，我国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十几年来首次低于GDP的全球占比，表明随着份额增加和要素成本上升，竞争力已相对下降，出口扩张难度加大。2015年中国占全球工业增加值25.4%，全世界有1/4的物品是在中国生产的。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再制造”战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我国出口增速很难再延续过去20%左右的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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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经济因素对需求的影响作用加强。随着市场经济建设深化，市场与社会、国内与国际交互作用加强，并对新增需求带来显著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需求结构带来重要影响。2015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22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6.1%。2000～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年均增长梯次上升，分别为600多万（2000～2010年），700多万（2011～2020年），1100多万（2021～203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老年人口快速增长加大了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消费需求。2015年和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速分别为10.5%和13%，高出消费支出增速3.4个百分点和4.2个百分点。国际规律显示，随着老龄化和发展水平提高，服务类消费将快速发展，我国消费结构日益服务化的趋势仍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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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持续发展，对国际经济格局和收入分配带来重要影响。1990年，中国在前十大经济体中的GDP份额仅占2%，到2014年则达到21%；与此同时，印度和巴西的份额也有所上升，而部分发达国家的份额下降（吴振宇，2016）。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引起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思潮流行，将对全球贸易和我国出口增长带来重要影响。
3.需求结构变化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程度加深。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46.7%，超过第二产业2.7个百分点。2015年，服务业占比超过50%，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增强。从201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总体上看，工业部门单位资产的平均产出为0.56元，服务业部门单位资产的平均产出为0.54元，投资的强度相当。但是，不同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强度差别较大，例如轻资产的金融业单位资产平均产出1.93元。近年来，我国发展较快的服务业为批发零售业和金融业，其投资强度低，将影响到整体投资的增长。另外，服务业技术进步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其占比上升后，传统的设备引进、技术贸易等技术扩展渠道作用降低，全要素生产率也会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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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2年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出口商品中制造业占比高达80.5%，而制造业出口占最终使用的比重达到40.5%。最终使用代表了当年生产体系的净产出，不考虑周期性因素影响，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投资情况。粗略估算，出口对于我国投资的影响高达40%左右。所以，出口增速快速下降，也将影响到投资的增长。
二、多重因素导致供给侧总量和结构调整缓慢
需求侧增速明显回落，结构显著变化，打破了原来供给与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需求侧增速回落至较低水平，而供给侧仍然维持在高增长状态，导致普遍且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二是投资、出口和工业产出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型产业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能源、资源型产业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这些产业比较密集的地区，如东北、华北等，受到的冲击更大；三是在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传统、低端、无效供给过多，而新型、中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受此影响，供给侧出现了产能过剩、商品销售不畅、价格下降、企业负债增加等情况，部分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企业面临破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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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当需求侧发生变化后，供给侧必然会随之调整。一方面，不能适应需求变化的供给，自然会被市场淘汰；另一方面，通过供给创新，即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创造出新的需求。因此，长期的、普遍的供求失衡是不会发生的。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虽然银行倒闭、企业破产情况严重，但市场力量发挥充分、调整及时，仅用二年时间工业产出就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09～2011年，美国银行倒闭救援事件集中发生，3年间共发生397起，之后则相对平稳。2008～200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速出现负增长，但2010年就恢复到2007年的增长水平。可以看到，需求侧出现变化时，美国金融机构和企业，通过破产清算等方式较快地实现了供给侧的调整。
然而，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增长阶段转换导致经济增速、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重大转变，对微观主体的冲击超出预期，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结构失衡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顺，国有经济的垄断和低效率等，阻碍了供给侧的正常调整，成为供给与需求失衡的制度性因素。综合看来，中国经济供给侧调整缓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需求侧变化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超出微观主体的预期。适应了高增长的宏观环境，多数企业短期内难以快速调整，部分企业长期处于等待、观望状态，仍将希望寄托在宏观环境的再次恢复。这也是一些国家面对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和冲击，微观主体未能及时调整从而引发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经济属性不同。需求侧的调整，特别是增速放缓的调整，实现速度较快。比如，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居民调整家庭资产负债表，控制支出，耐用消费品增长快速回落，全球商品贸易增速随之快速下降。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不涉及太多的制约因素。然而，对企业来说，供给能力是以具体的专用化资产为基础的。企业调整供给的幅度和方向，需要重新配置资产，这既涉及原有资产的处置，也涉及购置适应新市场需求的资产。其中，信息判定、决策时滞、具体操作都需要较长时间。生产要素的供给调整，特别是劳动力供给也存在一定的制约。现代经济的劳动力需要拥有一定的技能，就业方向调整或就业技能提升，需要较长时间的培育。供给和需求侧经济属性的不同，决定了供给侧调整的难度要大于需求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速增长持续时间长达30多年。受到思维惯性的影响，企业、地方政府和个人容易将需求侧出现的趋势性变化误当作周期性波动，从而不愿作出实质性的调整，试图等待下一轮扩张阶段的到来。这种想法影响到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及时响应。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揽子刺激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强化了企业的高增长预期和对政府政策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供给侧调整。
2.国有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了供给侧调整的刚性。国有企业在景气状况较好时，往往有扩大业务、忽视风险的倾向；而在景气状况变差时，其调整产品结构和业务方向的动力不足。经济下行阶段，国有企业融资成本和经营压力较低，其更看重保有市场规模而不太看重盈利能力，不愿削减产能。一方面，部分国有企业面对需求侧的变化，通过创新开辟新市场的动力不足，也难以承担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阶段，地方政府出于稳定经济和就业的考虑，往往要求所属国有企业维持低效生产，承担超出企业自身能力的社会责任，使企业无法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生产，影响到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3.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影响供给侧调整。高增长时期，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热情高，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企业落户，并鼓励其扩大投资，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产能过剩的情况。增长阶段转换后，市场需求萎缩和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经营困难。但地方政府不希望本辖区的企业退出市场或者被兼并重组。即便在全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仍希望本辖区的企业能够有更高的存活机率，以便在下一轮景气中处于优势地位。出于这样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多种渠道救助劣势企业，而不愿其破产清算。部分国有银行为防止不良贷款显性化，也配合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向失去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企业输血，形成一批僵尸企业。另一方面，虽然增速下降后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但受唯GDP论的影响，仍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大兴土木，建设超出负债能力和发展阶段的基础设施，强行拉动本地经济增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供给侧总量和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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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业过度保护，影响到供给侧调整。农业是供给侧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通过生活成本影响到工业和服务业的供给侧调整。过度追求产量目标，长期执行保护价与收储制度、体制以及机制改革滞后等，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30%～50%，农产品库存积压、损失严重。农产品价格影响工业、服务业领域劳动力的生活成本，进而影响整体的国际竞争力。2012～2015年食品对CPI同比涨幅平均拉动1.2个百分点，成为CPI上涨的主要因素。
受粮食安全观的过度影响，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不畅，农村各类资源的经济属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既影响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也影响农民资产价值的实现。农产品进口管制较多，既无法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缓解农产品价格上涨势头，也不利于通过引入竞争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5.以扩张需求为主的稳增长政策存在局限。2011年以来，随着投资增速的逐年下降，出口增速转变为近两年的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导致消费增速平稳回落，需求增长已逐步回落至新水平，接近中高速增长的新平台。面对普遍且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在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中，把扩张需求作为缓解供求矛盾，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比如，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家电下乡；对1.6排量以下的小轿车实施购置税减免，促进汽车产销平衡；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有效扩大了钢铁、水泥、建材等需求。再比如，在制造业、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之后，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弥补制造业、房地产投资下降形成的缺口，从而达到稳投资、稳增长的目标。重视短期需求管理，积极引导市场预期是必要的，在宏观上可以延缓经济下行趋势，防止由减速恶化为失速；在微观上可以压缩供求缺口，减轻企业压力，为行业调整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但依靠政府支持的需求扩张，空间有限，代价高昂，有些措施负作用明显，可能进一步加重本已失衡的经济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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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加快实施重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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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政策效果日益显现，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内涵的认识，凝聚共识，突出重点，结合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和中长期增长动力的培育，合理搭配政策措施。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较供给学派有更丰富的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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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结构快速变化。根据增长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2014年中央提出了“新常态”的科学判断；2015年在“新常态”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初步形成了引领“新常态”的政策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20世纪70年代西方流行的供给学派，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看有以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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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目标更加多元。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增长超过30余年，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80%左右，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上中等水平。追赶与发展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而20世纪70年代，美国、欧洲的发达国家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是典型的成熟型经济。另外，中国还是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经济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仍需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正是由于面临的发展阶段不同，供给学派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税收政策和管制对供给的影响上，核心政策是通过减税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并减少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J.杜威·达恩等，1984）。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市场深化潜力仍然巨大，制度建设任重道远。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升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成本，并在改革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从目标和内涵上看，供给学派重点是针对成熟经济体的宏观调控政策，并涉及部分增长问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包括宏观调控在内的经济思路的整体变化，既包括宏观调控，也更关注中长期增长动力培育和体制、机制的调整。
2.面对不同的宏观经济挑战，政策着力点显著不同。供给学派兴起的宏观经济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普遍遭遇的高通胀、低增长的状况。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的CPI涨幅处于2.0%和2.3%的低位，而70年代CPI涨幅高达7.4%。从增速上看，1970～1973年，美国GDP增速平均为3.6%，1974～1975年受石油危机影响，增速下降为-0.35%。经过短暂恢复后，美国经济增速持续低迷，1979～1982年增速仅为0.93%。增速下降的同时，生产率增长放缓，1948～1973年美国人均产出增长率为2.6%，而1973～1976年仅为0.6%（保坂直达，1984）。
简而言之，供给学派面临的宏观环境是长期实施超出供给能力所能支撑的需求扩张政策后引起增速下降、价格上升、生产率下降。供给学派的政策重点是通过实施减税、紧缩性货币、放松管制等政策，对抗低增长高通胀的局面。我国经济增速从2011年开始下降，但仍保持在中高速水平，2011～2016年平均增速为7.7%；物价稳定，2011～2016年CPI平均增速为2.7%；生产率增速受顺周期和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有所降低，但提升潜力仍然较大。我国当前面临的宏观环境，主要矛盾在于供需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失衡，增速和物价并未对经济运行形成严重制约。我国经济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都蕴藏着中高速增长的潜力，政策的着力点在于通过供给侧的全面改革，释放供需内在潜力，调整供需结构失衡，将经济稳定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
3.面临有利增长条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更加丰富的政策工具。相对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国内生产要素条件和国际经贸环境都发生了不利变化，增长面临的困难增加。但是，相比20世纪70年代西方成熟经济体，我国后发优势仍有较大释放空间。特别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的空间仍然很大。2016年，在坚持“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中央提出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从而振兴实体经济等政策，进一步丰富了政策工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供给侧为出发点，以改革为落脚点，既有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财政货币政策，也有立足于长远增长的改革政策，其中包括所有制改革、市场改革、监管改革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供给学派，主要以拉弗曲线为理论基础，以减税为核心，对经济的制度建设方面并没有提出重要新思想和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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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重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近期的改革重点而言，需要逐步消除制约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真正建立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和机制。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适度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其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释放过程相对缓慢。一些改革任务，比如减税、降费、鼓励创新等可能比较快地就能拉动经济增长，但绝大多数政策效果不会立刻显现。有的政策在实施的初期反而会对经济运行带来冲击，从而增加各类风险。比如，淘汰僵尸企业就涉及银行不良贷款显露、职工失业、增速下行等经济和社会风险。推动供给侧改革会使部分风险显性化，并拉低经济增速，需要有适度的总需求进行对冲。另一方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需要企业有基本的盈利能力。这也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在具体实施中，扩大需求的重点可放在加强民生领域和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比如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城市地下管廊建设，环境污染治理等领域。从而将扩大需求与改善供给结合起来，通过政府扩张需求，引领供给向有长远发展前景的领域集中。在地方政府负债能力下降的背景下，可更多发挥中央政府债务空间较大的有利条件进行融资。积极推广PPP模式，在拓宽资金来源的同时，促进项目集约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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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用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去产能，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等作为重中之重，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显著。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分别完成4500万吨和2.5亿吨的全年去产能目标；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2.5%，待售面积减少2341万平方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8%，较2015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较上年下降0.16元；农业、水利和生态环保等短板领域投资增速显著提高，棚户区改造和扶贫开发稳步推进。未来需要逐步减少政府力量的干预，进一步坚持用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推进供给侧改革，更多通过能耗、环保、安全标准等措施促进去产能和企业兼并重组。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特别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加快基础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降低竞争性领域市场份额，通过提高效率降低全社会供给成本并提高供给的灵活性。
3.改革土地经营制度，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扶持政策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改革土地经营制度，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农村、城市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提升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的效率和经济价值；采取“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的办法，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引导作用。
4.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消除地区封锁，形成统一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建设制造业强国。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设统一开放的全国市场，促进生产要素跨地域有序流动，促进区域间分工协作。现阶段，农业和工业部门间要素流动带来效率提升的空间收窄，未来要更多通过行业内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提高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实施质量提升战略，满足高端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互联网改造等措施促进转统产业转型升级。
5.打破垄断，放松管制，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服务业发展。破除电力、铁路、通信等基础性领域的垄断，放开非自然垄断环节的准入限制，通过引入竞争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行业竞争力。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利用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充分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加快发展群众需求迫切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性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注释：
①2013年后，城镇居民支出结构统计口径进行调整，与历史数据不可比。
参考文献：
（1）保坂直达：《总供给政策：实际情况和内在含意》，《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2月第1版。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3）刘世锦：《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4）J.杜威·达恩等：《论时髦的供给经济学》，《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2月第1版。
（5）吴振宇：《中国经济再平衡：迈向成熟的结构转型》，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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