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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差异性进行考察，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双重企业经营目标的古诺模型，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弄清楚了在什么情况下长三角地区更占优势，在什么情况下珠三角地区更占优势。具体来说，由于市场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对企业竞争力产生不同的影响，长三角地区形成了相对珠三角地区的“赶超效应”。如果市场工资水平低于由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和两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共同决定的临界值，那么珠三角地区更有优势；如果市场工资水平等于这个临界值，那么两个地区不分上下；如果市场工资水平高于这个临界值，那么长三角地区更有优势。本文还发现，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的变化和技术进步会对这种“赶超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区域发展模式；双重目标；比较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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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战略思路和构想，努力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些战略举措，需要我们深入地理解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以及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性，1、通过“谋全局”实现“谋一域”。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后，作为中国经济“双引擎”的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区域发展模式和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区域发展模式都面临着产业转移和产业调整的问题。在内外部需求萎缩、结构调整困难、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形势，也需要我们比较全面地理解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机制，从机制上着手才能牵住“牛鼻子”、打好“组合拳”。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差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保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势头，创造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现已成为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两大经济区域。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长三角经济和珠三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全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前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份额大概分别保持在18％和8％左右，二者的总和占到了全国总量的1/4左右；2000年后其份额均有所上升，分别达到了21％和12％左右，二者的总和已经接近全国总量的1/3（见图1）。由此可见，两个三角洲地区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随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两个三角洲地区之间的竞争也越演越烈，呈现出你追我赶、竞相发展的态势。根据黄赜琳和傅冬绵（2009）的计算口径和方法2、，通过计算和对比可以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珠三角地区发展迅速，领先于长三角地区，之后发展相对放缓，存在着被长三角地区赶上甚至超越的趋势，到了2000年之后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张涛和张若雪，2009）。与之相对应，两个地区的年均GDP增长率也呈现出了类似的变化。从总体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的发展速度要快于长三角地区，但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速度要明显慢于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们之间的区域竞争也成为近年来广大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差异性体现在什么地方?这种竞争将会如何发展，是长三角地区逐渐取代珠三角地区，还是珠三角地区再次迎头赶上?在新常态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产业调整的“突围”中谁更有可能“拔得头筹”?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两个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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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基于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比较进行过大量研究。王益澄（2001）在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时指出，两个地区在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上具有不同的区域特征：由于长三角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扩散作用一度远远强于集聚作用，长三角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表现出了大范围的空间扩散特征；珠三角的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则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但由于其在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对国内市场的开拓还远远不够。由此，他认为，在与国内其他区域经济发展的融合上长三角要明显优于珠三角，长三角对全国其他区域的经济影响力要强于珠三角。张颢瀚（2003）在比较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态势后认为，长三角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因此，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长三角理应发挥更加突出的龙头作用和“主引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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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3年的“民工荒”现象出现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热点，并且研究的视角也越来越多样化。王珺和郑筱婷（2006）就以广东与江浙地区外来工工资水平差异问题展开了分析，他们将人际关系纳入了效用函数，论证了企业与地方政府在不同关系网络约束下的行为差异以及其对工资水平差异的影响。他们发现关系网络强约束与工资水平偏高、关系网络弱约束与工资水平偏低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进而他们认为不同关系网络下企业与地方政府行为差异是导致现阶段广东与江浙地区外来工工资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万向东等（2006）从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人身安全以及外部环境等多个方面对比了两个三角洲外来工的基本状况，研究发现珠三角外来工人的状况远不如长三角，他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由两个三角洲地区的企业结构等因素产生的制度性差异，珠三角企业处理劳资关系的基本模式是“市场型”，而长三角则是“人情型”和“法治型”。张涛和张若雪（2009）通过对比珠三角和长三角，分析了珠三角技术进步缓慢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厂商技术采用和劳动力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在一定条件下这种互补性会导致“高技术均衡”和“低技术均衡”的产生。珠三角正是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原因陷入了“低技术”均衡，从而使得近年来其发展势头相对落后于长三角。黄赜琳和傅冬绵（2009）通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经济数据，从总体上比较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从地理区位结构、积累结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对外贸易结构和人口结构等方面展开比较分析了两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共性和差异，他们认为两个三角洲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总体上看，国内关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较的文献基本上都是以文字性描述为主，虽然不少学者（比如，王珺，1996；王益澄，2001；张颢瀚，2003）通过经济数据推出长三角对周边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示范带动作用要大于珠三角，并在数据分析的过程寻求了理论支撑，但是并没有将理论分析进行模型化。比如，樊纲和张泓骏（2005）通过市场化指数比较了两个三角洲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他们发现珠三角的市场化指数要高于长三角，由此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珠三角走在了长三角的前列。再比如，刘华和蒋伏心（2007）认为，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趋势来看，未来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确定不变的，这主要取决于两个三角洲各自竞争力水平的高低。 copyright dedecms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刻画区域发展模式差异性而言，本文把精力集中在了微观机制的差异上，微观机制的差异是通过构建企业具有双重经营目标的古诺模型来描述的。为了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本文借鉴了Kaneda&Matsui（2003）、詹新宇和方福前（2012）等研究中的一些数学方法，将企业的经营目标分为利润目标和非利润目标，并赋予相应的权重。第二，本文选择了适当的变量来区分长三角和珠三角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具体而言，长三角企业追求的是员工福利的提高，与之相对应，珠三角企业追求的是员工成本的降低。虽然国内也有一些文献（万向东等，2006；刘林平等，2011）把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两个三角洲地区会根据各自不同的制度环境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以此来解释两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文献对此进行建模分析。第三，比较制度分析虽然在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比如，皮建才，2011，2014，2015），但是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则用得相对较少，本文为弥补这方面的学术空白进行了初步尝试。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了一个具有双重经营目标的两个企业同时行动的基本模型，给出了模型的背景、模型的设定和模型和求解；第三部分比较分析了市场工资水平上升对两个三角洲地区的最优产量的影响；第四部分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的变化以及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两个三角洲区域竞争的影响；第五部分给出了本文的主要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启示和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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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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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的背景

在正式建立基本模型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典型化事实，因为这些典型化事实是我们建立模型的重要现实依据。胡彬等（2009）发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具有比较高的结构相似性，除了若干行业以外，在产出比重占据前10的制造业中，有7类行业是两个地区所共有的。田野和马庆国（2008）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进行了对比，他们发现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在支柱产业方面具有明显的同构性，例如交通运输、化学原料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同为两大经济圈的支柱产业，并且电子通信都是两个地区的第一支柱产业；进一步地，他们测算了两个三角洲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从表1可知，这一指标接近0.8。正是在两地产业结构与层次大致相同的条件下（王珺和郑筱婷，2006；田野和马庆国，2008），我们可以认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企业很多时候在相同的产业中展开竞争。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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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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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个生产同质产品的双寡头垄断市场。我们将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统称为企业1，将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统称为企业2，这两个企业在市场中进行古诺（Cournot）竞争，同时决定自己的产量水平q1和q2。市场中产品的反需求函数为P（Q）=a-Q，其中P是产品的市场价格，Q=q1+q2是市场上产品的总产量，a代表市场规模且为常数。在这里需要对双寡头垄断市场进行深入说明。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都比较高，都存在结构同化的问题。这样一来，其他地区应该也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存在竞争关系，所以三寡头或多寡头或许要比双寡头更能反映这种竞争关系的实际情况。本文之所以采用双寡头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双引擎”，尽管其他地区也存在一些规模相对而言比较小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合在一起也难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寡头，根本不能跟本文抽象出来的双寡头（企业1和企业2）“争雄”或“平起平坐”。对企业1和企业2来讲，这些小企业虽然可以占有一些市场份额（比如，减小a），但是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企业1和企业2之间的竞争关系。为了分析上的方便和聚焦，我们忽略了其他地区的企业，这样做并不会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3、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再仅限于企业层面，它早已上升到了行业层面乃至地区层面，而区域政府总是希望实现更大的生产总值、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即便是效率相差较大的行业，地区之间也存在着“攻击”和“响应”行为；所以，如果把每个地区比作是一个企业、把工业门类比作是企业不同的产品线，那么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大部分产品线上都存在竞争关系（王晓东，2011）。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因此，企业的利润为：

πi（q1，q2）=π（Q，qi）=P（Q）·qi-C（qi）（1） 织梦好，好织梦

其中，i=1，2，C（·）是企业的成本函数，假设C（qi）=ciqi，并且C′（qi）=ci=ω·li。ci是企业i生产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和单位成本；ω是每个劳动力所能获得的工资收入，代表市场上的工资水平，这对于两个企业来说是相同的，因为我们认为劳动力能够在两个三角洲地区自由流动且流动成本为零，不同之处体现在福利待遇方面，长j角企业要优于珠三角企业；li是企业i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我们用1/li代表企业的技术水平，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自然也就越少。这样一来，就可以表示为长三角企业与珠三角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由于珠三角陷入了“低技术均衡”（张涛和张若雪，2009），珠三角企业较之长三角企业而言劳动密集程度更高，其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也越大，假定两个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满足1＜λ＜2，这样的假定意味着长三角企业与珠三角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是很大。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与Cremer＆Crémer（1994）有很大的不同，本文只考虑了劳动力一种投入要素，并未考虑资本要素的作用，因此企业的成本仅为劳动力的工资成本。这只是出于简化模型的考虑，即使把资本要素考虑在内也不会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不同于标准垄断模型的设定，在这里“利润最大化”不再是企业目标函数的一个绝对指标，企业在追求利润和追求其他目标之间进行加权。参考Kaneda&Matsui（2003）的思路，把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如下： dedecms.com

gi（q1，q2）=（1-θ）π（Q，qi）+θF（Q，qi）（2） dedecms.com

在（2）式中，企业经营目标由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传统的利润目标，另一部分是非利润目标。其中，θ∈（0，1）是企业i在非利润目标上的权重，对两个企业来说是一样的。当θ=0时，企业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利润最大化者。最为关键的是，即使两个企业的非利润目标的权重是相同的，两者的非利润目标可能并不是一致的，即F（Q，qi）可能是不同的。刘林平等（2011）提出了一个“地域—社会—文化”的思路，他们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既包括硬的法律制度，也包括软的传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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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三角的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带有比较深的计划经济烙印，所以其经济发展是由规划管理型的政府操作模式主导的（王光振，1996；张捷，1996；朱文晖，2003）。因此，企业处理劳资关系的模式就必然不是“市场型”的，而是受社会主义传统影响的“人情型”模式（万向东等，2006）。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凭借高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吸引了大量欧美日等地区的跨国投资，不同于港澳地区的投资，这些地区的FDI相对于劳动力成本不是特别敏感，对劳动力素质更加敏感，因此这类外资企业对员工也更加人性化（Fung et al.，2002a，2002b）。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长三角的企业相对而言比较重视人力资源，除了本地劳动力素质较高之外，其外来劳动力的素质也较高，再加上当地政府的管理较为规范，因此长三角的企业不仅重视企业自身的利益，同时还重视保障员工的利益。由此，假设长三角地区企业1的目标函数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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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π1（q1，q2）是企业1所获得的利润，11·q1是企业1的劳动力数量，那么π1（q1，q2）/（11·q1）即为代表员工福利的人均利润。长三角的企业既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也追求员工福利的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是两者的加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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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珠三角的发展模式与长三角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不同，珠三角是依托港澳地区“前店后厂”发展起来的。所谓“前店后厂”是指由于港澳资金的注入直接带动了珠三角的快速发展，并在与珠三角的经济合作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其中“前店”指港澳地区，“后厂”指珠江三角洲地区（闫小培等，2007）。这一模式的成功在于它充分利用了港澳地区庞大的资金优势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珠三角企业并不重视人力资源，其劳动力绝大部分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且多为内陆地区的农民，他们不在乎员工素质的高低，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劳动力成本，也就是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Sun et al.，2002）。既然低成本是珠三角得以发展的巨大优势所在，那么低成本生产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珠三角企业的核心诉求。由此，我们假设珠三角地区企业2的目标函数为：

其中，-C（q2）代表了珠三角企业的低成本诉求。同长三角企业一样，珠三角企业的目标函数也是对两个目标的加权，企业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追求员工成本的最小化。5、 dedecms.com

（三）模型的求解

根据（3）式和（4）式，可以分别得到两个企业的一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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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较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在本部分，将在均衡结果的基础之上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分析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进行内在机制的探索。 dedecms.com

（7）式和（8）式分别对∞进行求偏导，稍加整理后得到：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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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市场工资水平变动所引起的企业产量变动的总效应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企业出于对利润目标的追求，而由于市场工资水平变化进而引起的产量的变化，如（9）式和（10）式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权重为（1-θ）。因为在前部分已经假定11＜12＜211，所以不难得到，不论是长三角的企业1还是珠三角的企业2，这个部分对于企业的产量决策都具有负效应，即市场工资水平越高，长三角企业和珠三角企业的产量越低。这是因为当企业追求利润时，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会侵蚀企业的利润，当企业利润急剧减少或无利可图时，企业必然会通过减少生产来抬高价格从而应对生产成本的上升，这对于长三角企业还是珠三角企业来说都是一样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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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企业出于对非利润目标的追求，而由于市场工资水平变化进而引起的产量的变化，如（9）式和（10）式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的权重为θ。正如前文所说，长三角企业和珠三角企业在非利润目标的设定上并不相同，长三角企业追求的是员工福利的提高，而珠三角企业追求的则是员工成本的降低，不难看出长三角企业和珠三角企业在决策上存在着策略替代关系。这反映在两个企业的产量决定中就是，对长三角企业而言，市场工资水平的变动对于企业的产量决策具有正效应，即市场工资水平越高，其产量越高；而对珠三角企业而言，它对于企业的产量决策具有负效应，即市场工资水平越高，其产量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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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市场工资水平变动对企业产量变动的总效应是上述两种效应的加总。当总效应为负值时，市场工资水平越高，企业的产量则越低；当总效应为零时，市场工资水平不影响企业的产量水平；当总效应为正值时，市场工资水平越高，企业的产量也越高。对长三角企业而言，前者为负效应，后者为正效应，其总效应的符号取决于两者的权衡；对珠三角企业而言，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为负效应，其总效应必然为负值。根据（9）式和（10）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命题1和命题2。

命题1：对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而言，随着市场工资水平的变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产量产生负向效应，而企业追求员工福利的提升对产量产生正向效应。当企业非利润目标的权重不是太大时，如果技术差距小于某个临界值，前者负效应的作用大于后者正效应的作用，那么总效应为负值；如果技术差距等于这个临界值，前者负效应的作用等于后者正效应的作用，那么总效应为零；如果技术差距大于这个临界值，前者负效应的作用小于后者正效应的作用，那么总效应为正值。当企业非利润目标的权重较大时，前者负效应的作用小于后者正效应的作用，那么总效应为正值。 织梦好，好织梦

证明：简化（9）式，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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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2：对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而言，随着市场工资水平的变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产量产生负向效应，且企业追求员工成本的降低对产量也产生负向效应，那么总效应必然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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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简化（10）式，可以得到：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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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1和命题2的经济学含义是非常明显的。既追求利润最大化又追求员工成本最小化的珠三角企业，对工资成本的上升更为敏感，市场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由于长三角企业和珠三角企业在市场中存在策略互动，因此，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员工福利最大化的长三角企业而言，市场工资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的大小以及长三角企业与珠三角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当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较大时或者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不大但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够大时，市场工资水平的提高会提升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竞争力；反之，市场工资水平的提高则会降低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竞争力。

四、进一步的比较分析 织梦好，好织梦

进一步比较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产量的大小，探讨在什么情况下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占优势，在什么情况下珠三角企业更占优势。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根据命题1和命题2，可以发现，不管是对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还是对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来说，由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产生的市场工资水平变动对企业产量的影响方向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是负向影响。最为关键的差异在于，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追求员工福利的提高产生了市场工资水平的正向影响，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追求员工福利的降低产生了市场工资水平的负向影响。就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来说，到底哪个在市场竞争中更占优势，我们很容易有以下的猜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市场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占优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占优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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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命题3。 copyright dedecms

命题3：如果市场工资水平低于某个由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以及两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共同决定的临界值，那么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更有优势，其拥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如果市场工资水平等于这个临界值，那么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不分上下，他们将平分整个市场；如果市场工资水平高于这个临界值，那么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有优势，其拥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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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通过对（13）式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命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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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4意味着，随着市场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长三角地区对珠三角地区在产量水平上形成一科“赶超效应”，即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企业之间的产量差距将不断缩小，并最终超过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的产量水平。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市场工资水平的上涨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同时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由命题3和命题4可知，随着市场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珠三角的增长后劲明显不如长三角，相对而言，长三角将更具发展潜力。当市场工资水平还比较低时，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加适应市场环境的要求，其更具市场竞争优势，所占的市场份额较大；而当市场工资水平比较高时，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将更加适应市场环境的要求，它将取代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的市场地位，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由于长三角地区现已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并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知识，加之当地政府在劳动力方面管理严格，当地企业也就十分重视员工的综合素质提升和福利待遇提高，因此长三角地区并没有像珠三角地区那样吸纳了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当地的工资水平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长三角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将迫使珠三角地区不得不相应地提高工资（孙军和高彦彦，2010）。随着工资水平的持续提高，廉价劳动力已不再“廉价”，珠三角企业的低成本经营模式的优势也逐渐失去，无法发挥相应的作用，所以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经营模式所取得的成绩也没有长三角地区的企业那么大。这意味着，在现有的模式下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限度的。将高员工福利作为企业目标构成的长三角地区具有发展速度快、发展潜力大的后发优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长三角地区也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孙军和高彦彦（2010）认为，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彼消此长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同：珠三角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技术水平偏低；长三角则处于全球产业链相对高端的位置，技术含量较高，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从而获得了长期的可持续竞争优势。但本文的分析发现，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并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性原因，即使假设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技术水平相同，即11=12，长三角对珠三角的“赶超效应”也照样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才是造成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彼消此长的本质原因。 copyright dedecms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的结论是建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条件并非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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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就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以及各自的技术水平发生改变的情形进行讨论。通过对（13）式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命题5。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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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5意味着，长三角地区对珠三角地区的“赶超效应”随着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的增大（θ增大）而增强，随着长三角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11减小）而增强，随着珠三角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12减小）而减弱。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对于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变化的影响，这一命题的结论是符合我们的直觉的。随着市场工资水平的提高，长三角地区形成的与珠三角地区之间的“赶超效应”实际上就是企业竞争力此长彼消在产量水平上的体现。市场工资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随着工资水平上涨导致企业利润的减少，直接带来的影响是企业产量的下降，这对于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来说是一样的。第二，由于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的非利润目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因此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长三角地区的企业产量提高的同时是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的产量降低。当企业的非利润目标的权重有所增加时，非利润目标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也会更大，此时，珠三角地区的竞争优势将逐渐减弱以至丧失，使得产量转移到长三角地区，这将有助于长三角地区实现对珠三角地区的赶超。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的不断增加会对珠三角地区以低员工成本为主导的企业经营模式造成很大的压力，这将会倒逼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对其企业经营目标和策略及时做出调整。 dedecms.com

对于技术水平变化的影响，这一命题的结论背后的经济学直觉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对于长三角企业还是珠三角企业而言，企业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够消化个人工资成本的上升带来的压力，有利于巩固和提升企业现有的市场地位。具体来说，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竞争力，有利于自身实现对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在产量上的赶超。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减弱了工资上涨对企业竞争力所造成的损害，可以保持其对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的优势地位。因此，无论是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还是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并逐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都必须要大力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企业技术进步也将成为决定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通过计算还发现，这表明相比于长三角地区而言，技术进步对企业巩固市场地位的积极作用在珠三角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也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对珠三角地区的现实紧迫性，重视技术进步也必将成为珠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dedecms.com

五、结语 内容来自dedecm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地位不断提升，经济总量现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我国区域发展竞争格局的形成不无关系，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特殊的区位条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时也是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它们对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机制进行比较和研究，不仅对今后两个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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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具有双重企业经营目标的古诺模型，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弄清楚了在什么情况下长三角地区更占优势，在什么情况下珠三角地区更占优势。具体地，随着市场工资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竞争力产生的不同影响，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与珠三角地区之间在产量上的一种“赶超效应”，如果市场工资水平低于某个由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以及两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共同决定的临界值，那么珠三角地区更有优势；如果市场工资水平等于这个临界值，那么两个地区不分上下；如果市场工资水平高于这个临界值，那么长三角地区更有优势。结论还发现，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的变化和技术进步会对这种“赶超效应”产生影响，这对于我们如何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追求低员工成本的企业经营模式，在早期通过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来体现其竞争优势，对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确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长远来看，企业过分依赖这种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式，只会削弱自身的竞争力。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珠三角地区低员工成本的经营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长三角地区高员工福利的经营模式的优势则显得越发明显，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已逐步赶上并超过了珠三角地区。我们发现，企业的非利润目标权重的增加会在无形之中增加长三角地区对珠三角地区的这种“赶超效应”，这种效应的增加必然会对珠三角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由于两个三角洲之间的竞争压力的存在，迫使珠三角企业不得不顺应市场力量优化其企业经营模式。与此同时，无论是长三角地区还是珠三角地区，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将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其市场地位。近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70％左右（赵喜鸟等，2012）。对这两个地区的企业而言，技术水平的提高将是企业未来增强竞争力最有效的手段，这也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败。因此，我们认为，在新常态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产业调整的“突围”中竞争中，珠三角地区会率先“起跑”，这是由珠三角地区发展模式的内在机制决定的。但是，到底是长三角地区还是珠三角地区在“突围”中“拔得头筹”，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比如，地方政府的作用）来分析。比如，黄亮雄等（2015）就认为，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方面，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面临的挑战是相同的，但长三角地区由于创新能力更强、技术人才更多，因此后发动力也更足，此时如果珠三角地区抓不住新兴产业的机遇，出台有力政策举措加快企业创新转型，其转型升级之路较之长三角地区将更加艰巨。 copyright dedecms

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得到的政策启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不管是长三角地区还是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在设定自身的目标函数时都要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俱进，随着经济形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要适当调整自己的目标函数。这种目标函数调整的过程属于练“外功”的过程，练“外功”需要跟练“内功”结合起来，练“内功”就是要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第二，不管是长三角地区还是珠三角地区的政府都需要在营造创新环境上下狠功夫，创新环境的营造要顺应和引导企业目标函数的变化，在顺应和引导的过程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第三，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政府要避开纯粹的古诺竞争，加强区域沟通，统筹产业空间布局，通过实施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形成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的格局，通过推行“强强联合”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互利共赢。

本文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框架。最后讲一下本文可能的几个拓展方向。第一，本文重点考察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和角逐，而忽视了它们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和角逐，在将来进行拓展时可以把它们在国外市场的竞争纳入这一分析框架中来。第二，本文的模型没有考虑经济周期的作用，在经济扩张阶段和经济紧缩阶段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优势和劣势可能会发生变化，在将来进行拓展时可以把经济周期纳入这一模型中。比如，在扩展时可以借鉴Etro&Colciago（2010）的相关研究。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实际上，可以把巫强等（2016）考虑的劳动力流动的省际边界壁垒以及李云森（2016）考虑的劳动力市场歧视等特征性因素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第四，在竞争的压力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的差异性可能逐渐缩小，而趋同性可能逐渐增强，在将来的模型拓展中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量来代表趋同性的程度。第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他地区（比如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可能会越来越重要，把这些地区的相关企业抽象成一家企业时可以看成是一个寡头，这样一来，本文就应该拓展成三寡头或多寡头模型。第六，即使其他地区的企业相对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而言在竞争中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仍然可以把它们纳入这一分析框架中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借鉴Shimomura&Thisse（2012）关于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分析框架。我们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优秀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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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尚勇敏和曾刚（2015，第62页），“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或区域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在Google搜索中输入‘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可得到2650万项链接，说明该词汇已经是一个频繁使用的词汇，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有471万项链接。”虽然这个术语使用广泛，但是定义却不是很明晰。尚勇敏和曾刚（2015，第65页）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环境条件下，一定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具有鲜明特征的配置方式和运行机制，并表现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其他地区具有较强的示范性等特征。”本文基本上认同这个定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性”是指不同模式在配置方式、运行机制和发展速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copyright dedecms

2、考虑到统计资料的收集、省级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黄赜琳和傅冬绵（2009）对长江三角洲范围的界定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大长江三角洲，而对珠江三角洲范围的界定则是广东省。 copyright dedecms

3、需要指出的是，其他地区的企业也可能跟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存在竞争关系。本文在结语部分还会就这一点指出两个可能的拓展方向，即第五个和第六个拓展方向。 dedecms.com

4、之所以在设定长三角地区企业的目标函数时纳入员工福利，是因为现有的经验研究（比如，万向东等，2006；刘林平等，2011）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只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把这一点模型化。 本文来自织梦

5、同样地，之所以在设定珠三角地区企业的目标函数时纳入员工福利，是因为现有的经验研究（比如，万向东等，2006；刘林平等，2011）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只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把这一点模型化。之所以在这里重点突出设立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企业的目标函数的现实依据，是因为对理论模型而言假设是否合理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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