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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基于中心城市层次进行综述，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网、国家中心城市多个层级入手，总结不同层级中心城市的科学内涵、指标体系内容与选取原则。最后，基于信息时代城市中心性特征，文章总结了未来企业发展的三种主要类型：高标准化产品服务企业，复合型全球化公司的总部企业与高度专门化网络化的服务公司。文章旨在为长春和沈阳城市总体规划目标——建设东北亚国际中心城市提供研究框架。

关键词 东北亚；国际中心城市；指标体系 dedecms.com

最近东北亚地区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呼声渐高。长春和沈阳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城市，正处在区域经济振兴和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建设东北亚国际中心城市成为国家需求和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本文基于长春和沈阳两市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指标体系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报告，为长春和沈阳两市城市总体规划目标的拟定提供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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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内涵 dedecms.com

20世纪60年代，在劳动分工国际化和国际贸易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类具有全球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作用的中心城市，按层次分为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等。所谓东北亚国际中心城市，首先是地区中心城市，其次是国际化、具有跨国影响力的城市。建设东北亚国际中心城市主要在于：到2035年建设成为东北亚地区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中心城市。东北亚国际中心城市具有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的实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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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城市及其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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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界城市定义 dedecms.com

在开展全球化对城市影响的讨论过程中，国外学者主要采用了世界城市(World City)和全球城市(Global City概念，以描述城市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及其所达到的状态或结果。1915年，格迪斯(Geddes)首次提出世界城市概念。1966年，霍尔(Hall)发展了这一概念，并讨论了当时典型的七个世界城市的功能和空间。霍尔(Hall，1966)认为，世界城市是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首都、国际组织或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金融、商贸总部所在地，工业中心，交通枢纽，医疗、法律中心，文化、科研中心，信息中心，特别商品和服务业集聚中心，全球性会议首选地。1986年，弗里德曼(Friedmann)的《世界城市假说》(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角度出发，着重研究了世界城市的等级层次结构布局；继承了既有的“核心—半边缘—边缘”世界区域思想，并根据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将世界城市分为了“核心首位—半边缘首位—核心次位—半边缘次位”四个层级；接着从资本配置、全球控制力、人口迁移、空间和阶级的两极分化等七个方面总结了世界城市的主要特点。弗里德曼等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并且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功能(Friedmann and Wolff，1982)。弗里德曼(Friedmann，1986)讨论由30个城市组成的世界城市体系(表1)，使世界城市理论得到了广泛关注。在1986年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体系中，尚无中国大陆的城市入选。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戈特曼(Gottmann，1989)认为，世界城市是人口密集地、“脑力密集型”产业集聚地、政治权力中心。司瑞福(Thrift，1989)认为，世界城市是大公司总部和银行总部集聚地。肯尼迪(Kennedy，1991)指出，世界城市应当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就业增长力和满足高质量生活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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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的主要功能包括：1、世界金融中心城市(Sassen，2001；Musil，2009；Taylor，2001)；2、全球信息中心城市(Malecki，2002)；3、政治文化中心城市(Knox and Taylor，1995；Varsanyi，2000)；4、国际交往中心城市(Knox and Taylor，1995)。 织梦好，好织梦

2.2 世界城市指标体系 dedecms.com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涌现出一些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范围、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世界性城市，一般称之为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者全球城市(Global City)。学者们围绕世界城市议题，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入手，对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概念界定、功能定位、等级地位等方面展开了多元化的研究(Taylor and Derudder，2004；宁越敏，1991、1994；屠启宇、杨亚琴，2003；周振华，2006；汪明峰、高丰，2007；武前波、宁越敏，2008；周蜀秦，2010)。随着世界城市研究的深化，学者发现世界城市通过彼此间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会凝聚成新的空间有机体，即世界城市网络。受传统城市地理学理论(如中心地理论)的城市等级体系的影响，早期世界城市研究学者强调在经济权利主导的全球尺度下，建立“核心—边缘—半边缘”结构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Friedmann，1986)。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世界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世界城市组织结构越发复杂。以泰勒为首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GaWC)将研究的焦点从城市等级转换到城市网络，致力于探讨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与演化机制、网络结构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等问题。他们将城市视作网络中的节点，城市的地位更多地依赖于其在网络中与其他城市的关系。随后，GaWC小组分别从企业组织和基础设施网络两个方面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实证分析。完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打破了世界城市体系等级化的观念，推动了世界城市研究范式从层级向网络的转变，并引导了世界城市研究从属性研究到关系研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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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WC以六大“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机构”在世界各大城市中的分布为指标，对世界城市进行排名。主要包括：银行、保险、法律、咨询管理、广告和会计，关注的是该城市在全球活动中具有的主导作用和带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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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吕代和泰勒(Derudder and Taylor，2016)呈现2000～2012年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个别城市及区域之轨迹的大尺度分析(表2)。检视城市演化中的网络中心性的方法，是根据进阶生产者服务厂商透过它们在全世界的办公室分布，与城市“相互连锁”。我们的分析不限于推定的世界城市之有限集成，而是将全世界区域中的157座城市纳入此全球城市分析之中。本分析建立改变的绝对及相对评估方法，以揭露主要的改变面向。最显着的研究发现是，面对全球经济层级中续存的核心—边陲模式时，显着的连结性增加，仅限于少数的城市集(特别是杜拜、上海、北京与莫斯科)，而纽约与伦敦则稳固地维持在顶点。与此同时，全球城市网络连结性的总体层级明显上升，意味着网络的逐渐整合。就地理而言，可察觉到从西方到东方的转换，尽管是不均等的。 内容来自dedecms

3 全球城市及其指标体系 本文来自织梦

3.1 全球城市定义

全球城市即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萨森(Sassen，1991)从跨国公司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集中的角度入手，将全球城市定义为“能为跨国公司经济运营管理提供优质服务和通信设施的场所，是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地”。她认为全球城市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2、金融及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3、创新生产等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4、产品和创新市场所在地。萨森提出把高度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定义为全球城市。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传统上被认为是“四大全球城市”。近些年亚洲部分城市高速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也开始被列为全球城市。我国北京、上海在多项研究中已经被列入全球城市梯队。之后一系列学者对全球城市的定义又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大致可概括为七个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全球或区域的金融中心；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基地；国际性的旅游和会展目的地；精英人才的汇聚地；信息、通信、交通枢纽。广州建设全球城市的目标，分为经济实力、枢纽节点、科技创新和国际声誉四大方面。 本文来自织梦

3.2 全球城市指标体系

萨森、霍尔、弗里德曼、GaWC等学者和团队对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的开创性研究，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因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全球控制力和影响力而形成的等级结构进行了揭示与解读。此后，包括联合国人居署、科尔尼(A.T.Kearney)、《经济学人》杂志等在内的诸多学术或社会机构，创建了特色各异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此对全球城市进行分析和排名，展示和评估全球城市的各方表现力。 copyright dedecms

2009年GaWC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各城市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会计、广告、银行/金融、法律等部门水平，将全球220个城市分为五个级别(Alpha，Beta，Gamma，high sufficiency，sufficiency)。中国大城市在全球的地位逐步提升，在GaWC排名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已迈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 本文来自织梦

根据2016年榜单，世界一线城市包括了49个城市，其中主要为：第一档Alpha++——伦敦、纽约；第二档Alpha+——新加坡、香港、巴黎、北京、东京、迪拜、上海；第三档Alpha——悉尼、圣保罗、米兰、芝加哥、墨西哥城等19个城市；第四档Alpha-——都柏林、墨尔本、华盛顿、台北、广州等21个城市。 dedecms.com

GaWC中国城市完整榜单，从高到低依次是：第一层级——香港(Alpha+)、北京(Alpha+)、上海(Alpha+)、台北(Alpha-)、广州(Alpha-)；第二层级——深圳(Beta)、成都(Beta-)、天津(Beta-)；第三层级——南京(Gamma+)、杭州(Gamma+)、青岛(Gamma+)、大连(Gamma)、重庆(Gamma)、厦门(Gamma)、武汉(Gamma-)、苏州(Gamma-)、长沙(Gamma-)、西安(Gamma-)、沈阳(Gamma-)；第四层级——济南(high sufficiency)；第五层级——昆明(sufficiency)、福州(sufficiency)、沈阳(sufficiency)、郑州(sufficiency)、南宁(sufficiency)、哈尔滨(su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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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对于全球城市进行排名，主要是从宏观经济表现、金融投资和商业环境、城市连接网络、知识人力资源和技术、城市形象品牌和吸引力、生活质量和成本、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角度进行研究(表3)。 dedecms.com

综合来看，不同机构发布的研究成果对全球/世界城市基本特征的判断指标存在一些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1、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表现为经济总量大，人均GDP程度高，国际总部聚集度强，以现代产业体系为核心的后工业化经济结构明显；2、具有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表现为高端人才的集聚，信息化水平、科技创新能力、金融国际竞争力的领先地位，以及现代化、立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3、三是具备作为“软实力”的全球影响力，涉及文化和舆论、组织和制度、意识形态的力量等，表现为城市综合创新体系、国际交往能力、文化说服力和全球化治理结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由于国家与城市的动态发展变化，绝大部分研究都没有对全球城市提出固定的静态“标准”，而是基于城市表现相互比较结果(百分制得分或参照某一基准城市的相对值)的评分和排名(每年都在变化)——排名前几位的逐渐成为公认的全球城市，比如前三名，即伦敦、纽约、东京。这也意味着，我国的上海、北京等地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城市在现有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以及逐步攀升的具体位置目标，并以上层级/顶级世界城市的综合表现指标为引领，找准差距，渐进发展。

英国智库(经济学人情报中心)、日本森纪念基金会、美国智库(科尔尼)和普华永道(PwC)等机构，主要从发展维度、支撑维度两大角度进行了全球城市的评价(表4)。其中普华永道与英国智库考虑的指标更加综合，日本森纪念基金会更加注重文化、宜居指标对全球城市的贡献，美国智库的特色在于将政治参与也考虑进指标体系。英国智库主要从经济强度、人力资本、制度效率、全球吸引力、物质资本等角度对全球城市进行了评价(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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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居署的“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2/2013(city Prosperity Index)”显示，我国的上海、北京在生活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平等与社会融合上正与顶级世界城市水平靠近，但是在以生产力为代表的综合经济表现和以空气质量为代表的环境可持续发展(上海例外)方面差距明显。而在科尔尼的“Global City Index 2015”中，上海、北京的商业活动表现尚佳，但在人力资本、信息交流、文化体验、政治参与四方面与顶级世界城市具有明显差距(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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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标体系主要从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流、文化体验和政治参与的角度构建，该指标体系由美国期刊Foreign Policy，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联合制定，由萨森等学者出任顾问。报告年度连续发布，被联合国人居署、各大城市官网、世界银行等广泛引用(表7)。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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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对经济发展与国际开放的关注，纽约全球城市指标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将失业率、寿命、婴儿出生率、禁烟立法等加入指标体系，此外更加注重城市的人居环境，将空气质量作为重要考虑标准(表8)。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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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等(2014)的全球城市指标体系注重五大功能特征，即全球金融商务集聚地、全球网络平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声誉和面向全球的政府，五大指标主要基于已有的各类全球指标进行二次评价(表9)。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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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鹏飞等人(201 1)基于连锁网络模型的测度，根据连锁网络模型的三个层级，选取福布斯2000强(2010年)中的225个生产性服务业的跨国公司作为样本，分别统计其在全球621个城市的分布情况。从全球城市竞争力产值指标、全球城市竞争力要素指标和全球城市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了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表10)。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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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球城市网 内容来自dedecms

4.1 全球城市—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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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在霍尔、弗里德曼等的“世界城市”及萨森的“全球城市”等概念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提出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 Region)概念。这一概念不同于以往的城市因“地域邻近”而形成的城市群，而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强的大中城市相互联系而呈现出的一种全新空间现象。本质上，这是城市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与腹地区域内城市联合发展的一种空间形态(Scott，2000)。如此看来，亦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空间”在特定“地域”概念上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有别于全球城市聚焦于对全球/区域的控制力和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全球城市—区域”关注生产网络中的全部价值链环节，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等。而不同的价值链环节在地方“镶嵌”后，必然会因其自身的组织特征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形态和结构。由此形成的“全球城市—区域”空间系统是全球化和地方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李健，2012)。

4.2 世界城市网络 织梦好，好织梦

弗里德曼和萨森关于世界/全球城市的研究贡献在于开创性地将城市化过程与世界经济和高级生产性服务直接联系起来，相比之下，卡斯特尔在“流动空间”的阐述中更加关注“关联空间”。他将空间重新定义为“凝固了的时间”(crystallized time)。此外，卡斯特尔所称的“流”，不单单是社会组织里的某一个要素，而是支配了社会、经济、政治等过程的特征表现(Castells，1996)。与此同时，卡斯特尔认为“场所空间”并未消失，但其逻辑及意义已经被整合至网络之中，即“流动空间”和场所空间是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又相互依存的空间形式，它们共同把世界连接成了“无缝之网”(艾少伟、苗长虹，2010)。“流动空间”连接了多尺度、具有不同联系强度的区域或场所，因此就其研究视角而言显得更为宽广。卡斯特尔于1996年出版的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概念(Castells，1996)。卡斯特尔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诸多“流”，如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组织性互动流等，环绕共筑了我们的社会；他认为，是“流动空间”而非“场所空间”造就了全球城市体系，并强调城市“去空间化”后，其作为一个节点在塑造整个网络体系中的价值。 dedecms.com

4.3 城市连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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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等(Taylor et al.，2010)明确指出：“城市不可能在仅与其腹地互动的前提下取得成功，城市应该是一种进程，它们彼此联系形成群体，进而形成网络。”他们以“城市关系”的视角来理解城市，认为城市网络是当前城市体系的研究重点。泰勒及其GaWC研究团队做了大量实证研究；他们基于行动者网络特征，将城市与企业看作是一种二模网络关系，认为在同一总部下设有分支机构的城市之间均有联系，并据此构建了城市连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为定量解释和描述城市网络的特征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泰勒曾指出，城市间的关系被中心地理论所定义，但它又把中心城市与其腹地静止地锁定在空间和等级结构中(Taylor，2009)。

5 国家中心城市指标体系

5.1 国家中心城市定义 本文来自织梦

国家中心城市的设立是综合考虑城市实力、国土空间布局与城市功能定位等多重因素的结果，表现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交通运输中心、物流中心，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国家中心城市的标准)。2007年，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上报国务院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首次提出“国家中心城市”概念。《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明确指出：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顶级”城市，在我国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中心与枢纽作用，在推动国际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用，国家中心城市已经或将要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管理和文化中心。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确立了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即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自此这些特大区域中心城市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定位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近期，住建部委托中规院进行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设十个国家中心城市的新构想，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武汉、西安、沈阳、深圳、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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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多是根据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作用对其进行描述。1、侧重于国内作用。如陈江生、郑智星(2009)以东京和伦敦为例进行研究，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是在全国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的城市。路洪卫(2012)通过研究武汉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是一国综合实力最强、集聚和辐射能力最大的城市。2、综合了国内和国际的双重作用。姚华松(2009)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基础上提出，国家中心城市是一国城市发展水平的最高代表，是联系国内外的重要门户，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载体。朱小丹(2009)通过对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力的研究，指出国家中心城市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有着全国性的重要影响，并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交流的主要城市。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5.2 国家中心城市指标体系 本文来自织梦

我国对国家或区域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的划分，起初运用城市人口、经济总量、建设用地面积等静态属性指标来衡量(顾朝林、孙樱，1999；顾朝林、胡秀红，1998)。随着城市体系研究的深入，开始重视城市间的相互联系，逐步运用人流、物流、交通流、技术流、信息流、金融流等数据近似反映城市间的空间联系(顾朝林，1992)。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间的联系变得异常复杂，以城市网络地位衡量城市中心性具有一定片面性，且数据不易得到。据此，对于城市中心性的研究，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作为一个重要的视角也受到国内外学者和机构的关注。一般而言，中心城市可依据其辐射范围分为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以及地方性四个等级。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指在某一经济区域范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等某些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具备满足区域内各项综合服务能力的城市。

田美玲和方世明(2015)的研究表明，国家中心城市的评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内容来自dedecms

(1)以单个指标或少数几个具有识别性的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如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01)提出，将经济发展指标、生活与社会发展指标、基础设施与环境指标、国际开放程度指标作为北京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标准；沈金箴与周一星(2003)认为世界城市的判别指标应综合考虑国内与国际的金融贸易、政治权力，跨国公司总部与全球金融机构，全球的信息水平、专业化服务、重要消费、文化娱乐、大型活动、交通节点、制造中心，城市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等方面；刘玉芳(2008)以人口、经济、公共交通、航空运力与国际组织等几个单项指标，对北京、东京、纽约等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进行了比较。

(2)建立指标体系，主要针对国家中心城市的某一项或几项功能进行评价。如丁波涛等(2006)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比较了上海与若干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的城市信息化水平；陈来卿(2009)以经济、集聚、创新和国际化功能构建指标体系，比较分析了广州与主要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王琳(2009)从城市的文化核心价值水平、制度健全程度、政府管理及创新、国际化水平和文化中心影响力等方面，评价了港、京、沪、津、穗五大国家中心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周晓津(2010)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五大国家中心城市的金融服务功能做了评价；杜鹏等(2013)从智能发展支撑层、职能发展现状层、智能发展创新动力层三个方面构建了国家中心城市智能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内容来自dedecms

(3)建立指标体系，对国家中心城市进行综合评价，但依据研究目的的不同设定差异性指标。如肖耀球(2002)从现代化城市质量和国际化职能效应两方面构建了国际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刘玉芳(2007)以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社会进步与国际化水平四个子系统构建了国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屠启宇(2009)强调世界城市的研究应当由“识别”转为“塑造”，进而构建了一个后发世界城市指标体系，包括目标性与路径性两个指标群，涵盖了城市规模、控制力、沟通力、效率、创新、活力、公平、宜居与可持续九个指标组；段霞与文魁(2011)以建设世界城市的功能、规模、基础、禀赋和品质为指标，构建基于全景观察的评价指标体系，对31个全球城市进行综合评价；陆军(2011)基于城市个体与城际联系的双重标准构建了指标体系，对39个世界城市做了综合评价；齐心等(2011)从总体实力、网络地位与支撑条件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进行综合评价；田美玲等(2013)基于层次分析法，就国家中心城市的四大功能和八大中心，构建国家中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杭州、青岛、武汉、成都、沈阳和南京六大中心城市进行了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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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武汉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确立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并设定了具体标准：GDP突破8000亿元，高新技术产值4556亿元，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0亿元，工业投资完成1701亿元，社会零售总额3432.43亿元。研究对比分析了武汉与重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全国城镇体系规划》设定的五个国家中心城市)，在引领水平、辐射能力、集散功能三个方面的数据，反映出了各城市之间的优势与劣势领域以及可相互借鉴和追赶的方面与潜力(表11)。 本文来自织梦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以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和属性为基本框架，借鉴以往研究中的一些指标，确定国家中心城市的评价指标，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具有控制管理、协调辐射、城市服务和信息枢纽四大功能。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评价国家中心城市指数，以广州为参照系，选择与其比较接近的整数值，当广州在某一指标方面表现较差时，选择五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平均值，以此标准将原始数据转化为百分制数据，最后得到国家中心城市评价指数。其他一些学者(田美玲、方世明，2015)根据国家中心城市所具有的经济集聚、空间辐射、对外开放、文化创新、管理服务、生态保护的功能特征，建立了国家中心城市六元判别指数。结合国家中心城市六元判别指数，构建计量模型，对国家中心城市进行定量判别(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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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相关研究(田美玲等，2014)在构建国家中心城市职能评价指标体系中，根据经济规模水平、生态环境水平、生产和生活服务水平以及文化创新水平，建立国家中心城市职能评价指标体系(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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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构建计量模型，确定国家中心城市职能评价指标体系各层的指标权重；然后，进行降维处理，将变化一致的指标合并为少数几个主成分变量，使其能够较多地反映原始变量的信息并保持彼此独立；最后，确定最终的综合指标—国家中心城市职能，并通过SPSS19软件来界定国家中心城市职能评价的主成分，进而评价国家中心城市职能。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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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时代的城市中心性表达 内容来自dedecms

萨森(Sassen，2001)认为：经济全球化和远程通信为都市开创了一种空间性，以驱动都市成为去区域化跨界网络(de-territorialized cross-border networks)和资源大量集中在区域区位(territorial location)的枢纽。这并非是一种全新特性，因为过去若干世纪以来，城市一直处在超都市甚至跨大陆尺度的交叉点上。如今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网络的强度、复合度和全球跨度进行的经济活动在去物质化与数字化后得以通过这些网络高速移动的程度。这种现象造成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大区域跨界网络的一部分。

6.1 新时期三种新企业类型 copyright dedecms

过去20年来，到处可见的事实显示，信息科技被企业应用发展出三种类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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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标准化产品/服务企业。这些大多数是跨国企业，设厂选址的选项增多，只要能维持整个生产/服务系统的完整性，它们无所谓在哪里选址。这类企业也可能是一些专殊化产品服务企业，不需要太复杂的合同、分包或供应商网络，只要在城市就可以有效工作，如数据录入和简单制造工作可以转移到任何劳动力与其他成本更低的地方，总部可以从大城市搬到郊区或小城镇。例如京东的数据平台就设在江苏的宿迁，阿里巴巴的总部就设在杭州西湖区的云栖小镇，首个国家级数据中心落户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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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合型全球化公司的总部企业。公司总部功能是对高度专门化的服务公司进行外包，这些总部的区位可以在任何地方。例如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石化、中石油、平安保险、华为等企业，总部可以在北京也可以在深圳，只要它们可以与全球城市中高度专门化服务网络联结在一起即可。 copyright dedecms

(3)高度专门化网络化的服务公司。这些公司不是由于生产形成空间集聚的总部，而是由于其服务功能嵌入其他专门化企业的密集交易中形成的区域总部。例如证券交易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财务结算中心、金融中心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总部，它们的区位选择主要受专门化服务企业的网络影响，有时由于其产品和专业性呈现超移动性特征。例如香港全球财务结算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就与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相关联。 织梦好，好织梦

6.2 四种潜在中心类型

基于上述信息技术对企业和经济部门的不同影响，“中心”的类型也出现了变化，存在四种潜在的中心类型。 dedecms.com

(1)中央商务区(CBD)。传统的城市金融、商务中心或CBD的替代形式，例如硅谷。它们的特征是，CBD是城市主导产业的衍生品，是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技术和经济一旦重构，这些中心也随之转移，比如世界城市从伦敦到纽约和东京的发展过程，前者是全球经济重心的变化，后者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2)全球城市(Global City)。如前所述，信息技术促进了“时间的永恒和空间的终结”，信息化时代的人们可以跨时区工作，可以不在乎是在城区还是郊区工作，但人们会在意“和谁一起工作”，信息网络枢纽成为新的聚焦场所，这个场所不再是传统的CBD，而可以是专门服务网、专业服务块以及延展出的数字网乃至更大范围的都会区，这就是通过密集商务活动节点网络形成的全球城市。这样的“中心”(全球城市)表现为强烈的“大范围的集中，小空间的分散”特征。例如全球城市，他们通过信息网将全球生产、服务连接在一起，在全球生产—服务网中是一个节点城市，对具体空间而言它不再是一个点，而是传统CBD被去区域化的整个城市空间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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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城市区(Global City Region)。信息技术推进了经济全球化，从而带动技术、文化、体育、生活方式的全球扩散和全球化，信息的传输和交易将一个个全球城市联结起来，由于信息网络的存在也进一步形成了全球城市的层级，有些是综合性的全球城市，比如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世界城市；有些是某一方面的全球网络城市，有些是依附于相关全球城市、服务于全球城市的特殊部门全球城市，它们有些独立存在，比如主要的国际金融商务中心——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洛杉矶、悉尼、香港等；有些则互相紧密关联形成高度特殊化回路并逐渐产生“乘数效应”，这个特定的全球城市“乘数效应”区就是全球城市区，比如以香港—深圳—广州—澳门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全球城市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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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字港湾(Digital Bay)。以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为技术手段，通过大数据、金融、数字空间和实体空间的复合形成的新数字空间中心。比如乌镇互联网特色小镇，建设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互联网创客空间、健康谷“挂号网”医疗中心、互联网大数据运营中心、互联网创业街区和创客村，将一个普通的小城镇发展成为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枢纽。 dedecms.com

7 结语

本文对中心城市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综合各个层级的中心城市来看，对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基本特征的判断指标主要关注顶尖的影响力，包括三方面：1、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2、具有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3、具备作为“软实力”的全球影响力。全球城市网则更加注重“流动空间”，“流”主要选取城市网络中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组织性互动流等要素作为评价指标。国家中心更强调中心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等领域综合的领导力，相对于指标少而专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指标体系，国家中心城市指标体系更加综合，覆盖范围更广。 dedecms.com

最后，本文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萨森的研究，总结了新时期主要的三种企业类型：高标准化产品服务企业、复合型全球化公司的总部企业和高度专门化网络化的服务公司。基于信息发展对企业和经济部门的影响，提出未来可能适用于东北亚中心城市建设的四种类型：中央商务区、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区和数字港湾。这些理论成果综述为沈阳、长春城市总体规划目标—建立东北亚中心城市提供研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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