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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分析的是我国制造业部门国际贸易频度加大对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而在实体产业服务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内部就业岗位的模糊化，制造业部门中可以衍生出更多配套的生产型服务业岗位。实证结果证实，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外贸强度的增加会导致制造业从业人口比重下滑，而进入21世纪以后，外贸强度则与生产型服务业人口从业比例正相关。总体上，进口对于行业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力度更大一些，而多年以来的贸易顺差则几乎没有对产业结构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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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服务化 就业结构 国际贸易 生产型服务业

一、引言 织梦好，好织梦

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将长期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深层次矛盾凸显，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互联网+”的兴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制造业又迎来难得的机遇。而制造业在如今经济开放度逐步增强的背景下，其就业的吸纳能力开始受到关注。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国际贸易发展对行业就业结构以及收入变化的影响就受到学界乃至实业界广泛的讨论与分析，当今却鲜有实证性的文献分析贸易开放对于不同类型及不同技术结构就业岗位造成的差异性影响。 织梦好，好织梦

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二十年中，中国制造业所呈现的产业就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制造业部门中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服务业崛起的同时制造业在就业吸纳能力层面上于同时期内一定会出现萎缩，而是指在制造业实体产业部门内部从事产品制造配套相关服务人员比重的提升，这一点从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上也可看出端倪。相较于1990年，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口比重由17.3％增至30.1％，在同一时期服务业对应指标从12.2％暴增超过三倍并达到38.5％，但在制造业领域中生产型服务业岗位[1]所占比重表现出了较为稳定的小幅增长态势，从39.0％增至43.5％，我国制造业服务化（Vandermerwe和Rada，1988）现象日趋明显。但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国贸和就业结构之间变化关系这个问题的认知程度并不是很高，本文撰写的目的即是检验国际贸易强度加大的趋势对于我国制造业就业结构带来的影响。 copyright dedecms

二、文献回顾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该领域内学术界研究最为充分的是实体厂商进口中间产品的问题，在诸文献中这种贸易行为被定义为“外包（Offshoring）”或“任务型贸易（Trade in Task）”。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指出，通过业务外包的行为，企业可以将生产流程转变为连续性的任务，伴随着IT技术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外包可以使得制造业企业通过将生产单元转移至低劳动及原材料成本的国家，从而实现显着降低制造成本的目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大部分生产任务，尤其是低技术型业务如装配、包装等，往往可以成为企业进行外包的业务标的，因为这些业务通常不需要空间上靠近母公司所在国家，同时也不需要从业人员进行过多的业务交流[2]。因此，根据这一逻辑，可以认为发达国家制造业中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提升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企业将一些常规性业务流程转移至低劳动成本的国家，这样企业开始进口一些原先由其自主生产的原材料或是中间产品，而留在母国的则是那些高新技术、非常规性的业务单元，这些业务无法在空间距离较大的情况下完成，同时也需要一定的人际交流，比较典型的是技术研发等，这些业务单元通常无法外包或是外包成本相对较高。现有大量的文献涉足于探索外包与制造部门内部不同类型劳动需求的相关性问题，其中最为知名的实证性文献来自于Feenstra和Hanson（1996）的研究，他们借用数理的手段分析美国在低收入国家竞争强度加大的状态下低端劳动力大量流失的现状。Becker等（2013）则利用德国企业的微观数据计量分析针对低收入国家进行的外包业务强度增大所导致的德国本土非常规性任务以及高新科技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化。王俊和黄先海（2011）则运用我国1996～2008年28个制造业面板数据检验了参与跨国外包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外包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增长，而且服务外包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于制造外包。 本文来自织梦

相比于“外包效应”，对于第二类问题即出口最终商品与制造业就业结构之间问题的研究较为缺乏，现有的研究仅分析了出口对制造部门总就业效应的影响，或是对就业人群按照一些标准做了有限的分组，比较典型的包括生产型或非生产型劳动力，或是高技术能力与低技术能力等分组方法。Biscourp和Kramarz（2007）研究发现，法国企业在出口增加的情况下，非技术型就业岗位受到了冲击与挤压，但对于生产型岗位的创造则是有利的。而Bernard和Jensen（1997）针对美国数据的分析则得出了不同的实证结果，即出口量与制造企业非生产型岗位数量是正相关的。Maurin等（2002）则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就业结构存在“出口效应”。卫瑞与张少军（2014）的研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技能、来源地和部门等角度，考察了1995～2009年中国中间品出口对本国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论是出口对高技术与低技术两类劳动力就业总量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张川川（2015）使用微观人口数据和贸易数据，重点估计了中国出口对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2000～2005年间的出口增长显着提高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并且出口增长对年轻人口、低学历人口、农村户籍人口和女性的就业影响更显着，效果更大。进一步研究显示，出口显着提高了在业者的收入水平，降低了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总体来看，学者们大多认同出口促进高技术劳动力就业的事实，但对于生产型或是配套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影响，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dedecms.com

第三类即“国贸—就业结构”影响的路径在于最终产品的进口，这种外贸行为无疑将加剧国内厂商生存的压力，从而影响制造行业的总体就业结构。该领域内最为知名的文献来自于Autor等（2013）的研究，他们研究了美国近年来加大从中国进口终极产品，从而形成输入型竞争，造成美国本土实体制造业就业凋敝的现象。这样类似的结论在Tomiura（2003）基于日本企业就业数据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即面对进口产品带来的竞争，日本企业的就业规模也受到了挤压和冲击，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但是上述两篇文献采用的都是某国的综合数据，本文力图从更为细分的制造业角度入手分析主题，在该领域Biscourp和Kramarz（2007）的研究同样证实了上述结论，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最终产品进口对低技术就业岗位的冲击尤其明显。尽管如此，仍很难得出一国进口力度增加必然会导致失业增加的结论。必须提到的一篇文献来自于项松林和赵曙东（2011）同样针对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影响的研究，其研究结论表明美国的失业问题不是由美国进口中国制成品引起的，美国减少中国制成品进口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失业问题，可以说该领域相关性结果的探讨也同样存在争议。

此外，目前还有诸多该领域的文献探讨了国际贸易与企业组织之间的相关性，通常的结论是国际贸易力度较大的企业更重视提升企业服务型及高技术水平员工的比重。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是较为丰富的，例如，Caliendo和Rossi-Hansberg（2012）研究发现出口导向型企业中管理层是较为庞大的；Da-vidson等（2013）利用瑞士的企业数据研究全球化对于企业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跨国企业员工整体上具有更强的高技术化倾向；Marin等（2012）的理论及实证分析结论则表明外包可能导致企业组织结构上表现出的分权特点更为突出。这些问题上的争议与分歧恰恰将成为本文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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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贸形势与就业结构的变迁

“服务化”主要是指通过在产品研制以及生产过程中增加配套的服务业从而增加产品的价值。关于企业服务化的案例在文献中可谓比比皆是，包含了汽车及航空工业、设备制造业、食品加工以及水电气供应等诸多行业。这些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业包含设备安装调试以及操作培训、售后服务、产品咨询、物流配送、企业及个人的金融服务支持等。通过对行业数据的整合分析，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第三产业的发展所引致的服务化对现有就业结构的影响和重构，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有超过1／3的制造企业开始提供一些配套的生产型服务业，这个比率在欧美国家甚至达到了六成以上（EUROSTAT，2010）。而从产值贡献比率的角度来看，根据Fang等（2008）对全球制造企业的统计，生产型服务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到了30％左右，在一些世界知名的企业中，这个比率更为惊人（例如，IBM公司中超过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为硬件产品配套的一些服务项目如软件支持）。而在就业领域，图1展示了制造业就业结构的服务化程度与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变化在1990～2013年期间的变化趋势图。从数据上看，生产型服务业人口比重在样本期前半段表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而在2003年之后该指标值走势则在一个固定水平线上表现出了较为波动的态势。但总体上图1还是表明服务业在我国实体产业部门中地位的提升，这也导致了产业内部就业结构的变迁。而在样本期1990～2013年期间生产型服务业人员所占比重也呈现出曲折上升的走势，该指标同样在样本前期持续增长，但感觉上明显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2010年出现了剧烈的下滑。而在样本期内，我国制造业外贸总量扩张了近四十倍，从走势图中同样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国际贸易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而这一走势与就业结构服务化之间也保持了较为一致的关系（相关系数为0.532），但总体上制造业外贸的变化较制造业就业结构服务化走势更为平稳。图1显示出我国制造业就业结构在样本期内发生的显着变化，制造产业中从事配套服务的人口越来越多，而就业结构的变迁有可能是源自于制造业自身的发展以及行业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这一论点在过往的研究中也屡被证实，Kelle（2012）研究指出，目前有大量原先从事制造业岗位的员工正在转向从事配套服务业，如广告宣传、数据编程、安装调试以及售后服务等业务。而Biscourp和Kramarz（2007）研究发现，由于产品进口产生的效应，实体产业中对产品设计以及管理层工作人员的需求有了大幅度的提升。Davidson等（2013）的研究最为细致，他们认为参与国际贸易的制造企业由于贸易伙伴物流距离远以及沟通上的困难等原因，需要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从事物流、营销、信息、报关乃至涉外贸易法律咨询等配套服务。在我国行业层面上上述观点是否依然成立，本文将通过实证建模的手段来考察制造部门国际贸易与就业结构服务化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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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策略

1.数据采集 copyright dedecms

目前国内外针对外贸与就业问题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但目前我国还缺乏对企业员工岗位类型以及进出口详尽数据的数据库或是相关调查，部分研究更多是基于人口普查进行的分析与拓展。而这类调查无法从企业层面解答就业服务化这样的主题[3]，因此企业层面数据的采集无法满足于本文的研究需要，只能从行业的层面来分析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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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涉及的劳动层面问题数据来自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至于就业结构中制造业服务化的问题，可以利用生产型服务业从业人口的数量来进行表征。对于生产型服务业的界定，目前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标准，按照前文所述，本文参照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的划分依据进行收集，但由于我国现有的服务业分行业口径形成于2003年之后，而之前之后的划分尺度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将样本截断为2003年前后两部分分别开展后续的估计工作。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现有计量研究中外贸进出口数据多采自联合国商品与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但由于我们试图构建省级面板数据，且时间跨度较大，该数据库的信息无法支持我们的研究，因此在此处我们采纳的制造业各行业进出口数据来自于《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进出口商品金额》表，包含“工业初级产品”以及“工业制成品”两个大类共计10项细分商品数据[4]，各年的数据都按照工业制造品价格指数统一调整到了1990年的价格水平线上。上述数据为本文在省级地区水平上进行计量工作提供了基础，并以此数据为蓝本设置后续进出口相关变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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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变量设置及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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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通过构建时间序列的数据面板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检验分析，本文的模型涉及到了两组主要变量，即进口强度与出口强度，所设置的变量针对的是1990～2013年期间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市自治区（由于数据上的缺失，不包括西藏，后文则统称为省，由于重庆1997年开始单列为直辖市，为平衡面板在1997年后仍将重庆与四川作为一个地区进行处理），理论上本文共有696个观测值（24年内29个省样本），但由于后文的实证回归中采用了滞后项，所以分阶段模型估计中的实际观测值会有所减少。

本文的核心指标变量是我国历年外贸进出口力度，Autor等（2013）、Dauth等（2013）以及Boddin和Henze（2014）的研究均指出，这类变量的设置必须考虑到分项商品的年度进出口总额，从而设置商品的权重，只有在充分估量权重的基础上，进出口对一国或地区就业结构所造成的冲击影响才可以参照上述几篇文献的研究采用下式表示： 本文来自织梦

上式中，Impit表述的是i省在时期t内的进口强度，xijt反映的是该时期内i省j产品的销售额，xjt反映的是该时期内j产品的全国总销售额，Almportijt为时期t内i省行业部门j的进口变化水平，Grpit是t时期内i省的地区生产总值。（1）式所反映的经济含义是指在某一省内，对于进口增幅在产出中比重较大的行业，如果时期t内该省j产品的销售额在全国总销售额中所占份额较大，则i省生产销售乃至就业层面的技术指标受到进口力度的影响也就相应较大。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我们仅细分了10个细分行业制造业，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统计资料中缺乏对于省级层面统计的各行业产品销售数据，因此只能采用替代性的方法，参考Autor等（2013）的做法，以各行业就业人口数作为行业产出的代理变量，这样产出比重就转换成了就业人口比重，便可以对（1）式进行加权整合：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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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ijt是i省j产品部门的总就业，Ejt则是j产品部门的全国总就业，WImpit代指以就业为表征加权计算的进口冲击力度指标。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设置出口力度指标：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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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Exponijt为在时期t内i省行业部门j的出口变化水平，WExpit代指以就业为表征加权计算的出口冲击力度指标。通过对进出口力度指标的整合与设置，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实证模型从产业层面分析1990～2013年期间我国制造业产品外贸规模变化对产业内服务化进程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分析数据集，Boddin和Henze（2014）指出，外贸与就业结构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影响，之前文献回顾中诸多学者已经阐述了外贸对就业的影响，但反向的影响也的确存在，比如就业人口结构的变迁也可能引致企业出口战略的转型，因此计量模型很容易出现内生性问题。对于该问题的处理通常最好的技术手段是选取工具变量，但Wooldridge指出合适的工具变量大多数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选择不当会对模型回归结果的一致性造成较大的破坏。差分GMM（DIF-GMM）与系统GMM（SYS-GMM）是另外两种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前一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绕开对纯外生工具变量选择合理与否的逻辑判断，完全从计量角度出发，利用误差项独立同分布的条件，对模型进行一阶差分，然后以内生变量的滞后项（可能不止一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但这种方法在变量为随机游走过程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就大大减弱，会得到有偏的估计结果，此时系统GMM方法更为有效，该手段是差分GMM的扩展，具体做法是将水平回归方程和差分回归方程结合起来进行估计，在这种估计方法中滞后水平作为一阶差分的工具变量，而一阶差分又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建立类似于联立方程的系统估计，从而保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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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变量，我们认为前期的业绩对当期会产生影响，因此模型中还引入了结果变量滞后项，具体模型（4）～（7）设定如下：

上式诸变量中，SEmpit与MEmpit为核心被解释变量生产型服务业与纯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意为i省内在t年相关行业就业人口在制造业总从业人员数量中所占的比重，生产型服务业的划分标准参考的是王恕立与胡宗彪（2012）的尺度，具体标准前文已述，但考虑到划分口径的变化，我们将回归样本分割为1990～2002年以及2002～2013年两个子样本期间。为消除自身冲击，引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Wimpit与WExpit分别表示进口强度与出口强度，具体计算方法前文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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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则衡量的是本文最为关注的主题系数，即进口强度以及出口强度变化分别对生产型服务业以及纯制造业就业人口在制造业就业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影响。Vit为涉及到地区与时间的控制变量群，包括（地区）制造业总的产业规模（以行业增加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lnManuit），以及制造行业研发支出规模的自然对数（lnRDit），该数据取自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Zt代指的则是其他的宏观变量，本文中采纳的是我国历年GDP的自然对数值（lnGDPt）以及人口规模（lnPoput）。此外，在两个样本期内，1997年以及2008年都发生过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特定的宏观环境挤压下，外贸对于就业结构的影响是否会呈现出一些迥异之处，因此本文设置了两个年份的哑变量标识（DUM_97，DUM_08）。λi为控制地区效应的变量，ηt为控制时期效应的变量，μit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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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贸的就业效应 内容来自dedecms

表1为样本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系数，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控制变量之间、解释变量之间及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性。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影响回归结果，表1最后一列中还展示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在表中各个变量的VIF值均没有超过5，所以不会出现由于多重共线性影响回归结果的问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表2首先估计了进口强度对于制造业内部生产型服务业以及纯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影响，所有回归结果的AR（2）和Sargan检验相伴概率值都大于0.1，说明两种GMM方法选取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实证结果除了证实行业过往就业结构的确存在自身冲击之外，样本的前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之初时段内进口强度对于生产型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没有产生显着的影响，但纯粹从事制造生产的人口比重则有所下滑，结合20世纪末国企改革大量职工下岗分流的现象，这一点可以得到部分验证。随着进口力度的加大对本国企业造成的冲击，也必然导致国内企业进行战略上的调整，可以通过人员下岗分流从而节约成本，也有可能选择进行产业结构上战略性的调整，转型为第三产业，但这一迹象未能在该时段的估计结果中得到验证。而在2003年后的时段这种理论上的推导才得到一些体现，进口力度加大对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有显着的提升促进作用，但对于纯粹的制造业人口比重则没有影响，这证明了以高科技为导向与拉动力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大量吸引劳动人口涌入，而制造业至少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则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就业萎缩。事实上，新型工业化战略强调的就应当是二、三产业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至少在就业层面服务业对工业替代的步伐并没有出现，而诸多控制变量中工业规模以及经济总量乃至人口等因素对于制造业中两类劳动就业人口比重的提升起到的都是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研发投入的加大增加了生产型服务业从业人口比重，同时也限制了纯粹制造业从业人口比重。而1997年与2008年两个时间虚拟变量与结果变量都显着负相关，这意味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确实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对于经济危机背景下外贸与就业结构的研究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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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本文将继续分析出口对于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在实证上我们仅仅替换了核心解释变量，但从经济意义上讲，表3所报告的估计结果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在制造业中生产型服务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出口强度的增加在1990～2002年时段内并未产生明显的调整效应，但在2003～2013年内对生产型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增加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走出去”战略显着推动了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与此相关的信息是，纯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在1990～2002年期间受到了出口强度增强显着的挤压，但在2003～2013年期间则没有出现显着的影响。上述结论与表2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基本吻合的，因此可以大体上认为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段内由于我国经济处于战略转型期，制造业的配套服务业尚未形成稳定产业规模，或由于业界对其发展也缺乏明晰的规划，我国为外资企业进行“代工”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原有产业，造成大量企业裁员以及“下岗分流”的现象，服务业却未成气候。21世纪特别是“入世”以来服务业发展迅猛，为制造业配套的物流、仓储、软件开发、金融等一些列产业部门开始走向成熟，随着出口力度的加大，这些行业也随之扩张膨胀，就业人口比重也随着外贸力度的提高而得到增长。与此同时，制造业作为基础性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完成之后，其就业规模也日臻稳定，所以受到外贸冲击的力度相对降低。而两个时点的哑变量系数显着为负，也进一步证实宏观经济环境同样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重要因素。生产型服务业重要性的提升其实也意味着整体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其崛起应视为整体国家工业实力的提升。那么表2与表3的估计结果证明，20世纪90年代外贸给我国制造业带来的更多的是压力，而新世纪以后外贸才成为我国制造业整体就业结构优化的一种“推手”。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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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与表3中我们发现，进口与出口对制造业的就业结构产生类似的影响，但似乎出口强度对就业影响系数稍大一些，对此我们通过表4对两个时段内的“外贸一就业结构”影响系数进行了Wald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四组系数之间的卡方检验值都足够拒绝两者无差异的假设，事实上两者估计结论虽然基本一致，但进出口对就业结构影响系数差异还是很明显的。相对而言，出口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系数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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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的研究暨稳健性检验 dedecms.com

本文还希望能够对进出口的就业结构调整效应分析有所拓展，我们参考进口强度以及出口强度指标设置了外贸总量强度指标，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我国制造业外贸总规模对于就业结构的影响，此外，我国连续多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我们希望分析净出口水平对于就业的影响，具体两类指标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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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rait为外贸总规模强度，ATradeijt为时期t内i省行业部门，外贸总规模的变化水平，WNExpit为净出口强度，ANExportijt为时期t内i省行业部门j净出口的变化。表5与表6中简要列出了两个时段内外贸总规模强度以及净出口强度对生产型服务业以及纯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影响。通过表5可以发现外贸总规模对于两类劳动力就业比重所造成的影响是一致的，在前一时段内外贸大发展与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呈负相关，但新世纪以后的外贸活动则只对生产型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产生了显着的促进效应，可以说这样的检验结果相当于对前面的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而表6的估计结果则表明，贸易顺差只在2003～2013年期间对生产型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产生正面的影响，这可能说明由于外贸产品中服务业所带来的附加值提升，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受到了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正向驱动。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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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建议与展望 内容来自dedecms

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因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全球经济与贸易环境的变化，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最上游的角力场。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维系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并在发展中求创新，对于提升综合国力、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越南等，也利用其相对更低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推进其工业化进程。出口的快速增长对于一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具有研究价值，现有针对制造业国际贸易与就业结构变化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于出口增长的就业效应问题，而针对制造业中的就业结构变化与外贸总体水平之间关系的全面分析研究显得较为缺乏。本文的研究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拓展，结合我国近年来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从省级面板层面考察进出口对生产型服务业以及纯粹的制造业从业人口比重的影响，在估计工作中兼顾了制造业中从事配套服务与实体产业生产部门人口，并在文章结尾处增加外贸总量以及贸易顺差水平的影响。 copyright dedecms

本文针对进出口以及外贸总水平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在1990～2002年期间进口、出口与外贸总强度对于纯粹的制造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得就业人口比重下滑，而生产型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则没有由于外贸水平的进步出现太大的变化。在2003～2013年内，外贸的提升则推动了生产型服务业人口在装备制造业从业人员中比重的提升，而纯粹的制造业则表现得较为稳定，没有受到显着的影响。外贸顺差水平只在2003～2013年期间对生产型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产生正面的影响，而在1997年以及2008年两个经济危机出现的年份，宏观的经济状态对于就业结构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在估计外贸对升级层面劳动力结构影响时，采用的是一国内部不同地区所受到贸易冲击的差异，属于局部均衡性分析，事实上，本文的估计结果与图1所绘制的图线存在一些分歧之处，因此实证结果能否作为一般性均衡的结论，从而理解为外贸对整个国家的总体影响，其实还有赖于后续的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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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中国外贸形势趋紧，经济发展势头明显放缓，而我国“人口红利”的丧失使得我国面临着产业升级改造的压力，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贸环境的恶化在近年来势必将突出地影响到生产型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对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也将产生较大的冲击，抑制就业水平。由此，我国政府及产业界应着力于加速二、三产业融合的步伐，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充分考虑外贸下滑对就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加强对劳动力群体的职业培训，实现就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另外，鼓励研发、加速城镇化道路等战略的推进也应是改善我国制造业外贸环境的长期政策。最后，在样本时段内外贸使得就业层面生产型服务业比重趋近乃至在部分地区超过了纯制造业人口比重，但应适度警惕产业空心化可能造成的产业发展问题，在制造业内部也应当维系二、三产业在相对均衡的状态下实现协调式的“共进”。 dedecms.com

客观而言，本文还存在研究层面上的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指标设置上，如在计算外贸强度时，我们采用的计算公式中仅列出10个行业，而事实上，很多统计数据库（如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中对于商品进出口数据的行业类别划分是非常细致的，这可能造成本文指标在设计上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当然本文考虑构造的是我国省级面板，UNComtrade数据库却不足以提供这一层面的数据，委实可惜。而且目前学术界对于就业服务化这个概念的界定仍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是否有比本文采用生产型服务业比重更为合理的表征方式?这些皆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而且作为就业结构变化，其实是由个人的就业意愿乃至收入水平落差等问题所决定的，而这些因素与每个人自身的特质息息相关，近年来该领域内的研究新方向也是从微观的层面去获取个人的样本数据，力图以个人为研究主体去分析本文所研究的主题，未来如果能解决数据来源的问题，那么将有希望获取更有价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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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项松林，赵曙东.中美贸易对美国就业影响研究：基于关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6）：87-93. dedecms.com

[2]王俊，黄先海.跨国外包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J].财贸经济，2011（6）：87-94.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王恕立，胡宗彪.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考察[J].经济研究，2012，58（4）：15-27.

[4]卫瑞，张少军.中间品出口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一基于技能、来源地和部门视角的分析[J].财经研究，2014（11）：133-144. 本文来自织梦

[5]张川川.出口对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一基于微观数据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5，14（4）：1611-1630.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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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生产型服务业的界定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争议，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在2003年对服务业进行了口径上的调整，将1990～2002年期间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以及2003～2013年期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作为生产型服务业、本文计算的是生产型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制造业部门总就业人口的比重。

[2]根据Baldwin和Robert-Nocoud（2007）的分类，制造企业的业务活动可以细分为常规与非常规工作，装配包装等业务不需要物理距离上的接近，也不需要员工之间进行过多的人际交流，因此被定义为常规性工作，而律政服务等难以通过运输或是邮件等方式传递的业务则被定义为非常规类业务，因此通常也就无法进行外包。 dedecms.com

[3]目前国内企业层面较为健全的数据库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遗憾的是该数据库中并没有详细列示企业内员工的就业岗位类型。同时，只有部分企业展示了出口额，这也限制了本文研究的拓展。

[4]这10个细分行业包括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饮料及烟类、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余项制品、未分类的其他产品。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