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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人农业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成为现实，但政学两界对它的关注却严重不足，且在老人农业的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只有从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大背景出发全面评价老人农业的作用，才能对中国老人农业进行合理定位，为政府的老人农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在当前中国特殊的国情下，老人农业对填补农业现代化转型造成的生产力真空，维护农业的就业弹性，缓解农村社会保障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应延缓老人农业的衰落。只有积极创造条件提高老人农业生产效率，不断补充老年农业人力资源，中国才能有效延缓老人农业的衰落，确保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转型；老人农业；定位；生产效率；社会效果 copyright dedecms

一、中国老人农业的蔓延及其认识分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随着刘易斯拐点在中国的全面到来，中国老人农业问题日益凸显。据江苏省农科院2013年所做的调查统计显示，江苏省种地农民平均年龄已经达到58.6岁；[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对四川省富顺县、安岳县和中江县开展的农村入户调查样本也显示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为54.2岁。[2]而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赴山西调查组走访了永济市，襄桓县12个乡镇276户农民，发现种地农民50岁以上的占75.5％。[3]周小红等对四川大王镇的调查也显示大王镇50岁以上劳动力占在家劳动力总数的82％，其中61～75岁劳动力占在家劳动力总数的51％，在家务农农民平均年龄超过60岁。[4]尽管还没有一份全国性的务农农民年龄调查报告，但大量农业主管部门、学者进行的局部调查和观察证实中国已进入老人农业时代，很多地区务农农民平均年龄接近60岁。随着中国人口转型的提前出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意愿的不断增强，中国老人农业问题将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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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老人农业已经成为现实并在中国四处蔓延，但国内政学两界对它的关注严重不足，根据cnki检索，国内以“老人农业”为篇名发表的论文总共15篇，以“农民老龄化”为篇名发表的论文总共7篇，其中有1篇属于二次文献转载，两者加起来实际总共才21篇。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热门话题动辄每年几千、几百篇的论文文献量相比，老人农业问题在国内显然被严重忽视。并且，即使这有限的关注也存在严重分歧。大部分学者对老人农业的蔓延感到担忧，担心农业后继无人。如张红宇（2011）认为，老人农业不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应通过合作社或专业大户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弥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5]熊主武（2011）也认为，老人农业是农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情形下做出的不利于农业和农村长期发展的选择，应通过乡村综合发展遏制老人农业的继续恶化。[6]陈锡文（2011）通过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产出相关要素影响程度的分析，揭示出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与劳动力转移对2002年后的中国农业产出有明显负面影响。[7]此外，吴兴南等（2014）学者也对中国日益严峻的老人农业表示担忧，认为老人农业的继续恶化会严重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应通过加速耕地整理，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加速耕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破解老人农业难题。[8]但也有少部分学者对老人农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如林本喜等（2012）通过对浙江农村固定观察点样本数据的分析指出，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对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显着影响，农业比较效率低才是农业发展的最大影响因素。[9]胡雪枝利用农村固定观测点数据分析也证明，老年农户与年轻农户在粮食作物种植决策、要素投入量、作物单产等方面都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农村人口老龄化并没有对粮食生产产生明显负面影响。[10]贺雪峰（2015）则通过代际分工理论证明老人农业的合理性，并认为老人农业有效率。[11]王会则认为，应该辩证看待老人农业问题，老人农业是有效率的，也有利于社会稳定，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政府应适当保护。[12]刘涛（2016）认为，老人农业的存在具有较强阶段合理性，政府应该综合考虑老人农业的社会意义，保护老年农民种地的权力。[13]应该说争论双方对老人农业的看法分歧很大。 copyright dedecms

东亚特殊的人地结构、地理特征与赶超战略使东亚农业现代化转型漫长而曲折，导致老人农业长期化，因为即使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比较好、农业基础设施完善、机械化水平很高的日本，务农农民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7.1岁，[14]韩国农民老龄化程度2013年就已经超过日本，65岁以上农民比重达到37.3％。[15]中国城乡差距比日韩大得多，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机械化水平低，决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比日韩更加艰难，老人农业也将长期存在。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正确定位老人农业并采取合理的老人农业政策对于顺利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织梦好，好织梦

二、对学者们老人农业认识分歧的初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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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学者对老人农业认识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老人农业生产是否有效率；二是老人农业是否有积极的社会效果。绝大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主要从老人农业的生产效率出发，认为老人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应该尽快淘汰，对老人农业持完全否定态度。部分学者综合考虑了老人农业的生产效率与社会效果，认为虽然老人农业生产效率较低，但有效地减轻了农村社会保障压力，维护了国家粮食安全，使农村就业蓄水池继续保持弹性，有利于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社会效果，因此他们对老人农业持保留态度。还有少部分以贺雪峰为代表，认为老人农业既有生产效率也有积极的社会效果，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老人农业持肯定态度。[16]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老人农业呢?

从生产效率角度看，中国老人农业比较低效，这由老人的生理与心理特征以及中国老人综合素质决定。由于老人普遍精力衰退，难以胜任高强度的农业劳动，中国机械化水平低，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使中国农业劳动强度很大，老人普遍难以胜任。老年人心理普遍保守，缺乏未来预期，不愿意采用新品种、新技术，调整产业结构，更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完善基础设施，购买机器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导致老人农业规模普遍较小，经营粗放。中国老农普遍人力资本投资少，文化水平偏低，大部分属于文盲半文盲，身体素质较差，难以接受现代新技术、新观念，无法适应市场竞争，也缺乏管理经验，导致中国老人农业普遍低效。但在普遍性下也有些特殊性，在某些条件和某些作物种植上，老人农业也能达到较高效率。董欢、郭晓鸣（2015）通过对四川传统农区富顺县、安岳县与中江县农村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在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机械化水平高、劳动耗费少的作物领域，老人农业的效率并不比年轻农民低，这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老农集中于劳动耗费少，好管理的水稻种植原因基本相同。此外，他们还发现在以满足自给为主的农业形态中，年龄结构对农业生产行为并没有产生显着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使老人农业表现出更强的生存能力。也就是说在无法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的情况下，以自足为目的的小规模兼业农业并不比老人农业高效，并且随着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老人农业可以克服体力弱点提高效率和竞争力。[17]因此，老人农业是否有效率并非绝对而是相对判断，鉴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机械化水平低，老人农业的总体效率不高，但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土地产权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缓慢，小规模兼业农业广泛存在，老人农业的相对效率可能并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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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效果角度看，东亚老人农业有效减轻了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冲击，确保了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为现代化赶超创造了良好条件。与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主要关注农民增收目标不同，东亚由于特殊的人地结构，地理形态、人口规模与后发特点使农业发展肩负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与农民就业三重目标。在东亚地区，中国由于超大人口规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农业现代化转型难度更大。尽管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农民就业问题缓解，但由于城乡二元户籍体制的长期存在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中国城乡二元进一步恶化为城乡三元，2.6亿庞大的半城市化人口像一个巨大堰塞湖严重威胁社会稳定，中国城市化的不稳固要求农村必须保留充分的就业弹性，防止中国工业化挫折导致半城市化人口的大批失业。此外，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水平过低，很多省份农民养老保障金每月不到100元，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物价水平，如果没有农业收入补充，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可能难以维持。老人农业使老年农民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自给，并获得部分现金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减轻了农村人道危机，维护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稳定。老人农业也有效地缓解了中国粮食安全危机，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与长期存在，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农村青壮年过度流失，传统劳动密集型小农经济衰落，但由于城乡二元户籍体制长期存在，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过大，土地制度改革滞后，耕地整理缓慢，基础设施不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缓慢，出现生产力真空，如果没有老人农业的填补，中国的粮食生产难以保持12连增，甚至可能出现粮食总产量下降。因此，总的来看，中国老人农业虽然总体生产效率不高，但社会效果较好，有效维护了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也减轻了农村社会保障压力，利大于弊。 copyright dedecms

然而，在实际认知中部分学者却往往缺乏辩证思维，将理论与实际相割裂，孤立地看问题，导致认识的片面。一些人脱离实际，忽视中国国情和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特殊性，片面地强调农业现代化转型经验的普遍性，只关注老人农业的生产效率而忽视老人农业的社会效果，完全否定中国老人农业存在的合理性，思想过于激进，以此制定政策必然会导致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出现生产力真空，加剧粮食安全与社会危机，影响现代化大局；另一些人则缺乏发展的眼光，否认农业现代化规律的普遍性，以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完全肯定老人农业存在的合理性，看不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取代老人农业的必然性，陷入保守主义泥潭，以此制定政策必然会延误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使中国面临长期的粮食安全危机。只有将农业现代化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殊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将老人农业放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大背景下进行定位，才能正确评价中国老人农业作用，提高政府部门决策质量，减少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挫折。 织梦好，好织梦

三、农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老人农业定位

由于特殊的国情与后发特点，东亚各国现代化都采取了不均衡发展战略，为服务发展大局，东亚农业发展目标也不断调整，导致他们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十分曲折。在发展战略第一阶段工业化是主要目标，目的是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工业化起飞，农业发展目标以粮食安全与农民就业为主，为工业化创造良好条件，这一阶段的工业化起飞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为代价。发展战略第二阶段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为目标，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农民就业问题基本解决，农业发展以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为主要目标。这一阶段发展目标主要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保护、粮食补贴实现，但由于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缓慢，耕地的规模化、产业化水平低，农业竞争力不足，使城乡均衡发展基础不牢。发展战略第三阶段以巩固城乡均衡发展为目标，随着粮食安全标准的不断调整、降低，这一阶段农业发展以农民增收为主要目标。政府通过积极扶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夯实城乡均衡发展基础。当前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由于农民数量庞大，并存在2.6亿的庞大半城市化人口，政府没有能力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因此，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目标重合，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治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壮大治本，目标是通过标本兼治逐步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替代，以提高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水平与整体竞争力，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但考虑到日韩城乡差距、粮食安全压力比中国小得多，农业现代化比中国领先几十年，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比中国高，政府的农业补贴能力比中国强，农业现代化转型尚且遥遥无期，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转型更不可能一蹶而就，必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dedecms.com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缓慢。自立的家庭农场是最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是现代农业最重要的载体，农民合作社的基础。然而，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到2015年才刚达到56.1％，如果以户籍计算低于40％，城市化率比较低且质量不高不利于耕地流转。[18]中国低水平的农村社会保障也使农民有后顾之忧，不敢轻易放弃承包土地，阻碍了耕地流转。中国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不仅导致农村精英过度流失，也使新农人缺乏扎根农村的愿望，使家庭农场缺乏人力资本支持。中国滞后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导致耕地流转交易成本过高，农业经营风险大，不利于耕地流转。而耕地普遍缺乏整理，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也增加了家庭农场的投资成本，阻碍了家庭农场发展。并且，过大的城乡差距和土地产权不完整也使家庭农场经营者缺乏长期投资打算，影响家庭农场的巩固。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化、城市化速度会不断降低，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二元户籍体制改革由于保守的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的抵制依然会举步维艰，城乡之间过大的差距也将长期存在，耕地整理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难以大规模推进，决定了中国家庭农场发展难以取得巨大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尽管上海松江，武汉，宁波等地家庭农场发展比较早，2013年后全国各地对家庭农场的扶植力度也很大，加上部分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翻牌为家庭农场，但到2015年6月全国家庭农场也才24万户，与1亿多的农户总量相比比例很低。[19]家庭农场是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基础，没有大量自立，规模化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就失去发展的内在动力。尽管2006年以来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迅猛，到2015年全国农民合作社数量达到147.9万家，入社农户9997万户，覆盖全国41.7％的农户，[20]但学者们根据调研分析认为，90％以上的农民合作社存在假合作，空壳化，精英俘获，大农吃小农问题，异化严重，真正规范的农民合作社并不多。[21]鉴于未来家庭农场的发展环境并不乐观，中国正规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必然也不会乐观。至于农业龙头企业，尽管由于各地招商引资发展迅速，但由于存在严重的非农化现象，损害了农业劳动力蓄水池功能，侵害部分农民利益，负面影响较大，已经引起政府内部保守派的不满，对资本下乡限制越来越严，不利于它们未来的发展。加上中国城市化率比较低，市场容量有限，农产品市场竞争过于激烈，也使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受限。 织梦好，好织梦

中国特殊的国情也导致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过快衰落。中国老人农业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一是新生代农民恶农情节严重，70后新生代农民成年后就出外打工，已经习惯城市生活和工业化节奏，对农业生产很生疏也不感兴趣。至于80后、90后农民工，土地情节更加淡薄，对农业生产技术更为生疏，更不适应农村生活，恶农情节更加严重。二是新生代农民不愿意继续支持老人农业，在机械化水平很低的中国，农业劳动强度依然很大，一些关键性的农业生产环节需要年轻人承担，但随着新生代农民恶农情节的加深，农业比较收益的持续下降，新生代农民已不太愿意继续承担这些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导致老人农业遭遇发展瓶颈，经营日趋粗放，面积萎缩。三是农村老人的分流。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就业机会增多，农村留守妇女大批离开农村，很多身体健康的老年农民也到城市、工地从事强度较低的非农劳动，使农村人力资源更加短缺，老人农业进一步衰落。四是新生代农民市场观念的加强也不利于老人农业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新生代农民的市场意识逐步取代土地情节，对农业生产也考虑机会成本，当务农机会成本大于务工时，他们就会放弃务农，只有务农机会成本低于务工时，他们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即使将来因养老压力而从事老人农业，他们也仅以自足为限，不愿意继续老一代的内卷化农业生产。五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也不利于老人农业发展。随着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抛弃，社会养老以及个人储蓄养老逐渐成为主流。没有养儿防老，新生代农民自然也不愿意承担过多责任，成为被啃老的对象和代际剥削的牺牲品。没有代际剥削压力，老人农业的动力就会进一步衰竭。另一种传统农业兼业农业也会逐步衰退。与13韩因土地私有地价暴涨，高农业补贴，高农产品价格支持，交通成本低廉导致兼业农业盛行不同，中国农业比较收益持续降低，务农机会成本不断提高，跨区域流动普遍导致交通成本也不断提高，使兼业农业越来越丧失吸引力。在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机械化水平低的丘陵、山区，估计今后土地被抛荒、弃耕的面积会不断扩大，兼业农业逐渐衰落。而在机械化水平比较高，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平原地区耕地流转会更加普遍，兼业农业也将进一步衰落。

中国特殊的国情使过渡型农业经营组织长期存在。由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导致农民土地产权不完整，农业经营者无恒产，城乡差距过大也使农业经营者城市化意愿强烈，无务农恒心，在这种背景下，专业大户由于不受家庭农场那么多限制，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计划，适应市场变化，发展速度很快。以专业大户，工商资本，地方政治精英主导的异化农民合作社尽管非常不规范，没有实现农民合作社民主管理，按交易量为主公平分配的目标，但作为一种过渡型的农业经营组织，这些异化的农民合作社依然可以实现合作双方的共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至于当前国内争论激烈的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经营组织模式，尽管存在着很多农业龙头企业违约，侵犯农民利益现象，但从总体看，这种模式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业标准化水平与农产品质量，提高农民收入。因此，在当前中国现实国情下，专业大户，异化的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这些过渡型农业经营组织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能够补充现代农业发展急需的资本、人才，技术与管理，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标准化水平与质量。因此，对于过渡型农业经营组织，政府部门不能一味批评打压，而是应该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加强引导与管理，逐步向标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化。考虑到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长期性与曲折性，这些过渡型农业经营组织将会长期存在，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扩张。 copyright dedecms

由此可见，中国特殊的国情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缓慢，过渡型农业经营组织长期存在，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过快衰落，如果不加以干预任其发展下去，可能导致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失败，大批耕地被抛荒弃耕，农村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半城市化人口持续膨胀，农村社会保障压力增大，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只有积极创造条件加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尽量延缓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衰落，逐步引导过渡型农业经营组织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化，中国才能防止农业现代化转型中出现较大的生产力真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顺利实现转型目标。因此，对中国来说，老人农业尽管总体效率较低，却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能否成功具有重大影响，应该尽量延缓他们的衰落。

四、延缓中国老人农业衰落的政策建议

要延缓中国老人农业衰落，政府必须有大局观。毕竟农业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才是优先任务，延缓老人农业衰落不能以牺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为代价，最好这些政策可以兼容，既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也能延缓老人农业衰落。正是基于此考虑，本文提出以下老人农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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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老人农业生产效率

既然老人农业在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比较高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的地区生产效率并不低，因此要提高老人农业生产效率就必须从这些方面入手。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花大力气进行全国性的耕地整理，当前国内各地零星的耕地整理项目由于资金短缺，覆盖面积太小、进度太慢，对改善整体农业生产条件效果极其有限。政府应该有长远发展眼光，学习日韩经验投入巨资持续推进耕地整理，完善农业基础设施，这比当前各地政府花巨资打造的政绩工程更有意义。鉴于中国丘陵、山地面积较大，政府财力有限，政府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参与耕地整理，也允许其他法人团体组建土地银行进行耕地整理，并给予他们优惠政策。只有基础设施完善了，才能减少老人从事农业的障碍，减轻他们的劳动强度，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老人农业生产效率和老农收入。要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考虑到农机的充分利用与规模经济，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农民组建农机合作社，对农机合作社购买机械设备，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合理补贴。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农业劳动强度，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减轻老人农业负担。当然，考虑到老农知识水平普遍较低、技术匮乏、投资保守，加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可能是提高老人农业效率，延缓老人农业衰落的最有效方式，通过政府补贴，民间资本运营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为农民提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继续保持较高的主粮收购价格

既然老人农业在主粮生产领域可以保持较高效率，政府就应该继续保持较高的主粮收购价格，以激励老农进行主粮生产。2015年以来，由于中国粮食库存大幅增加，部分政府官员与学者产生麻痹思想，认为中国粮食安全已经得到充分保障，应该减少对主粮生产的补贴，降低粮价。这种思想非常危险。首先，中国粮食库存量数据值得怀疑，毕竟在黑龙江，安徽等省都出现过虚报库存套取政府粮食补贴的情况。其次，中国近几年粮食进口总量不断增加，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到2012年广义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低于86％。再次，随着中国老人农业的恶化，耕地抛荒、弃耕面积不断扩大，粗放经营严重，中国粮食增产能力越来越弱，有可能出现1998～2003年那样大幅度的总产量下降。最后日韩粮食自给率的不断下降是东亚地区的普遍规律，中国可能也难逃这个趋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将是长期间题，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可能要学习日韩降低粮食安全标准，但考虑到超级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不可能像日韩一样允许粮食自给率降低到40％以下，而是会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并确保主粮供应安全。要保障主粮供应安全，在主粮种植比较收益不断降低，经营规模普遍较小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较高粮食价格才能激励农民主粮种植积极性。日韩主粮稻米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5～8倍才保证了稻米基本自给，中国人多地少，当前主粮价格才高于国际市场0.5倍左右，完全合理，消费者也可以承受，降低主粮价格必然会降低农民主粮种植积极性，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并且可能形成不可逆转趋势，使中国形成粮食依赖。因此，继续保持较高主粮价格，激励老农继续从事主粮生产，对于缓解国家粮食安全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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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老年农民的生活质量

提高老年农民生活质量不仅有利于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源质量，也有利于减轻当前农村面临的养老危机，缓解社会矛盾。要提高老年农民生活质量，首先应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农村医疗保健水平和农民医保报销比例，减轻农民就医负担。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金普遍不足100元/月，在当前物价水平下甚至连基本生存都难保证。中国政府应该学习日韩经验尽快废除极度不公的等级式养老体系，逐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国民基本养老金体系。考虑到中国城乡经济差距过大，养老金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应有一个过渡期，根据中国农村基本消费水平和政府财政支付能力将当前农民基本养老金提高到500元/月可能比较合适，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经济与消费情况上下浮动，这样才能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医疗保障方面城乡差距也很大，一方面，政府应该提供优惠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农村医疗事业，增加乡镇，中小城市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使城乡医疗资源分布更为均衡；另一方面，应该提高农民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使其逐步接近城市居民水平，并允许农民工异地就医报销。政府也应鼓励慈善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医疗机构定期到农村义诊，免费为农民体检，开展卫生保健讲座。只有这样，农民才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提高身体素质。其次，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在继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公共服务的同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鼓励老年农民成立老年协会、老年农民合作社，使老年农民能够老有所乐，心情愉悦，并通过互助合作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面临的一些困难。只有全方位提高老年农民的生活质量，才能为老人农业提供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激发老年农民的生产热情。 dedecms.com

4.积极培训返乡老年农民工，使老人农业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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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延缓老人农业的衰落，就必须保证老人农业的人力资源补充，按照自然规律老人农业应该可以源源不断获得老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源补充，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农村生活经历，对农业生产技术不熟悉，导致老人农业劳动力资源补充出现断层，也造成返乡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源闲置。要保障老人农业人力资源的持续供给，减少返乡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源的闲置，就必须通过农业技术培训进行转化。大部分老年农民工知识接受能力较差，偏爱主粮种植，但也有部分返乡农民工经过市场熏染，更愿意进行利润比较高，技术难度比较大的经济作物或养殖业经营。政府应根据不同老农的不同技术需求对他们进行分类，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技术指导，这些指导主要通过农业技术推广员和经验丰富的农村能人，专业大户以学徒制方式进行，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经济补贴。 织梦好，好织梦

只有积极创造条件提高老人农业生产效率，不断补充老人农业人力资源，中国才能有效延缓老人农业衰落，填补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生产力真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为现代化转型成功创造良好条件。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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