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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政治博弈的基本规则，政治制度决定了政治行为体战略选择的范围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威权政体会面对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需求。由于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战略选择集合的差异，当初始威权类型为军人政权时国际贸易更容易推动民主转型，而初始威权类型为一党制政权时国际贸易难以推动民主转型。对1945年至2010年威权政体变迁数据库进行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参与国际贸易本身与民主转型并无显着的正相关效应；当纳入与初始威权类型的交互项，在同一贸易额、贸易开放度或出口依赖度时，相较于一党制政权，军人政权有更大的可能性发生民主转型。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韩国和新加坡的比较案例分析揭示了初始威权类型作为条件变量的因果机制。作为军人政权，韩国朴正熙—全斗焕政府在面对劳工运动时倾向于实施刚性的强制手段且难以与反对派开展合作，故在冲击中更为脆弱。作为一党制政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则更善于使用柔性的强制手段并采取包容战略来满足劳工的参政需求，在开放贸易条件下更能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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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威权类型；民主转型；包容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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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内容来自dedecms

贸易与民主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重要主题之一。相对而言，民主对贸易的影响已经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贸易对民主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大样本的计量分析中，有的文献发现贸易量对民主化有正相关效应，也有的研究发现正好相反，还有的发现两者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也不难发现，国际贸易有助于一些威权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但没有为另一些威权国家带来民主转型的迹象，比如积极参与国际石油贸易的中东君主国就是后者的典型。也就是说，国际贸易并不必然推动民主转型。那么国际贸易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更容易推动民主转型，在什么条件下则难以推动民主转型呢?

基于国内政治中“分配性冲突”这一核心逻辑，一些学者引入要素禀赋这个条件变量来分析国际贸易在什么情况下会促进民主转型。根据中位选民模型，为了实现有利于自身的分配政策，大众、穷人、工人阶级更倾向于民主政体，而精英、富人、资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者更希望维持当前的威权政体。卡莱斯·鲍什（Caries Boix）、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Robinson）将这一逻辑延伸到国际贸易对民主的影响上。从参与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来看，大众、穷人、工人阶级往往是劳动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精英、富人、资产阶级往往是土地和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他们认为，对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而言，国际贸易通过降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减轻了再分配压力，从而使民主转型更有可能发生；对劳动要素稀缺的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减少了穷人的收入并相应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会使民主转型更难发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基于要素禀赋的解释很好地说明了国际贸易促进民主转型的条件，但仅仅从大众与精英、穷人与富人或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角度来考察民主转型是不完整的。本·安塞尔（Ben W.Ansell）和戴维·塞缪尔斯（David J.Samuels）就指出，民主转型不是源于精英对穷人的恐惧，而是来自精英之间的冲突，例如新兴精英为了保证自己的产权而与既有的精英进行抗争。从根本上讲，基于要素禀赋的解释具有过强的社会中心论倾向。在很多情况下，民主转型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权国家在面对与民主转型相关的信号时，其主观判断以及由此做出的战略选择如果不比要素禀赋这一条件更重要，至少也同样重要。丹·斯莱特（Dan Slater）对东南亚民主转型的研究就反映了强国家在民主化中的重要性。 dedecms.com

基于国家中心的视角，本文引入初始威权类型这一新的条件变量来讨论国际贸易在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导致民主转型，在什么情况下难以促进民主转型。本文以下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划分威权政体类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说明初始威权类型如何制约国际贸易对民主转型的影响。第二部分基于1945—2010年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来检验在参与国际贸易时不同的初始威权类型对民主转型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对韩国和新加坡的比较案例研究来验证初始威权类型作为条件变量发挥作用的因果机制。第四部分是结论。 copyright dedecms

二 国际贸易、初始威权类型与政体变迁：一个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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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主转型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家发现，同民主政体内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一样，威权政体内不同体制之间也存在着广泛而显着的差异。在对第三波发生民主转型的威权政权所进行的研究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将这些政权总体上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党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一党制是指，“在这些体制中，政党有效地垄断了权力，只有通过党组织的途径才能获得权力，而且政党通过意识形态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些体制的国家通常获得了水平相对较高的政治制度化”。[1]军人政权是通过军事政变取代民主政府或文官政府而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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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人政权当中，军方在一个制度基础上行使权力，通常的情况是，要么由军方领袖代表一个权力集团进行统治，要么由高级将领轮流担任政府要职。”[2]而个人独裁政权则更为复杂多样，它的本质特征是，“这位领袖是权威的源泉，而其他人的权力取决于他走进该领袖的圈子、与领袖保持密切关系、对领袖的依赖以及获得领袖支持的程度”。[3]当然，“特定的政权未必总是完全适合划人特定的类型之中”，[4]有的政权类型会在过程中发生演化，有的政权从一开始就具有混合型的特征。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沿用了亨廷顿的这种分类方法，并给出了更简明的定义：“在军人政权中，一群军官决定统治者的人选并对政策施加某种影响；在一党制政权中，一个政党支配获得政治职权的途径和对政策的控制权，尽管在选举中可能存在其他政党作为少数派参与竞争；与军人政权和一党制政权不同，在个人独裁政权中，领袖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职位和利益的分配，他可能是个军人，也可能创立了一个政党来支持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针对亨廷顿和格迪斯的三分法，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威权政权可以细分为君主制、军人政权、无党制、一党制和有限多党政权。另外，有学者从政治体制制度化的程度对威权政体进行了划分。“从本质上看，威权统治有着两种宽泛的类型：人格化的威权制和制度化的威权制，每种类型又分化为几种不同的亚类型。”[5]但总体来看，亨廷顿和格迪斯对威权类型的三分法相对清晰明了，基本体现了大多数威权政体的本质特点。此外，这种三分法在实践上也非常有效，格迪斯就将二战后所有的不同时期的威权国家都归入了这三种类型。[6]

和民主政体既有可能得到巩固也有可能发生崩溃一样，[7]威权政体既有可能得到巩固也有可能发生崩溃，威权崩溃又可分为威权接续（subsequent authoritarian）和民主转型两种情况。为解释这类多样性，我们有理由对一国初始的威权政体类型加以重视。亨廷顿指出：“在一开始对威权政权中的变革进行讨论时，就有必要首先对那些威权体制间的差异进行确认，并明确这些差异对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8]格迪斯也认为：“在理论上，建立一个民主转型的基本模式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不同类型的威权政体之间的差异，就跟它们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差异一样明显……威权政体之间的这些差异就会导致它们民主转型方式和结果的不同。”因此，初始威权政体的不同类型对其是否容易向民主政体转型以及如何转型具有独立的影响。作为条件变量，初始的威权类型将会约束国际贸易对威权政体变迁的影响，在不同的初始威权类型下国际贸易会导致威权政体的不同变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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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中关注军人政权和一党制这两种初始威权类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与军人政权和一党制相比，个人独裁最难以实现民主转型。正如亨廷顿指出的：“与军人政权和一党制政权中的政治领袖相比，个人独裁体制中的政治领袖更不愿意自愿地放弃权力，无论是正在进行还是没有进行民主转型的那些国家，那些个人独裁者通常都会尽可能地试图保住他们的权力。”[9]无论国际贸易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变化，个人独裁者的上述动机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在探讨国际贸易所导致的国内政治后果的差异性时，引入个人独裁这一类型没有太大的分析价值。

第二，由于个人独裁政权属于人格化的威权，其过低的制度化水平使其在不同国家中所表现的制度特征缺乏共性，我们也很难将其在约束国际贸易的国内政治后果上所起的作用加以通则化。与之相反，军人政权和一党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制度化的威权。根据亨廷顿的经典定义，“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10]对于组织和程序更为明确、稳定的军人政权和一党制，我们可以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探讨这两种不同的威权类型对国际贸易的国内政治后果所起到的不同约束作用。

第三，既有的相似主题的研究也聚焦于军人政权和一党制这两种威权政体。比如斯迪芬·海哥德（Stephan Haggard）和罗伯特·考夫曼（Robert Kaufman）在《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中就强调：“对军人政权和政党主导体制的比较是我们分析威权政体的一个核心方面。”[11]当然对影响民主转型的经济因素这一共同主题而言，海哥德和考夫曼所考察的是经济危机和经济改革，而本文所考察的是国际贸易。 内容来自dedecms

作为政治博弈的规则，政治制度规定了政治行为体选择的集合。一定的制度结构决定了各个行为体接近和享有权力的大小，为某些行为体设置了特权而将另一些行为体置于不利的地位，从而使前者的偏好更容易实现而后者的偏好更难以实现。正如彼得·霍尔（Peter Hall）所强调的：“社会集团的压力经过组织因素的调和，从而使结果打上了组织因素的烙印。因为现代国家的决策总是一个集体决策的过程，制度结构将不同个体的意见聚合成一套政策，从而影响了政策结果。”在上述意义上，政治制度决定了政治行为体合法保护其利益的权力，从而也决定了政治行为体战略选择的范围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政治制度在威权国家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存在，军人政权和一党制都会限制政治行为体的战略选择，从而使威权政体产生不同的变迁轨迹。 内容来自dedecms

在威权政体中，执政者必须化解来自反对势力的威胁才能维持威权统治的稳定。面对反对势力对统治的威胁，威权统治者主要通过两个方式来维护统治的稳定：“一是使用强制手段，强行排斥或消除对手；二是与对手联合，通过利益分享将对手转变为现有政权的支持者，比如给予适当的职权或政治租金。”汉内·菲耶尔德（Hanne Fjelde）认为，“运用这两种方式的能力取决于政体的基础制度”。在政体的基础制度下成功使用强制手段和合作战略的统治者，能够顺利应对反对派的挑战而巩固其威权统治；反之，在政体的基础制度下难以成功使用强制手段和合作战略的统治者，则难以应对反对派的挑战而放弃其威权统治。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随着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威权政体会面对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需求。由于军人政权与一党制在基础制度上的差别，威权统治者在使用上述两种工具来化解反对势力的能力上存在着显着的不同。一党制较军人政权在有效控制和合作战略上的制度优越性，使前者的统治更加稳定，继续维持威权政体，而后者在政治民主化要求的冲击下表现得更为脆弱，政体更易实现民主转型。我们基于这两种工具的选择来阐述在不同的初始威权类型下国际贸易与政体类型变迁的因果机制。 copyright dedecms

第一，强制是威权统治者用来维持统治的常用手段，不过不同的政体使用的方式和程度有所差别。军人政权善于运用刚性的强制手段，直接通过武力制裁反抗行为，进行强行控制。而一党制政权倾向于运用监督以及引导的手段间接控制社会，以有预见性的、温和的方式化解冲突与矛盾。当国际贸易带来了新兴政治势力的扩张时，一党制的柔性强制手段比军人政权的刚性强制手段更容易化解新兴政治势力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军人政权一般会采取刚性的强制手段来维持其统治。一方面，军人政权基于军人的职业特点对社会失序极度反感。正如艾尔弗雷德·斯特潘（Alfred Stepan）所强调的，军人政权把内部秩序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很难容忍公民内部为建立和保持联盟所需要的正常水平的不和与争论。另一方面，军人在强制性手段的运用上也更有优势，因而它能够直接通过武力制裁反抗行为。这样，军人政权更倾向于运用武力压制反抗行为。但是，这样的高压手段代价高昂，风险巨大。军人政权对暴力的过度依赖不仅会降低政权的合法性，而且极易引起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抗议和连锁反应，因此从长期看会使其政权的生存难以持续。

与军人政权不同，一党制政权倾向于运用监督、引导的手段，以有预见性的、温和的方式化解冲突与矛盾。一党制政权“有能力系统化地边缘反对派，甚至消灭对手。党的组织构成能够强有力地对社会团体进行监督、吸收进而控制它们，并引导它们开展支持政权的活动”；“它们拥有非军事的情报系统，将触角延伸到民事、军事以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反叛力量很难推翻政府”。一党制政权由于能更好地使用监督和控制的手段，可以避免像军人政权一样过多地使用暴力的手段。因此，一党制政权面对的社会反抗与军人政权相比也会更温和，反对势力和执政当局之间的矛盾不会白热化，从而更有利于政权的长期稳定。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二，合作战略也是威权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对任何政权而言，强制手段在维护稳定中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一个政权不可能只通过武力、威胁等手段控制社会。统治者同社会力量进行合作，例如建立联盟、凝聚精英、拉拢反对党等，都能进一步夯实统治基础，维护政治稳定。合作战略能扩大威权政府的社会基础，使其统治更为长久。军人政权统治集团较封闭，难以与反对派合作，政策制定相对狭隘。而一党制政权更具包容性，能更好地实施合作战略，团结吸收新兴的社会力量。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由于军队与社会的相对绝缘性质，军人政权运用合作战略的能力极为有限，难以有效安抚从对外贸易中获益的新兴政治势力。菲耶尔德指出：“军人政权的一个特点是运用一个已存在的组织来协调它们的执政联盟和维护精英的凝聚力。军事政权依靠的是军官这个社会小群体。因此，军人政权的政策制定是狭隘的，它们很难与统治集团之外的反对势力开展合作并与争取合作的‘局外人’建立广泛的执政联盟。而且，军人政权缺乏相应的社会组织将合作战略转化为持久的、自我强化的制度安排来支持它们的统治。”即使军人政权的统治者有意将其触角更为广泛地伸向社会而建立各种支持性组织，也会遇到重重困难，至少有导致军队内部分裂的危险。在利益偏好上，“大多数的职业军官认为，军队本身的生存和效率比其他东西更为重要，他们希望不论是执掌政权还是退出政坛，都是以一个团结的整体的形式……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威胁就是内部发生武力冲突”。军人政权过度卷入社会就可能将社会利益的分化带人军队，从而诱发军队内部的分裂乃至武力冲突。因此，在国际贸易使国内新兴政治势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后，军人政权无法吸纳它们来满足其参政要求。

面对国际贸易所造成的政治分化，一党制政权在其制度结构下可以通过采用以下两种手段来吸纳新兴的政治势力。首先，一党制政权的制度结构“使得政党在不丧失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更容易允许更大范围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影响”。在一党制政权中，执政党的领导人依靠的往往是一个大的选举团，其成员有权利表达自己在政策制定中的偏好。经领导人同意，获得资格的新成员即会当选并加入这一执政集团，从而使一党制政权能够吸纳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正如格迪斯所指出的：“一党制的政权在应对危机时，在紧握政权的情况下，常常通过给予反对势力适度的政治参与，增加它们在议会中的代表，满足它们的一些要求等方式，阻止它们冒险谋反或起义。”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贸易中获益的新兴政治势力在一党制政权下被纳入执政集团中，从而扩大了威权政体的社会基础。其次，一党制政权的制度框架能够把统治者与新兴政治势力之间的合作转换为一种长久的、实际的利益分享。“执政党向大众通过提供政府部门的工作、教育机会、正规化的现金转移，向精英提供贸易保护、政府合同、政治立场，以换取他们对执政党的忠诚。奖励的诱导性，加上特权撤回的威慑性，保证了社会各界对执政党的长期性支持。”当执政党运作良好时，这一巨大的赞助系统为人民提供持久的利益。这一制度对于执政党获得穷人选民的支持尤为有效，因为他们的生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财富转移。就此而言，一党制威权政体能否巩固在很大程度上与执政党所能分配给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一党制政权是否得以维持取决于它们将公共资源政治化的能力”。随着国内经济对国际市场日益开放，公共部门的规模总体上趋向扩大。基于对全球100余个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分期数据，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得到了这一结论。因此，一党制威权政体可以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同时运用其公共部门的资源来维护政治稳定。

从总体上看，一党制政权比军人政权更能适应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斯迪芬·海哥德和罗伯特·考夫曼在考察经济危机和经济改革对不同威权统治者的挑战时就发现：“主导政党型政权相对于军人政权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们在经济下滑和增长期间都具有的政治适应能力”，“主导政党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条在不失去对政治制度的控制的同时处理政治改革和经济开放的途径”。[12]我们认为国际贸易作为另一种经济因素对威权政体的影响也具有相似的特点。正是由于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统治者策略选择集合的不同，当初始威权类型为军人政权时国际贸易更容易推动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而初始威权类型为一党制时国际贸易难以推动民主转型，威权政体更容易维持延续。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其他条件不变，在参与国际贸易的条件下，军人政体比一党制威权更有可能发生民主转型。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基于1945—2010年威权政体变迁的计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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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文对威权类型的分类相一致，我们在此主要使用的是芭芭拉·格迪斯、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和埃里卡·弗朗茨（Erica Frantz）所整理的威权类型数据库（下文简称GWF数据库）。考虑到二战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其所伴随的跨国经济因素影响力的上升，并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将时间段选定为1945年至2010年。 本文来自织梦

（一）威权类型与政体变迁：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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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F数据库涵盖了157个国家（地区）[13]的政体变迁情况。由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是威权政体的变迁，故未纳入在1945年至2010年间均为民主政体的国家样本，如美国、法国、芬兰等，而是挑选出其中118个有过威权政体经历的国家建立“国际贸易与威权政体变迁数据库”（下文简称数据库）进行经验检验。数据库采用“国家一年份一政体类型”编码的数据，总计6176个样本，有五种政体类型，分别为民主制、一党制、军人政体、个人独裁和君主制。数据库记录的政体类型变迁共268次，其中民主崩溃74次，威权崩溃194次；威权崩溃中民主转型102次，威权接续92次。进一步细分的信息可见表1，表中第一列即为发生民主转型的案例数量。[14]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初步看出，不同政体在发生变迁时，其情形是多样化的，且相较于一党制，军人政体发生民主转型的案例数量是其两倍多。故在讨论国际贸易与民主转型的关系时，加入对初始威权类型的考虑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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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copyright dedecms

为检验国际贸易对不同初始政体类型国家民主转型的影响，本部分的被解释变量“democratizationit（民主化）”是一个哑变量。如果第t年国家i发生了民主转型，则被解释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为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相关指标、政体类型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国际贸易的相关指标包括贸易量的自然对数值、贸易开放度、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关于解释变量名称、数据说明、数据来源等信息见表2，解释变量特征值见表3。

除解释变量外，我们还纳入了部分能对一国民主转型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一国GDP的自然对数值、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人均GDP增长率、人均耕地面积、石油租金占GDP的比值。关于控制变量名称、数据说明、数据来源等信息见表4，控制变量特征值见表5。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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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方法与实证结果 织梦好，好织梦

在计量方法上，本文使用了面板数据logit模型。该模型为面板二值选择模型的一种，采用的是最大似然估计（MLE）。在各计量模型中，我们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分别拒绝了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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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相信所采取的计量模型是恰当的，但其揭示的依然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并且，在讨论国际贸易与民主的相互作用时，内生性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当研究者们得出参与贸易越多的国家有着更高的民主程度这一结论时，他们往往需要说明为什么不是相反的故事，即民主程度高的国家往往倾向于更多地参与贸易。例如，约翰·阿尔奎斯特（John S.Ahlquist）与埃里克·维贝尔斯（Erik Wibbels）以世界贸易的开放程度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约翰·达克斯（John A.Doces）和克里斯托弗·马吉（Christopher S.P.Magee）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方法尝试解决贸易开放与民主程度间的内生性问题。但上述方法也并非无可挑剔。前者用世界贸易量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例而非国别数据来衡量贸易开放度，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内生性问题，但我们很难说在同样的世界贸易开放度下，朝鲜和韩国面对的民主转型压力是相同的。后者在经验检验时讨论的因变量仅是民主程度而非民主转型，而且其数据库中既包括民主国家也包括威权国家，这在某种意义上亦属瑕疵。在本部分，笔者采用的被解释变量为民主转型而非民主程度。毕竟历史地看，民主转型通常是涉及政体类型变迁的重要事件，若使用Polity IV数据库[15]中对民主程度的测量，其数值在-10至10之间的变化则可能并不总是意味着政体类型上的变化。在变量的操作化上，相较于民主程度增加，很难说民主转型本身导致了贸易量的增加。此外，所有被解释变量均延迟了一年，而非直接采用当年的数据，这同样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当然，对于因果机制仍需要进一步通过过程追踪式的定性分析加以确证，这会在之后对韩国和新加坡的比较案例研究中呈现。

以某国该年是否发生民主转型作为二值被解释变量，政体类型、国际贸易及两者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一步控制相关变量，并考虑到年份和国别的效应，以下使用面板logit模型的固定效应进行了回归结果展示（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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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3讨论的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形下，一国贸易量、贸易开放度、出口依赖度对民主转型的影响。模型4—7则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从结果来看，军人政体和一党制政体与民主转型的相关性是不确定的，在模型1、模型4和模型7中为显着的负相关；而在模型2、模型5和模型6中，军人政体与民主转型呈显着的正相关，一党制政体的系数则无统计学上的显着性。但当我们纳入贸易变量和军人政体、一党制政体的交互项时，在参与国际贸易的情况下不同初始威权类型与民主转型这一议题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其关系也呈现出更大的一致性。各模型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前文假说的验证，即国际贸易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民主转型，在讨论国际贸易对民主转型的影响时，要考虑到威权类型的多样性，其他条件不变，军人政体比一党制政体有更大可能发生民主转型。

若仅从一国的贸易额、贸易开放度和出口依赖度来看，它们对民主转型并没有显着的正相关效应，在模型7中，国家更多的出口依赖度可能增加民主转型发生的概率，但这一结果可能并不稳健。进一步考察交互项，在同一贸易额、贸易开放度或出口依赖度时，军人政体更有可能发生民主转型，而一党制则不显着，或者即便显着，其系数也相对较小。此外，个人独裁和君主政体在各模型中均未表现出显着性，这可能与个人独裁、君主政体的不确定性较大有关，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为第二部分威权类型的选取提供了合理化说明。控制变量上，GDP与民主转型呈显着的正相关，而人均GDP则为显着的负相关，GDP增速无显着性。这与众多“收入与民主”的文献的发现有所不同。通常认为，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民主化，[16]而此处展现的情形是，一国总GDP的增加会加大民主转型发生的可能性，一国人均GDP的增加则会减少这种可能性。衡量要素禀赋的人均耕地面积、石油租金作为控制变量并未显着。 copyright dedecms

（四）敏感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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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上述结果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敏感度检验。一是进一步控制地区因素。民主转型的发生不仅取决于一国内部的因素，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波（waves）”这一概念在民主化研究中十分盛行。特定地区范围内的相关因素以及国际因素对解释民主化亦十分重要，故本文在世界银行对地区分类的基础上，借鉴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Mansfield）和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的研究进行了微调，将数据库中各国分别归为东亚与太平洋、欧洲与中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中东与北非、北美洲与中美洲、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西欧8个地区，并作为哑变量纳人模型中。军人政体与国际贸易变量的交互项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着性且影响方向不变。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哑变量和民主转型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二是变换计量模型。除前文采用的面板logit模型的固定效应，我们还使用了固定效应probit模型，并放松模型中对年份和国家的固定效应；将是否发生民主转型作为线性变量，进行面板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此外，还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了生存分析。结果显示，军人政体与国际贸易变量的交互项仍然都在统计上具有显着性且影响方向不变，并在相关效应的程度上超过一党制政体的交互项。同时，我们还尝试使用关税水平来衡量贸易开放度以作为一种敏感性检验，但限于数据可得性未能如此。

四 案例检验：对韩国和新加坡的比较研究 dedecms.com

作为全球化与民主化相关性计量分析的倡导者，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戴维·勒布朗（David Leblang）坦言：“关于国家的跨部门统计工作能够发现一般的模式。但是倾向于这种路径的研究者也承认，仅仅当其为具体案例的详细研究所充实时完整的图景才会展现。”上一部分的计量分析同样也需要案例研究加以补充，我们才能确认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初始威权政体的差异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因果机制。 本文来自织梦

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和新加坡通过融入国际经济，国内经济发展都取得了显着成效。但不同的是，韩国在1987年实现了民主转型，而新加坡至今仍然保持了威权政体。本文选取了朴正熙（Park Chung-Hee）和全斗焕（Chon Du-Hwan）统治下韩国（1961—1987年）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新加坡作为比较案例，运用求异法来揭示何种不同的条件使两国在同样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时收获了不同的国内政治结果，并且通过过程追踪法来考察其问的因果机制。 本文来自织梦

在方法论上，求异法要求案例选择遵循“最大相似”的原则。这一时期的韩国和新加坡除了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实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积极融入国际经济这些经济发展上的共同点外，两国在其他方面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第一，在文化传统上，两国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受相同的精神文化熏陶。第二，在地理位置上，两国都属于亚洲国家，均具有临海的区位优势，便于发展对外贸易。第三，在历史背景上，两国在二战前均沦为他国的殖民地，遭受大国的殖民统治；战后逐步取得独立地位，建立主权国家。第四，在国际环境上，这一时期两国均面临政治上的美苏冷战对立以及经济上的全球化步伐加快。既然韩国和新加坡在以上诸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为何韩国发生了民主转型，而新加坡却依然保持了威权政体呢?因此，运用求异法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能够有效地控制变量，进而探讨是何种因素使韩国和新加坡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时具有了不同的政体变迁结果。 dedecms.com

（一）韩国和新加坡对国际贸易的参与及劳工群体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韩国和新加坡都属于劳动要素充裕、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稀缺的国家。1965年韩国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97.6人，大大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它最大的出口对象国——美国，同时，略高于它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日本。到了1980年，这一数值增长到395.2。就韩国的人均资本形成总额而言，1960年仅为78美元，1980年涨到928美元，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其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相比也处于最低水平。新加坡的人口密度极高，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它的主要出口国或地区（香港地区除外）。1965年，新加坡每平方公里上有2816.3人，1980年涨到了每平方公里3602.8人。而在资本要素方面，新加坡的人均资本形成总额在1960年仅为154美元，1970年增长到1108美元，刚超过1029美元的世界平均水平。[17]在这种要素禀赋下，两国在60—70年代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来发挥自己在劳动要素上的比较优势。

1.韩国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为了发展国内经济，韩国朴正熙政府采取了“经济第一、增长第一、出口第一”的原则，施行了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外出口额增长迅猛。1960年，韩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仅为1.23亿美元；1970年增长到12.13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到了1979年，更是增至174.33亿美元。在整个朴正熙政权时期，韩国的出口额年均增长率高达26.27％，其中1973年甚至高达56％。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对外出口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1987年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已达535.82亿美元，1980年至1987年年均增速达13.45％。[18]更为重要的是，韩国的出口依存度显着提升，1960年仅为3.16％，1971年就增至14.16％并首次超过同年的世界平均水平，到了1987年，这一数值已高达35.49％，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两倍。

在出口商品的结构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制成品就已经成为韩国主要的出口商品。1965年，韩国工业品出口占所有商品出口的62.3％，197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3.6％，80年代后保持在90％以上。在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出口比例在60—70年代一直高于重工业产品。在1966年至1971年间，轻工业品出口占所有工业品出口的85％左右。例如，胶合板出口额为6772.4万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4.87％；服装出口额为5117.7万美元，占11.24％。[19]1982年，韩国重化学工业品占所有工业品出口的比重第一次超过轻工业品，但韩国轻工业品的出口在80年代仍然在40％左右，依然需要较多的劳动力从事生产。[20]

在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的引导下，韩国出口企业数目不断增多，劳工阶层不断壮大。1960年，劳工阶层占人口的13％；1970年，这一比例提升到了25.3％；1980年，劳工阶层占到36.8％，比整个中产阶级还略多。在具体数量上，1960年，韩国城市工人仅有130万人，80年代中期达到了800万人。[21]然而，不断壮大的韩国劳工群体却长期处于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和生活环境差的境况下。劳工们的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率却长期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及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同时，韩国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韩国劳工的生活更加艰难。此外，韩国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居世界之最，[22]工伤事故发生频率非常高。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了韩国工人运动的兴起。

根据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政府对待劳工的政策，可将20世纪60年代初至1987年的韩国劳工运动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初至1979年。最初韩国的劳工斗争主要以自发的、个体性的行为为主，组织性较低。70年代末联合的劳工运动开始萌芽，劳工运动的影响力也加大。同时，由于这一时期韩国轻工业的比重较大，劳工运动主要是由纺织、服装、电子产业的女工发起，关注自身经济和福利问题，并没有挑战朴正熙政权的合法性。第二阶段为1979—1980年。朴正熙遇刺后，政治情势出现大变动，军人政府出现权力真空，加上1980年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劳工运动大规模扩张。不过，这一时期的劳工运动仍是以单个工厂组织的、相对独立的斗争为主，与其他社会力量也没有形成紧密的联合，因此成效不大。第三阶段为1980—1983年。在军方镇压了光州的反威权民主运动后，全斗焕政权对劳工运动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措施，劳工运动又处于相对沉默状态。第四阶段为1983—1987年。在即将举行大选和举办1988年奥运会的背景下，全斗焕于1983年推行了自由化政策以增加政权的合法性。由于政治控制减弱，劳工运动又重新爆发，并显示出了空前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并与学生、教会等社会团体进行联合斗争。

2.新加坡 织梦好，好织梦

独立建国后，新加坡政府决定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在1966—1973年的初级阶段，重点生产低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1974—1984年的高级阶段，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1966年，新加坡的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仅约为13.52亿美元；1973年，该数额就增长到了50.06亿美元；1984年继续增长到306.10亿美元，1989年为563.64亿美元。从1976年至1989年，新加坡的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平均增速为12.54％。[23]并且，新加坡不断降低对转口贸易的依赖，国产商品的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逐步上升，1960年仅为6.2％，1975年为25.5％，1975年为38.5％，1980年已超过转口贸易，为59.1％，1985年时高达6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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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国产出口的商品结构来看，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迅速上升。1965年工业制成品[25]出口占国产品出口额的比例为27.9％，1980年为40.1％，1990年增至68.6％。[26]具体来看，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新加坡主要出口的商品，除了矿物燃料外，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以1970年新加坡出口的商品为例：木材与木材制品、家具占总出口的14.77％，电子仪器、机器与设备占12.71％，服装和纺织品占7.95％。[27]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逐渐占据重要位置。1980年，工业制成品最大项的商品中出口额超过10亿新元的有电器设备、通信设备，超过1亿新元的有服装、船舶、木材等。[28]

在新加坡各个部门的就业人数中，制造业占据了大多数并且增长迅速。1965年，新加坡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为6.1万人，1990年增长到42.2万人，翻了近7倍。[29]而在制造业中，雇用的工人从1960年的2.74万人增长到了1970年的12.05万人，1980年达到28.53万人。[30]新加坡工人的实际工资保持了合理的增速。在相当多的年份中，劳工的工资增长率高于通货膨胀率。不仅如此，新加坡政府还为工人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copyright dedecms

因而，虽然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工会引起了数不尽的罢工、怠工和暴乱，[31]但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后，情况显着好转，1969年新加坡第一次全年无罢工，并从70年代后期开始，新加坡只有零星的罢工运动发生。[32]例如，1967年2月1日，公共日薪雇员联合总会属下的公共日薪清洁工友联合会大约2400名工人发起“野猫”式[33]罢工。这次罢工也成为新加坡劳资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工会文化逐步从目无法纪转向讲理并相互体谅。[34]此外，新加坡左翼政党的发展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新加坡劳工群体的崛起。1971年以律师约舒亚·惹耶勒南（Joshua B.Jeyaretnam）为首的一批人接管了工人党，在该党的纲领中提出“废除雇佣法案，修改产业关系法，制定一种工人和雇主利润分享和平等参与的产业条例”等。1981年在安顺选区的补选中，惹耶勒南以52％的支持率胜出，打破了人民行动党自1968年以来独霸议会的局面。在1984年大选中，惹耶勒南继续在安顺选区当选。

（二）韩国军人威权政府应对劳工的战略 copyright dedecms

1961年5月16日，韩国陆军本部的朴正熙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张勉（Chang Myon）政权。1963年12月27日，朴正熙正式就任韩国第五届总统。1971年年底，朴正熙政权颁布实施了《维新宪法》，取消了总统直选和连任限制，总统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在“维新”体制下，朴正熙采取动员军队、宣布戒严、使用军事法庭等方式维持统治。对忠于他的现役将军委以重用、提拔晋升，对于退役的军官则在共和党内、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公关团体安排要职，帮助维持威权统治。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刺杀；同年12月12日，全斗焕发动了军事政变，攫取了军部大权。1980年9月1日，全斗焕正式登上总统宝座，建立了新军部政权。1981年2月25日，新军部建立具有秘密警察性质的“国家安全企划部”和“陆军保安司令部”。后者有权介入一切政府部门和行政事务，对新闻媒体、大学、政府机关进行监控，负责收集情报，制造舆论，整肃公职人员等。由此可见，韩国在朴正熙和全斗焕执政时期，也就是1961年至1987年属于军人威权政体。 本文来自织梦

朴正熙和全斗焕军人威权政府运用强大的国家权力，采用刚性的强制战略和较为封闭的排斥战略，对劳工和工会组织进行严密控制。虽然这些措施暂时稳定了韩国的劳工群体和政治局势，但是最终导致劳工与学生、中产阶级、宗教组织、反对党等团体结成了支持民主的联盟，促使韩国政权走向民主化。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Roh Tae-Woo）发表了《六二九宣言》，承诺总统直选、释放政治犯、言论自由等“八点民主化宣言”，标志着韩国民主转型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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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刚性强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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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面对不断爆发的劳工静坐、罢工、示威行动，军人威权政府无一例外地选择使用暴力的镇压手段，并逮捕运动的领导者。1977年9月9日，警察手持警棍、手铐和催泪弹，袭击了位于清溪川的工人学校。随后，清溪地区的工人举行静坐抗议，同样遭到警察的镇压，其中53名工人被带到警察局并遭到了严刑拷打。[35]1979年8月9日，韩国最大的假发输出企业——Y.H.贸易公司的女工们到新民党总部大厦举行无限期静坐示威，得到了该党领袖金泳三（Kim Young-Sam）的声援。朴正熙政府动用了上千名军警包围新民党总部大厦，用警棍殴打女工，强行驱散了静坐示威的女工。事后，4名工会领袖被监禁，30多名新民党党员被逮捕，金泳三的国会议员职务也被解除。该事件引发了釜山和马山的大规模学生、工人和群众的反政府运动。仅20世纪80年代的前5年，就有约2000名工会领导被全斗焕政府关押。1986年5月3日，工人连同学生和新韩民党在仁川举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全斗焕政府修改宪法。持续5小时后，示威在警察武力镇压下结束。[36]到了1987年，特别是6月份，街头暴力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6月10—26日这半个月内，韩国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多达830多万；警方逮捕示威群众17244人，向示威群众施放催泪弹35万发；在示威群众与警察的流血冲突中有6000多名警察和示威群众受伤。[37] dedecms.com

其次，朴正熙和全斗焕政权或对已有的与劳工相关的法律进行多次修订，或根据特殊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不断剥夺劳工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权益。军人威权政府看到了组织化劳工的潜在威胁，通过法律规范让劳工处于无组织以及非政治化的状态。1963年修订后的《工会法》规定，工会不能从会员中筹集政治资金或将工会会费用于政治目的。[38]1969年政府颁布了《外国投资企业的工会及劳动争议调整的临时特别法》，禁止外国投资企业的工人罢工。1971年12月，朴正熙颁布了《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停止了工人基本权利中的集体行动权、集体交涉权。[39]而且再次修订的《工会法》规定不能成立联合工会，组建工会需要在更加严格的行政限制之下进行。[40]1980年11月3日，“国家保卫立法会议”通过了《政治气氛改造法案》，禁止任何人煽动骚乱；随后，又通过法案限制集会自由。随后，新的《劳动法》出台，工会职能进一步被限制，工会必须在韩国劳工总工会的管辖之下，自发组织成立的工会被视为非法。《工会法》再次被修订，把为集体讨价还价的谈判权威，从单个工会或工会联盟，转移到在工厂的劳工管理联合委员会。该条款旨在分裂劳工运动，阻止劳工联盟的出现。

最后，军人威权政府通过扶持亲政府的全国性劳工组织，企图对劳工和劳工运动进行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朴正熙夺取政权的三个月后，新建立的韩国中央情报部挑选出了一批劳工领袖，建立了新的韩国劳工总工会，用于执行政府的劳工政策，降低工人的要求，镇压好战的工人。1972年维新体制建立后，韩国民主劳总和行业工会完全变成了国家对劳工进行控制的工具，并不代表工人的利益。[41]韩国民主劳总下面是以行业为划分界限并组织起来的工会联盟，其中大的工会联盟有6个，每个工会联盟中的专职人员不到15人。显然，韩国民主劳总这样的组织规模难以有效地领导全国范围内数量庞大的工厂和企业。全斗焕在夺取政权后，对民主劳总进行了改组，并对其下的部门工联和地区工会组织进行整顿，解除了近200名工会干部的职务。[42]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排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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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军人威权政府本身具有极强的封闭性。朴正熙的军政集团，权力限制在“小圈子”内部，在客观上排斥更大范围的参与。[43]在朴正熙的周围，总统府的秘书长、总统府侍卫长官、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和一批特别助理形成了韩国的权力中心。[44]特别是在“维新体制”下，朴正熙政权的权力集中程度进一步加强。在全斗焕领导下的民主正义党的权力顶端，是以党总裁为首的代表委员、事务总长、政策委员会议长和院内总务组成的“四人体制”，共同决策党内的重大事务。在基层党组织中设有指导长、副指导长、活动长、责任党员，各负责一定区域的党务，形成党内严密的组织管理体制。若想成为一名民正党的正式党员，需要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多轮的正规教育等复杂的选拔程序。[45]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其次，劳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工会不能参与政党政治，也不能发展为政党。1963年修订后的《工会法》规定，工会不能从会员中筹集政治资金或将工会会费用于政治目的，这意味着禁止了工会与各种政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或合作。[46]全斗焕攫取政权后，在韩国民主劳总和部门工会中设立专门的“净化”委员会，使191名工会干部“自动”辞职。[47]1980年11月，全斗焕指派9名成员组成了“政治革新委员会”，发布了一个567人的“黑名单”，以非法敛财、制造社会动荡、煽动劳工和学生运动为由，剥夺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讽刺的是，政府对劳工在政治和经济权利上的排斥，使工会积极分子成了铁了心的职业劳工运动组织者，并与持不同政见团体之间加强了联系。[48]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迅速提高，阶级意识不断明确。

（三）新加坡一党制政府应对劳工的战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Lee Kuan Yew）任秘书长。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同年5月在自治邦的第一次选举中人民行动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