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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针对中国与5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HS六位贸易数据，在把贸易成本进行细分并构建解决“多贸易零值”问题的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各细分贸易成本变量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而研究在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农产品、非农产品的子样本中，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度、共同边界与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贸易成本因素对中国出口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是正向的；国家距离、是否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清廉程度等贸易成本对其影响是负向的；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来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地区）二元边际的提升不受距离和经济自由的限制；就不同的产品类型而言，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农产品集约边际的影响是负向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关键词：贸易成本 二元边际 多贸易零值 本文来自织梦

一、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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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0年中国出口额仅为2492亿美元，2005年、2010年分别为7619.5亿美元和15777.5亿美元，2014年增长到234229亿美元。然而中国出口增长的背后隐藏着诸多结构性问题，要认清这些问题，需要对中国出口的微观结构进行深入研究。以梅里兹（Melitz，2003）为代表的学者所创立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把出口分解为二元边际——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这为研究出口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扩展边际的增长意味着出口产品种类增多、出口企业数目增多或出口目的国增多；集约边际的增长意味着现有出口产品种类中出口额增加、现有出口企业出口额增加或对现有目的国的出口额增加。本文将从产品角度展开研究，把中国出口的繁荣分解为扩展边际带来的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和集约边际带来的现有产品出口额增加。出口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贸易成本扮演着重要角色。贸易成本体现了国家间进行贸易的难易程度、国家的开放水平和区域一体化程度。所以，从贸易成本的角度研究中国出口产品的二元边际，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出口繁荣的深层原因，为进一步的发展战略提供经验依据。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将针对2014年中国与54个国家（地区）的HS-6位贸易数据，在对贸易成本进行细分的基础上，研究各细分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在不同国家类型和不同产品分类的子样本中，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回顾现有的研究问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构建理论模型，从企业异质性理论推导二元边际及影响因素；第四部分进行计量检验，构建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在对贸易成本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各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进一步把样本按国家类型分为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按产品类型分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研究各个子样本中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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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织梦好，好织梦

现有的关于二元边际的国内外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企业层面或产品层面展开。菲尔博梅伊和科勒（Felbermayr&Kohler，2006）从国家层面进行研究，把扩展边际定义为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把集约边际定义为与现有贸易伙伴的贸易额。胡梅尔斯和克莱诺（Hummels&Klenow，2005）把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看作扩展边际，把现有出口种类的出口额看作集约边际。赫尔普曼等（Helpman et al.，2008）则从企业层面进行研究，将扩展边际定义为出口企业数目的增多，集约边际定义为企业出口量的增加。由此可见，对二元边际的研究从宏观的国家层面逐步深入到微观的企业层面，但限于企业层面的数据较难获取，本文拟采用产品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 内容来自dedecms

国内外学者以不同的变量表示贸易成本，研究其如何影响二元边际的。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国内外文献中最为重要的贸易成本变量。劳利斯（Lawless，2010）以美国156个目标市场为研究对象，认为国家距离对二元边际的影响是负向的，语言、基础设施等因素主要影响扩展边际。陈勇兵等（2012）运用中国海关数据，研究了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认为经济规模、距离、贸易成本是影响扩展边际的主要因素[1]。陈阵和隋岩（2013）运用中国海关数据研究了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认为国家距离等贸易成本主要通过影响出口企业数量影响扩展边际，进而影响出口增长[2]。张宇青等（2014）研究了中国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并发现距离、相对经济自由度、农业规模、多边阻力是造成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元边际不同的原因[3]。国内外研究还把与语言、文化有关的变量作为贸易成本。史本叶和张永亮（2014）以2001—2011年中国对30个国家出口为样本，研究了细分贸易成本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认为文化、法律、外部冲击等因素对扩展边际的影响较大[4]。区域贸易协定、贸易壁垒等贸易成本、市场结构也是影响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希尔柏利和麦克丹尼尔（Hillberry&McDaniel，2002）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贸易的影响，认为自贸协定促进了扩展边际的增加。钱学锋和熊平（2010）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规模、多边阻力、固定成本、生产水平、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因素影响中国出口二元边际[5]。王孝松等（2014）研究了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边际的影响，认为反倾销措施抑制了中国的二元边际，且对扩展边际的抑制大于集约边际[6]。李胜旗和徐卫章（2015）全面测算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路径，发现中国出口越来越依赖产品种类的增加，而市场势力可利于中国企业的创新[7]。部分研究把贸易成本划分为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进而研究这两种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由此可见，对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从宏观的经济、政治因素到细分的贸易成本因素，同时，对贸易成本的划分也不断细化，从容易观测的国家距离到不易观测的文化、制度。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早期关于贸易成本和二元边际的研究基本上不考虑“零值”问题，近些年来“零值”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梅里兹（2003）引入了与特定出口市场相关的固定成本，把贸易“零值”问题纳入到分析框架内，奠定了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基础。席尔瓦和特恩诺瑞欧（Silva&Tenreyro，2006）、钱学锋和熊平（2010）运用泊松伪极大似然法（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PPML）解决贸易“零值”问题[5]。该方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零值问题，但存在着两点缺陷：第一，该方法不能区分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第二，该方法假设均值和方差成比例，当不满足这一假设时，虽然估计结果的一致性不受影响，但有效性会因此减弱。此外，赫尔普曼等（2008）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也有不足，该模型可以判断出两国之间是否会有贸易，但是该模型基于严格的同方差假设，同时所使用的对数-线性的回归模型中会产生异方差问题，这使估计产生偏误。为更好地处理“零值”问题，帕帕利亚和贝塔雷利（Papalia&Bertarelli，2015）提出可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来避免以上不足，这为解决零值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该方法既不需要“均值方差成比例”这一假定，又可以有效地减少零值较多带来的偏误。 copyright dedecms

综上，国内外文献为分析贸易成本和二元边际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然而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第一，现有研究中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分解主要集中在国家或企业层面，而运用HS六位编码从中国出口产品的角度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进行分解的研究较少；第二，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现有研究对贸易零值问题的解决尚不理想，PPML不能区分二元边际，而Heckman两阶段又基于严格的假设；第三，现有从贸易成本角度分析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研究中对贸易成本的细分不够，多集中在国家距离、共同边界、自贸协定等有形因素，而对经济自由度、清廉政治等无形的贸易成本关注不够。 内容来自dedecms

三、理论模型与方法 内容来自dedecms

虽然赫尔普曼等（2008）的计量模型需要基于严格假设，但是其理论模型为研究异质性企业的出口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因为该模型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把企业生产率及其自我选择的过程引人国际贸易的研究，并且该模型把有贸易流量和没有贸易流量的情况都纳入了研究范围，所以本文基于该理论模型推导出引力模型。 本文来自织梦

首先构建一个有j个国家的垄断竞争模型，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生产厂商Nj，且该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该厂商生产商品的成本为cja，其中a表示单位产出所需的投入品数量，cj表示投入品的单位成本。cj反映的是生产成本的国别差异，a的倒数1/a可以反映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其累计分布函数由G（a）表示。 织梦好，好织梦

商品l从j国卖到i国的价格除了商品生产成本外，还有一个加成项1/q，商品价格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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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商品出口要支付一个固定成本cifij和一个运输成本τij。τij表示运输过程中的冰山成本，即τij单位货物起运，只有一单位的货物能运抵。在进行国内贸易时fjj=0，τij=1；而国际贸易中fij＞0，τij大于1。

则商品l的价格在式（1）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部分τij，变成：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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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定义商品l在i国的需求为： dedecms.com

其中，Yi表示i国的国民收入，Pi、Pj为i国和j国的价格指数。 织梦好，好织梦

四、实证检验 内容来自dedecms

（一）计量模型

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选取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计量检验，该模型还可以为解决“多贸易零值”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已有文献对于“多贸易零值”问题进行了研究。赫尔普曼等（2008）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该模型可以判断出两国之间是否会有贸易，但是该模型基于严格的同方差假设，而且所使用的对数-线性的回归模型中会产生异方差问题，这使估计产生偏误。席尔瓦和特恩诺瑞欧（2006）提出可运用泊松伪极大似然法（PPML）来估计赫尔普曼等（2008）模型中乘数形式的式子，但是帕帕利亚和贝塔雷利（2015）认为PPML的方法并没有考虑模型中所有的异方差问题，也没有区分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现有方法的这些不足可以由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来弥补。伯格等（Burger et al.，2009）认为零膨胀模型的优点还在于其可以考虑两种贸易零值；第一种是国家间从未进行过贸易，第二种是由模型计算出进行贸易的概率为正，即虽然现在没有贸易，但在未来会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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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另一原因是它可以和理论模型有机结合，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的两步分别对应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的第一步是估计贸易流量为零的概率，即理论部分中Zij≤1的概率，此步对应扩展边际，如果贸易零值的概率增加，说明不利于扩展边际，反之贸易零值的概率减少，则有利于扩展边际；第二步是有贸易流量（即Tij=1）的条件下估计各贸易值的概率，此步对应集约边际，如果该贸易值的概率上升，说明有利于集约边际，反之贸易值下降则不利于集约边际。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的两步分别为：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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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选取与变量描述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选取的中国出口产品的样本为2014年中国对54个国家（地区）按HS12进行编码的六位产品出口数据。这54个国家（地区）覆盖了APEC成员、OECD成员、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金砖国家、中亚国家等，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没有将文莱、中国台湾、缅甸纳入到样本中，具体样本国家（地区）如表1所示。出口产品理论上的观测值为54×5211=281394，其中非零值为71916个，零值为209478个，零值占比为7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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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不同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产品二元边际的影响，本文把影响因素分为地理因素变量、通关成本变量、制度质量变量三类，此外还有GDP等控制变量。地理因素变量主要包括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中国是否与对方接壤；通关成本变量主要包括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所需要的文件数、是否是APEC、OECD成员；衡量制度质量的变量主要包括经济自由度总指标和清廉指数；此外还控制了贸易伙伴GPD、每百人互联网使用率等变量。式（26）、式（27）可以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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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表示中国，i表示贸易伙伴；gdp表示贸易伙伴的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回归，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dis表示中国和进口方之间的空间加权地理距离，取对数回归，数据来自于CEPII数据库中的DIST数据库；int表示贸易伙伴每百人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doc表示贸易伙伴完成进口程序所需的单证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contig为虚拟变量，测度两个贸易伙伴之间是否有相同的边界，有共同边界则赋值为1，没有共同边界则赋值为0，该数据来自于CEPII数据库中的GEO数据库；frdm为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来自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crp表示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数据来自“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apec和oecd是两个虚拟变量，当贸易伙伴为APEC或OECD成员时赋值为1。变量含义与数据来源如表2所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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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结果 织梦好，好织梦

首先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的两个模型对全样本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4中列（1）、列（2）所示。零膨胀负二项回归可以综合考虑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扩展边际体现在logit模型中贸易值为零的概率有多少，集约边际体现在负二项回归中在有贸易的条件下贸易额有多少。 copyright dedecms

表4列（1）报告了扩展边界的影响因素，所有变量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显着。贸易伙伴的市场规模（GDP）对贸易零值的概率的影响是负向的，而距离越远贸易零值的概率越高，这与经典引力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地理上的因素还包括中国与贸易伙伴是否接壤，结果显示地理接壤对贸易零值概率的影响是负向的，即地理接壤有利于扩展中国出口产品的边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联盟内国家扩展边际的影响也是负向的，即APEC可以降低贸易零值的可能性；而对联盟外国家（地区）的影响是正向的，这体现在中国不是OECD成员，所以OECD这个经济组织会增加中国出口产品为零值的概率，即没加入该组织不利于扩展边际。制度层面的两个指标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有着相反的效果，经济自由度对贸易零值概率的影响是负向的，即中国向经济越自由的国家（地区）出口，越有利于扩展贸易边际。而清廉指数对贸易零值概率的影响是正向的，即中国向腐败程度低的国家（地区）出口不利于扩展贸易边际，其原因可能是清廉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进口产品种类比较固定，增加进口种类的潜力较低。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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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列（2）报告的是集约边际的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均对集约边际有显着影响。过度分散参数alpha显着不为零，说明应选用负二项回归，而不是泊松回归。Vuong统计量为42.53，远远大于1.96，说明应选用零膨胀模型。alpha值和Vuong统计量说明选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是合适的。影响因素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正负与扩展边际基本相同，较高的国内市场、更自由的经济、共同的边界、同属APEC等因素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是正向的；首都距离、通关单证、清廉程度、OECD成员，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是负向。 dedecms.com

本文为了对比分析，报告了两种OLS的估计结果。第一，把贸易额的对数形式作为被解释变量，不考虑零值问题，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结果如表4中列（3）所示。第二，把所有贸易额加0.01后取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此时零值变成了0.01，被纳入了回归之中，回归结果如表4列（4）所示。由列（3）、列（4）可以看出，变量符号基本与负二项回归所计算出集约边际结果相一致，只有列（3）中internet和列（4）中doc与列（2）不一致。虽然大部分OLS结果与主回归一致，但是在零值较多时使用OLS会造成结果有偏和非一致。而且OLS的估计还没有对出口产品进行二元边际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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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检验 本文来自织梦

进一步把所有样本按两种标准进行划分，第一种是按伙伴国（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进行划分，把所有样本划分为发达贸易伙伴和发展中贸易伙伴。在综合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标准后，把样本中的发达国家（地区）定为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德国、希腊、中国香港、匈牙利、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荷兰、挪威、新西兰、葡萄牙、新加坡、斯洛文尼亚、瑞士、斯洛伐克、瑞典和美国，其余为发展中国家（地区）。第二种划分子样本的方法是按照产品是否是农产品进行划分。把HS六位编码的前两位编码中的1—24编码产品认为是农产品，其他产品为非农产品。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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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中列（1）、列（2）是发展中贸易伙伴的计量结果，列（3）、列（4）是发达贸易伙伴的计量结果，列（5）、列（6）是农产品出口的计量结果，列（7）、列（8）是非农产品出口的计量结果。 copyright dedecms

在区分发达贸易伙伴和发展中贸易伙伴的子样本中，大部分结论与全样本主回归相同，而不相同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距离变量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与主回归结果相反。即距离增加有利于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这说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出口二元边际不受距离的限制，距离增加反而能促进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出口产品的二元边际。第二，经济自由度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扩展边际的影响与主回归相反，这可能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自由度得分不高并且对中国产品种类的需求较多所导致的。第三，共同边界对发达国家（地区）扩展边际的影响与主回归相反，即共同边界会增加贸易零值的可能，这说明向离中国较远的发达国家（地区）出口有利于扩展边际的提升。同时，还有部分变量的显着性下降，清廉指数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扩展边际和对发达国家（地区）的集约边际影响不显着，通关单证数对发达国家（地区）出口产品扩展边际的影响不显着。 dedecms.com

区分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子样本如表5中列（5）—列（8）所示。与全样本主回归不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经济自由度对农产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是负向的，即经济越不自由的国家（地区）进口农产品数量越多。这可能是因为农产品的进口多是大型企业的行为，可能会带有垄断性质，而经济自由度较低的国家（地区）更有利于这些大型企业的形成，从而进口数量较多。 织梦好，好织梦

五、结论与启示 内容来自dedecms

本文构建了解决贸易零值问题的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避免了现有处理零值问题方法（Heckman选择模型、PPML）的不足，运用2014年中国与5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HS六位贸易数据，在对贸易成本进行细分的基础上，研究了各细分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产品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而研究了在国家（地区）类型和产品分类的子样本中，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几点主要结论与启示：

第一，贸易伙伴的市场规模、网络使用率、经济自由度、地理邻近与加入APEC等因素对中国出口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是正向的。这表明贸易伙伴较大的市场规模、较高的经济自由程度和较广泛的网络使用率会促进中国出口产品二元边际的提升，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对具有这些特征的国家（地区）进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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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距离、OECD成员和清廉程度对中国出口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是负向的。这表明增加对中国距离较近国家（地区）的出口有利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提升，同时二元边际的扩展可以考虑向清廉程度较低的国家（地区）进行出口。此外，国际组织在中国出口产品二元边际的扩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要积极加入重要的国际组织以减少贸易壁垒。 copyright dedecms

第三，经济自由度的各分项指标对中国出口产品二元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金融、投资与商业自由度指标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是正向的，而货币自由度指标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是负向的。这表明向金融、投资、商业自由度有利于中国出口产品二元边际的提升，中国企业可以选择具有这些特点的国家（地区）进行出口，同时货币自由度抑制了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中国企业可以选取货币自由度较低的国家（地区）进行出口，以提高出口产品的扩展边际。

第四，在按国家（地区）类型划分了子样本后，得出了一些与现有研究不同的结论。对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出口样本，国家距离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为正，而不是为负，同时经济自由度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为负。这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地区）样本中，国家之间的距离是促进二元边际的因素，而经济自由度会对二元边际产生阻碍作用。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对距离较远和经济自由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出口，可以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二元边际。

第五，在按农产品出口与非农产出口划分的子样本之后，贸易成本对非农产品样本中二元边际的影响和对总样本中二元边际的影响基本相同，但对农产品样本而言，经济自由度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是负向的。由此可见，中国农产品出口具有特殊性，在农产品出口的样本中经济自由度会抑制集约边际的提升，所以中国企业在农产品出口时，为提高出口农产品的集约边际，可以考虑向经济自由度较弱的国家（地区）进行出口。 织梦好，好织梦

参考文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陈勇兵，陈宇媚，周世民.贸易成本、企业出口动态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2000—2005[J].经济学（季刊），2012（4）：1477-1502. 本文来自织梦

[2]陈阵，隋岩.贸易成本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多产品企业视角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3（10）：43-48，88. 本文来自织梦

[3]张宇青，周应恒，张晓恒.中国对发达和不发达贸易对象的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差异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4（1）：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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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本叶，张永亮.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财经研究，2014（1）：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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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学锋，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J].经济研究，2010（1）：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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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孝松，施炳展，谢申祥，等.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边际?——以反倾销为例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14（11）：58-71. dedecms.com

[7]李胜旗，徐卫章.市场势力、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产品创新[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5）：1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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