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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出现积极迹象，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缓慢复苏，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稳中向好，但增长势头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世界经济仍面临不少的风险和挑战。经济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全球债务水平不断攀升，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地缘政治风险集聚，此外，英国脱欧谈判进展滞缓，欧洲多国大选以及美国新政府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等。尤其是自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其推行的以“美国优先”为主旨、以保护主义为主基调的重振美国政策，凸显了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具体行动上，其必然表现为对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这将使贸易自由化进程面临严峻的考验。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一直是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美国采取的系列“颠覆性”经贸政策调整，或将中美关系带入“未知之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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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变化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美经贸关系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中美货物贸易规模由21世纪初的700亿美元大幅攀升至2016年的约5800亿美元；2016年双边服务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合作内容从单一的贸易扩展到经济合作的各个方面，在农业、科技、能源、教育、人文、旅游、环保、卫生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截至2017年6月底，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美国则是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中美之间基本建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联系，确立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贸大格局。 织梦好，好织梦

尽管如此，但由于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等的差异，以及现行贸易统计制度、美国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管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日益突出。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其整体货物贸易逆差的47.3％。中国成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第一来源地。特朗普认为，这是中国单方面追求贸易顺差以及利益分配不平衡的结果，并由此导致美国的制造业萎缩、就业岗位减少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其在就任美国总统前后曾就中美两国经贸关系问题多次强硬表态，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等，8月14日又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4年贸易改革法》的“301条款”对中国贸易行为发起调查，以至于外界惊呼中美贸易战或将一触即发。 本文来自织梦

在“汇率操作”问题上，美国财政部有着严格的法律评估框架（参见表1）：对美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超过3％；在外汇市场进行持续的单向干预，且在12个月以内对外汇净买人额占GDP的比重超过2％。若按此技术标准，虽然中国符合第一条（参见图1），但明显不符合后两条（参见图2和图3）。在关税问题上，根据汇丰银行的测算，若美国对中国收取45％的高关税，中美双边的货物贸易将锐减52％，占中国出口总量的9.3％。但是，一方面，由于来自中国的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越来越高，其能够通过加强与新兴市场的联系部分抵消征税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征税导致美国消费者的支出大幅增加，“消费者剩余”减少，消费者的福利下降，且美国通过征税获得的额外收益也并不乐观。如若中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的农业和高端制造业等部门将遭受打击，由此导致的经济生态系统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不可低估。换言之，无论在“汇率操纵国”或是在征收高额关税问题上，特朗普对中国施压的空间都很有限。

为此，特朗普政府转而对中国采取更加务实的经贸合作政策。尤其是经过2017年4月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之后，双方为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做出了积极努力，两国在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达成共识。从“百日计划”到“一年计划”，再到四个高层对话机制，中美双边经贸谈判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早期收获主要包括：时隔14年美国牛肉重返中国市场：2017年上半年中国自美进口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达到14亿美元，是2016年全年的6倍；中国批准美方5项生物技术产品申请；中国熟制禽肉输美以及有关金融申请逐步落实等。7月13日，来自中国和美国的20多家企业在美国签署合同，中国企业将从美国进口1253万吨大豆和371吨猪肉及牛肉，总额达50.12亿美元。中国的电商企业也正在帮助美国广大中小企业将更多的美国产品销往中国。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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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中美贸易往来不断改善之时，8月19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却针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法律或政策是否歧视美国企业启动了“301条款”调查。“301条款”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制定的单边贸易法规，最早出现在《1974年贸易改革法》的第301节，后经过《1979年贸易协定法》、《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和《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发展，形成了“一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等全面系统的进攻性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一般301条款”主要体现为传统贸易制裁措施，“特别301条款”扩展至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超级301条款”则对一国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壁垒进行整体评估，将问题严重的国家列入阻碍贸易自由化的黑名单，并要求其在3年内消除贸易壁垒。一般而言，“301条款”需要经历发起调查、调查发起后的磋商、贸易代表的裁定、实施措施、监督、措施的修正与终止、信息的请求、执行等8个阶段，耗费较长时间才会付诸实施制裁等措施。在该条款之下，美国实际上集裁判员、陪审员和执法者的角色于一身。美国曾多次对中国动用“301条款”，但最终双方均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了相关问题。美国动辄对贸易伙伴启动“301条款”的做法既霸道又危险，一方面，该条款具有极强的单边主义霸权色彩；另一方面，其可能招致贸易伙伴采取对等措施，进而引发贸易战。 内容来自dedecms

实际上，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中国有意为之，而是两国的经济和贸易结构差异所决定的。随着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中美经贸关系也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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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存在顺差，但服务贸易存在逆差，且逆差持续扩大。由于自然禀赋差异、产业结构调整、全球价值链分工等原因。近些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从2006年的2505.5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3470.4亿美元，这种长期失衡使得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贸易往来除了包括货物贸易，还应包括服务贸易。尽管中国对美保持货物贸易逆差，但美国却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地，且近年来逆差额保持快速增长。据统计，2006—2016年中美服务贸易总额增长3.3倍，2016年达到1181.3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更是猛增33.7倍，2016年达到556.9亿美元，占中国整个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的23.3％。2017年1—5月，中美服务贸易逆差已达23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可见，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的中美服务贸易逆差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还有愈发加重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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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而中国处于中低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始终存在，与国际贸易商品的价值链分工密切相关。中国对美出口以中低端制造商品为主，而由于对华实施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则主要体现为高端制造商品。从细分商品类别来看，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17年1-6月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运输设备、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植物产品。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其后是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从细分行业来看，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最严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通讯设备、办公室设备、电子设备、纺织服装和鞋业等（图4），这些最有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目标。特朗普政府或将在提升进口关税、对中国特定商品实施反倾销调查（如钢铁、光伏、乘用车轮胎等）、排斥中国企业投资、拒绝华为等中国企业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名单等方面采取措施。 copyright dedecms

第三，中美之间的相互投资正由单向投资转为双向投资。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额也与日俱增，中美相互投资呈现出双向发展势头。根据2017年5月18日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和美国融鼎集团共同发布的《中美双边投资研究项目报告》，2016年中国在美国投资超过460亿美元，约为2015年的3倍：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却没有明显增长。也即，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额的快速增长是由中国对美投资推动的。但2017年以来，随着中国对企业投资海外房地产、酒店和文化等行业加强管控，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2016年高歌猛进的海外投资势头不再，投资总额大幅下滑，投资规模和大型项目数量锐减。总体来看。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量仍远高于中国对美投资总量。从1990年至今，美国在华投资总额已超过2400亿美元，中国在美投资总额则为1100亿美元左右。中美两国在投资总额方面的差距值得警惕，极易引发关于投资市场准入互惠性和双边投资流动不对称的讨论，应谨防在投资领域重演贸易领域的不平衡。

第四，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在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贸易失衡是老问题，并不是新发现。造成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是由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决定的，也受到现行贸易统计制度、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当前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等，对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无益；另一方面，中国致力于优化产业结构，扩大企业海外投资，在全球寻找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亦需要时间。因而，在中美双方都没有太多政策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尽管在短期内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可以通过贸易政策调整暂时缓解，但却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引发中美经贸关系新变化的成因 copyright dedecms

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双边经济往来，有交往难免就会有摩擦和磕碰，关键是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为解决问题提供双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从中美双方的关注来看，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市场开放、产能过剩、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是美国关切的重点，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义务、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是否享有公平待遇、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等问题则是中国关注的焦点。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既包括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竞争力等的差异，也与美元霸权地位、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以及现行贸易统计制度缺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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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元霸权地位是美国对外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自1975年美国对外贸易出现逆差以来，这种状态非但没有逆转，还有日趋扩大之势，根本原因在于美元本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基本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运转与美元的信誉和地位密切相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取得了国际货币的霸主地位。各国对外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这使流出美国的美元在海外不断沉淀，也意味着美国的国际收支会保持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币值稳定，也即美国应保持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这一自相矛盾的悖论即所谓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引发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尽管如此，但脱离金本位之后的美元依然保持了自身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重要的货币之一。一方面，强势美元削弱美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不利于其对外出口；另一方面，低储蓄和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支撑了其进口需求，最终导致美国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是必然。

（二）经济结构差异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由于中美两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两国的经济结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制造业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在美国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是其支柱产业。当前，美国主要关注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失衡，却忽略了服务贸易失衡问题。尽管相较于商品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逆差的规模较小，但美国对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顺差显着且逐年增长（见图5）。据统计，2000—2008年美中的服务贸易顺差年均不足20亿美元，但2016年该顺差已经增长至557亿美元。美国企业在教育、金融、软件、信息、影视等高附加值服务中具有明显的竞争力，而随着中国逐步降低外资企业在其国内服务业的准入门槛，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或将进一步扩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关贸易失衡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全球价值链中，美国因高科技领先而处于价值链的最上游，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在技术密集型领域领先而处于价值链的上游。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生产的很多产品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长期以来，低成本优势曾使中国较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当中并因此受益。目前，虽然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较弱、核心技术及高新材料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产业发展失衡等问题，中国制造业整体仍处于全球制造业链条的中低端。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过程中，主要表现为贴牌制造、来料加工、自有设计制造和自有品牌制造等形式。有研究显示，在中国组装出口的苹果产品，中国在iPhone中所获利润仅占整机利润的1.8％，对iPad的利润更是低至1.6％，绝大部分利润被居于价值链上游的苹果公司享有。换言之，尽管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体现在中国。双方实现利益共享，但整体上居于价值链上游的美国获益更多。 内容来自dedecms

（四）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文来自织梦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是制约中美经济合作和贸易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美国在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政策的制定方面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一直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严苛限制，受限的领域包括航空电子与惯性导航系统、飞行器与飞行器引擎、激光、贫化铀、水下摄像与推进系统、特定复合材料以及部分用于空间通信和防空的电信设备等。例如，在芯片制造领域美国具有领先优势，但由于其将大多数芯片纳入禁止对华出口清单，尽管2016年中国进口各类芯片高达2400亿美元，但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芯片仅占中国进口总量的4％。根据2017年4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研究报告，如果美国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巴西的水平，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对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为此，中方也一直呼吁美国放宽乃至取消对中国在高科技产品领域的出口限制，以最终实现双方的公平贸易，但至今收效甚微。

（五）现行的贸易统计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传统的贸易量统计方法已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出国际分工生产链的全球化现象。目前的计算方法基于194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平衡手册》制定，从未就复杂的全球价值链进行过适当的修改。尽管出口产品的零部件来自多个国家，但在统计时却将贸易额全部归于最终出口商品的国家。以iPhone在中国组装后整机出口他国为例，苹果公司在美国进行设计、研发、营销和软件创作，昂贵的零件则产自不同的地区：iPhone 6s的屏幕产自韩国、日本等，处理器产自美国。指纹感应器产自中国台湾，大气压力传感器则由德国制造，最终在中国进行组装后出口。尽管中国的零件生产和组装仅占整体生产成本的一小部分，但在美国的统计数据中，iPhone的全部进口成本均被归为中国。在2016年全球2.15亿的iPhone销售量中，假设有35％销往美国，若按每部230美元的成本计算，仅iPhone就为2016年中美贸易逆差贡献了约173亿美元。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率先提出附加值贸易统计法，该方法按出口零件的原产地进行更精准的计算。若根据该统计法，调整后的2011年中美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较官方数据减少逾40％。如果我们把官方数据与调整后数据的差值假设成一个固定比率，那么2016年美中贸易逆差将由3090亿美元降至1690亿美元（见图6）。由此可见，中美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 内容来自dedecms

三、对策与建议

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中美经贸关系合则两利、斗则双输，它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这是由双方利益融合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为此，在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后双方一致确认，把合作共赢作为中美全面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把对话磋商作为化解摩擦与分歧的基本方法，把重大政策沟通作为协调立场的基本方式。尽管如此，但考虑到造成双方经贸失衡的原因以及特朗普政府可能推行的激进策略，中国未雨绸缪，尽早在以下方面采取应对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 copyright dedecms

（一）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升整体竞争力 本文来自织梦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结构，低储蓄和超前消费的美国经济结构，加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差异，是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从长期来看，需要中美双方对自身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进行调整。近几年，中国正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三去一降一补”措施，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向依靠消费和创新驱动转型，经济增速放缓，但增长质量提升。随着相关改革持续深化和经济结构不断调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发生转换，对外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递减，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占GDP的比重业已回落至合理区间，2017年1-6月该比重已缩减至1％以内，预计全年不会超过1.5％。与此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3.4％。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1％。消费继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服务业继续发挥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成为中国经济保持韧性的关键所在。

未来随着中国持续向以消费、创新、服务业为支撑的经济结构转型，对外贸易结构也必然愈加优化。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结构性改革却远远落后于中国，长期低储蓄率、超前消费、高投资以及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始终没有改观。换言之，美国应该为中美贸易长期失衡问题承担主要责任。在中美双方就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谈判中，中国应据理力争，向美国施加一定压力。尤其是对其在相关领域的改革滞缓问题表达关切，以期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建设性合作，尽快解决或缓解贸易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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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用国际规则和多边机制加以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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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世贸组织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美国滥用国内法对中国发难，中国应在充分明确WTO规则的前提下，采取有理有据的反制措施。根据201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外贸壁垒的国别贸易评估报告》，美国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政府采购、投资限制、服务业、农业、透明度和法律体制等8个方面（见图7）存在阻碍美国出口与投资的壁垒。果不其然，近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授权美贸易代表根据“301条款”对中国有关法律、政策、实践或做法可能不合理或歧视性地损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或技术发展等问题展开调查。 dedecms.com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曾动用“301条款”应对日本的摩托车、钢材和其他商品的贸易争端。虽然“301条款”允许美国总统单方面强加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以保护美国特定产业免受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但作为WTO主要成员国之一的美国也有义务遵守WTO的规则。美国启动基于“301条款”的调查，即相当于以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上。中国自然不能坐以待毙。“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有权到WFO争端解决机构控告美国，该机构有义务在一年半之内做出终裁。如果申诉获胜，中国将有权根据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限制程度，来限制美国出口的商品。其结果必然是美国“赔了夫人又折兵”。除此之外，中国还应继续坚持全球化战略，以实际行动支持全球化进程，加强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的贸易投资合作，充分利用多边机制或平台，积极应对美国“逆全球化”倾向。 内容来自dedecms

（三）扩大双向市场开放，促进相互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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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合作是两国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而投资合作则是经济合作的后起之秀。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存量约1100亿美元，累计为美国创造14.1万个直接就业岗位。中国对美投资从东西海岸开始向内陆地区延伸，并在全美50个州和98％的国会众议员选区出现。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发布的报告，2016—2025年美国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3.3万亿美元，未来10年基建资金缺口将近1.44万亿美元。特朗普上任后即提出了总额高达1万亿美元的“美国基础设施优先”计划，拟重点加强对交通路网、清洁水资源、远程通讯、能源、电网、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经验丰富，具备技术、资金、建设、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中国可以支持和推动本国企业积极参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但鉴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市场外资安全审查、“购买美国货”等有关规定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参与，这不利于降低项目成本和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中国应督促美国为中资企业参与其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在做大利益蛋糕的基础上，实现贸易投资平衡发展。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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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继续构建更加开放和透明的投资环境，更好地发挥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督促美国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将国家安全审查和出口管制等非经济因素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活动的影响降到最低，增加相关审查和合规监管透明度，要求其公平公正地对待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中国投资者。除此之外，以负面清单为基准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目标是通过达成高水平的投资保护和市场开放安排来促进中美双向投资，使两国投资者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文化互联网、汽车等众多领域开展投资合作。为此，在缩小贸易逆差取得进展之后，应尽快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使其更好地为两国就业和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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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督促美方放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

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长期以来美国在军品、军民两用品以及无线、芯片、软件、安全、雷达等高科技领域均对中国采取限制出口政策，导致中国从美国进口相关高新技术产品的份额持续下降。据统计，2001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占同类产品的进口比重超过16％，而2016年这一比重已经持续下滑至8％左右。从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结构来看，航天类产品的占比达到44％，信息及通讯产品的占比达到14％，生命科学类产品的占比达到10％。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潜力巨大，如果美国能够放宽或取消相关限制，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将得到极大的改善。尤其是，考虑到电子类产品和通讯类产品在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进口中分别高达52％和20％的占比，未来美国或可以将集成电路、高科技通讯设备等领域的限制放宽作为重点突破的领域，以逐步实现其对华出口规模的扩大，改善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五）加强与美国各州的经贸联系，扩大自美国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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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坛有句俗语：“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地方各州相较于联邦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尽管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倾向给中美双边关系带来新的变数，中美经贸失衡问题亦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地方各州政府可以成为维护中美关系的积极力量。在中美经贸关系遭遇困境的当下，这种“超越华盛顿”、着眼基层的“去中心化”。也即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和“离心力”，对特朗普政府的涉华政策形成重要制约。实际上，对中国的经贸依存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州的对华态度：对中国出口较多以及对中国投资依赖度大的州更易亲华，而因对中国贸易失衡导致产业转移和工作机会流失的州则更倾向反华。从近十年美国各州对中国的经贸联系来看，根据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发布的报告，2006—2016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额超过10亿美元的州从17个增至29个；从出口增幅来看，同期对中国商品出口额增幅超过100％的州高达30个，超过500％的有4个。在传统商品贸易之外，中美服务贸易增长更为迅猛。2006—2015年美国全部50个州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幅均超过100％，增幅超过400％的州高达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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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省州和城市间经贸合作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地方各州的经贸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举行中美省州经贸合作活动，适时组织经贸团组互访，推动相关方实现信息共享。继续推动完善已建立的工作组机制，推动各工作组开展机制化的对接活动。通过加强人员和信息往来，务实推动一批经贸合作项目。与此同时，考虑到未来5年中国进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这将为美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