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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以及Romalis整理的美国进口关税数据，测算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它的影响。基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倍差法进行因果识别。主要结果有：（1）基于Melitz（2003）构建的理论模型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降低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并且利用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结果；（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3）对于加入WTO前，未有过出口行为的企业及曾经向美国出口过的企业来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不存在显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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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贸易自由化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一、引言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上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结合2016年12月商务部等七个部门下发的《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可以得出，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是其重要渠道之一。 dedecms.com

同时，近年来关于贸易自由化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往往是基于中间品关税或者最终品关税削减的角度进行考察。有别于以往，本文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本文中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基于中美之间的一种特殊情况，在中国加入WTO前，尽管自1980年起，美国就开始给予中国与成员国一样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但是这种情况下的最惠国关税待遇是暂时性的，美国议会每年都要对此进行重新决议，一旦决议不通过，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会陡然上升，因此中国出口商一直面临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中国成为WTO成员国之后，暂时性最惠国关税待遇变为永久性最惠国关税待遇，消除了中国产品面临美国关税调整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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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会产生什么影响呢?1、一方面，基于Melitz（2003），本文构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影响的理论模型。由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使得企业进口的中间品价格下降，从而促使企业更多地从国外进口中间品，最终使得企业的出口DVAR减少。另一方面，本文以中国加入WTO前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调整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倍差法来实证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实现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dedecms.com

本文重点考察的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因此，一方面，与本文相关的一类文献是关于中国企业出口DVAR影响因素的研究。张杰、陈志远和刘元春（2013）指出推动中国出口DVAR上升的主要因素是加工贸易，主要推动者是外资企业，尤其是进行加工贸易生产的外资企业，并且指出FDI的进入对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上升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Kee和Tang（2016）依据不同的企业出口DVAR测算方法，指出FDI自由化可以增加企业出口DVAR。唐宜红和张鹏杨（2017）也发现FDI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角度分析了其影响机制。许和连、成丽红和孙天阳（2017）指出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DVAR具有显着的正影响，对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李胜旗和毛其淋（2017）指出上游垄断显着降低了下游企业的出口DVAR。邵昱琛、熊琴和马野青（2017）指出融资约束与企业DVAR之间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融资约束有利于企业DVAR的提升。另外也有学者研究进口中间品关税削减这一贸易自由化情形对企业出口DVAR带来的影响，指出中间品关税削减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Kee和Tang，2016；彭冬冬和杜运苏，2016）。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另一方面，与本文相关的一类文献是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Handley（2014）基于澳大利亚数据，指出加入WTO为潜在的出口商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和稳定的贸易政策制度，降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此后，逐渐有学者就中国加入WTO这一事实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带来的影响，其中较多学者侧重于中美之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苏理梅、彭冬冬和兰宜生（2016）指出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度越大，则该行业的产品出口质量下降幅度越大；Feng、Li和Swenson（2017）指出中美之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加剧了中国的企业间竞争，使中国出口企业出现了重新再分配，即低生产率高价格企业退出出口市场，高生产率低价格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另一部分研究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美国的影响。Pierce和Schott（2016）指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越大的行业，其对应的美国行业就业人数下降得越多；Handley和Limao（2017）指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同时降低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福利。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讨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佟家栋和李胜旗（2015）指出入世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对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钱学锋和龚联梅（2017）指出中国与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协议会降低中国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制造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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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研究视角上，本文从中美之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发，考察了其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第二，本文基于Melitz（2003），构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影响的理论模型。第三，研究方法上，本文以中国加入WTO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倍差法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的微观影响，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以往研究中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了相关检验，同时考察了其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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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构建模型并对变量与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是回归结果及分析，最后是本文结论。 本文来自织梦

二、理论模型

本节将中间品投入嵌入到异质性企业框架（Melitz，2003），构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不失一般性，本文假定经济体中存在两个对称国家，即本国和外国。 内容来自dedecms

（一）消费者偏好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代表性消费者偏好假定为CES效用函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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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ω表示种类，Ω表示消费者可获得的种类集合，g（ω）表示消费者对种类ω的消费数量，σ表示种类之间的替代弹性。根据（1）式的CES效用函数，其对应的总体价格指数为：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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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ω）表示种类ω的价格。 织梦好，好织梦

求解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需求函数和收入函数分别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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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表示总支出。 copyright dedecms

（二）企业生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经济体中企业是连续的，并且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在进入市场之前，每个企业都是相同的。为了进入市场生产，企业需要支付沉没进入成本。一旦企业支付了沉没进入成本，他们就获得一个生产率水平，来源于分布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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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elitz（2003）模型中，企业生产只需要投入劳动。为了刻画出口DVAR，本文假定企业生产需要使用劳动和中间品。因而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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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6）和（7）式，企业购买的国内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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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会使得企业进口中间品的价格PM下降，从而根据（10）式，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降低。现将该结果归纳为如下性质。后文将通过实证分析对其进行验证。

性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降低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即企业面临较低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会有着较低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来自织梦

三、计量模型、数据及变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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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量模型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基于中国加入WTO前后，美国对中国出国产品关税政策的变化，本文以此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DID）来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具体地，本文借鉴Lu和Yu（2015）及Liu和Qiu（2016）的方法，构建了如下倍差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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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varit代表企业i在t年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TPUi2001代表企业i在2001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WTO代表中国入世的虚拟变量，如果年份是2002年及以后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Controlsit是一组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企业年龄、全要素生产率、外国资本份额、员工人数、人均资本和人均工资等HHIjt代表行业j在t年的赫芬达尔指数，根据计算得到；εijt代表随机扰动项。另外，在本文的回归中均使用了稳健标准误，以增强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来自织梦

（二）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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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本文主要使用了以下数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Romalis整理的美国进口关税数据。这一数据包含了1998--2001年美国对其他国家设定的各种类型进口关税数据。 内容来自dedecms

2.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包含了中国所有国有企业以及年总产值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非国有企业。统计指标比较多，并且可以细分到各省份和行业。提供了包括企业负债、利润等80多个变量，还统计了企业身份、就业人数、所有制类型、出口交货值、所在行业及所在省份等多个详细信息。这些企业的出口总额可占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总额的98％左右。另外，由于一些企业数据存在问题，本文主要借鉴了聂辉华、江艇和杨汝岱（2012）的方法，对样本做了以下清理：（1）剔除雇员少于8人或为缺失值的企业样本；（2）剔除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中间投入以及应付工资总额小于零或为缺失值的企业样本；（3）剔除总固定资产或总流动资产超过总资产，企业出口总额超过企业工业总产值的企业样本。 copyright dedecms

3.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中国企业与其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产品层面数据，不仅包含产品的进出口类型、贸易方式、目的地/来源地、贸易额、数量等变量，还包含了企业的名称、电话号码、邮编、所有制类型等变量。 织梦好，好织梦

另外，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企业代码的设定不同，因此在对其进行匹配时需要考虑其他方式。本文主要借鉴戴觅、余淼杰和Maitra（2014）对这两套数据的匹配方法。首先通过年份和企业名称进行一对一匹配；然后根据两个数据库中企业的邮编与电话号码后7位生成的新变量，再结合年份进行一对一匹配；最后将两种匹配结果合并在一起，删掉重复企业得到匹配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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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测算及特征性事实 本文来自织梦

1.DVAR测算 本文来自织梦

借鉴Kee和Tang（2016），首先从企业总收入的会计恒等式开始，定义企业（i）的总收入（PYi）由利润（πi）、工资（ωLi）、资本成本（rKi）、国内材料成本（PDMDi）和进口材料成本（PIMIi）构成：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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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些国内材料可能会包含国外成分，同时一些进口材料也可能会包含国内成分，本文用δFi和δDi分别定义这两个部分，另外用qDi和gFi分别代表国内材料中的纯国内成分及进口材料中的纯国外成分。因此国内材料成本（PDMDi）和进15材料成本（PIMIi）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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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类似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概念，定义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DVA）为企业产出中包含的国内产品以及服务的总价值。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出口 DVA等于其利润、工资、资本租赁成本，以及直接或者间接的国内材料支出：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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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口所有产出，进口一些进口中间投入与资本设备的加工企业来说，它的出口（EXPi）等于其总收入，进口（IMPi）等于其进口材料成本PIMIi，加上进口资本δKi。因此，基于（13）式可以得到：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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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整了之后，等式（14）表明可以使用EXPi-IMPi来测算加工企业的出口DVA。Koopman、Wang和Wei（2012）及Wang、Wei和Zhu（2014）发现对于中国加工贸易出口来说，δDi非常接近0。而且，在我们当前的数据库中，加工贸易企业的资本进口与材料进口是分开记录的，这意味着δKi=0。所以唯一需要调整的是δFi。因而基于（14）式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可以表示为： dedecms.com

其中，由于没有企业层面的信息，这里参考Koopman、Wang和Wei（2012）中测算的行业一年份国内材料中的国外成分计算得出，从而最终得到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D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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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贸易企业来说，需要假设企业对出口产品的投入与企业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成比例。因此可以得到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 DVA和出口D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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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结果绘制了2000--2006年企业出口 DVAR趋势图，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不管是企业出口DVAR的中位数还是平均数，两者都呈上升趋势。这与Kee和Tang（2016）的估算结果一致。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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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算 本文来自织梦

根据Romalis整理的美国进口关税数据，得到1999年美国进口关税中的斯姆特-霍利关税与最惠国关税。通过直接相减得到产品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然后匹配到企业层面，求其算术平均值，得到企业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本文使用1999年关税数据，这样可以更好地避免内生性可能带来的影响。图2绘制了1999年中国企业面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与最惠国关税。可以看到，每个行业的斯姆特-霍利关税都要比最惠国关税大很多，面临着很高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意味着一旦美国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关税待遇，那么各行业的出口商都将面临很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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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对（11）式进行基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第（1）列没有控制其他控制变量；第（2）列和第（3）列控制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第（4）列控制了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表明交乘项TPU X WTO的系数一直稳定为负并且显着，意味着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幅度越大，企业出口DVAR越小。基于Liu和Ma（2016），这可能是因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企业创新，而创新往往需要投入高质量中间品，从而企业会从国外进口得更多，导致了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DVAR相对更小。 本文来自织梦

（二）倍差法的其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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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了检验。第一，检验是否存在预期效应，如表2第（1）列与第（2）列所示，引入了TPU×YR2001，其中YR2001表示2001年的虚拟变量。可以看到，TPU×YR2001均不显着，意味着中国加入WTO前不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企业出口DVAR没有显着差别，说明入世前企业没有形成调整DVAR的预期，意味着中国加入WTO这一政策有很强的外生性。同时交乘项TPU×WTO的系数仍然为负并且显着，说明了结果的稳健性。第二，表2第（3）列与第（4）列只选取了2000一2001年，可以看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显着为负，意味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其出口DVAR越低。第三，表2第（5）列与第（6）列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2001--2006年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进行动态检验，可以看到TPU×2004的系数显着为负，并且绝对值最大，这意味着此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最大，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滞后影响。

（三）异质性检验 内容来自dedecms

考虑到企业异质性，本文做了以下分析进一步深入考察，结果如表3所示。 织梦好，好织梦

1.考虑到中国出口企业中，一些企业会生产不同产业的产品，因此在表3，基于HS2分位产业，分别选择了多产业企业与单产业企业的子样本进行检验。可以看到在这第（1）列多产业企业样本中交乘项TPU×WTO的系数虽然为负，但并不显着，第（2）列单产业企业样本中交乘项TPU×WTO的系数显着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多产业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较多，因此企业有能力根据不同产品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来调整企业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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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Feng、Li和Swenson（2017），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进人退出。在表3的第（3）列与第（4）列分别选择了幸存企业，即中国加入WTO前后都存在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可以看到在幸存企业之间，交乘项TPU×WTO的系数不显着，在非幸存企业之间交乘项TPU×WTO的系数显着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幸存企业来说，其生产的产品具有较高的不可替代性，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出口DVAR没有显着影响。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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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虑企业本身性质不同，其出口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也会不同，因此在表3的第（5）列、第（6）列与第（7）列将企业分为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分组回归。可以看到仅外资企业交乘项TPU×WTO的系数显着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往往调整能力较强，所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出口DVAR影响不大；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则相反，其比较担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采用较为稳定的运营策略，因此不管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小，其出口DVAR可能都比较稳定。 织梦好，好织梦

4.考虑到加工贸易不征收进口中间品关税，主要从事外国买方的加工和组装工作，由于这种特殊情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应该不会对加工贸易企业产生显着影响（Liu和Qiu，2016）。表3的第（8）列筛选了加工贸易企业进行安慰剂检验，可以看到交乘项TPU×WTO的系数确实并不显着。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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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检验

最后，本文做了进一步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考虑到企业技术高低会影响企业出口DVAR，因此表4中第（1）列与第（2）列根据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50％分位数，将企业分为低技术企业与高技术企业。可以看到高技术企业样本中交乘项TPU×WTO的系数不显着，可能是因为企业技术水平越高，自身实力更强，所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出口DVAR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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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虑到关税调整对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来说应该有明显差异，因此在表4第（3）列中添加了企业在中国加入WTO前是否出口这一虚拟变量与交乘项TPU × WTO的三重交乘项。第（4）列中进一步考察了是否曾经出口美国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可以看到，第（3）列中交乘项TPU × WTO × EX的系数显着为负，而交乘项TPU × WTO的系数不显着，意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出口企业的出口 DVAR没有显着影响。而第（4）列交乘项TPU × WTO×EXUSA的系数不显着，而交乘项TPU×WTO的系数显着为负，意味着对于曾经向美国出口过的企业来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出口DVAR没有显着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加入WTO前就向美国出口的企业，其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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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虑到企业出口DVAR会受出口规模影响，为了确定本文结果的稳健性，在表4的第（5）列和第（6）列分别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出口规模与行业层面的出口规模。可以看到，企业出口规模与行业出口规模都是与企业出口DVAR显着为负，这是因为在企业出口DVAR的测算等式中，分母是企业出口额，即出口规模，因此出口规模越大，企业出口 DVAR自然越小，符合预期。同时交乘项TPU×WTO的系数仍然为负并且显着，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织梦好，好织梦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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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以及Romalis整理的美国进口关税数据，以中国加入WTO前后，美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关税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倍差法深入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第二，在单产业企业、非幸存企业、外资企业、低技术企业分组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仍存在显着影响；在多产业企业、幸存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高技术企业分组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不存在显着影响。第三，对于曾经未出口过的企业以及曾经向美国出口过的企业来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出口DVAR没有显着影响。第四，在对倍差法进行其他检验，以及加入企业层面或行业层面的出口规模之后，本文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El DVAR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对实现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作者：张平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徐阳 武汉大学；徐小聪 美国克拉克大学；段艳艳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内容来自dedecms

注释： 本文来自织梦

1、本文虽然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不过建立理论模型和实际回归时采用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因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获取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能力。 copyright dedecms

参考文献：

1、戴觅、余淼杰、Madhura Maitra：《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2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李胜旗、毛其淋：《制造业上游垄断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3期。 dedecms.com

3、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2012年第5期。

4、彭冬冬、杜运苏：《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贸易附加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织梦好，好织梦

5、钱学锋、龚联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区域贸易协定与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0期。 copyright dedecms

6、邵昱琛、熊琴、马野青：《地区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9期。

7、苏理梅、彭冬冬、兰宜生：《贸易自由化是如何影响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视角》，《财经研究》2016年第4期。 dedecms.com

8、唐宜红、张鹏杨：《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统计研究》2017年第4期。 织梦好，好织梦

9、佟家栋、李胜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6期。 织梦好，好织梦

10、许和连、成丽红、孙天阳：《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0期。 copyright dedecms

11、张杰、陈志远、刘元春：《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织梦好，好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