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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开放的贸易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同时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活动。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地域性特征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创新活动存在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是当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激励企业创新，以强化对出口市场的占有；二是当出口企业缺乏持续创新的能力时，由贸易制度获得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因为国外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而丢失，从而抑制了出口创新活动。由于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在转型期获得的技术储备大多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因此在面对国外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时，必然面临更大的压力。然而这一压力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创新活动是激励还是抑制却并没有文献进行研究。文章基于《中国工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中的企业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了美国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影响。分析发现：（1）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存在着显着的正向影响；（2）从OECD技术分类标准出发，337调查对高技术企业的激励作用要大于中高和中低技术的企业；（3）337调查对1998年之后开业的新企业存在着明显的激励作用，而对1998年之前开业的老企业而言，激励大小和显着性水平都不如新企业；（4）从控股的资本来源上看，337调查对在华外资控股的企业存在显着的激励作用，而对本地中资企业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

关键词 贸易 知识产权 出口企业创新 337调查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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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熊彼特理论，对市场份额的追求是驱使企业创新的最直接动力（Aghion等，200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两个制度因素影响着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创新活动。一是贸易制度，开放的贸易制度使高生产率企业能够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Metliz，2003），对国际市场的追求激励了企业的技术采纳和产品创新（Bustos，2011）。二是知识产权制度，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地域性特征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吴汉东2005），国外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内容来自dedecms

在国际贸易舞台上，这两个制度并非单独起作用，而是交互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活动。当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激励企业创新，以强化对出口市场的占有。典型例子如我国的中信和华为等高技术企业，虽然不断被国外知识产权制度所扰，但却能持续创新，越做越强。当出口企业缺乏持续创新的能力时，由贸易制度获得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因为国外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而丢失，从而抑制了出口创新活动。

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在转型期获得的技术储备大多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Coe和Help.man，1995）。因此，在面对国外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时，必然面临更大的压力。如美国保护其知识产权的337调查几乎每年都会涉及中国企业，形成了一个技术上的贸易壁垒（余乐芬，2011）。然而，这一“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是激励还是抑制却并没有文献进行研究。而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对于评价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于中国应如何应对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贸易制度能够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表现为贸易自由化促进了技术创新（Coelli等，2016），而技术创新又进一步提高了出口额（Caldera，2010）。在贸易促进创新的机制上，存在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贸易自由化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使生产资源不断集中到高生产率企业（Metliz，2003），而生产率的提高则进一步激励了出口企业的技术采纳和研发投入（Bustos，2011）；二是由于参与国际市场能够增加和国外的联系（Grossman和Helpman，1991），在国际技术溢出机制下，贸易会激励企业“干中学”的创新活动（Youn9，1991）。在实证研究方面，大量文献试图通过出口活动去检验贸易对创新的影响（Biesebroec，2005；Baldwin和Gu，2004；Trofimenk0，2005；Bee等，2009）。这些研究表明，出口的市场到达和规模经济效益是促进创新的直接动力来源，发展中国家也能通过向发达国家和技术先进国家出口以获得“出口中学”效应（Mendoza，2010；Jan，2007；Martins和Yan9，2009）。 织梦好，好织梦

由于创新对出口也存在着“自我选择”引起的激励作用，高生产率的创新企业会有更强的出口动机。因此一些学者试图去区分“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但这些研究却存在着结论不一致的地方。Jouze和Kostevcz（2005）的研究表明，高生产率对出口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出口对企业表现的影响却并不是很显着。Jan（2013）以及Jouze和Kostevcz（2005）一样，同样使用斯洛文尼亚的数据，但是采用非线性估计方法，发现存在显着的“出口中学”效应。而当Luong（2013）采用Jan（2013）的方法估计中国汽车工业数据时，却并没有发现显着的“出口中学”效应。另外，当Ortega等（2014）将企业R&D支出引入出口和生产率的联立方程模型时，发现R&D对出口和生产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出口对企业R&D的影响却不显着。国内学者如李兵等（2016）使用PSM—DID方法对中国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出口对创新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虽然上述文献通过计量方法控制住了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现有文献中普遍忽视了影响贸易创新的知识产权因素。知识产权对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布达佩斯协议到Trips（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知识产权协议多达三十多款[1]。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差异影响了贸易额。当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较强时，进口商会热衷于进口商品的垄断地位。而当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较弱时，大量的模仿活动会挤占进口商品的市场份额（Falvey和Foster，2006）。知识产权对贸易额的影响由价格机制传导，一般情况下，出口企业在国内和国外的定价是不同的，当国外知识产权保护较强时，出口企业会越发倾向于差别定价，而价格则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出口数量（Saggi，2013）。Maskusa和Penubartib（1995）基于47个国家的数据，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进口量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二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显着地影响了南北技术扩散。Ivus（2011）指出，在一些模仿程度很高的产业，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减小了北方国家（发达国家）企业的风险，这会提高南方国家的技术吸收。Ivus等（2016）的研究则指出，南方国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使北方国家更愿意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转移技术，这将直接提高南方国家的技术积累。Zhou和Sheldon（2013）的实证研究则证明，对于一些与国际接轨的强知识产权保护国家，无论是其贸易额还是获得的技术溢出都要显着高于其他弱知识产权保护国家。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加入了Trips，但中国出口企业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仍然是以美国的337调查为代表的单边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而目前的文献都将重点集中在337调查的特点和应对措施上（吴郁秋，2008；余乐芬，2011；唐晓云，2006；马常娥，2005；廖秀健，2006），鲜有实证文献去研究这些单边措施是如何影响南方国家的出口创新活动的。在理论上，Taylor（1993，1994）描述了自由贸易框架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发现进口国的模仿活动会促使出口企业选择次优的技术，因此进口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会激励出口企业对最优技术的研发。Branstetter等（2006）的研究则发现，知识产权制度会提高出口企业的技术转让收入和研发投入。 本文来自织梦

虽然Taylor（1993，1994）和Branstetter等（2006）的研究涉及到了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但这些研究是在南北框架下展开的，北方国家占有技术上的优势，创新并向南方国家出口，这里研究的是南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北方技术领先企业的影响，模型中并没有考虑到南方的创新活动。而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出口企业的影响却是不能确定的，一方面，北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限制南方国家的技术吸收，不利于“出口中学”；另一方面，北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样有可能会通过强化资源配置效应激励南方出口企业创新。所以北方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一，南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总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技术上却仍然被认为是以模仿为主，相比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研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对于识别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参考价值。第二，国内研究贸易创新的实证文献中，普遍存在难以克服的内生性问题。而研究知识产权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能够使样本限制在出口企业中，不用去比较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区别，这样就不存在“自我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第三，与国外学者对国际知识产权所持的肯定态度不同，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企业是有害的。实证研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对于客观评价国外知识产权政策具有参考作用。 dedecms.com

三、美国的337调查和中国对美出口企业特征 内容来自dedecms

1.美国337调查的程序 内容来自dedecms

337调查源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的第337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美国的进口活动存在不公平的竞争行为，侵犯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或者存在倾销行为的话，美国企业可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侵害程度进行调查，若委员会认定存在侵权行为，它可以作出限制进口的裁决。制裁措施分为三个等级，一是发布限制排除令，将涉案企业的产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这是最弱的制裁措施。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侵害程度较大，或者对美国的产业发展构成威胁的话，它可以发布一般排除令，就是限制整个同类产品进入美国，不论产品是否由涉案企业制造。在一般排除令无效的情况下，它将针对进口企业发布制止令，限制进口企业的活动，若进口企业不遵守，则被处以巨额罚款。 织梦好，好织梦

从制裁措施可以看出，337调查的影响比较广泛，它针对的不仅是涉案企业，还可以扩大到整个涉案产品。特别是在一些垄断竞争性行业，由于行业内企业较少，一个企业提请调查成功的话，委员会很有可能对整个同类产品进行制裁。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337调查逐渐趋于频繁。2000～2006年（如表1所示），每年新增的涉案产品成倍增加，并且涉案产品的技术水平越来越高。2000～2003年，新增的产品名称中有一半是低技术或者中低技术产品，而在2004年之后，则是以电子产品和机电产品等高技术、中高技术产品为主[2]。由于高技术产品相对来说拥有较多的专利，遭遇调查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这一趋势也存在着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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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重新加入世贸组织，出口额逐渐提高，受美国337调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00～2006年，几乎80％遭遇调查的产品都涉及到中国制造。似乎中国的企业集中出口什么产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会对该类产品进行调查。对中国的企业来说，美国的337调查不仅是一项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更是一种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义的贸易壁垒。 copyright dedecms

2.中国对美出口企业特征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按照《中国对外贸易合作企业年鉴》的数据，仅2004年，中国对外出口总额为5933.686亿美元，而对美国的出口就高达1249.4766亿美元，占比在20％以上。这里我们以2000～2006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1999～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进行研究。首先从每年的《海关数据库》中筛选出出口美国的企业，然后将这些企业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由于《海关数据库》中包含了大量的进出口公司和贸易公司等中间商，而《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则是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所以合并时可以通过保留完全匹配企业的方法剔除中间商的影响。经过处理后，在2000～2006年间有过对美出口行为的企业共有38563家，下面通过一组数据和图片来呈现中国对美出口企业的规模、资本密度和创新活动的演变。表2列出了每年的出口企业数、企业平均的出口额和平均利润等信息。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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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所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首先表现为出口企业数的增加，从2000年的6117家增长到2006年的23381家，增长了近4倍。而平均的出口额增加并不多，只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平均利润增加了一倍左右。所以可以看出，虽然平均的出口额和出口利润增长并不大，但出口市场的到达和占有却对企业有着较强的吸引。这和Baldwin和Gu（2004）的研究相一致。那么，出口的市场到达效应是否会反映在企业规模和创新活动上呢?下面通过K密度图的方式来呈现这三个变量的演进。 dedecms.com

图1是企业劳动力人数的K密度图，图中曲线由细到粗代表了2000～2006年的时间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企业规模集中分布在200人左右，并且随着时间的增加，200人左右的小企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这是由于每年有大量的新增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到美国市场（如表1所示）。图中的信息表明这些新增企业的规模并不大。而图2显示，出口企业的资本密集度确实在不断提高。图2是以企业的人均资本为指标绘制的K密度图，图中曲线由虚到实同样反映2000～2006年的时间段。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均资本的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右移趋势，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占比逐渐减少，而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占比则有所提高。这与图1中的左移趋势相对应。按照Metliz（2003）的理论，这是由贸易的资源配置效应引起的，新进入的企业必然有着更高的生产率，在这里表现为有着更高的资本密集度。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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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Bustos（2011）的研究，高生产率的企业会采纳更新的生产技术。而出口市场的到达会进一步放大企业的创新愿望（Bee等，2009）。中国对美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演进?这里以企业的新产品比重（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为指标绘制K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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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2004年的数据不包含企业新产品方面的信息，因此这里不含2004年的曲线。如图3所示[3]，以企业新产品比重为指标的分布图存在明显的双峰现象，大部分企业的新产品比重分布在0.2左右，但另有一部分企业分布在0.8左右。这说明出口企业中存在明显的两个组，一组是低创新率企业，一组是高创新率企业。在演变轨迹上，这里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曲线由虚变实代表2000～2006年这一时间段），低创新企业所占比重变少了（左边峰度的下降）而高创新企业所占比重增加了（右边峰度的上升）。这说明中国对美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在逐渐增加的。另一方面，这里也存在一个两极分化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创新率低的企业其新产品比重会变得更低（左边峰值的左移），而高创新率企业其新产品开发的能力会变得更强（右边峰值的右移）。 织梦好，好织梦

四、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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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量分析方法

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方法（PSM-DID）来分析337调查对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如前所述，美国的337调查与行业相关，越是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申请的专利越多，从而越容易遭遇337调查。另一方面，越是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产品的创新活动越活跃。产品的行业特征同时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和遭遇337调查的可能性。因此这里存在着由行业属性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但企业的行业特征并不会随时间而改变，使用DID模型能够将行业的影响差分掉。同时，我们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时也将控制企业的行业类别。 织梦好，好织梦

首先是实验组企业的甄别。由于美国337调查是依产品展开，并且其制裁范围可以涉及到所有出口同类产品的企业，因此企业只要其当年出口的产品在表1所示的产品之列就会受到337调查的影响。我们先依据表1的产品名称在样本中筛选，依照关键词尽量简化的原则，筛选出所有出口同类产品的企业。然后在筛选出的企业中剔除产品相关性较低的企业。如对宠物饲料的筛选，首先按照“饲料”筛选出所有与饲料相关的企业，然后剔除相关性较低的企业，如其他非宠物饲料、饲料制造设备以及饲料制造原料等。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产品特别是中高技术产品而言，由于其产品名称都是专有名词，因此筛选的结果比较准确。 dedecms.com

其次是参照组企业的选择，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以确定参照组。以是否是实验组企业作为被解释变量，若是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使用如下所示的logit模型进行得分系数估计： 内容来自dedecms

Pr{treati，t=1}={h（Xi，t-1）}（1） 本文来自织梦

式中Xi，t-1为协变量在前一年的数据，选择的协变量如下：

（1）企业规模（size），取年末在职员工总数的对数值（size=ln（1+labor））表示。 织梦好，好织梦

（2）企业的出口倾向（exp-experts），用出口交货值占总销售额的比重表示。这是由于企业的出口倾向越高，遭遇337调查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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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类别（owns-type），以国有资本占资本总额的比重表示。这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模仿活动较少，同时国有企业相对私营企业更熟悉出口市场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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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资本构成（capital-type），用固定资本占资本总额的比重表示。该比重反映了企业的营业活动，若比重较小，则表明企业的无形资本占比较高，企业的市场经验较丰富，从而对政策的熟悉程度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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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年龄（age），用当年的年份减去开业年份表示。 copyright dedecms

（6）企业的行业类别虚拟变量（indus-type），这是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控制变量。我们取四位数行业代码的前两位生成虚拟变量，作为参考，在分析时同时也使用了四位数的行业代码生成虚拟变量，两者得到的结果相差不大。我们使用1:5的邻近匹配方法进行匹配以得到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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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每年的实验组和参照组企业后，再将每年的数据与其前一年和后一年的数据进行横向合并，保留前一年和后一年都存在的企业，然后将保留下的企业进行纵向合并。这样就得到了可以进行DID分析的样本。这里实际上赋予了一个新的时间维度，企业受337调查的前一年为基期，而后一年为考察期。由于2004年的数据缺乏新产品方面的信息，而新产品产值是我们计算创新指标的主要依据，因此样本中不包含2003年和2005年受到337调查影响的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参照组企业[4]。表3展示了实验组企业的数量和这些企业在基期时的一些经济特征。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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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中虽然有年份指标，但在作DID分析时只考虑考察期和基期这两个时间维度，而年份则作为一个控制变量。从表3中可以看到，受337调查影响最多的是机电产品，在稳压设备中有159家企业受到影响，在无限通讯设备中有52家企业。其次是半导体、显示器等电子类产品受影响的企业较多，平均为30家左右。而磁体、打火机、紧固件等中低技术产品的企业并不多。在实验组和参照组的对比上，我们以是否有新产品这个二值变量为基础绘制K密度图，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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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基期的企业样本和考察期的企业样本一致。这里虚线代表参照组的企业，实线代表实验组的企业；相应地细线代表基期的数据，粗线则代表考察期的数据。由于是0-1变量作图，因此这里考察的是没有新产品（取值0）的企业占比和有新产品（取值1）的企业占比。如图4所示，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参照组；在考察期没有新产品的企业比重都要低于基期，而有新产品的企业比重都要高于基期。这说明两个组企业的创新活动都有增加的趋势，而这可以理解为数据的平行趋势。但两个组的变化幅度是不一样的。实验组中没有新产品企业占比的减小幅度（T1）要大于参照组（U1），同时有新产品的企业占比增加的幅度（T2）也要大于参照组（U2）。因为没有新产品企业占比的减小和有新产品企业占比的增加都是创新活动的增加，因此这里存在正的处置效应（Treatment Effect）。 copyright dedecms

在处置效应的测算上，我们计算如下的DID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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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为衡量企业创新活动的指标，我们同时选择企业的新产品比重（new-prod）和是否有新产品虚拟变量（new-dumy）。如前所述，新产品比重的计算方法是取新产品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而是否有新产品虚拟变量则是当企业有新产品时取1，否则取0。在估计时同样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之后的双重差分估计，这里仍用Logit模型进行得分系数估计，协变量在上述匹配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年份虚拟变量，用以控制年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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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证结果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1）全样本的估计 copyright dedecms

我们首先估计平均的处置效应，表4汇报了全样本中计量模型（2）式的估计结果。表中第一栏是以新产品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第二栏是以是否有新产品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 织梦好，好织梦

如表4所示，使用两个变量作为因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由于这里估计的是因果关系，系数0.042表示337调查将使中国出口企业开发新产品的概率提高4.2个百分点，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着。这一结果表明，美国的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本文来自织梦

（2）分技术类型的估计 本文来自织梦

由于贸易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存在技术类型上的异质性，李兵等（2016）研究了“出口引致创新”效应在技术类型上的差别，发现出口对高技术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对低技术企业的影响。那么，这种差异是否也存在于知识产权的影响上?我们参照李兵等（2016）的做法，依据OECD（2003）行业技术分类标准将表3中的企业分为高技术产品、中高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主要包括电子、通信、化学和仪器仪表，中高技术产品则主要包括机电产品，具体分类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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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使用（2）式所示的模型对各个技术类型分别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见表6。首先，表中所有估计系数都为正，无论是高技术还是低技术产品，都未出现负值的系数。这说明美国的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并没有抑制作用。其次，在系数估计值的大小上，以高技术产品的估计值最大，分别为0.036和0.068，而中高技术产品和中低技术产品的估计系数较小。在显着性水平上，也只有在高技术企业中，以是否有新产品虚拟变量作被解释变量时在10％的水平上显着，p值达到0.069。这一结果表明，美国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激励在高技术企业中较明显。另外，0.068的系数值要大于表4中0.042的平均处置效应，显着性水平也要高于表4的显着性水平，这验证了本文理论框架中的主要命题，高技术企业在面对337调查时存在更强的创新激励。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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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企业与老企业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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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Metliz（2003）模型，企业的经营年限对创新倾向有不同的影响。在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中（Redding 1999），由于“干中学”效应的存在，老企业比新企业有更强的创新能力。而在Metliz（2003）模型中，由于资源配置效应提高进入市场的临界生产率水平，新进入并生存下来的企业则比老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美国337调查的影响是否在新老企业之间也存在差异，下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我们首先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区分新、老企业的临界值。图5呈现了样本中企业开业时间的分布。大部分企业的开业时间集中分布在1980～2005年之间，其中在1998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波动，鉴于此，我们以1998年为分水岭，开业时间在1998年之前的视为老企业，开业时间在1998年及之后的视为新企业，这样划分也符合模型的时间要求。模型中最早的基期是1999年。 本文来自织梦

表7汇报了新、老企业之间的差异。无论是从新产品比重出发，还是从是否有新产品虚拟变量出发，新企业比老企业都有更高的系数估计值，并且有较高的显着性水平，新企业的估计值均在10％的水平上显着。这一结果与Metliz（2003）模型的假说相符，美国的337调查对新企业的激励作用要强于对老企业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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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的差异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中国的出口企业中有大量的外资成分，因此我们还要明确外资控股和中资控股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里首先以企业资本总额中外资所占比重是否达到或超过50％作为临界值，当超过50％时认为控股权掌握在外资手里，称为外资企业；当这一比重小于50％时视为中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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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汇报了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差异，在外资控股的企业中，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76和0.058，要明显高于中资企业中的0.021和0.000。从显着性水平出发，当以新产品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时，337调查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着，而在中资企业的样本中则不存在明显的影响。这说明337调查对在华外资企业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对中资企业的影响。 copyright dedecms

5.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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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制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 织梦好，好织梦

虽然在理论上倾向得分匹配（PSM）可以挑选到与实验组企业最为相近的参照组企业，并且双重差分方法可以将行业特征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差分掉，但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否可靠却仍存在疑问。下面针对行业特征和时间这两个最主要的因素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的方法是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住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然后看结果是否一致。具体而言，我们估计如下模型：

new_dumyip=β0+β1treatip×periodip+β2treatip+β3periodip+Xip+δi+γt+εip（3）

式中i代表企业，p=0，1代表是在基期还是考察期。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有新产品虚拟变量（newdumy），treat为处置变量，period是时期变量。X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的出口倾向（exp-expens）、企业类别（owns-type）、企业资本构成（capital-type）和企业年龄（age）等。这里主要关注交乘项的系数β1。δi为行业固定效应，由企业的两位数行业代码生成虚拟变量控制。γt为时间固定效应，由年份生成虚拟变量控制。估计的结果如表9所示。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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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中第（1）列为没有控制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交乘项的系数为0.058，表明337调查会使企业创新的概率上升5.8个百分点，在5％的水平上显着。这一结果要优于前面PSM-DID的估计。第（2）列为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但没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系数略有下降，为0.057，显着性水平变化不大，仍在5％的水平上显着。这表明DID的模型设计和严格平衡的样本数据选取基本上能够控制住行业特征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第（3）列为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但没控制行业固定效应的估计，系数估计值有所下降，显着性水平也有所降低，但仍在10％的水平上显着。这说明两个组的创新活动本身在时间趋势上有一定差异，但10％的显着性水平也表明，这一差异并没有影响到对政策处置效应的识别，两个组在创新活动上的差异大部分来自337调查的政策效果，另有一小部分来自时间固定效应。第（4）列为同时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系数估计值和第（3）列相当，也在10％的水平上显着。整体而言，表9的分析表明，上文的估计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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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变匹配方法 copyright dedecms

前文的倾向得分双重差分估计量（PSM-DID）采用的是核匹配的方法，下面改变匹配方法，看结果是否稳健。具体而言，首先采用无放回的1:1邻近匹配，针对每一个实验组企业只选择一个最接近的企业作为参照组，来检验前文的参照组企业数量与实验组不一致是否带来了估计偏误。然后采用0.0005的半径匹配，以避免参照组企业与实验组的距离相差悬殊的问题。最后针对距离函数，采用马氏匹配的方法来检验是否特定的距离函数会带来估计差异。表10列出了三种匹配方法下是否有新产品虚拟变量（new-dumy）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表中1:1邻近匹配和马氏匹配估计的系数都是0.021，比前文的估计系数略小，但马氏匹配的显着性水平有明显提高，达到了1％的水平。这表明改变匹配方法之后结果变化不大。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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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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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分析了美国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存在着显着的正向激励作用，同时，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激励作用越大。在基于企业年龄的分析中发现，337调查对新企业的激励作用要高于对老企业的激励作用，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激励作用要高于对中资企业的激励作用。这一结果首先印证了Metliz（2003）模型的理论假说，在面对国外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时，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持续创新和出口。同时由于贸易的资源配置效应提高了企业生存的门槛，新进入市场并生存下来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大的创新意愿。而市场规模效应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事实上，以劳动力人数衡量的出口企业的平均规模并没有明显增加。这一结果表明，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强化贸易的资源配置效应并激励高生产率企业的研发投入。本文研究的结论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启示： 内容来自dedecms

国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总是有害的。在现有文献中，普遍认为国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阻碍了出口企业的市场进入（吴郁秋，2008；马常娥，2005），会减少南方企业的利润水平，从而不利于南方企业发展。但这些文献没有分析贸易的资源配置效应，从而没有考虑到国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土企业创新和整体生产率的影响。事实上，当出口竞争效应较弱时，国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反而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和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企业依靠着廉价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并没有很强的创新愿望。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将会是一种有效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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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国外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时，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适应较强知识产权环境比报复性贸易壁垒更重要。在国际贸易中，有些国家在遭遇国外强知识产权保护时，会倾向于采取报复性措施，如提高关税、减少配额等。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这些措施是得不偿失的。就中国而言，纵观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改革和开放是促进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在当前增长速度减缓，迫切需要创新发展的时代，应该继续提高开放水平，积极发挥贸易的资源配置效应，以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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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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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廖秀健.美国对华337调查原因分析及应对策略[J].商业时代，2006（4）：70-71.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李兵，岳云嵩，陈婷.出口与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来自企业专利数据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6（12）：72-94.

[3]马常娥.337调查：中美贸易发展的新障碍及其应对策略[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74-79. 本文来自织梦

[4]唐晓云.美国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中美337争端[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2）：117-122. copyright dedecms

[5]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dedecms.com

[6]吴郁秋.美国对华337调查的现状与政治经济学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8（10）：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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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余乐芬.美国“337调查”历史及中国遭遇知识产权壁垒原因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1（7）：35-40. 织梦好，好织梦

[8]庄子银.创新、模仿、知识产权和全球经济增长[M].武汉大学出版社.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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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庄子银著.创新、模仿、知识产权和全球经济增长.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362-363. 本文来自织梦

[2]这里低技术到高技术的标准参考OECD关于产品技术水平的分类。 本文来自织梦

[3]这里呈现的是企业创新活动在时间上的演进，所以样本中不包含新产品比重为0的企业。对于企业在创新与不创新之间的选择，文章后面将以企业是否有新产品虚拟变量为指标进行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4]因为2003年的考察期是2004年，而2005年的基期也是2004年，因此这两年受337调查影响的企业会因为2004年数据的缺失而没有考察期数据和基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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