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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欧债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和投资呈现相对低迷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降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60.8％下降到2017年的56.4％；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占GDP的比重由2007的5.3％下降到2016的2.9％。近年来，全球化进程愈渐缓慢，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实行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鼓励对外投资回流国内，英国公投“脱欧”后也开始采取自我保护性的政策，这些势必对全球直接投资发展带来显着影响。虽然在此背景下，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显着成效，但仍不能忽视所面临的不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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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外商投资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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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来全球外商投资规模波动频繁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0世纪90年代，全球外商投资规模呈现快速上涨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波动较为频繁。

由图1可知，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出现过4次峰值。200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到阶段性峰值后开始呈U型大幅度下降，此后于2004年企稳回升，到2007年达到历史性峰值；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等影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波动较为频繁，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又出现两个阶段性峰值。

（二）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仍未回到历史巅峰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在2015年强劲上扬后，2016年就失去增长的动力。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和潜在的政策风险，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降至17464亿美元，较2015年的17740亿美元减少2％。虽然预计2017年将会增至1.80万亿美元，并且在2018年进一步增加到1.85万亿美元，但仍无法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甚至最新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认为，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将会出现16％的下降幅度。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态势不容乐观，短期难以回到历史性峰值。 织梦好，好织梦

（三）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呈现分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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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都较为迅速。2008年以后，发达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上下波动趋势，转型经济体的趋势与发达经济体一致，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波动较为平稳，总体上稍有增长，但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根据《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2014—2016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2016年同比增加5％，达到10320亿美元，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额的59％。与此对应，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呈现大幅度下降，由2015年的7520亿美元下降到6460亿美元，下降了14％。从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均出现下降趋势。2016年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相对于2015年减少了11％，降至1万亿美元，但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对外投资量基本保持不变，为3380亿美元，而转型经济体对外投资量收缩了22％，降至250亿美元，因此，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略高于70％。这意味着发达经济体资金出现了投资转移甚至投资回流现象。

（四）各国更重视外商直接投资措施和国际规则制定 内容来自dedecms

一方面，各国的外资政策不仅重视扩大利用外资规模，还注重流入外资的质量。虽然许多国家继续推动外国投资流入，但一些国家对外国收购和公司的个别投资决定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制性措施。纵观2016年各国实行的投资措施，约有58个国家或经济体采取了至少124项影响到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成为自2006年以来采取措施最多的年份。其中，84项与投资的自由化和促进有关。22项引入了限制或监管投资的新条例，其余18项措施属于中性。虽然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投资措施占79％，但依然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阶段94％的比例。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特定产业市场准入的放宽、新设立企业的便利化措施及外资激励和促进私有化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推行的经济政策与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相悖。无论是针对跨国公司的税收政策还是鼓励制造业投资回流，抑或是外资审查制度，都对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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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各个国家也积极参与到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去，使得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继续扩大，也变得更加复杂。2016年共缔结了37项新的国际投资协定，截至2016年年底全球此类协定的总数达到3324项，2017年又缔结了4项。不仅投资协定的数量在不断增长，而且高层次、高标准、高水平的投资协定也趋于成熟。当前，由美国主导的TPP投资协定和美国2012投资协定范本已成为多边和双边层面上较高标准投资规则的范本。欧盟与加拿大达成的CETA投资规则也是参照这类“美式”范本进行的适当调整。然而，全球性的投资规则仍然发展不足。虽然G20以UNCTAD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为基础通过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成为国际投资规则的非约束性的共同准则，但投资领域仍缺少类似贸易领域的、实质性的、具有约束性的多边规则体系。

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就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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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下行、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外资流入量不降反升。2017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440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外资流入国。《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与外资转移相关的政策也促进了中国境内外资存量的上升。鉴于中国2017年年初实行了新的促进外资政策，引导外资向采矿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流入，预计中国FDI流入将会实现上涨趋势。 本文来自织梦

（一）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呈现缓慢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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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仍为缓慢上升趋势。由图2可以看出，2008—2017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复合增长率为4％，每年的增长率变化呈明显波动。其中，2009年、2012年和2016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整体上看，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310.4亿美元，比2016年上升4％。是2008年的1.42倍。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比7.5％，虽然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经济全球化受到各种威胁和挑战，但中国一直坚持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不断深化改革外资管理体制，对于促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来自织梦

（二）外商投资来源地较集中，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增速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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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主要来源于亚洲，欧洲和北美也是对中国投资较多的地区。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香港（75.5％）、欧盟（6.7％）、东盟（4.0％）、中国台湾（3.6％）、韩国（2.8％）、日本（2.5％）和美国（2.4％）是对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经济体，占当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97.5％。 织梦好，好织梦

对华投资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较大浮动。从2008—2016年的数据来看，投资规模增长的经济体有8个：德国、中国香港、韩国、英国、法国、中国澳门、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其中，境内实际利用香港地区的投资规模一直保持领先，从410.4亿美元增长至814.7亿美元，增长幅度为98.5％。同时，加拿大、丹麦、荷兰、美国和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下跌，跌幅分别为51.7％、44.6％、35.5％、29.2％和15.2％。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和日本：日本对华投资在2012年达到峰值，规模排名也多次进入前三甲，但在2012年以后出现了撤资的趋势：美国对华投资呈波动下滑趋势，更是在2010年达到阶段性峰值后不断撤资。这些对中国境内产业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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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不断提升，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不断下降。2008年以来，农、林、牧、渔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比例相对比较平稳，但整体呈下降态势；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比例却在不断增加，并在2014年超过制造业，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产业。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降低，分别为7.9亿美元和335.1亿美元，同比减少52.1％和5.6％；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外资额同比增长7.5％，达到954.4亿美元。与201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的年增长率相比，服务业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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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加值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服务业领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明显的产业部门主要集中于金融服务、科技服务、分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其中，金融服务业外资增长最为显着，2016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是2008年的17.9r7倍，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开放取得了成效。2018年1-2月，中国高科技产业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72.5亿元（约合43.4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的19.5％，同比增长27.9％。其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实际吸引外资分别为145.3亿元和127.2亿元（约合23.1亿美元和20.2亿美元）。高技术制造业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最快，比2017年增长了129.6％、72.6％和321.8％。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成为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拉动力，这将有助于中国不断改善产业结构，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实现经济良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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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利用外商投资的区域分布由东向西呈梯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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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从东向西外商投资规模不断降低，依次呈梯度结构，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聚集性。目前，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引资情况明显处于劣势。虽然这种地域聚集性近年来有所缓解，但地域的聚集特征依然明显。从2010—2016年统计数据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全国占比仍然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则出现上涨态势，2016年的比重超过30％；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较低，虽然有所扩大但在全国占比基本维持在11％左右。无论是从绝对数额还是相对比重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都占据着比较优势。可见，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向内陆地区转移的情况不容乐观。但长期看，由于人口红利、地租成本、交通建设、地区开放、优惠政策等条件的改善，中部和西部地区仍是外商投资的潜力所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中国外资流入逆势增长的内在原因与新优势

（一）中国经济开放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步调相一致 dedecms.com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逐渐在多边体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积极参与全球投资规则制定。自2001加入WTO以来，中国逐渐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重要建设者和贡献者。一方面，在一些国家企图放弃WTO转而寻求区域合作、双边关系时，中国仍然坚持WTO的地位不可动摇，高举多边主义大旗，积极推动WTO框架下的谈判。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投资规则制度化建设，并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新的平台。2016年，作为G20轮值主席国，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投资非歧视、便利化、透明化，最终部长级会议通过《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成为首份贸易部长声明，也是全球层面针对投资政策制订的多边纲领性文件。中国还首创了G20贸易投资工作组，将G20国家间贸易政策合作推向机制化。此外，中国致力于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紧密联系了沿线国家，甚至带动了欧洲地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55.6亿美元，东盟为52.1亿美元，欧盟为87.9亿美元。

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也给世界经济带来开放的红利。2000—2004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平均贡献率为13％。而近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投资流入国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对外开放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有利于投资者规避系统风险和经济风险。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的风险不断攀升，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但中国仍是世界最受欢迎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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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高度重视外商投资环境的优化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继续改善营商环境，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一是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简化企业设立的登记和注册程序。2013年5月，商务部发布关于开展优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公告、简化试点范围内审批事项的申报程序。取消省级以下商务主管部门转报环节，简化申报文件，取消部分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需要报送的文件。2014年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改革了外商投资项目管理方式，将项目全面核准改为有限核准和普遍备案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商务部2017年7月出台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暂行办法》，将备案管理的方式纳入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和兼并的手续中，同时有效地利用线上办公、网上办理手续，实现了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行政管理手续的缩减，提高了投资管理体制的办事效率。二是在工商行政环节，采取了新的税收措施，既为新设立外资企业提供了便利化服务，又改善了税收管理，提高了制度运行的效率。三是强化反垄断机制。中国新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和其他新机构，坚决破除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根据《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综合65.29分，排名第78位。其中较为显着的是，开办企业所需平均手续从上一年报告披露的9项减少到7项，所需的平均时间从28.9天缩短为22.9天，税收占企业盈利的平均比重也从上年的68％降到67.3％。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中国不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政策，重视外资结构调整

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的逆势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外资市场准入不断放宽，并且正逐步从“重规模”向“重质量、重结构、重效益”转变。2013年3月商务部出台《2013年全国吸收外商投资指导意见》，鼓励外资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领域；充分发挥国家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关政策效应，引进高技术含量、高端环节外商投资。2015—2017年三年内，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改，进一步减少了限制措施，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其中，2015年版目录将限制性措施由2011年版的180条减少到93条，2017年版目录进一步将限制性措施减少到63条，比2011年版总计缩减65％。2017年版的产业指导目录中，正面清单即鼓励外商流入的产业，共计12项，集中，在高技术制造业；负面清单中，限制外商投资产业35项，禁止外商投资产业28项，其中多为服务业开放政策。就服务业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和禁止措施而言，2017年版本中的措施数量分别为28项和18项，比2011年减少6项和2项。这正是中国不断深化服务业开放的表现。这些准入政策将促进外资流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中，有利于资本运作效率的提高和产业效益的提升。 copyright dedecms

扩大产业开放利用外资。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积极利用外资、促进外资增长的重要文件，分别是《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5号，以下简称“5号文”）以及《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39号，以下简称“39号文”）。这两个文件提出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外资的措施共42条，重点开放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制造业方面，5号文更注重加工制造业、采矿业、能源制造业进一步开放，39号文放宽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业。服务业部门中，两个文件都重点强调放宽银行服务、保险服务、专业服务、电信服务、文化服务、互联网服务、教育服务、交通运输服务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准入限制，还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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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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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东、中、西部吸收外资水平不均衡主要受制于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资源禀赋。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劳动力集中、产业聚集的地区，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外商投资具有强大的吸引作用。为实现更加全面、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国鼓励外资投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中、西部地区，2017年修订实施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新增139条鼓励外商投资向中西部地区流入的措施。修订后的产业目录包括600多项地方产业投资促进政策，囊括中西部21个省级区域，涉及山西36条、内蒙古37条、辽宁26条、吉林30条、黑龙江34条、安徽35条、江西28条、河南32条、湖北28条、湖南27条、广西30条、海南30条、重庆32条、四川39条、贵州34条、云南26条、西藏18条、陕西26条、甘肃18条、青海20条、宁夏26条以及新疆27条。区域经济结构在进行深度调整，内地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使得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通过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一天水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喀什等边境门户城市，形成地区集群优势，将外资“引进来”投入到中西部地区。

四、实现新一轮FDI规模扩大的政策建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投资流向都在发生质的变化。各国经济贸易在短期难以实现爆发性增长，新一轮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动悄然而至。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贸易战一触即发的今天，中国应当继续利用政策红利，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规模，保持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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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紧跟国际投资规则新趋势 内容来自dedecms

尽管国际因素错综复杂，中国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地位却相应提高。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位居全球前列的国际直接投资大国，中国也迫切需要一套成熟稳定的、具有可预见性的、保护投资自由化的国际直接投资规则。一方面，应着眼于《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的落地实施，坚持反对投资保护主义。推行非歧视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给予投资者合理保护。全球投资规则的确立不能抛弃多边体系，在落实该指导原则过程中，必须坚持多边主义，由多边经济组织协调各国利益，平衡各国权利与义务，使其成为建立全球统一投资规则体系的指针。2008年，中国取消了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政策，强调内外资一视同仁，但真正实行过程中难以实现。我们既要摒弃超国民待遇的特殊对待政策，又要给足外资国民待遇。还要改善投资管理流程，提升行政管理的功能和效率。另一方面，中国外资管理政策应当与国际投资规则新趋势接轨，重视外资准入和负面清单规则。无论是TPP规则中所体现的“美式清单”还是CETA投资规则中的“欧式清单”，我们都应吸收其可造之处，因地制宜地建立适用于中国国情的“中式清单”制度。同时也要重视国际投资中的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等问题，通过限制性清单和禁止性清单将高质量外资投入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去，从“质”和“量”两方面促进外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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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重点产业部门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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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仍然较强。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部门的对外开放程度仍显不足，应当加紧统筹各相关部门出台落实国务院5号文和39号文的细则实施方案。各地方政府也应当在指导性文件的规范下，根据地方产业部门特色优势出台本区域产业深化开放的新政策。根据产业结构升级的特点，调整外资准入目录，扩大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市场准入。一是要升级传统制造业环节，鼓励外资投入到高端设备制造、生态环保、生物科技、医药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技术含金量高、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技术制造业环节；二是要鼓励外资向生产性服务业流入，提升传统制造业，促进加工贸易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三是继续扩大现代服务业开放，逐步放宽金融保险、网络电信、电子商务、仓储物流、法律会计、广告营销、批发零售等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准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鼓励吸收外资方式多元化 织梦好，好织梦

应当针对各行业的特点及各区域的优势特色对不同的投资方式采取鼓励政策。绿地投资和企业兼并不一定适用所有行业，可以采用其他鼓励措施将外资引导到工程建设、旅游服务、专业服务等行业中去。通过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扩大产业部门中的外资比例。可以效仿阿根廷等国家制定吸引外资的公私合营（PPP）法，利用私人与政府间的合同关系，将外资引流至文化、娱乐、旅游等产业部门的PPP项目。同时，生物科技、医药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高精尖产业中，不仅可以适当放宽外资股比限制，还可以开展技术合作、研发投资，促进高端制造业活力的迸发。另外，在效率较低的电信网络部门也可以适当地对外资开放，实现内外资的强强联合，更有利于产业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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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优化国内营商环境，逐步引导外资在国内的梯度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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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地租成本都是传统意义上对外资具有极强吸引力的，而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大量制造业跨国企业将原设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加工厂正在向东南亚、非洲等地区转移，一些跨国公司的分销体系也在境内大量收缩。如众所周知的运动品牌、日化品牌加工线的撤离，大型国际知名百货、服装品牌、化妆品公司线下销售渠道的闭店，外资利润在不断外流。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力成本快速增加和租金爆发式增长。 织梦好，好织梦

有鉴于此，中国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政府部门不仅要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文件的规范性，真正做到公开透明、竞争有序，提高相关政策的执行效率；还要继续扩大投资领域和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为外资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另外，还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做好承接外资转移，继续发挥中西部劳动力的优势，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开放的政策，实现外资逐步向中西部梯度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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