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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 要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否具有制度偏好，以及在投资动机异质条件下的OFDI如何依据制度偏好进行区位选择。在区分OFDI的动机异质条件下，通过测算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及方向，并利用2005—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中的制度偏好以及对区位选择的作用结果。研究发现，中国OFDI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制度偏好。对于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OFDI，中国OFDI兼具正向制度偏好和负向制度偏好；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着正向制度偏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负向制度偏好显着。同时，本文还进一步验证了不同制度偏好下的OFDI对东道国产生的环境福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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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制度偏好 投资动机 区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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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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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逐步扩大，OFDI流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OFDI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中国的跨国企业“走出去”也存在着明显的“二元路径”和风险容忍度高的特征（隋月红，2010）。根据Markusen（1997）提出的知识资本理论，发达国家的OFDI主要包括水平型和垂直型，而中国既存在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投资，同时又有流向发达国家的逆梯度投资，且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状态不稳定，增加了企业收益的不确定性。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OFDI流量较上年增长94％，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量占比84.2％，这种明显的二元特性，对现有OFDI区位选择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不同的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应该具有差异性，那么，顺梯度与逆梯度投资的投资作用效果及影响机制是否相同?中国不同动机的OFDI是否具有特殊的制度偏好，以至于倾向高风险的国家?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0FDI的区位选择规律，而且对于对外投资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般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投资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Habib和Zurawicki.2002：Blonigen，2005；Daude和Stein，2010；Buckley和Liu，2007），并逐步从单边制度向双边制度、从绝对的制度质量向相对制度距离不断拓展。有关制度因素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绝对的制度环境对OFDI的影响，二是两国之间相对的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有关制度环境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东道国制度环境的缺陷对FDI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Blonigen（2005）总结了三个方面：第一，对于资产的不利保护提高了企业资产被剥夺的可能性，从而使得投资减少；第二，如果缺少市场正常运行必需的制度，会增加进行经济活动的成本；第三，制度的缺陷从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基础设施的落后，使得预期利润下降。Daude和Stein（2010）进一步研究了制度水平对FDI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大量有关双边投资的数据，发现制度对投资的影响有两种渠道，一是不完善的制度可能会导致成本上升，二是因为不完美的合同机制可能增加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因此影响到OFDI的水平。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东道国的制度不稳定对FDI具有吸引作用，跨国企业可以利用非生产性的寻利行为来获取便利。Hayakawa和Matsuura（2011）实证研究证明东道国的制度缺陷是推动生产效率提高和吸引外资流入的特殊渠道。而Cheung和Qian（2010）通过分析中国对31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的数据，认为制度环境对OFDI的影响是不显着的。上述有关制度环境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无法得到一致的结论，进而研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也是必要的。 织梦好，好织梦

在制度距离方面，观点尚不统一。Habib和Zurawicki（2002）研究发现东道国母国之间的制度绝对差异会阻碍FDI，因为这种差异会导致运行无效率。郭苏文和黄汉民（2010）研究中国OFDI数据，指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起到阻碍作用，其中产权保护距离、贸易自由度距离和财政自由度距离是影响最大的制度距离变量。邓明（2012）通过分析中国对73个国家（地区）的OFDI数据，研究发现制度距离——无论是基于文化制度还是经济制度或者法律制度，对中国的OFDI都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通过研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发现东道国制度对资源寻求型的中国OFDI有负面影响，但是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的0FDI有正面影响。同时，Kang和Jiang（2012）认为制度因素对中国的0FDI有显着影响，如果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差距越大，即制度质量明显低于中国，则对中国的OFDI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祁春凌和邹超（2013）指出东道国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与中国的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有正向作用。除此之外，蒋冠宏（2015）研究了制度与对外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指出东道国制度的质量高低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负相关；但是双边制度差异对OFDI的风险呈现出U型趋势，即适度差异会降低对外投资风险，但是差异过大会增加企业对外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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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就双边制度质量与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但是结果不尽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其忽略了OFDI的“二元路径”，未将母国OFDI的制度偏好，即双边制度距离的方向考虑至研究范畴。鉴于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在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区位选择影响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制度偏好，从而更加准确识别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具体来说，当母国的制度环境优于东道国时，称其为“正向制度距离”；反之，当母国制度距离落后于东道国时，称其为“负向制度距离”。第二，由于“一带一路”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差异明显，既包括经济发达、制度完善的欧洲发达国家，也包括政局动荡频繁的发展中国家，能充分体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二元属性，因此，本文还将OFDI按投资动机进一步细分，研究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对制度环境的偏好特性，进而为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本文来自织梦

二、理论机制与假说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制度偏好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

制度质量是影响OFDI流动的重要因素，为了获得预期利润，跨国公司必须适应融入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一般认为，完善的制度质量意味着该国制度能够形成较为普遍的约束，有利于经济发展。而较差的制度质量则意味着东道国政府效率低下及腐败行贿频发，不利于跨国公司实现预期利润。但是，根据文献回顾，也有研究指出制度缺陷存在“润滑效应”，官僚腐败能从某种程度上缓和制度带来的阻碍，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并且促进交易达成，继而吸引更多外国投资。Buckley和Liu（2007）系统分析了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认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虽然影响显着，但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并不能阻碍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存在两个原因：一方面，一国的制度环境可以给予跨国企业市场技能和非市场技能（胡兵和邓富华，2014），前者指的是维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流程，后者主要指的是利用非市场手段谋利的能力。当制度存在缺陷时，企业可能无法充分整合自身资源来提升研发创新能力，企业获取非市场技能的能力被放大，利用非市场资源在竞争中建立起“比较优势”。因此，在东道国不太完善的制度环境下，中国跨国企业根据路径依赖更倾向获取非市场技能，选择合适的生产方式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激励了中国跨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为其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政策上的支持不仅能改善企业因母国制度缺陷而造成的竞争优势缺失，而且能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东道国国内制度运行的缺陷，因此中国企业在许多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定优势（Morck、Yeung和Zhao，2008）。同时，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较强的规模优势，如中国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国内充足的资本支持等，都会渗透到企业的竞争优势中，提升中国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裴长洪和郑文，2011）。因此，依托在国内建立的“制度优势”和“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表现出较强的风险偏好，能够容忍较高的制度风险以更好整合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完善资源配置，当中国OFDI流入制度环境落后于母国的东道国时，更偏好制度距离较大、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即中国“走出去”企业具有明显的正向制度偏好。 dedecms.com

而在制度质量优于中国的东道国，东道国企业在完善的制度保护下，研发创新的激励较大，其生产过程和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市场技能远远优于中国企业。当中国跨国公司进入制度质量优于母国的国家时，东道国设置了严格的进入壁垒，中国企业因所有权及公司治理等问题发展受到遏制，企业不仅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且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企业预期收益下降。不仅如此，跨国企业容易面临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劳动力纠纷等风险，因此阻碍了中国OFDI流入，且制度距离越大，东道国制度质量越完善，中国OFDI受到的限制也将越多。周经和刘厚俊（2015）通过分别检验制度距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OFDI的影响，也指出中国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具有“制度接近性”特征。因此，当中国OFDI流入制度质量优于母国的东道国时，更偏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本文来自织梦

H1a：中国OFDI与正向制度距离呈正相关，具有正向制度偏好； dedecms.com

H1b：中国OFDI与负向制度距离呈负相关，不具有负向制度偏好。 织梦好，好织梦

（二）不同投资动机下制度偏好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 copyright dedecms

Buckley和Liu（2007）指出，中国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制度框架等因素影响，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适用，并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及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动机。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企业急需扩大市场规模，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此外，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国内矿藏资源有限，面临较大供给压力，因此中国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尤其是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集团纷纷投资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开发领域，寻求能源和矿产成为中国企业主要的投资动机之一。除此之外，中国企业为了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积极更新生产模式，通过兼并收购、战略联盟等手段寻求先进的战略资产。 织梦好，好织梦

市场寻求型OFDI通过在东道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为东道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开拓国外市场（尹希果、陈刚和付翔，2005）。近年来，中国企业为了逃避国内日益饱和的市场，纷纷开始“走出去”寻找国际市场。中国企业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全，企业往往采用非市场行为进行疏通，这便形成了一种比较优势。而在制度质量落后的东道国，同样存在市场机制落后的现象，中国企业可以更好发挥自身优势，以制度代替市场建立关系网络，从而获得市场上的便利。同时，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国情相似，中国企业可以更好掌控当地的市场环境与经营方式，获得消费者青睐；此外，中国企业依托“血缘”关系与强大融资能力，拓展了获取资源的途径（阎大颖、洪俊杰和任兵，2009）。在投资于制度完善的东道国时，由于中国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并没有根植于企业本身，因此企业不具有所有权优势；而且在欧洲等发达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相差较大，中国企业的产品难以有效预测当地消费者的主观偏好，“中国制造”市场份额较小。当中国企业投资于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时，企业偏好制度距离较大、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以便最大限度开发新兴市场；当中国OFDI流入制度环境较完善的东道国时，偏好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以实现风险最小化。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织梦好，好织梦

H2a：中国市场寻求型OFDI与正向制度距离呈正相关，具有正向制度偏好；与负向制度距离呈负相关，不具有负向制度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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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寻求型投资动机，母国是为了寻求国内不丰裕或者开采成本较高的资源，而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往往存在着较高的腐败水平（Kolstad和Wiig，2009）。Hajzler（2014）认为制度质量较差但是资源丰富的东道国可以吸引到更多投资，原因在于，当地政府会通过向海外投资者提供低价矿产的方式吸引FDI流入，出现了自然资源扭曲制度因素对OFDI影响的现象。资源寻求型投资动机面临着投资金额大、回报周期长等压力，此类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为大型国有集团，国有企业资金丰富，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这增加了企业对制度缺陷及政治风险的抵抗力。不仅如此，由于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能源供给缺口，政府为了激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求自然资源，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增强了其抵御制度风险的能力。而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外资进入寻求资源十分敏感，并使用提高环境标准等限制手段阻碍中国的OFDI。因此，中国的资源寻求型OFDI流入制度环境落后的东道国时，偏好投资于制度距离较大、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以最大限度获取所需资源。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b：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与正向制度距离呈正相关，具有正向制度偏好；与负向制度距离呈负相关，不具有负向制度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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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资产是指可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资源或者能力，通常不会被交易买卖，因此，企业通过海外并购等跨国投资方式获得战略资产（Deng，2009）。企业的研发能力逐渐成为其核心竞争力，而中国专利拥有数、高科技出口数量仍处于劣势地位，为了改变生产加工为主的低效益模式，中国OFDI不断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在产权制度薄弱的东道国，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无法得到制度保障，增加了其知识产权泄露的成本，因此跨国企业更愿意投资于非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制度完善的发达国家，其完善的制度质量激励了企业的生产革新，制度代替市场降低了企业的进入成本（武娜和刘晶，2013）。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亟需提升自身市场技能，弥补所有权优势的不足，中国企业正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等经典案例。因此，为了寻求发达的生产技术及管理流程，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偏好制度距离较大、制度质量完善的东道国。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H2c：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与正向制度距离呈负相关，不具有正向制度偏好；与负向制度距离呈正相关，具有负向制度偏好。 copyright dedecms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本文来自织梦

（一）模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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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假设，本文将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双边制度方向纳入模型，分析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相对差异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中国OFDI是否具有制度偏好特征。具体模型如下：

lnOFDIj=α0+α1INS+α2CV+ε1（1）

lnOFDIj=β0+β1POS+β2CV+ε2（2） 本文来自织梦

lnOFDIj=γ0+γ1NEG+γ2CV+ε3（3） dedecms.com

（1）式主要验证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的关系，（2）式主要验证正向制度距离对中国0FDI的影响，（3）式主要验证负向制度距离与中国OFDI的关系，以此来验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偏好。其中，j表示东道国。ε1、ε2、ε3为误差项，CV表示控制变量集。

（二）变量设定及说明

为了检验母国OFDI的制度偏好，本文以“一带一路”辐射国家（地区）作为研究对象1、，数据时期为2005—2015年。

1.被解释变量 dedecms.com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NOFDI），与OFDI流量相比，存量数据更为稳定，避免了短期内波动，更适合研究OFDI区位分布（蒋冠宏，2012），数据来源于2005—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单位是万美元。

2.核心解释变量 内容来自dedecms

（1）东道国制度质量（INS），参照刘晶（2013），采用世界治理指数WGI（WoAd Governance Indicators）来衡量，该指数综合了六个方面的指标——政权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规则（Rule of Law）、话语权和问责制（Voice and Accountability）和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该指数从一2.5到2.5，分数越高表明该国的制度质量越好。2、 dedecms.com

（2）东道国与母国的正向制度距离（POS）和负向制度距离（NEG），参照Godinez和Liu（2015）对腐败距离的研究，当母国的制度质量优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时，称之为正向制度距离（Positive Institutional Distance）；当母国的制度质量落后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时，称之为负向制度距离（Negative Institutional Distance），绝对值为两国制度质量之差。 本文来自织梦

3.控制变量

（1）东道国的年度国民生产总值（LNGDP），单位是万美元，表示市场规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根据杨娇辉、王伟和谭娜（2016），东道国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着更广阔的市场规模，市场寻求型OFDI将更多流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与OFDI区位分布联系密切。

（2）东道国的资源禀赋（RES），参照岳咬兴和范涛（2014），数值采用能源净进口（Energy Imports Net）表示，根据能源使用量减去产量估计，采用石油当量衡量，负值表示该国为净出口国，因此本文采用其负值衡量一国的资源禀赋，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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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道国的技术水平（TEC），参照吴先明和黄春桃（2016），使用一国的技术指数（Technology Readiness）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WoA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a），其根据一国可获得的最新技术、企业的技术渗透能力等指标进行评分，然后进行加权评分，数值范围为1-7。

（4）通货膨胀率（INFLA），使用通货膨胀率（Inflation Annual）表示东道国的经济稳定程度（张元钊，2016），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5）东道国基础设施（INFRA），参照岳咬兴和范涛（2014），使用一国每百人接入国际互联网的人数（Intemet Users per 100 People）来衡量一国的基础设施质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内容来自dedecms

（6）东道国的开放程度（OPEN），使用商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Exports Of Goodsand Services of GDP）计算（欧阳志刚，2014），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本文来自织梦

（7）东道国的年度GDP增长率（HPGDP），表示东道国的市场潜力（Lipsey，1999；邱立成和杨德彬，2015），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报告了各变量的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 本文来自织梦

四、模型检验和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3.1进行分析，文中的内生性主要来自双向因果关系，制度因素不仅会影响OFDI，OFDI反过来也会对一国制度产生影响。因此，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将制度变量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使用2SLS方法进行估计，根据Hansen-J统计量，不拒绝过度识别检验的原假设。同时为了避免异方差，对标准差较大的变量取自然对数。表2反映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66，而且各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5.6，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2.25，数值均小于10，表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使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制度指标来代替WGI衡量一国的制度质量，对（1）、（2）和（3）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指标取值范围为1到7，包括交易透明度、财产权利、知识产权保护等21个细分指标，全面反映了一国的制度环境。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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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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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是（1）、（2）和（3）式的检验结果，左列为世界治理指数的检验结果，右列为使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制度指标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制度质量、正向制度距离和负向制度距离虽然系数大小有所变化，但是正负及显着性没有变化。从回归结果来看：第一，（1）式检验了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系数显着为负，这表明中国偏好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制度质量越完善，对中国企业0FDI的抑制作用越大。（2）和（3）式分别检验了制度的正向距离和负向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前者显着为正，后者显着为负，中国OFDI表现出正向制度偏好，不具有负向制度偏好。这表明不仅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有影响，也验证了制度距离及制度距离的方向对中国OFDI的影响。第二，（2）式表明制度的正向距离会促进中国的OFDI，（3）式表明制度的负向距离会阻碍中国的OFDI，即中国的OFDI偏好制度质量落后、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不偏好制度质量完善、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制度偏好，没有负向制度偏好，与H1相符。这表明中国在投资于制度质量落后于母国的东道国时，表现出了较强的风险偏好，更愿意进入制度质量落后的东道国；但是在投资于制度质量完善的东道国时，由于制度距离相差较大，受限于东道国企业强大的市场技能，无法用制度来弥补市场的经营成本，也很难采用非市场行为，而且西方的某些政治势力利用舆论指责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中国的正常经贸行为夸大为对世界经济的威胁（李磊，2012），大大阻碍了中国的OFDI。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投资动机异质下的0FDI制度偏好再检验 copyright dedecms

为验证不同投资动机下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本文将制度距离与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的变量中心化后，使用其交互项验证制度因素对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不同方向的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即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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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 内容来自dedecms

由表4可知，制度质量、正向制度距离和负向制度距离与市场规模的交互项均显着为正，在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下，中国OFDI偏好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制度偏好和负向制度偏好。总体上，中国的市场寻求型OFDI偏向制度质量较为完善的东道国，制度完善的东道国意味着完善的市场机制，有利于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为企业营造有序的经营环境，降低经营风险。但是，市场寻求型0FDI进入制度质量落后的国家时，表现出了明显的正向制度偏好，即偏好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当前，制度较差的国家，如东南亚等国，具有较大的新兴市场，而制度完善的发达国家与其制度环境、文化习俗差异较大，面临着较大经营成本，不愿意投资于此类国家，因此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空白（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而中国与此类国家发展水平相近，且依托“血缘纽带”，中国跨国企业能为其提供低价且优质的服务，建立竞争优势，因此偏好进入该类国家寻求广阔的新兴市场。但是，当中国OFDI进入制度较为完善的东道国时，也表现出了较强的风险寻求特征，这与理论假设不符。中国OFDI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可能面临着制度距离过大、经营成本过高的风险，但是中国跨国企业表现出了较强的风险偏好，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产品进入欧美发达国家时常受到诸如关税、反倾销等贸易壁垒影响，为了避免贸易壁垒，保护出口市场，中国跨国企业经常选择对外投资方式进入欧美国家（鲁桐，2007）；另一方面，中国跨国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针对当地的市场特点开发新产品，提升竞争实力，建立品牌效应。因此，中国大型跨国企业在近些年也纷纷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以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找机遇，表现出较强的负向制度偏好。 本文来自织梦

2.资源寻求型投资动机

由表5可知，正向制度距离的系数显着为正，但是负向制度距离的系数不显着，即在资源寻求型投资动机下，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正向制度偏好。资源丰富但是制度不完善的东道国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较弱，更加注重经济规模的增长而非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因此寻租腐败现象非常频繁（刘晶，2012）。中国能源企业依托国家的政策扶持，具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凭借制度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投资于政治敏感但是资源丰富的东道国。但是当OFDI流入制度完善的东道国时，制度距离对资源寻求型投资的调节效应并不显着。Cheung和Qian（2010）通过分析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发现，对于资源丰富的东道国，中国虽然有资源寻求型投资动机，但是中国投资于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其自然资源，而是更多投资于附加值高的信息技术产业和制造业。因此，在制度质量完善的东道国，制度距离对资源寻求型OFDI的调节作用不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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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动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从表6可以看出，在战略资产寻求型的投资动机下，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起到促进作用，制度的正向距离对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影响不显着，制度的负向制度距离会促进其流入，即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具有明显的负向制度偏好，这与假设H2c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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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进入制度质量较高的东道国时，制度距离越大，表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完善，将越能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当前欧美各国正处在经济复苏时期，中国跨国企业凭借自身的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依托国家的政策支持，积极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期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提升自身的所有权优势。而正向制度距离、技术禀赋与正向制度距离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着，可能的原因在于，制度质量落后的东道国基本上为发展中国家，其技术创新能力并不突出，且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基本高于该类国家，中国对该类国家的战略资产投资动机并不明显，因此，制度距离与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关系并不显着，既不存在主效应，也不存在调节效应。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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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类型国家0FDI制度偏好再检验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为了验证中国OFDI进入不同类型国家时的制度偏好，本文选择了国际组织中的欧盟、东盟作为样本来进行验证，结果如表7所示。表7验证了欧盟国家3、和东盟国家4、的制度质量与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1）和（2）是欧盟国家的检验结果，由于欧盟国家的制度质量均是优于中国的，所以只存在负向制度距离，并不存在正向制度距离。结果显示，中国0FDI在流向欧盟国家时，与制度质量和负向制度距离呈反比，不具有负向制度偏好，与表3中的检验结果一致。（3）和（4）是东盟国家的检验结果，由于选取的东盟国家制度质量均落后于中国，所以只存在正向制度距离，不存在负向制度距离。结果显示，完善的制度质量会阻碍中国OFDI进入，即中国偏好进入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与表3结果一致。但是正向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不显着，即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进入东盟国家没有影响，与初始检验结果不一致。究其原因，中国与东盟国家制度质量较为接近，而且中国与其建立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国家给予了企业较多政策支持，因此企业在进入东盟国家时，对制度距离并不敏感。同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占据很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区位选择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利润，更兼顾着外交和促进地区发展的任务，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因此制度因素对其影响不显着。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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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制度偏好OFDI对东道国的福利效应 本文来自织梦

FDI会对东道国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将继续验证不同制度偏好的OFDI对东道国产生的福利效应是否相同。参照Cole、Elliott和Fredriksson（2006），本文将通过衡量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水平来判断福利效应是否存在。根据现有文献，OFDI对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影响包括“污染天堂”假说（Walter和Ugelow，1979）、“污染光环”假说（Birdsall和Wheeler，1993）和基于EKC框架的研究5、（Grossman和Krueger，1991）。而根据Cole、Elliott和Fredriksson（2006），FDI对不同制度环境的东道国环境规制产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对于制度完善的东道国，OFDI进入将提升当地的环境质量，“福利效应”将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对于制度质量较为落后的东道国，OFDI的进入则会减弱当地的环境规制，使当地的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贿赂效应”发挥控制作用。本文在区分制度距离方向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距离方向将东道国分为制度质量落后于中国和优于中国两种类型，分别验证OFDI流入对两类国家环境规制产生的影响，以验证中国OFDI是否存在“福利效应”或者“贿赂效应”。

本文选择东道国的环境绩效指数（EPI）来衡量一国的环境规制程度，该指数是由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编制发布的，根据各个国家（地区）的各项指标实际水平与预期水平的差距进行打分，分数越高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表8是OFDI对东道国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鉴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和动态性，因此选择OFDI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根据结果，在制度质量落后于中国和优于中国的两类国家，OFDI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均为正向，即对于“一带一路”辐射国家（地区），中国OFDI均表现出“福利效应”，可以有效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当中国OFDI进入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时，中国的OFDI将有助于提升当地的环境标准，提高治污水平，继而有助于环境改善，表现为福利效应；而对于制度完善的东道国，中国OFDI的进入将促进东道国的企业之间进行竞争，这使得政府提升环境规制，因此有利于完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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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通过定义正向制度距离和负向制度距离，利用2005—2015年“一带一路”范围内的52个国家（地区）吸引中国OFDI存量面板数据，检验了制度偏好、投资动机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发现：（1）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制度距离及制度距离方向都是决定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结果显示，中国跨国企业凭借制度优势、规模优势等特定优势，表现出较强的风险寻求偏好，更愿意投资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地区）。（2）本文也验证了在不同投资动机下，制度是如何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结果显示在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下，中国OFDI与正向制度距离和负向制度距离显着正相关，表现出显着的正向制度偏好和负向制度偏好。而基于资源寻求型投资动机，中国OFDI与制度质量和正向制度距离呈显着正相关，与负向制度距离的关系不显着。但是在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动机下，中国OFDI与制度质量和负向制度距离显着正相关，与正向制度距离关系不显着，即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具有明显的负向制度偏好，这表明中国企业为了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地位，正积极向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寻求战略资产，具有较强的风险偏好。（3）在进一步研究中，通过中国对不同类型国家OFDI的检验，发现中国OFDI对东盟国家和欧盟国家呈现不同的制度偏好。欧盟国家均为制度完善的发达国家，制度距离成为中国跨国企业的进入壁垒；而东盟国家制度质量普遍落后，由于国家政策扶持等原因，OFDI与制度距离之间的关系并不显着。（4）本文通过环境规制绩效这一指标检验了OFDI对东道国的福利效应，根据结果，中国OFDI对于“一带一路”辐射国家和地区均表现为“福利效应”，有利于提升当地的环境质量。

（二）政策启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投资规模正不断扩大，母国层面的制度因素对该国的OFDI区位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母国制度的缺陷不仅使跨国公司拥有了“非市场技能”，同时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使得跨国企业形成了较强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愿意投资于制度距离较大的东道国，因此，将母国的制度环境纳入研究范畴是有必要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辐射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中国跨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偏向制度距离较大、制度质量落后的东道国，虽然中国企业具有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但是也不能忽视东道国的制度缺陷带来的风险。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投资者不能因高估机会而低估成本，理性预期收益与风险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跨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应该不仅重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也应重视其与国内的制度差异，防范其制度环境带来的机会成本，并积极采取相应策略。 内容来自dedecms

其次，中国企业应该明确不同投资动机下，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是不同的，企业应当明确自己的投资动机，适时分析外部环境，制定相关战略。如企业在投资于国外的能源产业时，不能只注重资源的取得，也应该重视其制度环境及所有权的变化，否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同时，当中国跨国公司进入新兴市场寻求更大市场规模时，不仅面对来自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竞争，更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中国跨国企业应将重点放在适应东道国环境、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上。 内容来自dedecms

最后，“一带一路”辐射的国家（地区）是当前包含人口最多的经济带，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企业应该以此为契机，寻求更多元的合作，开拓更加具有潜力的市场，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继续深化多边合作机制，寻求更加主动的经济地位。在进行“南南合作”时，对于诸如东南亚地区政局动荡的国家，中国企业应熟悉当地市场环境，灵活调整经营策略。而在进行“南北合作”投资于制度完善的东道国时，应深入了解该国的各项制度规范，防范劳动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适应当地的经营环境，以防范制度差异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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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来自织梦

1、本文样本来自“一带一路”辐射国家（地区），由于部分国家（地区）数据缺失，为了保证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删除两年以上无数据国家，最终选择了沿线5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包括：欧洲的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丹麦、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西班牙、瑞士、瑞典、英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德国；大洋洲的新西兰、澳大利亚；亚洲的中国香港、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缅甸、哈萨克斯坦、土耳其、阿联酋、阿塞拜疆、以色列、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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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综合六项指标，本文将六项指标数值取均值，用以代表该国的制度质量。 织梦好，好织梦

3、选择的部分欧盟国家（删除部分缺失值较多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捷克、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卢森堡、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4、选择的部分东盟国家（删除部分缺失值较多的国家）包括：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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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中，FDI对各国环境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来自织梦

参考文献：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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