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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伴随着出口贸易的迅速扩大而高速增长。1978年我国GDP为3679亿元。到2016年已达到744127亿元，增长了201倍。同期，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168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138455亿元，增长了约823倍。与此同时，出口贸易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从1978年的4.6％升至2016年的18.6％。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不同历史阶段，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角色也有所不同。从贸易收入弹性（出口增速/GDP增速）看，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一半年份都超过2，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我国也被称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典型代表。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速迅速下滑，贸易收入弹性首次出现负值，为-1.95。后危机时期，我国外贸增速有所反弹，但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再也未能持续，贸易收入弹性逐年下降，2015年和2016年均为负值。未来，在提质量、调结构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和地位，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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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贸易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不同理论观点 内容来自dedecms

迄今为止，关于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济学界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贸易乐观主义理论认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贸易悲观主义理论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贸易折中主义理论认为贸易是“增长的侍女”。 copyright dedecms

英国学者罗伯特逊在1937年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认为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来带动本国经济增长。20世纪50年代，美籍爱沙尼亚学者纳克斯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认为19世纪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带动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起到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关键因素。Sachs等（1995）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学习先进的技术，进而提高生产率，促进本国经济飞速发展。Galina等（2004）用1970—1990年8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促进了GDP的增长。关于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实证研究支持“发动机”观点。例如，沈程翔（1999）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与GDP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双向联系，并且出口对GDP的作用相对而言更大；林毅夫、李永军（2001）认为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低估外贸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采用改进的方法测算出2000年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32.8％；吴振宇、沈利生（2004）利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出口对GDP的增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王坤、张书云（2004）研究发现，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中国出口增长都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戴翔（2010）认为中国实施“出口导向型”模式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可在后危机时代继续奉行这一战略。 内容来自dedecms

也有人持悲观主义的观点，如拉丁美洲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认为对外贸易非但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反而会导致经济发展的“贫困化增长”。Jang C，Jin和S，H，Yu（1996）通过对美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两者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美国的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Richtering（1987）、Greenaway和Sapsford（1994）、Burney（1996）、Cotsomits（1991）认为选择时期的不同会导致“出口导向经济增长”假设检验结果的不同。还有学者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在国家达到某个最小发达水平时才会发生，比如Michaely（1977）、Moschos（1989）。关于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杨全发等（1998）对我国1978—199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出口贸易的增长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彭福伟（1999）认为净出口与经济增长并非强度相关；王永齐（2004）认为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着影响经济增长；钱树静等（2011）、桑榆（2015）则认为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只是短期的，在长期内并不明显。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维斯（1979）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侍女”，一国经济增长主要由其国内因素决定，外部需求只构成了对增长的额外刺激，这种刺激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要性，外贸既不是增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朱文晖（1998）认为，此前20年中国的经济成长，出口并不是主要推动力，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投资和消费需求等内需；樊明太（2000）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对拉动经济增长和总需求扩张不具有主导作用；江小涓（2010）分析了1978—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需结构现状，认为内需占总需求比重超过90％，对增长的贡献超过80％。

二、不同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内容来自dedecms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关于外贸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入世为时间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本文来自织梦

（一）入世以前 内容来自dedecms

在这一阶段，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在这一阶段，又可以划分为两个小的阶段。 dedecms.com

1.1978年至1991年，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政策从进口替代和自力更生转变为推动出口和对外开放，从此走出了一条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的道路。出口规模从197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1991年的3827亿元，而GDP则由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到1991年的22005.6亿元。贸易收入弹性除1983年外均大于1，特别是1979年、1980年、1981年、1986年、1987年、1990年和1991年，贸易收入弹性均高于3，1990年甚至高达13.51。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在这一阶段，促进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制度性变革。在外贸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和最为重要的是不断下放外贸经营权（贸易权）。1983年对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赋予自营进出口权的试点工作；1985年将从事外贸经营许可的审批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1988年进一步下放到省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及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所在城市的外经贸主管部门。1978年到1987年，通过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增设对外贸易口岸等改革措施，对外贸易的活力得到激发。1986年出口额突破百亿元，是1978年的6.4倍。为进一步促进外贸发展，1985年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1988年采取一揽子外贸改革，包括外汇留成、鼓励来料加工出口以及全面出口退税等。1988—1990年全行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促进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系列外贸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得我国对外贸易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有力地带动了经济增长，1990年贸易收入弹性达到13.51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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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的发展伴随着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改革开放前，我国出口商品基本上以农副土特、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为主。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持续快速增长，而初级产品所占出口比例则不断下降。1981年，初级产品出口比例首次降到50％以下，降为46.6％，而工业制成品首次超过50％，达到53.4％。1986年，初级产品所占份额降到36.4％，工业制成品所占份额上升至63.6％。从此，出口商品结构真正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 dedecms.com

2.1992年至2001年，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波动较大 织梦好，好织梦

1994年我国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沿着统一政策、放开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的方向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强化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机制。1994年1月1日起，中国的外汇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取消汇率双轨制，实现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并轨消除了人民币高估现象，为中国扩大出口贸易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同期，我国利用外资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的出口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在全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从1992年的173.60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1332.35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2年的20.44％上升到2001年的50.06％，姚顺利（2007）认为优惠性的外资政策是推动我国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他认为：“中国虽然有很多的经济特区、开发区等等，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口导向政策对外资的优惠待遇，而这种优惠政策不分地区，只要出口就有优惠。”

然而，这段时期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在保持上升趋势的同时有些波动。贸易收入弹性大于1的年份有1992年、1994年、1995年、1997年及2000年，而1993年、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1年的贸易收入弹性则低于1。出现波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受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国的出口增速由1997年的20.6％迅速下降至0.4％，而GDP增速也由1997年的9.2％下降至7.8％，致使1998年我国的贸易收入弹性仅为0.05。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政策口号，并大力推进“大通关”建设，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另一个是出口退税政策变动影响了出口贸易。1994年税改平均退税率上调至16.63％，促进了出口积极性。随着出口退税的规模超过了中央财政的承受能力，大量的退税款无法及时到账，1995年首次出现欠退税现象。1996年大幅下调出口退税率，平均退税率下降到8.29％。这使得出口贸易受到较大影响，1996年出口增长率仅为1％。随后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出口增长率创下新低，1998年下降到0.4％。在此背景下，我国又再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纺织品和纺织机械最先恢复到17％的退税率，之后对各个行业的出口分次分批逐渐地调高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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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尽管从数量上看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波动，但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结构调整、要素禀赋优化等因素，继续对推动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反映在出口结构上，制成品在出口中占比超过80％，以出口纺织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化工、高新技术产品等产品转变，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不断提升。例如，1996年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3.4％，2001年则继续升至35.7％。出口结构的优化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升。

（二）入世以后

2001年加入WTO之后，随着关税下降、市场扩大，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外贸通过实现规模经济带动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也可以划分为两个小的阶段。

1.2002年至2008年，贸易对经济增长再次起到“发动机”作用

入世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真正融入全球。受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全球化红利、关税下降和鼓励出口政策等影响，我国贸易规模迅速增长，从2002年的5137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79921亿元，世界排名由第六位升至第三位，出口跃居第二位。这一阶段的出口增速与GDP增速之比除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0.74以外，其他年份的贸易收入弹性均大于1，说明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

在这一阶段，推动我国外贸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来自需求和供给两侧。从需求层面看，入世意味着WTO成员大幅度降低了对我国出口的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得到规范和约束，我国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外需条件。从供给层面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部制度层面的持续改善。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外贸经营体制的又一次深刻变革，在加入WTO后3年过渡期内，中国逐步放开了贸易权的范围和可获性，取消了贸易权的审批制。同时，在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下，调整、修改不符合WTO规定的政策法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不断加快外贸主体多元化步伐，外贸企业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宽松。另一个就是我国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凭借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并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研究发现，加入WTO确实提高了中国与世界的增加值关联程度，即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同时，我国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逐渐摆脱了中间品吸收角色的低端定位，逐步改变为中间品的提供者，经济结构向着更高技术水平、更高增加值的方向调整演进，经济增长的水平和质量不断优化。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随着我国外贸高速增长，国际收支“双顺差”出现，外汇储备屡创新高，外贸政策目标开始出现转向。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转型升级”。2004年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加工贸易转型升级”，2005年以后具体表现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支持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另一个是“贸易平衡”。2004年提出“对外贸易适度增长”，2005年提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目标，致力于改善进出口不平衡状况，2007年提出“缓解外贸顺差过大”。在此政策导向下，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出口的政策措施。例如，2004年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三高”产品出口退税率，降低了部分传统出口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在外资政策方面，调整了原来盲目引进外资的状况，开始强调优化外资结构，进一步加强对外资产业流向的指导。2006年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明确了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战略转变，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政策进行了明显的调整。 本文来自织梦

2.2009年以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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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经济学界将2009年全球贸易增速大幅下滑的现象称为“全球贸易大崩溃”。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外需大幅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日益蔓延、贸易摩擦加剧等，使得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呈明显下降趋势。2009年贸易收入弹性首次出现负值，为-1.95，出口增速大幅落后于GDP增速，出口对经济增长呈现出反向拉动作用。2010年和2011年，在2009年较低的出口基数基础上，对外贸易开始反弹，贸易收入弹性分别为2.88和1.60。但自2012年以来，出口增速再次落后于GDP增速，2015年和2016年再次出现负增长，贸易收入弹性均为-0.28。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2012年至2015年外贸增速均未达到当年预期目标，也明显低于“十二五”规划的目标10％。这是加入WTO以来，我国首次未能完成对外贸易五年规划的增速目标，以至于2016年我国不再设定外贸增速目标。总之，外贸下滑速度之快远超预期，超调幅度大于全球平均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下行周期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在全球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在全球价值链中逐步摆脱对进口零部件的依赖，这种产业竞争力提升本应改善出口表现，但现实却是出口乏力、顺差缩水相对较快，这说明贸易超调并非市场自发形成，而是与追求贸易平衡的政策导向有密切关系。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仍然以“稳外贸、促平衡、降顺差”为目标。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外贸增速从两位数下滑至个位数乃至负增长，仍然保持“贸易平衡”政策目标至今。整体而言，“贸易平衡”的主要考虑是降顺差，这一政策直接导致我国贸易顺差较快下降。2010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已从2007年的高点9.5％下降至4％以下，2016年已降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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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平衡”目标下进行的政策调整恶化了我国的营商环境和国际竞争力。其一，对于符合WTO规则和国际惯例的出口退税政策，税率频繁调整，带来了不稳定的政策预期。其二，社保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出口竞争力，而且政策自出台以来在各地执行时间和力度不一。其三，外资政策由给予优惠转向选择性引资，一些地方不再欢迎加工型外资，一些外资企业撤离我国。其四，对美、欧、日、韩等主要国家在华商会的调研发现，外资认为我国商业环境出现排外情况，并将“法律法规执行不一致或不清楚”列为第一大商业挑战；25％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已经或准备将产能移出中国，11％的受访欧洲企业表示已经计划将投资转移至其他市场。 织梦好，好织梦

三、当前围绕对外贸易角色作用的争论 内容来自dedecms

从改革开放历史上看，每次大的国际经济危机之后，都会产生对“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争论和反思。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对出口增长型战略在长期的适用性发生了怀疑。一方面，新重商思路带来了“内外分割”的体制和严重的结构失衡，被认为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内因；另一方面，中国致力于出口增长型战略也削弱了其他亚洲国家继续实施这一战略的有效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很多观点认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长期内难以持续发展，转型的压力来自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变化。从国际层面来看，庞大的贸易规模和迅速增长的市场份额使得中国继续实施“出口导向”难以为继。从国内层面来看，“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扭曲了生产要素配置，支持其发展的比较优势基础也在逐步弱化，而预想中的贸易获益也较有限。

过去，出口和贸易顺差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现在，我国在迈向新的发展道路时，各方对对外贸易的角色定位有些模糊，甚至产生了一些“传统出口产业比重越低越好”“加工贸易越少越好”“外贸外资政策越‘清’越好”等认识误区。特别是，追求贸易平衡的观点认为我国顺差太大、出口过多，应采取限制出口的措施。实际上，这种观点在理论和经验上都站不住脚。从我国实际来看更不符合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过去支持贸易平衡的观点主要有：其一，全球贸易不平衡带来金融不稳定性，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全球不平衡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我国要促进贸易平衡。其二，贸易顺差带来我国被动货币投放和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而且外储具有规模太大而难以管理的问题。其三，贸易顺差带来我国越来越大的外交压力，包括特朗普当局在内的多届美国政府都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纠正对华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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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顾这些观点都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其一，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直到今天都依然存在，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并非贸易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其二，贸易顺差也不必然带来金融管理压力。德国、韩国至今都有巨额贸易顺差，但并没有通胀压力。从我国实际来看，近年来的贸易顺差不仅没有带来通胀问题。而且也没有转化为被动货币投放，反而迫使人民银行主动转变货币投放方式，对外储的担忧也从“是不是太多”变为“是不是足够多”。其三，美国贸易逆差是其国内储蓄率偏低和国际分工角色决定的，不是中国造成的。即便不是中国对美产生贸易顺差，也会有其他国家对美形成顺差。近年来越南承接大量国际产业转移，对美国顺差急剧扩大印证了这一点。 copyright dedecms

从理论上看，贸易平衡与否不应成为政策干预目标。国际收支是否平衡是由经济内生决定的，不应成为政策调控的目标。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一个国家不会在每一时期都保持贸易平衡或经常账户平衡。国际收支的基本等式是“储蓄-投资=出口-进口”。这意味着我国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是储蓄过剩，这决定了我国是“生产型”国家；相反，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储蓄不足，美国则是“消费型”国家。贸易顺差是我国在特定发展阶段，由宏观经济结构内生所决定的，不会随着贸易政策的变动而发生改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贸易顺差中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案例较多，在贸易逆差中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很难复制。纵观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史，要么是贸易顺差，要么是贸易逆差，实际上很少出现理想化的贸易平衡。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曾经长期伴随贸易顺差，在经济成熟后走向了不同模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宏观经济目标便是积累足够多的外汇储备。德国出口总额已连续7年打破纪录，贸易顺差连年上涨，2016年顺差达到2970亿美元，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水平，超过我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日本曾连续31年保持贸易顺差，尽管2010年以来开始出现贸易逆差，但由于庞大的海外投资收益，经常项目保持盈余。德国贸易顺差反映出的是其制造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反映出的则是“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双驱动模式的成功。可见，贸易顺差多本身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能因此而把贸易平衡作为政策调控目标。

总之，上述争论涉及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如何认识对外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我国还要不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如何看待对外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四、未来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近两年，从全球范围看，贸易增速基本保持与经济增速一致，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基本上是“稳定器”的作用。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工业化进程仍未结束，制造业仍然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较长时期内仍将是“世界工厂”。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仍将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未来提质量、调结构的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战略中，对外贸易仍然能够发挥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 copyright dedecms

其一，比较优势动态调整中我国仍然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动力。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在要素禀赋理论框架下，一国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逐步增加，资本存量相对劳动力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对上升。这一理论假说正在我国发展中得到应验。我国虽然人口红利正在衰减、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但资本积累提升已经变成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通过计算资本丰裕程度（储蓄额/GDP）与劳动力丰裕程度（劳动力/总人口）之比可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资源禀赋状况持续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由1978年的0.14上升至1991年的0.74，到1997年已经超过1，2015年和2016年超过了1.5。反映在经济和贸易结构中，比较优势优化的产品篮子构成在发生变化，资本密集型产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中国的大国市场成为新的比较优势来源和开展国际贸易的新动力，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母国市场效应”理论有望实现，这在跨境电子商务、电子产品等高技术领域已经得到印证。 内容来自dedecms

其二，出口产业仍然能够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挥基础性作用。从理论上看，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从实践上看，我国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逐渐摆脱了中间品吸收角色的低端定位，目前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水平由升转降，基本回落到了加入WTO之初的水平。同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中间品提供角色有所强化，总产出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两项指标，都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下降转为危机后的上升。因此，推动价值链升级仍将是我国出口部门提高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然而，迈向中高端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不少地方实施“腾笼换鸟”，把传统出口产业赶走，结果“笼子”腾出来了，“换鸟”工作却不理想。实际上，现代产业分工高度细化，中高端产业也需要漫长的供应链、庞大的产业集群做基础，传统出口产业往往就是这些产业基础的重要组成。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的前车之鉴值得重视。电动汽车的电池技术起源于美国，但数十年前美国产业加速升级，把电池作为传统产业外迁到日本等地，这导致今天特斯拉等美国电动汽车巨头受到了松下等电池供应商的制约，反过来阻碍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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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有助于缓解我国经常账户未来存在的赤字风险，稳定宏观经济状况。考虑到“海外淘”等“表外项目”的影响，我国现有统计有高估贸易顺差因素，真实的贸易顺差大幅低于统计数字，有研究认为这一数字将减少1/5，我国贸易项目顺差情况并不乐观。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也不容忽视。自1998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就出现逆差，但是逆差数额较小，2008年以后服务贸易逆差迅速增加，2016年服务贸易逆差为-2442亿美元。我国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升级决定了进口服务需求还会增多，服务逆差GDP比重扩大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同时，投资收益处于逆差状态。投资收益是收益项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09年以来一直为逆差，2016年投资收益为-650亿美元。总体而言，我国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逆差规模已经相当可观，2016年占GDP比重超过2.5％。我国经常账户目前是“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逆差”的收支结构，但如果货物贸易顺差延续缩水态势，未来货物顺差无力弥补其他项目逆差的风险将进一步暴露，经常账户有可能从盈余变为赤字。 本文来自织梦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呈现出发展动力转换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全球价值链重构期、外部需求不确定期和外贸政策转向期“五期”叠加的特点。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关于调整“出口导向”外贸发展模式、转向主要依靠内需的声音增多。在此情况下特别需要强调外贸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意义。首先，要不要发展对外贸易，其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越是在外部环境困难的不利条件下，越是要坚定对外开放的信心和道路，在进一步扩大进口的同时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的适度增长。其次，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大成果是，形成了国有企业占主体、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各自发挥重要作用的市场竞争格局，其中外向型经济是中国经济中效率较高、活力较高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要认识到对外贸易对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形成了内需和外需“双轮”驱动的增长动力格局。然而，在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速逐年下降的情况下，仅仅靠内需难以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际上，要素禀赋、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要继续走“生产型”国家的道路，主要靠内需的“消费型”国家还不适合我们。最后，建设贸易强国的发展战略也要求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建设贸易强国要求外贸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和发展两个方面，最基础的还是发展，而发展就要求持续稳定的增长。因而，没有外贸的持续稳定增长，就不可能建成贸易强国。 copyright dedecms

为此，要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更加注重外贸的稳定发展。其一，恢复外贸增速目标调控，实行区间调控。贸易是流，产业是源，贸易不稳，则产业不稳，经济不稳。因此外贸增速要与经济增速基本持平。从全球平均增速看，我国外贸增速应大约在3％～4％；从我国经济增速看，外贸增速宜保持在6％左右。综合来看，外贸增速较合理的区间目标是3％～6％。其二，稳外贸的关键是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8年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从半壁江山降为三分之一左右，加工贸易大幅滑坡成为外贸超调的主要因素，应采取措施继续保持加工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情况下，有关部门要制定外贸发展紧急补偿机制，在外贸基金的使用中增加对在贸易摩擦中受损企业的补偿力度。其三，稳加工贸易的关键是稳加工型外资。加工型外资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部分加工型外资撤离是导致我国加工贸易下滑的重要原因，应在利用外资政策中继续强调发展加工型外资。同时，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下一步的政策重点是改变选择性引资的做法，着力构建公平竞争体系，改善外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 内容来自dedecms

另一方面，促进贸易政策环境的持续稳定。其一，将提高外贸政策透明度作为工作抓手。美欧日三国联合声明将政策透明度作为重要的关切点，也将是未来我国对外谈判的核心议题。实际上，透明度是WTO的基本原则，是我国人世承诺的重要内容，也是OECD《良好行为守则》的首要政策建议。遵守透明度原则。不仅仅要求政策出台以后及时公布和通知，还要求在政策出台过程中给予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外资企业以充分的参与权和诉求表达权。其二，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政策出台后宜保持较长时间的连贯性，特别是不宜将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产业政策使用，减少出口退税税率调整频率，保证全额足额退税。其三，采取长效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加工贸易和加工型外资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国际竞争力，如实施有国际竞争力的社保税率，保持合理的综合税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