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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基于制度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提出“制度禀赋”的概念，选取2003～2015年中国对东盟国家（ASEAN）的直接投资存量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宏观“制度禀赋”衡量指标，以营商自由度指数衡量企业微观“制度禀赋”，再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重点估计东道国“制度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分析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禀赋”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东道国宏观“制度禀赋”对中国OFDI具有显着正影响，而微观“制度禀赋”则有显着负影响；自然资源禀赋与宏观“制度禀赋”在影响中国OFDI过程中表现出一定“替代性，而与微观“制度禀赋”则又表现出一定互补性；宏观和微观“制度禀赋”之间则同时存在“替代性”和“互补性”。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自然资源禀赋 制度禀赋 治理水平 营商环境 dedecms.com

一、引言 dedecms.com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扩大。根据王碧珺（2016）的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图1中的四个发展阶段。2004年之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但2004年之后，伴随大量的经常账户顺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02～2015年中国OFDI年均增幅高达35.9％。201 5年，中国OFDI实现历史性突破，达1456.7亿美元，投资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1]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2015年，流向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146亿美元，同比增长87％，占对亚洲投资的13.5％。因此以东盟为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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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人们自愿或被迫接受的、规范人类选择行为的习惯和规则，习惯多指文化传统或风俗禁忌等，规则包括各种法律、规定及政策等（张宇燕，1993）。基于制度视角，Dunning和Sarianna（2008）将传统OLI折衷范式进行了拓展，从制度角度解释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其中与制度联系最紧密的就是区位优势（Location-base Advantages），区位因素包含“硬”因素和“软”因素，前者主要是指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禀赋；后者则主要是指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包括政治和商业风险、商业透明度、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法律和法规的执行质量、腐败的程度等，与自然资源禀赋类似，制度环境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资源禀赋，称之为“制度禀赋”。“制度禀赋”可以分为两类：从宏观层面看，“制度禀赋”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Acemoglu，2005），包括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法治水平以及管制质量等，将其定义为宏观“制度禀赋”；从企业微观角度看，“制度禀赋”包括在该国开办企业、纳税、获取信贷、贸易等的便利度以及产权保护机制的完善程度等，将其定义为微观“制度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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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有以下几个不同：一是在传统投资引力模型基础上引入制度变量，对原有模型进行一定扩展，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二是与自然资源禀赋相对应，提出“制度禀赋”的概念，并将其分为宏观“制度禀赋”和微观“制度禀赋”，并考察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三是将营商环境作为衡量制度质量的一个因素，而非仅用全球治理指数作为衡量一国正式制度的唯一指标；四是以东盟国家作为投资东道国样本，与以往只检验中国OFDI动机的研究不同，也不同于单纯分析制度对中国OFDI影响的研究，重点关注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禀赋”的交互作用，以及不同“制度禀赋”之间的交互作用。 dedecms.com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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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基础 织梦好，好织梦

借鉴Head（2014）对传统投资引力模型的拓展，将东道国“制度禀赋”作为影响投资行为的变量，将原有模型中的常数G重新定义为可变参数Ij，得到制度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其中，Fij是双边FDI，Mi和Mj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用来衡量中国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包括收入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汇率变动情况等；则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包括双边距离、是否接壤等。Ij表示除市场规模和双边距离之外的一系列影响Fij的变量，如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宏观“制度禀赋”以及微观“制度禀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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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东道国宏观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一般采用全球治理指数（WGI）或者国家政治风险指南（PRS）[2]来衡量制度质量，具体包括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性、监管质量、法制水平和政府问责等，但估计结果并不一致。邓明（2012）、邓新明和许洋（2015）以及叶红雨等（2017）等以法治水平衡量东道国制度质量，前两者结果显示东道国法治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着正影响，后者则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阻碍作用。刘晓光等（2016）、赵明亮（2017）将6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综合指标作为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前者显示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对外投资的正向促进效应并不显着（系数为正），后者则显示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具有负影响。可见，现有研究对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未达成统一。除了制度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差异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东道国样本选择偏差。这里以东盟国家作为研究样本，一方面，这几个国家政治较为稳定，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因为政治波动剧烈而出现的投资奇异值；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制度质量又具有差异，避免制度质量方差相近的情况，能够识别不同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 内容来自dedecms

微观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影响的研究。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影响因素的文献中，宏观层面的制度质量受到普遍关注，而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营商环境关注较少。周超等（2017）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出发，发现东道国营商环境对市场寻求型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影响为负，而对于效率寻求型以及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具有正向影响。但是仅考虑了微观层面的“制度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既未考虑宏观“制度禀赋”，亦未考虑营商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等的交互作用。 织梦好，好织梦

综上，现有研究多数只考虑宏观“制度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而忽略了微观“制度禀赋”的重要作用，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笔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考虑和研究“制度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另外，东盟作为中国的重要投资东道国，以全部东道国为样本得到的单一估计结果可能并不符合东盟，因此只以东盟国家作为研究样本，使得估计结果更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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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假设 copyright dedecms

基于跨国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提出主要假设：

假设1：东道国宏观“制度禀赋”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dedecms.com

东道国宏观制度影响FDI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制度环境恶劣增加了投资者资产被剥夺的风险，从而减少了投资的可能性，如产权制度的缺陷阻碍了投资。第二，市场运行的制度缺陷将增加投资成本，因而减少投资活动，如寻租、腐败等问题增加了投资成本。第三，制度缺陷往往导致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司法体制、政府效率和监管等）质量低下，进而影响投资预期收益。基于OLI折衷理论中的区位优势，政府治理水平较高、宏观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区位优势更加明显，降低跨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风险，从而更能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入。因此，假设东道国宏观“制度禀赋”与中国OFDI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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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2：东道国微观“制度禀赋”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企业在东道国展开对外投资一般通过绿地投资和并购两种方式。对于绿地投资而言，开办企业便利程度越高，获取建筑施工许可、信贷支持越容易，就会对投资国跨国企业形成一种激励，从而吸引大量外来投资；对于并购行为，如果东道国营商环境较好，对企业产权保护到位，纳税机制合理，那么相较于那些营商环境较差的国家，外国投资者更加青睐前者。总而言之，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尽可能降低企业在外国投资设厂或者并购当地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保证较高的收益。

假设3：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根据Dunning（2003）研究，对于新兴经济体，资源寻求的OFDI是为了从国外获取本国供给缺乏的原材料和能源，以满足本国居民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政府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提供国内稀缺资源的供给，主要的投资领域包括矿产资源、石油、木材、水产业和农产品等。根据中国全球投资追踪系统（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以下简称CGIT）的数据表明，2005～2017年6月，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能源投资总额达到355.8亿美元，占总投资额（772.3亿美元）的46％，主要集中在煤、石油、天然气、可替代性能源等领域。如中国华能集团于2008年出资30.4亿美元收购新加坡大士能源公司（Tuas Power Ltd.）；中国广核集团于2015年以59.6亿美元收购马来西亚1MDB旗下所有能源资产（Edra），资产涉及13座电站，位于马来西亚、埃及以及孟加拉国等5个国家。内部化理论认为稀缺资源的股权控制十分重要，因此假设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影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实证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1.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dedecms.com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跨国企业对东盟各国投资的预期收益。假设跨国公司投资行为是为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企业会选择向预期收益高的国家进行投资，且投资量越高，表明预期收益越高。因此，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跨国企业预期收益的代理变量[3]（Proxy Variable）。由于我国从2003年才开始正式公布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因此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3～2015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以美元为计价单位，为消除美元价格水平的影响，对其进行了美元价格指数平减。美元价格指数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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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5年，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从存量上看，2003～2015年以来，中国对新加坡投资一直最多且高速增长，2015年投资存量达到319.8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总投资额（627.2亿美元）的51％。其次是印度尼西亚，2015年投资增量为14.5亿美元，存量为81.3亿美元；对老挝投资增速较快，达到44.9亿美元，超过缅甸排名第三，可能原因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红利。从流量看，2015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投资总额达到146亿美元，对新加坡投资流量增加最多为104.5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71.6％；其次是印度尼西亚，投资增量为14.5亿美元，第三是老挝，为5.2亿美元，对菲律宾的投资流量则为负（-0.3亿美元），说明反向投资超过当期对外投资。2012年中国对菲律宾的对外投资骤减，一个可能原因是黄岩岛事件导致中菲关系恶化，进而影响到投资领域，同时也由于中国企业在适应菲律宾产业结构方面受到制约，菲律宾的主导经济为服务业，但中国的国际投资模式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

（2）解释变量 copyright dedecms

主要解释变量为东道国的“制度禀赋”，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制度变迁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在改变现存制度的过程中会产生交易成本，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会谨慎地作出改变制度的行为。改变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那么促使制度改变的条件应该是：变化制度的交易成本低于制度变化后社会总体降低的交易成本。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如果改革成本较高，而吸引外资获得的收益低于改革成本，那么东道国可能会提高对跨国企业的征税行为，导致外资流失，进而倒逼制度改革，直至达到均衡状态，即东道国改革之后从外商直接投资中获得的收益-改革成本=投资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收益-投资成本。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东道国微观“制度禀赋”——营商环境 本文来自织梦

微观“资源禀赋”主要指企业在开办和经营企业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管制和规则，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营商自由度指数来代表东道国的微观“制度禀赋”，它涵盖11个方面的营商便利性，包括开办企业、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产权注册、获得信贷、保护小企业、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手续以及劳动力市场管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各经济体的营商制度水平。该指数是根据各项营商自由度指数“前沿距离”加权平均得到的一个综合“前沿距离”。“前沿距离”处于0～100的区间里，0代表最差表现，100代表前沿水平。 本文来自织梦

2）东道国宏观“制度禀赋”——政府治理水平

东道国宏观“制度禀赋”采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WGI）衡量。WGI指数从6个方面衡量一国宏观治理水平：一是话语权和问责（Voice和Accountability，VA），观察一国公民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到政府的选择之中，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具体包括民主指数、特权阶级、官员问责、人权和结社自由；二是政治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恐怖主义（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nsm，PV），考察政府被违宪手段或暴力手段动摇或推翻的可能性，包括政治动机的暴力和恐怖主义；三是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GE），观察公共服务质量、行政部门质量及其在政治压力下的独立程度、政策制定和实施质量，以及政府对此类政策作出承诺的可信度；四是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RQ），观察政府制定与实施稳健政策法规、允许并推动私有部门发展的能力；五是法治程度（Rule of Law，RL），观察执法人员对社会制度的信心和服从程度，重点关注合约执行、财产权、警察、法庭的质量，以及犯罪和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六是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CC），观察对私利行使公共权力的程度，包括大小形式的腐败，以及精英阶层和私人利益对国家的“占取”。治理水平的6个维度并非相互独立。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将6个指标降维提取出一个主因子，用因子得分来衡量各东道国的制度质量（Institutional Quality，IQ）。对比各国的制度质量综合情况，各国的制度质量处于平稳波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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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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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代表东道国，t代表时间，RESit代表自然资源禀赋，WGIit代表宏观“制度禀赋”，DBit代表微观“制度禀赋”，Cit是控制变量，μi是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与εit共同构成“复合扰动项”。由于各个变量量纲差异较大，在回归过程中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标准化。对各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dedecms.com

研究数据为长面板数据（T=13，n=10），不同于短面板假设{εit}独立同分布，放松这一假定，考虑{εit}可能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通过一系列检验方法（见表3）可以判断，扰动项{εit}存在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以及组间自相关。 本文来自织梦

由于扰动项存在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以及组间同期相关，可以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处理：一是使用OLS（即LSDV[4]）估计双向固定效应（时间效应+个体效应）模型，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方法（PCSE）进行校正；二是对异方差或自相关具体形式进行假设，然后使用广义最小二乘（FGLS）进行估计。这里采用广义最小二乘的方法进行估计，将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方法作为之后稳健性分析的结果列出。 copyright dedecms

3.买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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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晰自然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对中国OFDI的净影响效应，以及自然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之间的交互效应，将主要解释变量及其交互项按顺序依次引入模型，进行逐步FGLS回归，观察每个解释变量引入之后回归结果的变化，以此判断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 本文来自织梦

（1）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 内容来自dedecms

根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具有显着正影响，东道国自然资源越丰富，越容易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寻求的动机，并且随着“制度禀赋”以及“制度禀赋”与自然资源禀赋交互项的加入，东道国自然资源对中国OFDI的影响系数有了显着提高，这表明自然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之间存在较强的交互作用。从宏观“制度禀赋”看，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对中国对东盟OFDI具有显着正影响，即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越高，吸引来自于中国的投资就越多，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而且不同模型的估计系数差距较小，平均在0.7左右，即制度质量每提高1个单位，OFDI对该东道国的投资会增加约0.7个单位。这一结果验证了邓宁OLI范式中的制度因素，即政府治理水平越高的国家，跨国企业所需支付的交易成本就越低，预期收益就越高，投资就会增加。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交互项的加入，宏观“制度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系数有所提高，可以猜测资源禀赋之间存在较强交互效应。从微观“制度禀赋”看，根据模型（4）回归结果，东盟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表现出显着的负向影响，这与假设2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结果。究其原因，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多为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的营商自由度并没有很高的要求，反而营商环境越高的国家，企业进入的门槛会比较高，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跨国企业可能会选择对那些进入门槛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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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禀赋”的交互作用 内容来自dedecms

首先，关注自然资源禀赋与宏观“制度禀赋”的交互效应。根据模型回归结果，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具有显着正影响，将这种影响效应称之为“自然资源禀赋投资吸引效应”。考虑到宏观“制度禀赋”和微观“制度禀赋”会对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影响效应产生影响，因此加入“制度禀赋”与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根据模型（5）可以得到：，则

由于宏观“制度禀赋”的投资吸引效应显着为正，则随着微观“制度禀赋”的改善，宏观治理水平对中国OFDI的吸引效应会减弱，表现出一定的“替代效应”；而由于东道国微观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具有显着负效应，随着宏观治理水平的改善，微观“制度禀赋”的投资阻碍效应会减小，又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效应”。因此，东道国宏观“制度禀赋”和微观“制度禀赋”在影响中国OFDI的过程中，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微观“制度禀赋”对宏观“制度禀赋”表现出“替代效应”，而宏观“制度禀赋”则对微观“制度禀赋”表现出“互补效应”。 织梦好，好织梦

（3）传统投资引力模型中主要变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

传统投资引力模型认为，国际投资更倾向于投向收入水平更高、市场规模更大的国家，并且更容易发生在距离更近的国家之间。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满足这一规律。根据模型（1）～（7）的回归结果，东盟国家市场规模（GDP水平）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成正比，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就越多，这也表明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具有市场寻求动机。但是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却与中国OFDI表现出负向影响，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动力成本较高，即中国更倾向于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劳动力成本处于较低水平的国家投资，可见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也具有一定效率寻求动机；双边距离也呈现显着的负相关系，即中国更倾向于向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投资。中国OFDI存量规模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总量也呈正比关系，即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总量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越大，这一现象满足Dunning的投资发展路径（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理论（Dunning和Narula，1996），即一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 dedecms.com

从东道国与中国贸易关系看，东道国对中国出口规模与中国OFDI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东道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越密切，越容易吸引中国的投资，这符合Uppsala的阶段化理论（Blomstermo和Dhanma，2003），即企业国际化包括以下几个阶段：偶然的出口、代理出口、建立海外销售机构、海外直接生产。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为当地的中国出口商提供资金支持（Wu和Sia，2002）。一般来说，当地的子公司为中国企业提供信息、国家贸易、交通和金融服务，这类对外直接投资只占少数。某种程度上，这些是后续更多实质性投资的先锋。 copyright dedecms

从东道国汇率水平看，根据模型（7）回归结果，东道国汇率水平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具有显着负影响，即东道国汇率水平越高，对中国的投资行为抑制作用越显着。随着东道国实际汇率降低，中国跨国企业子公司在东道国生产的以当地货币计值的产品在出口时处于劣势地位，即在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值却“缩水”了，进而导致企业出口利润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投资热情，从而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负向激励。 织梦好，好织梦

4.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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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扰动项存在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以及组间同期相关，不同于广义最小二乘法，本文使用一种替代性方法，即利用OLS（即LSDV）估计双向固定效应（时间效应+个体效应）模型，并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方法（PCSE）进行校正，结果如表5所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根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中国OFDI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着；经过面板校正、标准误校正的宏观“制度禀赋”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具有显着正影响，且影响系数要高于广义最小二乘的估计系数；宏观“制度禀赋”与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显着为负，估计系数略小于FGLS的估计结果；东道国微观“制度禀赋”对中国OFDI具有显着负影响，且影响程度要高于其他方法的估计结果，微观“制度禀赋”和自然资源禀赋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正，但是不显着。其他控制变量，如中国GDP、人均GDP、东道国GDP水平估计结果和显着性都和FGLS估计结果相差不大，东道国实际汇率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对中国出口规模和双边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与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方向一致，但是结果并不显着。总体而言，同时处理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的广义最小二乘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copyright dedecms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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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制度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提出“制度禀赋”的概念，分别用WGI数据库指数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营商自由度指数衡量宏观“制度禀赋”和微观“制度禀赋”，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数据，检验了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估计了东道国“制度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分析了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宏观、微观两个维度的“制度禀赋”之间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对东盟OFDI具有资源寻求型动机。根据广义最小二乘的回归结果，东盟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系数显着为正，表明中国的OFDI更倾向于发生在自然资源禀赋较丰富的东道国，也验证了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海外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寻求的动机。 织梦好，好织梦

第二，东道国“制度禀赋”对中国OFDI行为具有显着影响。从宏观“制度禀赋”看，东道国宏观“制度禀赋”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行为具有显着正影响，即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发生在宏观治理水平较高的国家，这些国家政治较稳定，法制水平较高，政府服务较为完善，能为企业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因此能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但从微观“制度禀赋”看，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则表现出显着的负效应，即东道国营商便利度越高，越不容易吸引中国的投资，这可能与中国对东盟投资主要以寻求资源为目的有关。对中国而言，作为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目的地，为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外资，中国需要强化制度建设，加强腐败控制，健全监管体制，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当然，对于中国的跨国企业而言，企业若想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提高对外投资质量，不盲目投资，做好风险评估，尤其注意投资东道国的制度风险。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三，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禀赋”在吸引中国OFDI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交互作用。其中，自然资源禀赋与宏观“制度禀赋”表现出相互替代的关系，可以认为二者显示出一定的“替代效应”；微观“制度禀赋”与自然资源禀赋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存在一定“互补效应”；东道国宏观“制度禀赋”和微观“制度禀赋”在影响中国OFDI的过程中，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微观“制度禀赋”对宏观“制度禀赋”表现出“替代效应”，而宏观“制度禀赋”则对微观“制度禀赋”表现出“互补效应”。

本研究只在投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提出了“制度禀赋”的概念。传统贸易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下一步可以考虑将制度作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将传统基于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拓展到“制度比较优势”，丰富贸易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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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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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明.制度距离、“示范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J].国际贸易问题，2012（2）：123-135.

[2]邓新明，许洋.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5（3）：47-57. 内容来自dedecms

[3]刘晓光，杨连星.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J].金融研究，2016（12）：17-31.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4]王碧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战略与政策[M].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8-10.

[5]叶红雨，韩东，王圣洁.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研究——基于东道国特征视角[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5）：112-120. copyright dedecms

[6]张宇燕.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对国家兴衰的尝试性探索[J].经济研究，1993（4）：74-80. 织梦好，好织梦

[7]赵明亮.国际投资风险因素是否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J].国际经贸探索，2017，33（2）：29-43.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8]周超，刘夏，辜转.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17（10）：143-152.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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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或“ASEAN”），包括新加坡、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两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2]国家政治风险指南是参考全球治理指数（WGI），也将制度风险分为六个方面，包括民主与军政、政治稳定与暴力、治理效率、管制质量、法治程度以及腐败控制。两者的数据库来源很相似。 copyright dedecms

[3]根据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截至期末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而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截至期末境外企业新增股本+当期利润再投资+对境内投资主体的新增负债（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提供贷款）-境外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其中，反向投资额指境外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持股比例低于10％的投资。可见，以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的代理变量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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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SDV及“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L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 Model，LSDV），使用LSDV的好处是可以得到对个体异质性的估计。 本文来自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