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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反经济全球化思潮泛起，并被一些国家付诸于具体的行动，引起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未来发展的忧虑。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遏阻与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密切相关，未来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一是科技进步，二是中国力量。阻力则主要来自：美国从经济全球化的前沿后退，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主要国家的政治意愿不强，难以达成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现有国际组织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彼此之间合作不力。未来经济全球化的中关“双头”模式可能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前提是中关之间不发生激烈对抗；中国要在维护既有国际经济制度稳定的前提下争取制度性权利，围绕共同的利益关切点推动国际经济合作。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宏观经济政策；三元悖论；贸易保护 本文来自织梦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贸易保护措施显着增加，且不限于关税、反倾销等传统手段。而且近年来，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数量也明显下降，多哈回合谈判更是无人提及，一些国家转向范围较小的双边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16年6月，英国通过脱欧公投。2017年，美国新一届政府认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公平地位，先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后提出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甚至认为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对美国也是不公平的。与此相反，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倡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6年在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强调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应是其推动者和贡献者。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四项重大举措。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舞台上的一进一退引人注目、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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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内容来自dedecms

经济全球化主要涵盖生产国际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三方面内容，近几十年来，生产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但金融全球化却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增长活力的同时形成越来越多的挑战。 copyright dedecms

（一）生产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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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国际化指从产业分工到产业内分工的不断细化，产业链依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跨越国界趋向最优，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的国际化、产品国际化、生产过程国际化和科学技术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产业链，发挥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与国际资本和技术有机结合，实现产业升级。贸易自由化则通过降低不同国家和地区问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壁垒和限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找到自己的优势定位，更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生产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还倒逼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同时对效率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部门进行改造升级，为经济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外来资本的利用，一方面，有效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这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是非常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与资本同时引进的是外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有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人才的培养，也推动了其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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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被认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催化剂”，它使各经济体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愈加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以中国为例，虽然自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就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但直到2001年加入WTO才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进程中。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立场，积极推动自由贸易，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最成功的例子。中国加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产品行销到全世界，成为本轮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经济发展实现巨大飞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型经济体增长的奇迹。中国一方面吸纳大量原材料、能源、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将大量优质产品输向全球市场，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巨大的内需市场。2017年中国GDP规模达12.2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5％，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达30％，仅次于美国；中国占世界贸易份额的17％，继续保持全球最大出口国地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多种商品的市场份额名列前茅，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见表l）截至2017年，中国外汇储备达3.14万亿美元，连续12年居世界第一。从改革开放之初几乎不加分别地引进外资，逐渐对外资引入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从资本流入国逐渐向资本流出国转变，经济具备更强的可持续性和正向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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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参与生产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取得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可能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如，中国深度参加到全球生产网络的价值链，但一些重要技术和零部件尚未形成自主研发能力，对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的技术依赖。二是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疏于监管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带来威胁。

（二）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 copyright dedecms

发展中国家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后发优势从生产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但金融全球化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更多是挑战和冲击。从历史经验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资本短缺和“投资饥渴症”。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一方面，他们能更容易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取资本；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的货币并非储备货币，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监管不到位，难免会面临货币错配和杠杆高企的问题。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危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也会大大降低。即使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运行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要，但其宏观经济一直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较大影响。 copyright dedecms

1.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一定冲击。传统上，人们认为金融全球化可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将资金从发达国家引导到边际产出更高的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从而提高全球资金配置效率，发展中国家可由此获得更高的消费和投资增长。但实际上，这种改善在数量上是很小的，对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可能只是其平均消费金额的千分之几。这是因为，虽然金融全球化可使这些经济体加速过渡至稳态资本水平，但由于资金短缺所造成的扭曲只是暂时的，即使没有资本开放，这些国家也能达到其稳态资本水平，只不过会慢一些。而且如果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带来利率的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净债务会增加，其福利水平反而会下降。至于金融市场发展对提升全要素生产力的好处，目前仍然缺乏实证方面的明显证据。按照资本收益递减规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产出比发达国家更高，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资本应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如非洲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资本严重不足，本应吸引大量发达国家资本流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成为发展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并因为1990年卢卡斯在一篇论文中讨论这一现象而被称为“卢卡斯之谜”（Lucas Paradox）。目前理论上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其归因于经济基本面的差异，如科技实力差距、政府的政策和制度结构差异；二是来自于主权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国际资本市场缺陷。其中，制度的质量和稳定性被认为是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见，单纯的市场开放并不能保证从金融全球化获益，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反而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一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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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学者们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分析发现，全球资金流动易受风险偏好的驱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为无须以黄金作为抵押品而少了许多约束。而且凭借其开放和发达程度非常高的经济体系，美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和金融往来，使之比较容易将危机转嫁或蔓延至其他国家，经过一次次的危机，美元的作用和地位反而得到加强。除基于历史惯性形成的遍布全球的巨大交易网络及人们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元作为全球重要的避险货币及美元资产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不可替代性。加之长期以来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可替代货币（欧元因为欧元区自身问题重重，一直无法形成对美元的强力制衡），而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往往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成为抛售对象。因此，在全球普遍出现流动性紧缺的情况下，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回流美国，引发这些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进而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跟随美元指数起起伏伏，汇率出现大幅波动，那些外债占比较高、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尤其为甚，如阿根廷、巴西、土耳其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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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中国家易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冲击。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冲击来自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外溢性，这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愈发明显。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认为，一国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之间只能三选二，即蒙代尔“三元悖论”。但最近的研究发现，在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信用资金增长方面存在全球金融周期。信用资金流入越多的国家，其资产市场对全球金融周期越敏感，全球金融周期不一定与本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一致，主要决定因素之一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它会影响到国际金融体系中银行业的杠杆率、资本流动和信用增长状况。当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全球金融市场总体风险厌恶程度下降，世界范围内的风险资产（股票、公司债券等）价格上升，资金成本下降，金融业信用创造能力显着增强。低融资成本可导致经济活动的扩张和系统性风险降低，但也会鼓励那些更愿意冒险的金融机构和私人部门提高其杠杆率，这样反而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实证分析还发现，更愿意冒险的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水平对融资成本的弹性往往更高。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一国金融系统的杠杆分布越偏向高风险金融机构，这一弹性越大，即利率的较小波动都可能引来信用水平的大幅扩张。相反，一旦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利率回升，资产价格下跌，可供抵押品缩水，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亦随之改变，资本发生短缺，很容易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浮动汇率对化解这种冲击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只能通过一定的资本管制才能相对有效地控制风险。这使“三元悖论”有可能退化为“二元悖论”。因此，在金融全球化下，资本账户过早的完全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弊大于利；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一国也很难实现严格的资本管制。可见，美国货币周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金融周期、甚至经济周期的变动，这种外溢性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较大冲击，对其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也提出很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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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成绩斐然。但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比重还很小，这不仅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不相称，而且还带来一些潜在风险。一方面，迫于满足国际收支平衡和防范流动性风险的需要，中国不得不大量积累外汇储备。庞大的外汇储备占款曾长期是央行负债端最主要的部分，也是央行最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而受到一定削弱。同时，由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所拥有的超级特权地位，即使美国储蓄率比中国低很多，但美国国债的回报率却被压得很低，他们可以享受来自全球成本低廉的资金。2015_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加之美联储回归常规货币政策的预期，中国出现明显的资本加速外流现象，外汇储备减少近1万亿美元。正是因为中国外债结构合理，外债依存度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而且央行及时采取资本管制措施，才有效化解潜在风险。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发生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经济危机，以及此后频现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的“资本骤停”现象，即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突然转向，而出现突然大幅下降的情况（通常以两个标准差衡量）。资本骤停后往往伴随而来的是产出、私人支出的下降，私人信贷的收缩和货币贬值。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如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经常会随之而来。来自外部的冲击是否最终会演化为资本骤停，取决于本国的金融脆弱程度。从长远看，作为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如何应对外部冲击，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值得高度重视。

二、经济全球化遇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遇到一定阻力。一方面，经过多年发展，各国经济通过全球价值链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到一架飞机，小到一部手机，甚至一粒芯片，其生产都可能是由多个国家的许多任务人共同完成。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二是中间产品，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成为常态。在此情况下，为了建立共同的产品、服务和技术标准，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实现一致性监管，加强产权保护，提高通关效率，保障商务合同得到严格执行等等，各国都有推进全球化的需求。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主要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合作方面的意愿却在下降。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和中国加入WTO之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刚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缓慢发展，南北差距巨大。但经过近二十年的全球化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稳步上升，中国还成为最大的出口国；而发达国家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陷入衰退、复苏乏力，南北差距明显缩小。同时，发达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却在快速扩大，民众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不断增长，激发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结。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更加关注国内事务，对外政策表现为国家利己主义，一切以本国利益为重，不承担或减少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在此情况下，很难达成向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提供特殊和有差别待遇的贸易协议。但发达国家所关注和想要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的有关竞争政策、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条件又很难被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织梦好，好织梦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存在“世界经济的三难政治选择”，即超全球化、民主政治和国家主权三者无法同时存在，最多只能在三者中取其二。如果想深化全球化，就要放弃一部分主权或一部分民主；选择高度全球化和国家主权，就需要穿上“金色紧身衣”，即财政从紧、小政府、低税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私有化、放松监管和对外开放；如果选择高度全球化和民主抉择则需要放弃一些国家主权，融入更高程度的全球治理体系。（见图1）虽然罗德里克早在2001年就提出这一想法，但直到十年后该理论才重新浮出水面。彼时发生了欧元区危机：欧洲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又让各成员国保留各自的政治控制力，欧盟各成员国虽然有独立的财政政策，但不能通过汇率和货币政策解决其各自的经济问题。英国脱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民众希望将民主决策权力转回英国本土的意愿。从罗德里克“三元悖论”的角度看，这也是去全球化，回归主权和民主。由于美国仍然能操控大量国际规则，它受这个“不可能三角”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从美国现行的政策仍可看出，其有弃“全球化”而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的倾向。在美国国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有或多或少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只有跨国公司和传统的民主党派还在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不会愿意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分享主权，因此“不可能三角”中的“国家主权”可被看作是既定的条件，这样一来就需要在民主决策和高度全球化中做出取舍，如果想更多地融入全球化中，可能就需要放弃一些民主决策权力。罗德里克认为全球化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需要对应适度的水平。这也说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各种经济资源在全球配置，各国国内政策或多或少让位于国际经济规则及不同集团利益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当贫富差距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而会阻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社会需要反思和调整，继而通过国家间的反复博弈，寻找到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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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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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后，世界经济的融合已达到一定程度。全球化生产和分工日益深化，生产要素和生活资料的市场融合不断扩大，每个国家都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中所指出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1]展望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推动力，也有一定阻力，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dedecms.com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 dedecms.com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主要大国的战略选择。放眼未来，科技进步和主要大国的战略选择仍将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但主要大国的实力格局对比20世纪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copyright dedecms

1.科学技术的进步仍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虽然在本质上仍没有脱离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更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传统的全球化理论关注的是资本的积累，科技进步被看作是外生变量；而在未来的全球化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将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原始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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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科技进步可缩短全球化的空间距离。一般来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总量与各国经济总量正相关，与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负相关。因为距离越远，商品运输成本越高。而技术的进步可将这种距离成本一步步缩小，其中运输技术和信息技术尤为重要。运输技术的发展，如低成本的空运和海运、集装箱运输技术，大大降低了人和货物跨境流动的成本，使国际贸易的物流费用大幅度下降。其次，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信息流跨境传播的速度，让全球分工、全球生产这种组织方式成为可能。最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使跨国生产和产品贸易的成本大大降低，使世界经济真正变成全球经济。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产业内国际分工程度更加细化，全球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显着提升，各国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与传统全球化对商品或生产要素流动的关注相比，新一轮全球化更多关注和强调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和传输。 dedecms.com

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涉及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产权保护并不是越严格越好。因为严格的产权保护虽然能激励创新，但却因垄断限制了社会整体从中获益。如，关键的药物和粮食生产技术等如果保护期很长，可能很多人因为买不起药和粮食而难以生存。从长远看，过度的保护不利于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更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相对松散的产权保护虽然能为技术落后国家获取技术上的好处，但也不利于这些国家鼓励创新行为，长期看也可能出现技术上的依赖和技术水平的落后。因此，国际产权保护规则应是适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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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将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主要大国的战略选择和为适应全球化发展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起到指导性作用。二战后，为避免亚欧大陆国家被苏联同化，美国从孤立主义向放眼全球的战略转变，带领国际社会制定一系列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是20世纪全球化迅猛推进的重要基础。当美国从全球化的主要领导位置后退，其战略收缩留下的空白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历史机遇。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未来有望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赋予全球化新的内涵，即以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解决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以协同联动的合作模式打破目前全球各国发展失衡的难题，以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搭建和巩固共商、共建的平台和机制，以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弥补目前发展成果不能普及全民的困境。其思想内核是以公平发展、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和目标，构建共同繁荣和共同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价值准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其实现路径是不断优化全球治理结构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强调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协商合作，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共建”是在自愿基础上，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体系，探索灵活务实、切实照顾发展需求和国家安全的合作治理新模式；“共享”就是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版全球化的一个伟大设想，它着眼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注重对实体经济而非虚拟经济的投资，惠及沿线所有国家。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签署了100多份合作文件。配合“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还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创建了亚洲投资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为这些国家的投资提供配套资金支持。中国还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国也从未关闭与美国对话的大门，甚至主动邀请美国参与新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协商的谈判。此外，中国还在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些都说明，中国将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坚定而重要的力量。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阻力 copyright dedecms

经济全球化的旧模式及与之相伴的全球治理模式，已无法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寻找新的范式和新的治理机制。当前，经济全球化主要面临来自三方面的阻力： 本文来自织梦

1.美国从经济全球化的前沿后退，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二战后，美国基于自身的强大实力，出于与苏联的对立和巨大经济利益的考虑，有足够的愿望和能力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通过WTO降低全世界关税水平，促进贸易繁荣；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维持国际汇兑和支付体系的稳定；通过开放其国内市场，解决了二战后各国购买力不足的问题。相反，现在美国政府对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失去兴趣，更多强调双边安排的作用，不愿对多边主义投入更多资源，使多年来国际社会为加强全球治理所做的努力及相关成果面临半途而废的风险。[1]国际社会一时难以迅速做出相应调整，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化推进中的主要阻力。 本文来自织梦

2.主要国家的政治意愿不强，难以达成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在最初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这个全球化体系时，给予了发展中国家一些优待。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严重，就业状况恶化；其国内分配也不平衡，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下，民族和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另外，发展中国家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整体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仍低于发达国家，不可能有与发达国家完全公平竞争的实力。即使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分歧。在分歧难以弥合的情况下，主要国家难有很高的积极性参与全球化协商。这也是为什么多哈谈判搁置多年，新协定难以达成，甚至出现“不同意就是同意”（“an agreement to disagree”，2015年内罗毕会议）现象的原因。

3.现有国际经济组织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彼此之间合作不力。目前，经贸领域最为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如IMF、世界银行（WB）和WTO等都面临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尴尬局面。面对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IMF既没能提前做出预警，对相关国家的救助也并没有起到期待的效果；WB在帮扶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上取得一些成绩，但仍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等问题；WTO多哈回合迟迟难以达成协议，现行的乌拉圭回合协议难以应对国际贸易领域的最新发展，自贸区和区域一体化迅速发展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和影响提出挑战。究其原因，在于这些组织大都还沿袭二战后的框架，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既得利益国家不愿意放弃自身的特权，而新兴经济体日益崛起的影响力在其中难以体现，这就出现了矛盾，极大地挫伤了这些国际组织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此外，越来越多国际组织覆盖不同区域范围和不同交叉领域，其组织运行、形成决议和有效约束成员国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由于无法实现对国际社会的有效约束，各种机会主义、短视行为、以邻为壑的行为时有发生。而新兴的国际组织一方面还没有形成足够广的覆盖范围，另一方面也没有足够的经验有效发挥约束机制和作用。所以，至少短期内国际社会难以避免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制度框架层面的短板，而这将减缓全球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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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未来轮廓及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

从长期看，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放缓不过是转型和调整期，其发展主线并没有改变。如果要描绘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粗略轮廓，经济全球化的中美“双头”模式可能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要在维护既有国际经济制度稳定的前提下争取制度性权利、围绕共同的利益关切点推动国际经济合作。 dedecms.com

（一）未来经济全球化的中美“双头”模式可能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美国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意愿不强，但在现有全球化制度框架内，美国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中国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但目前还没有足够实力马上扛起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旗，只能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和符合自身理念的方式进行。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全球化可能是由中美两国共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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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头模式正常发挥作用，是以两国不发生直接激烈对抗为前提。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利益高度融合和交织，中美两国间相互协调与合作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全球化的未来。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双方有必要认真研究对方的发展方略和利益关切点，寻找新的合作机会。中国已明确表示，不会与现有强国争夺所谓世界“领导权”，不会追求世界霸权，而是主张各国都应顺应全球化的潮流，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但至少从目前看，美国似乎更愿意重启大国竞争模式而不是大国合作模式。在经贸领域，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发起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如果美国对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发生误判，是否会影响到其后续政策的调整，并导致转向全面遏制中国还需观察。 本文来自织梦

中国要适应大国地位，更好地发挥全球性大国的作用。首先，向世界阐明令人信服的想法和意图。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利用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技术和资金，带动包括中国自身和所有参与国的共同增长，而不是对外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美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是试图“输出”中国模式，而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经贸安排的补充，目的是促进地区及全球经济的健康、均衡发展。其次，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倒逼中国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国已宣布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意味着，随着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中国将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已走到历史的转折点，从追赶美英日等发达国家走向局部领跑，未来还将从制造业中心走向创新中心和金融中心。

（二）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 dedecms.com

1.要在维护既有国际经济制度稳定的前提下争取制度性权利。制度规则在经济体系运行中无可替代地发挥着根本性和决定性作用。基于此，当前对中国应如何扛起全球化大旗，作为新兴引领者发挥作用的路径，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在现有的国际制度框架内推动改革并提升影响力；第二种观点认为更好的方法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制度，以此来提升制度性权利，进而促进已有的国际体系改革；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在争取制度性权力和维护既有国际制度的稳定两者中间平衡并行，同时推进自身的改革。[2]第一种观点完全寄希望于既得利益国的妥协，推动国际组织的改革并提升中国的影响力，这是不现实的。从中国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才得以在IMF提高融资配比和投票份额，即可窥见一斑。但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制度也非中国一己之力能实现的。更现实可行的方案是第三种观点：在维护既有国际经济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力促其边际改革和调整，同时争取新的制度性权利。中国一直以来都支持WTO、IMF、WB、G20等国际经济组织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积极推动多边和区域白贸区谈判，为改革和完善地区和全球经济制度而努力。尤其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G20国家一起在全球治理上做出很多积极探索。所以，中国可围绕现有国际经济制度框架下的短板，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如，面对IMF对发展中国家救助不力，中国与多国中央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为弥补世界银行开发贷款资金不足的问题，中国牵头组建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面对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中国积极推动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虽然这些都是刚刚起步，但通过实施这些方案，我们获得了一些制度性权利。下一步可能需要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有些新举措，以应对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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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围绕共同的利益关切点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中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对诸多困难与风险，如何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就是一大难题。由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差异和政治体制的不同，有些国家难以避免地对中国这个新崛起的新兴大国存在不理解甚至戒心，面对中国力量的迅速增强感到紧张也都在情理之中。为此，中国需要寻找共同的利益关切点作为合作突破口。寻求共同的利益关切点有助于提升彼此之间的互信，也易于引起更多相关国家参与的兴趣。通过在合作中增进彼此的了解互信，充分尊重和考虑到各方诉求，实现双方甚至多方的共赢。如，由中国主导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易被一些国家误读为战略扩张。这就需要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更从东道国的利益角度考虑谋划项目，为东道国寻求经济增长点、培育产业，推动东道国更深入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通过长期的实践过程发挥关键性甚至主导性的作用，积累较高声誉，有助于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从追随者向领导者的角色飞跃。 内容来自dedecms

五、结语 内容来自dedecms

综上所述，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遇阻与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密切相关。面对美国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撤退，中国虽然不能马上补上缺口，但可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地施加自己的影响。未来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一是科技进步，二是中国力量。阻力则主要来自：美国从经济全球化的前沿后退，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主要国家的政治意愿不强，难以达成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现有国际组织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彼此之间合作不力。未来经济全球化的中美“双头”模式可能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前提是中美之间能达成合作；中国要在维护既有国际经济制度稳定的前提下争取制度性权利，围绕共同的利益关切点推动国际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傅莹.全球化进退中的中国选择[N].中国新闻周刊，2018-03-01. dedecms.com

[2]唐彦林.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对策及中国的应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3）：30-45.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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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源：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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