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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波动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并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重要影响。本文分析了1981—2016年以来中国30个省级区域财政收入和支出及其细分项目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出波动性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政府收入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但政府支出的波动性提高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财政收入的规模本身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关键词：波动性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经济增长

一、问题提出

经济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重要话题，而财政政策的冲击被认为是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来源。卢卡斯（Lucas，1975）对经济周期成本的计算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是无关的。随后，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RBC）模型指出，驱动技术进步的外生随机过程是趋势增长和周期性波动的共同根源，从而将二者联系起来。从克尔门迪和马圭尔（Kormendi&Meguire，1985）的探索开始，出现了大量关于波动性与长期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文献。这个主题下的实证研究主要以国家为对象而展开，其中雷米和雷米（Ramey＆Ramey，1995）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证明了GDP高度波动的国家增长率较低，尤其是当样本缩小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体后。随后，多篇文献得到了与相同的结论。但是，另外一些研究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这些文献的主要结论是：产出增长的波动性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

许多学者探究了波动性的种类或来源，分析不同来源的波动对长期增长的效应。他们通常分解出GDP主要组成部分，计算具体部分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科伦和腾雷罗（Koren&Tenreyro，2007）认为经济波动来自大型外部冲击、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微观经济粘性以及脆弱的制度。一般来说，可以把波动性的来源归纳为生产性因素与非生产性因素。埃夫伦赛尔（Evrensel，2010）探讨的腐败就是非生产性因素的一种。法塔斯和米霍维（Fatas&Mihov，2003）关注的财政去中心化程度与地方财政自主性同样可以归为非生产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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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给宏观经济带来的波动性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近期的研究通常单独将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作为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如阿凯等（Akai et al.，2009）。也有一些文献将两者协调起来进行分析。例如，罗西和祖贝里（Rossi&Zubairy，2011）基于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法（FEVDS）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GSE）模型发现，政府支出的冲击主要影响了中期经济波动。本文关注的是财政政策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效果，来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财政政策本身可能是经济波动的来源，通过影响经济周期，进而阻碍经济增长。阿列辛娜和瓦齐格（Alesina&Wacziarg，1998）认为财政政策约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正负效应会相互抵消一部分。与之相反，法塔斯和米霍维（2003）的研究表明因财政政策自由裁量的变化导致的产出波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使产出增长率降低0.8个百分点。布鲁内蒂（Brunetti，1998）则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技术冲击驱动的单部门RBC模型，发现财政政策的稳定效果主要取决于劳动时间如何进入家庭的周期性效用函数和相关劳动力市场行为。加力（Gali，1994）分析了税收、政府支出对于总产出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所得税具有破坏稳定的效果，而政府支出则可以降低波动性。卡尔达拉等（Caldara et al.，2012）区分了财政冲击与财政波动性的冲击，并将脉冲响应函数加入财政波动性冲击的计算，以构建一个新凯恩斯模型，发现财政波动性对于产出的冲击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基本相同。巴丁格（Badinger，2012）特别关注到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利用88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外部特征来确定内生的周期性政府支出对经济长期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周期性财政支出政策放大了产出波动，会给长期增长带来负向影响。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较多对中国经济波动的产生原因以及短期波动影响长期增长进行探讨的文献。如陈昆亭等（2012）发现，中国1978年以前，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1978年之后，二者的关系为正相关，并建立了一个基于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随机增长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1]。有很多经验性文献使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波动性对长期增长影响，但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2]、池建宇和赵家章（2015）[3]的研究支持了雷米和雷米（1995）的结论，即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方向为负，但也有学者并不支持这个结论，如李永友（2006）[4]。 内容来自dedecms

而以中国经济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为分析对象的实证研究，大多数将关注点落在了政府行为如何影响经济波动和增长，其中包括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货币供给等[5-6]。不过，由于中国省级政府货币政策选择有限，地方政府财政开支及其波动性始终是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龚六堂和邹恒甫（2001）发现政府支出的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消费间的跨时替代弹性[7]。饶晓辉和刘方（2014）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可以解释25％的产出波动[8]。黄赜琳和朱保华（2015）发现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可以解释7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9]。陈利锋（2016）调整了传统的NK-DGSE模型后发现，无论是消费性政府支出冲击还是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都具有“依存于部门”的特点，即对于制造业部门、服务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并不相同[10]。整体而言，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关注较少，也就没有涉及政府收入与政府支出在宏观经济波动、经济增长中作用差异的对比。

本文测算了1980年以来中国各省级区域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波动性，以及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各细分项的波动性。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由政府财政政策带来的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不仅衡量了政府收入的波动性和政府支出波动性对长期增长的影响，还关注了财政收入和支出各分项波动性的效应；不仅将收入支出的绝对水平纳入了计量方程，还测算了收入支出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财政分项的选择上，考虑了2006年中国财政计算方法的重大调整，仅选择了数据较完整的税收收入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减少了因数据缺失可能造成的结果偏差[1]。此外，本文使用的数据从1981—2016年末，能够涵盖最新的宏观经济周期与动态变化，从而有效地减少动态面板模型的误差。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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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献都证明了政府收入与支出的波动性对长期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控制变量的选择可能会弱化各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的显着性。因此，计量模型中需要加入的控制变量就需要进行谨慎的筛选。表1是近年来在这个主题下的相关研究中控制变量的选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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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大部分文献最核心的控制变量包括：投资占GDP比重、期初人均GDP、初始人力资本、人口平均增长率。本文同样选择以此为基础构建控制变量。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波动性的度量方法。现有估计潜在产出波动性的方法包括单变量滤波法、多变量滤波法、生产函数法以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法。相比较而言，尽管以HP滤波为主的单变量滤波方法在平滑系数的设置上不具有经济含义，但更多学者认为这个方法较好的拟合了真实经济波动。在所有单变量滤波中，与HP滤波相比，BP滤波参数选取过于随意，而且还会损失样本数[9]。因此，本文选择HP滤波方法测算地方政府收入支出总额、税收、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以及总产出的波动性。由于不同的λ值不同的滤波器，决定了不同的周期方式和平滑度，本文将平滑系数设定为目前被认为最合理、使用频率最高的6.25。 copyright dedecms

本文观测了1981—2016年中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情况，以6年为一周期将数据划分为6组（如1981—1986，…，2011—2016）。为控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在所有回归过程中都使用了bootstrap方法来得到标准误。此外，考虑到可能存在异常值的干扰，使用了缩尾方法来处理各变量的离群值。 dedecms.com

为了分别考察政府总收入波动和总支出波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以下两个基本计量方程：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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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代表省级区域，t代表周期（t=1981—1986，1987—1992，…，2011—2016），α1和α2代表每个省级区域的个体效应。此外，g是人均实际GDP增长率，R是政府收入的绝对水平（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表示），E是政府支出的绝对水平（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表示），σR是政府收入波动，σE是政府支出波动，σY是产出波动。X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初始人均实际GDP水平（logY）、投资占GDP比重（I/Y）、人口自然增长率（日）。其中，人均实际GDP水平以1981年价格为基期，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特别地，在式（1）和式（2）回归时还加入了R和E的平方项，这是为了检验不同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以及一个对于中国各省级地方政府来说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规模。 内容来自dedecms

三、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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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copyright dedecms

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政府收入与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06年以前对应“行政管理费”科目）、税收收入、人力资本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地统计年鉴[2]。控制变量中的部分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上发布的分省年度数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对每一个财政变量都考察两个部分：一是每个变量占GDP比重，二是每个变量的周期性波动，它们通过每个变量在跨期6年的子周期的标准差来反映。表2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与主要解释变量的波动性基本情况。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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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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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3中，报告了政府总收入、政府总支出以及它们的波动性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为了控制各省级区域的个体效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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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1）中显示只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时，所有控制变量的符号与经典文献的结论完全一致，并且都在5％的水平统计显着。特别是，logY符号显着为负，这也验证了中国各省经济增长在长期中存在收敛趋势的结论。 本文来自织梦

在列（2）的回归中加入产出的波动性。结果显示，产出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着为负，从而验证了雷米和雷米（1995）的结论。列（3）和（4）列考察了财政收入及其波动性对增长的影响。在未加入政府收入的平方项时，政府收入与收入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为负数，并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着。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平方项不显着。尽管如此，在将平方项加入模型后，政府收入的波动性的负面作用仍然显着，甚至更稳健了（p值更接近0.000）。列（5）和（6）列描述了财政支出及其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结果显示，虽然回归结果的显着性小于收入波动性（仅在10％统计水平下显着），但政府支出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是存在正向影响的。不过，政府支出的规模本身及其平方项对经济增长却没有显着影响。这说明政府支出的波动性、绝对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取决于政府规模的大小。与政府收入情况相同，即使加入了支出的平方项，政府支出波动性仍然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面影响。列（7）除了控制变量以外仅加入了产出、政府收入、政府支出的波动性，计量结果显示三个变量均保持与列（3）—列（6）相同符号及显着性，并且政府支出波动性的影响更显着了（p值从0.061降低到0.013）。列（8）在列（7）模型基础上加入了政府收入、支出占GDP的水平。除政府支出水平外，所有解释变量均在5％的水平显着。这样，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政府支出的波动性对增长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政府收入及其波动性均不利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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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分析政府收支规模及其波动性对增长的影响。在表4中分析了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的细分项（税收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与它们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dedecms.com

可以看到，加入不同的解释变量组合时，产出波动性对增长的影响仍然显着为负。根据列（3）和列（4）的结果，税收占GDP比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负面效应，并且这种效应与政府收支的相对规模无关。当税收的平方项加入回归时，税收波动性的作用依然显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税收的自主性，但也引起了政府之间不正常的税收竞争，这就导致地方税收波动幅度加大。此外，从税收结构来看，地方税种收入中共享税占比过大，除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其他均属于小额税种。税源分散导致地方税收征收困难，非常不稳定，地方税收的波动性提高会影响当地的增长[11]。 dedecms.com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波动性对增长则表现出显着的正向影响，这个结论可能与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波动方向及其顺周期性有关，同时也说明了政府支出中各个科目的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必然是不同的，正负相互抵消，最后决定了政府支出水平的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整体作用。阿西莫格鲁等（Acemoglu et al.，2003）提出总产出的波动性的一个来源是对政府行政人员的管制不足，而长期来看，这会抑制经济增长。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使用了多种方法对初始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进行稳健性检验，不仅包括在原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这一新的控制变量，还使用了两种方法解决初始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dedecms.com

稳健性检验的第一步，选择将原模型中的个体效应剔除。表5呈现的结果是去除了省级区域个体效应之后，产出波动、政府收入波动、政府收入对经济增长依然呈现出显着的负面作用。与初始模型结果相同，政府支出波动的正面效应依然在10％水平下显着；政府收入的平方项、政府支出及其平方项均不显着。这个结果与初始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进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与确定财政政策的方向时，有必要考虑中国各省级区域的实际情况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表5的结果表明初始模型是稳健的。并且可以推测，正是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数据可能存在失真的情况，才导致了在加入个体效应时没有得出与国外大部分研究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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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需要对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财政波动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对于前者，如果政府支出与税收对于产出波动的弹性小于1，在跨度长达6年的周期中如果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会出现政府支出、收入占GDP比重下降。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将政府支出与政府收入的初始值引入模型以解决内生性的问题。根据表6呈现的结果发现，产出波动的作用与初始模型的结果相同——在没有考虑与政府支出有关的控制变量时，产出波动在不同模型中均对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另外，政府收入的波动性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

解决内生性更好的一种方法是使用工具变量。考虑采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滞后项及各省的规模（用年末总人口的对数表示）作为政府支出与政府收入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织梦好，好织梦

表7列（1）、列（2）是将总人口对数作为政府收入的工具变量时回归的结果。在没有加入平方项的2SLS与随机效应模型里，产出波动性与政府收入波动性均表现出了显着的负面影响。列（3）和列（4）呈现了总人口对数作为政府支出的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与初始模型结果相同，政府支出的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始终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在2SLS回归中P值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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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同样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变量。在稳健性检验环节，我们使用各省当年高等教育毕业人数的对数来度量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了新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表现为显着的正向影响，这符合的预期。在加入了新控制变量后，产出波动性仅在列（4）不显着。从表8可知，在包含政府收入平方项的列（4）中，政府收入波动每提高一个单位，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就会降低大约1.005％。另外，政府支出波动性在列（5）—列（8）中均在1％统计水平下显着，并且符号为正。这些结果均与表3对应的结果相同，从而验证了初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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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内容来自dedecms

理论上来说，财政支出增加后会提高总产出水平，也会在短期对个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政策的不稳定性与地方政府的自主权，被认为是长期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本文在控制了年初产出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后，验证中国省级政府收入支出及其分项的绝对水平与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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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各省级区域的产出波动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用。这种作用在去除个体效应之后仍然显着。不论是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还是主要针对发达经济体；不论是对中国整体宏观经济进行分析，还是对地方政府进行研究，这一点被大量国内外文献证实。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二，地方政府收入及其波动性显着地阻碍了经济增长，其效应并不随政府规模的改变而变化，这种消极影响较大可能来自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不稳定。

第三，地方政府支出的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政府支出是地方政府经常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较强的波动性不但直接影响产出，而且有可能提升消费者和企业对经济的信心，促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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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各省级区域税收占GDP比重及其波动性对经济增长均存在负向效应。这种作用可能来自分税制造成的各省级区域之间的不正当竞争（比如互设障碍、争夺税基，或通过政策洼地、过度让利式的吸引外资），放大了地方税收波动性的负面效应。

基于以上结果，针对中国地方政府当前的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波动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地方政府进行资金预算安排时，应注意保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确保政府机关运转的必要资金到位。但更重要的是提高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与服务水平；（2）需要灵活地根据经济增长水平进行调整支出，片面地降低政府支出的水平并不等同于GDP快速增长。在特殊时期采取波动性较大的反周期的调控方向，也可能带来正面效应。例如在经济过热时，通过控制总需求及转移支付进行调控，以防止产生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放大经济的不正常波动，进而减缓长期经济增长；（3）中央应逐步调整税收结构扩大税基，减小税收的波动性，并重新考虑财政分权的最佳程度。地方政府则需要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基础，寻找最适合本地的财政收入来源，避免过度压低税收，带来异常的政府收入波动。 dedecms.com

参考文献： copyright dedecms

[1]陈昆亭，周炎，龚六堂.短期经济波动如何影响长期增长趋势?[J]经济研究，2012（1）：42-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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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二坡，曾五一.转型期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12）：10-23，187.

[3]池建宇，赵家章.短期经济波动如何影响长期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证据[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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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永友.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减损效应：中国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科学，2006（4）：8-14，124.

[5]郭庆旺，赵旭杰.地方政府投资竞争与经济周期波动[J].世界经济，2012（5）：3-21. dedecms.com

[6]刘霞辉.为什么中国经济不是过冷就是过热?[J].经济研究，2004（11）：58-68. dedecms.com

[7]龚六堂，邹恒甫.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1（9）：58-63. 内容来自dedecms

[8]饶晓辉，刘方.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J].经济研究，2014（11）：17-30. copyright dedecms

[9]黄赜琳，朱保华.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J].经济研究，2015（3）：4-17，114.

[10]陈利锋.政府支出的构成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南方经济，2016（4）：1-23.

[11]樊勇.中国县级政府税收收入的结构、规模及影响分析[J].中国财政，2011（12）：46-48.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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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6年中国对政府收支分类进行了改革，不再设置基本建设支出，新增了社会保障与就业，并且将行政管理费用转换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目。因多个省级区域的教育、科技1998年以前支出数据缺失，并没有将这些指标加入计量模型。

[2]由于数据原因，本文选择除港、澳、台和西藏以外的其他30个省级区域作为研究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