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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减少国际投资规则对美国的约束，特朗普政府在修改北美自贸协定（NAFTA）的谈判中，极力主张采取“选择性”的ISDS机制，即在面临外国投资者的法律诉讼时，接受国政府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受第三方国际仲裁机构的裁决。特朗普政府关于ISDS的立场，也意味着对美国过去几十年来关于投资保护原则的背离。如果特朗普政府的建议获得落实，则外国投资者将无法直接通过第三方国际仲裁机构向接受国的政策提起诉讼。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关于ISDS的政策主张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美国商界和国会相关党派议员的强烈反对。 copyright dedecms

　　（世经评论·北京）二、特朗普政府国际投资政策的调整
　　
　　虽然特朗普政府至今并没有就国际投资政策专门发表正式声明，但其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表明对美国传统的国际投资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体现为更频繁地干预企业的跨国投资（包括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企业的对美直接投资），更加强调美国的经济主权，以及主张弱化国际投资规则对接受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限制。
　　
　　第一，干预和限制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往届政府在对外投资上的传统立场不同，在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政策团队看来，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直接或间接地向海外转移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增加了贸易赤字，并对美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对外投资持公开抵制立场。 内容来自dedecms
　　
　　早在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就一直竭力反对美国企业将工厂迁往其他国家。自2017年初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频繁借助“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限制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投资。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通过威胁征收关税、减少政府采购等方式，对考虑将生产基地外迁的美国企业发出警告，称任何离开美国的公司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特朗普本人多次威胁将对那些在海外建立工厂，然后把产品回销国内的美国企业征收税率为35%的惩罚性关税。他还频繁通过社交媒体对开利（Carrier）、福特、通用汽车、莱克斯诺德轴承制造公司（Rexnord）、食品业巨头亿滋国际（Mondelēz International）等计划将工厂转移到国外的美国企业进行逐个敲打。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公开表扬将生产基地留在国内的美国企业，并允诺给予各种优惠补贴。为了缓解制造业外迁不断增加的趋势，以及为了吸引美国企业将海外工厂转移到国内，特朗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府监管改革和能源改革，放松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和取消对传统能源的开采限制，帮助企业合理降低成本和能源开支。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在2017年底成功地推动国会通过新的税收法案，大幅度降低美国企业的税费负担，并对将海外利润汇回国内的美国公司给予一次性税收优惠，吸引制造业回流。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二，加大对外来投资的安全审查力度。虽然特朗普政府重视吸引外资，特朗普本人及其内阁经济部门成员都曾公开表示欢迎外来投资，并连续两年在华盛顿举办由奥巴马政府发起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Select USAInvestment Summit），但相对于前几届政府，特朗普政府在对待外来投资上更加谨慎，其外资政策具有明显的安全化倾向和民族主义色彩。
　　
　　在对待外来投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认为外国投资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包括为美国工人和家庭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促进出口和研发以及提高美国企业的总体生产率，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外来投资尤其是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外来投资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极力主张加强对外来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
　　
　　在外来投资的安全审查上，特朗普政府的力度明显高于往届政府。在其执政第一年，CFIUS对240项外来投资进行了审查，而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的2009和2010年，类似的审查案件不到100件。在2007年，只有4%的案件进入了CFIUS第二阶段的调查阶段，而在2017年，有将近70%的案件进入了调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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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政府对外来投资的谨慎立场，还体现在关于CFIUS改革的一系列主张上。2017年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提出了改革CFIUS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Investment Risks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该法案对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体制进行了大量修改，包括扩大CFIUS的审查范围、改革审查流程、增加CFIUS运行经费、加强国会监督等。与往届政府对国会的类似立法持抵制立场不同，特朗普政府积极支持国会此次立法努力。在国会推动FIRRMA的过程中，不仅包括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总检察长在内的数位高级官员公开表示支持，白宫也专门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会通过该法案。在参议院于2018年1月底举行的听证会上，来自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在作证时不仅支持将部分外国合资和“绿地投资”纳入审查范围，包括高技术领域的合资、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敏感设施附近的不动产交易等，还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外资安全审查力度的建议，如降低外国国有企业在投资美国企业时向CFIUS进行申报的投资比例门槛等。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类似立法过程中，行政部门一直反对将这些类型的投资作为CFIUS的审查对象。
　　
　　第三，强调国家经济主权，主张弱化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具有约束力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是“美式”国际投资协定的主要特征之一。该机制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第三方仲裁机构向接受国政府提起诉讼，以此提高外国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水平。由于担心外国投资者利用该机制来削弱美国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法规，美国的劳工、环境和健康组织自1994年以来一直主张削弱甚至取消该机制，包括要求外国投资者在利用ISDS机制之前，必须首先走完接受国国内的法律程序，以及要求用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取代ISDS等。美国国会在《2002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2002）中也专门指示行政部门明确投资保护的范围，确保“在美国的外国投资者在投资保护上不被赋予超过美国本土投资者所享有的权利”。
　　
　　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在2004年和2012年分别发布的BIT模板中，虽然采纳了国会的部分建议，对投资保护的定义和ISDS条款做了更加详细的界定，但总体上依然保留了ISDS机制的强约束性。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国际投资规则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专门为ISDS进行辩护，指出根据过去20多年的经验，“我们不认为ISDS赋予了外国投资者诉讼政府的额外渠道，不认为国际投资争端应该在国内法院解决，不认为ISDS削弱了政府监管的能力……相反，我们相信在国际法框架下提供一个中立的国际论坛来解决投资争端，能够减少冲突和保护我们的公民。”
　　
　　与前几届政府的立场不同，特朗普政府主张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谈判中弱化甚至取消ISDS，认为该机制一方面削弱了美国的国家主权和政府对外资的监管权，另一方面还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快了美国企业将工厂转移到国外的步伐。在2017年3月发布的总统年度贸易政策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要强化美国的经济主权，反对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凌驾于国内法规之上。为了减少国际投资规则对美国的约束，特朗普政府在修改北美自贸协定（NAFTA）的谈判中，极力主张采取“选择性”的ISDS机制，即在面临外国投资者的法律诉讼时，接受国政府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受第三方国际仲裁机构的裁决。特朗普政府关于ISDS的立场，也意味着对美国过去几十年来关于投资保护原则的背离。如果特朗普政府的建议获得落实，则外国投资者将无法直接通过第三方国际仲裁机构向接受国的政策提起诉讼。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关于ISDS的政策主张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美国商界和国会相关党派议员的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