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智库

    分析和认识现阶段我国经济的追赶空间和增长潜力，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涉及到我国发展目标和调控政策的制定。客观分析我国增长潜力需要综合考虑到追赶规律、技术背景变化和具体国情、国际环境。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需处理好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传统动力与新动力、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关系。 内容来自dedecms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2017年经济显现企稳迹象，GDP增速有望高于上年。经过长时间调整，经济稳定在中高速平台的有利因素在增多，但还面临杠杆率高、需求不振、信心不稳等困难，增长前景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此轮增速下降的过程中，经济运行的动力、结构和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中短期分析框架已不能给出有效解释，需要放在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增速开始下降的阶段，学术界曾就增长阶段转换的机制和潜在增速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随着增速逐步企稳，未来我国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可。然而，此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两年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理论分析的基础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前期理论研究中的发现和争论也需进一步探索。正因为理论分析还不够深入，在现实经济工作中，对未来增长前景的估计容易受到景气状况的影响。景气状况好，则对未来信心就足；景气转差，信心就会动摇。

织梦好，好织梦

    过去几年，中央也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特征适时归纳概括，先后提出“三期叠加”“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判断。这些判断中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增长或发展阶段的转换。从理论上深入研究阶段转换对增长潜力的影响是理解和丰富中央经济工作思想的应有之义。实际上，最近几年经济现实的变化也为理论分析提供了新的启示。 本文来自织梦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既体现出后发追赶型经济的基本规律，也会体现出技术进步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还会体现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情特点。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统一起来，对于科学认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规律，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水平是决定追赶型国家增长潜力的基础性因素

    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的发展是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现代国家的转变，同时也是从吸收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后发追赶过程。工业化规律、追赶规律是分析增长阶段转换中潜在增速的主要理论根据，而其核心变量则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dedecms.com

    前期的学术讨论主要是从上述思路出发，其中两类观点最具代表性。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比照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相对水平关系密切。从东亚经济体发展经验看，相较美国我国人均GDP水平较低，提升空间巨大，未来仍可保持较长时期的高增长。二是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中不变价的人均GDP绝对水平对需求结构，进而对经济潜在增速有重要影响。我国已经达到增速出现转折期的人均GDP绝对水平，所以潜在增速会出现台阶式下降。

    上述两种观点都准确地将分析起点落到人均GDP水平上，并将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结合起来。但是，由于选择的指标和视角不同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增长前景的分歧并非只在理论分析和国际比较中显现，上述两种观点均可在现实经济中找到相关证据。比如，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居民消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显著差距，似乎意味着可将发展空间转化为较快的经济增速，从而支持第一种观点。与此同时，最近几年传统产业弱化、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似乎又支持第二种观点。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实际上，矛盾形成的关键不在于是选择了人均GDP绝对水平还是人均GDP相对水平，而是因为在应用国际经验时，没有考虑不同时代技术背景变化对GDP绝对和相对水平内涵的影响。 织梦好，好织梦

    （一）技术前沿固定时，从相对和绝对水平出发会得到同样分析结论

本文来自织梦

    1.人均GDP绝对水平决定居民需求结构和投资行为，进而影响追赶型国家的潜在增速

    人类需求满足是生理现象，存在从基本生存需求到高级精神需求的递进关系。比如，先要满足基本的吃、穿、住、行，而后才会更多考虑旅游、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需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需求变化带来的产业升级呈现出一定规律性。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上世纪70年代，对57个国家三大部门在总需求中的占比进行研究，认为其变动趋势与人均GDP水平存在确定的相关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不同需求结构要求的生产体系不同，其内含的技术进步和积累模式存在差异。比如，居住和出行所需要的产品为房屋和汽车，配套生产体系为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化工业。处于此类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以较快的速度推进，从而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当此类物质性需求稳定后，进入旅游、教育、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阶段，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速度放缓，潜在增速会逐步回落。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人均GDP相对水平影响后发国家的追赶空间和技术引进潜力，从而影响潜在增速 dedecms.com

    从供给角度看，人均GDP往往代表了劳动生产率。除了技术前沿国家，劳动生产率提升并没有阶梯性的制约。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后发国家引进生产技术时，既可以从低端开始，也可以直接进入中高端，不存在顺序上的刚性约束。比如，电视技术出现要晚于汽车，但发展中国家可以先引进电视生产设备再引进汽车生产设备。再比如，火车运输技术是从普通铁路发展到高速铁路，但后发国家可以直接引进高铁。国际经验表明，与前沿国家的人均GDP差距大，后发国家可以同时引进的技术和产业就会更多，实现挤压式或追赶式增长的强度就会越高。

本文来自织梦

    3.人均GDP相对水平对潜在增速的影响存在作用的窗口期

本文来自织梦

    由相对水平差距决定的追赶空间按什么样的节奏转化为潜在增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追赶型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当追赶型国家处于物质性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通过技术引进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就较大。当其处于服务性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通过技术引进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就会变小。这是由于，需求结构不同会影响到产业投资强度和技术转化模式。制造业投资强度大，技术进步可通过设备投资实现；服务业投资强度低，技术进步只能更多依靠人力资本提升。图1显示了2015年30个国家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以及自身GDP增速的对应关系。从显示的样本中可以看到，人均GDP在美国20%—30%以下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国家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物质性消费快速增长，工业占比处于高位。而处于高收入的国家，无论相对水平是美国人均GDP的40%、50%或80%，其经济增速并无趋势性变化。这说明人均GDP相对于前沿国家达到一定水平后，其对应的追赶空间对潜在增速的影响会降低。 dedecms.com

织梦好，好织梦

    4.静态分析时，人均GDP的相对和绝对水平是统一的，共同决定着追赶的空间和潜在增速

    在前沿国家发展水平固定的情况下，后发国家人均GDP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一一对应。绝对值从需求结构的意义上，相对值从技术引进空间的意义上，共同决定着后发国家的追赶空间和潜在增速。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前沿国家不发展，由于后发国家自身的发展，其人均GDP水平提高后，随着需求结构变化、技术引进空间变化，潜在增速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说，一定的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潜在增速也是一一对应的。静态情况下，无论是从相对水平还是绝对水平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然而，正如在本节开始时所指出的，在国际比较中往往涉及历史时期改变和前沿国家自身的发展。这种改变从增长分析的抽象意义上看，主要体现为后发国家面临的技术背景不同。正是由于没有考虑到技术前沿的进步，立足于绝对水平的国际比较往往低估发展潜力，而立足于相对水平的国际比较则往往高估发展潜力。正确认识发展水平对追赶空间和潜力的影响，需要从静态的分析进入到技术背景变化的动态分析中。

    （二）技术背景变化，绝对或相对人均GDP水平所对应的增长潜力不同 织梦好，好织梦

    由人均GDP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归纳分析出的增长规律在技术背景变化的动态分析中，不能简单进行国际比较，需要根据情况具体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1.技术进步后，同样人均GDP绝对水平所代表的需求和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简单国际比较会低估增长潜力 内容来自dedecms

    从人均GDP绝对水平看，不同历史时期即便是可比价的消费水平，其结构也会发生改变。虽然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性消费，从低端消费向高端消费升级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但是其具体构成会随技术进步而变化。比如，同样是满足居住需求，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当今中国，在住宅中配置家用电器的品种和数量就会有很大差异。按可比价人均GDP绝对水平计算，当前我国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和90年代中期的韩国相似，都处于经济结构变化、增速下降的阶段。但是，由于过去几十年间技术水平的进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比于日韩同等发展阶段，我国在新产业的发展方面强于当时的日韩，但在一些传统领域的发展仍显不足。比如，日本在1974年增速转换时，城镇化率为56.8%；韩国在1997年增速转换时，城镇化率为79.7%。而201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3%，但户籍人口仅为34.7%，城镇化蕴藏的传统动力仍还没有充分释放。 dedecms.com

    从供给角度看，技术进步会对满足消费的生产结构带来影响。比如，PVC等新型化工材料的引入就会对原有传统金属材料形成替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家用磁带录音机、传统相机等产业消失。技术进步的节约效应引起投资减少，使传统需求对增长的带动作用降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产品成本缩减，这将会扩大同等收入水平下居民的消费量。这些技术背景的变化，提醒我们利用人均GDP绝对水平分析增长阶段转换和未来增长潜力时要考虑结构性因素。

copyright dedecms

    人均GDP绝对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受技术进步影响，无论是需求还是产业结构都存在差异，具有重大政策意义。与日韩同处于按人均GDP绝对值计算的增速转折期时，我国传统需求和产业发展成熟程度会低于日韩。由于传统需求和产业具有较高的经济拉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何我国转换期增速下降幅度低于日韩，或者说增长的潜力高于日韩。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增速转换时，我们仍能观察到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等领域普遍存在的供给不足。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由于前沿国家发展，同等人均GDP相对水平，更晚发展的国家将有更高的人均GDP绝对水平，简单国际比较会高估增长潜力

    随着前沿国家技术进步和发展，虽然具有同样的人均GDP相对水平，但更晚些的追赶型国家会有更高的人均GDP绝对水平。正如前节指出的，当人均GDP绝对量达到一定水平后，服务需求比重明显上升，由相对差距代表的追赶空间并不一定能转化为较高的潜在增速。根据麦迪森估计，我国当前人均GDP相对美国的水平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初相对美国水平相当，但并不意味着我国会像日本一样在当前的水平上仍可再高速增长20余年。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美国又发展了60多年，同样相对水平对应的绝对水平大幅提升。实际上，1955年日本经济指标恢复到二战前水平，被认为是战后高增长的起始年份，而我国当前已经增长了30余年。当我们利用国际经验时，由于前沿国家发展和技术进步，实际上已涉及到了追赶问题的动态分析。而在动态分析情况下，人均GDP绝对水平与相对水平不再是对应关系了，就形成了国际比较分析中的矛盾。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综合来看，静态条件下绝对水平分析可能低估了我国未来增长的潜力，相对水平分析可能高估了我国未来增长潜力。虽然按人均GDP绝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已进入增速转换期，但技术进步的历史背景使我国有了更好的增长条件。虽然按人均相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相对美国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物质性消费已充分发挥，不可能长期处于高增长水平上。同时考虑到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仅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增速出现转换后，潜在增速应高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和韩国90年代中期增速转换后的水平，并低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

本文来自织梦

    国情特点和国际环境也会影响到增长潜力 dedecms.com

    （一）从国情特点看，我国在增长阶段转换后有更高的潜在增速

dedecms.com

    中国作为体量巨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进程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增长阶段转换后可争取实现更高潜在增速。

内容来自dedecms

    1.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特征使我国在增长阶段转换后，拥有更多制度改进红利 dedecms.com

    中国是一个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经济体。伴随市场深化，我国实现了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后，市场继续深化仍有很大潜力。一是我国仍有大量生产资源未能充分进入市场。比如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经济价值还没得到充分开发。二是受所有制改革滞后影响，银行、国企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市场主体应有的效率。三是垄断和基础领域未充分开放、生产效率低下，从而拉低经济整体效率。四是随着服务业加快对外开放，国内生产、流通领域技术进步将提高总体经济效率。最后，市场化过程对居民经济意识和行为的影响是逐步展开的，中西部地区正更多地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这将通过微观主体更加市场化的行为影响到未来增长潜力。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市场空间巨大，为我国培育新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与日、韩以及台湾省的重要不同在于内部市场巨大。如果战略措施得当，这将对培育新产业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起到重要作用。从供给角度看，韩国、台湾在高增长阶段，始终没有像日本一样成为全球性生产平台，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量太小、生产资源有限。OECD通过数量化测算，认为中国在2005年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生产平台。东亚各国已将各自中间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从日本转移到中国。这种全球生产体系节点性地位对产业发展、竞争力提升带来重要机遇。国内市场大，可通过规模优势降低新产业的进入成本，并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如，百度、阿里等企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主要受惠于广阔的国内市场。在高增长时期，我们广泛使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可更多依靠巨大的国内市场分摊科研和开发费用，提高创新性产业的竞争力。

dedecms.com

    3.城乡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蕴藏着经济增长新动力 copyright dedecms

    东、中、西部经济不平衡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也为产业在国内转移、延长生命周期创造了条件，进而拉长后发优势释放的时间。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雁行模式，一些生产环节先是在日本，而后转移到韩国和台湾省，过去数年间又转移到中国内地。对于小国来说，随着人均GDP提高，要素成本上升会迫使产业和企业跨国境转移。但是，我国不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则发挥了协同优势，更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织梦好，好织梦

    我国城乡间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显现二元发展特点。广大农村地区既有大量未充分市场化的生产要素，又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前，可调整工业化传统思路，通过城市可移动生产要素（资金、技术）向农村不可移动生产要素（土地）的转移，在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充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释放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潜能。

织梦好，好织梦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体量大、外溢性强等特点也会对我国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是国内需求会明显抬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发展形成制约。二是作为生产大国，国际市场需求空间相对不足，制约了我国产能扩大和释放。三是由于人口多、体量大，增长阶段转换后，一两个高增长行业难以支撑起中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创新和突破。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国际环境变化，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来自织梦

    后发经济体的追赶是在不同国际经济环境下实现的。二战后几十年间，国际经济格局、产业特点、技术状况发生巨大改变。如果漠视国际发展环境的差异，就很难将历史经验科学地适用于当代中国。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国际经济格局出现重大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超过发达国家，将提供新的需求空间 dedecms.com

    上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增长引擎逐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半以上贡献来自于非经合组织成员。本世纪的最初10年，有83个发展中国家人均经济增长率超过经合组织成员的两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对全球贸易增长和资金流向带来重要的影响。过去20年间，世界商品贸易扩张了近4倍，而南南贸易则剧增10倍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明显扩大了全球需求空间，有利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本文来自织梦

    需要强调的是，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经济增长。OECD研究表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资源进口增加了这些国家的收入，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帮助它们克服了发展瓶颈。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资金和技术往来深刻地影响着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并对我国的发展形成正向反馈。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实现更高潜在增速创造了条件

    国内外新技术进入爆发式增长的阶段。互联网、通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发展使后发国家可以绕开发达国家企业先前设定的技术壁垒，直接进入国际新产业。我国腾讯、比亚迪等公司的发展壮大，都是借助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机遇。制造业领域的互联网改造，可以释放出新增长空间。传统服务领域技术进步速度慢，随着服务业占比提高，将影响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然而，通过互联网对就业、销售、家政等服务领域的渗透，可大幅提高其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经超过欧盟平均水平。2006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只占美国的7.6%，到2016年专利申请量已占到美国的76.4%（见图2）。这些变化都反映出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正在快速提升。 织梦好，好织梦

    3.全球价值链调整增加了我国开拓国际市场的压力

    国际金融危机后，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成为各国结构调整的重要议题。能源革命带来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智能制造、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共同打开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新优势和新空间。在“再工业化”浪潮下，发达国家一方面把持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在中端市场重建竞争力。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受中国出口导向战略成功的鼓舞，集中优势力量发展制造业，广泛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投资，利用低成本优势在世界市场中抢占中低端份额。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双边挤压”下，我国出口竞争优势受到较大侵蚀。另外，近两年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政治氛围使发达经济体对制造业岗位流失和市场份额下降更为敏感，并采取各种贸易壁垒保护其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和逆全球化思潮都会对我国未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织梦好，好织梦

    充分释放增长潜力需要正确处理好三个重要关系：正确认识当前实际增速和潜在增速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培育经济新动力和挖掘传统动力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内容来自dedecms

    充分释放增长潜力需要正确处理的三个重要关系

    增长阶段转换是后发追赶达到一定水平后，客观规律与时代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并参考国别经验，认识到原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和刚性制约，又要客观分析自身经济特征和时代特点，以开阔的思路推动创新发展，实现从上中等收入水平跨入高收入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重要关系。

内容来自dedecms

    （一）正确认识当前实际增速和潜在增速间的关系 织梦好，好织梦

    增速变化是增长阶段转换的直接体现，也是认识引领新常态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然而，阶段转换后潜在增速具体是多少，却难以精确回答。国际比较虽然可以提供参考，但历史环境和国情差异很大，可借鉴性有限。通过传统的供给和需求空间分析，可大致估算出潜在增速水平。但是制度调整、新技术和新产业打开的增长空间，在估算时难以准确度量。寻找和构建新常态可持续增长的平台，实际上就是摸索潜在增速的过程。在高增长时期，潜在增速可通过历史数据分析获得。进入新常态，潜在增速需要在改革中去创造、在调控中去发现。这种变化使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间的关系。 内容来自dedecms

    1.受景气状况影响，当前实际增速不能直接反映中长期潜在增速

内容来自dedecms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轮经济周期。最近一轮周期的扩张期启动于2001年，持续到2007年。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了周期的自然演进，增速快速回落。在危机应对政策的作用下，2010年经济增速回升到10%的高位。2011年后经济进入收缩阶段，延续至今。与以往不同是，此轮周期的收缩阶段与经济结构重大调整重叠在一起，确定潜在增速难度更大。但是，企业和政府负债处于高位、制造业投资处于较低水平、国际市场仍未充分恢复。这些关键性的指标都反映当前经济仍处于周期的谷底附近，此时的经济增速不能直接反映中长期潜在增速。 内容来自dedecms

    2.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维持宽松货币供给等政策，宏观调控拉高了经济增速 内容来自dedecms

    面对增速持续下行和转型期风险多发的局面，政府强调底线思维，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扩大总需求稳定经济增长。同时，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供应，为经济转型升级和风险防范创造有利环境。实施积极宏观调控政策，提高了实际经济增速，成本是推升全社会负债水平和杠杆率。这也是通过资源跨期配置，调控经济的应有之义，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的实际经济增速并非是经济体系依靠自发力量达到的速度。

内容来自dedecms

    3.全面深化改革仍在推进、效果尚未充分显现，增长潜力并未充分释放

内容来自dedecms

    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改革开放释放了制度红利。目前，我国大多数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但关键领域、基础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仍在进行中。比如，涉及面广的能源资源领域，市场准入改革仍在推进，竞争程度还不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偏低，改革空间还很大；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正在进入快速拓展期。随着改革开放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方面的作用逐步显现，将有助于潜在增速的提升。

    上述三个因素中，景气状况、改革不到位对实际增速有抑制的作用，政府宏观调控对实际增长有拉升作用。目前的经济运行状况，并不是潜在增速的自然反映。我们既不能把改革不到位、景气状况导致的增速下降视为潜力不足，也不能误将政策刺激的短期效应视为增长潜力。新常态的潜在增速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努力争取的，不是自动实现的，也不能从现实增速简单照搬。

    （二）正确认识培育经济新动力和挖掘传统动力间的关系

    进入增长新阶段，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资边际效率下降，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然而，处于动力转换阶段，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同时，不能忽略传统动力的改进提升空间。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既不能漠视增长阶段的变化，也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

    增长阶段转换是追赶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发达经济体超过七成的增长动力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其经济运行处于高端的表现，也是其经济增速处于低位的原因。我国当前所处的阶段是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起作用的阶段，也是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向发达经济体收敛的阶段。我们既要看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特别是通过原始创新推动的增长，是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后我国主要的增长来源，又要看到，受制于科学技术进步自身规律约束，这种形式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投入较大，速度有限。当前我国只在局部技术和产业领域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资金实力，开展原始创新需要结合客观条件推进。

    高增长时期，持续的高投资带来边际效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问题。但是也要看到，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经济体差距仍较大。实物形态的资本实际上也凝聚了大量技术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均占有资本的差距上。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转折时，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仅相当于美国的23%，而1974年和1997年日韩经济增速出现转折时，人均资本存量相当于美国分别为36%和47%.保持较快的投资增速，继续缩小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长期任务。所以，从供给侧看，发挥投资拉动的传统动力仍有一定的空间。

    从需求动力，特别是消费结构的转换看，近年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居民需求层次提升，上述领域进入快速发展期。然而，新消费动力快速增长并不意味着传统衣食住行类消费就已得到充分发展。我国大量常住人口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生产和消费体系。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基本消费需求远低于户籍居民的平均水平。1978—2000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18.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率提升12.9个百分点。然而，2001—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17.1个百分点，但城镇居民消费率反而降低了1.7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率没有随着城市人口增长而同比例上升，城乡结构优化所蕴藏的消费升级贡献并没有得到体现（见图）。这是由于非户籍居民的消费潜力未得到释放。 copyright dedecms

    另外，大量海外代购也反映出我国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质量在满足人民需求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而城市交通紧张、居住环境不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也反映出传统需求领域仍有进一步开发的空间。 dedecms.com

    2.转轨经济的制度性因素既透支了部分增长空间，也制约了传统动能的释放

    我国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政府对经济运行介入程度较高既是发展型国家的现实需要，也是旧体制遗留下的问题。为了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经常用低地价等补贴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较低，投资冲动过度扩张的不利影响。行业景气状况较好时，这种行为确实能够推高增速。增长阶段转换行业发展进入低潮时，就会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机场、公路、广场等看得见的基础设施投资超前，但城市地下管廊、农村地区等不容易看见的基础设施投资则相对不足。增长阶段转换后，我国新旧动能的转换不能简单对比其他经济体。

织梦好，好织梦

    3.体量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传统动力的释放空间仍较大 copyright dedecms

    正是由于转轨经济的特点，推进改革开放早、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动力释放就较为充分，经济发展水平就高。而开放较晚，市场经济意识发展缓慢、公有制成分占比不合理的区域，增长动力释放就不足。按人均GDP水平看，中西部地区仅为东部地区的60%，进一步释放中部和西部的增长潜力的空间较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同时存在的是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收入提高了的农民工生活方式和水平逐步向城市居民靠近，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污水和垃圾处理、文化医疗设施严重不足。这些需求如果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得以实现，也能够释放出新的增长动力。 dedecms.com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转型期，增长潜力释放不仅仅取决于市场自发力量，政府作用也是其重要影响因素。适应经济转型的新要求，需要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其中的关键又在于正确有力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1.转型期政府引导发展、释放潜力的职能并未弱化

    政府在若干重要领域依然起着市场培育和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技术背景和国际环境密切相关。面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发展中国家激烈的同质竞争，政府需要在遵守市场规律的同时，积极发挥市场规模巨大等有利条件巩固扩大我国产业竞争优势。比如，低空领域开放、近地空间利用、深海资源开采这些人类经济活动的新疆域，需要在政府引导下发展。基因工程、高分辨遥感、量子通信和计算、受控热核聚变等突破性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既需要政府投入科研经费，也需要政府引导其商业化应用。扩大服务业开放，在金融、信息服务、文化娱乐培育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也需要政府政策支持。 本文来自织梦

    国际经验显示，增长阶段转换后追赶型国家产业政策的作用并未弱化。日本在1973年之后，面临严重能源资源约束，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低速水平。日本政府通过节能和新技术的开发，配合产业结构调整，快速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又提出“新技术立国”“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等政策，推进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督促要求下，韩国调整国内大型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建立了更加市场化的体系。但是，韩国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并未削弱。1997年，韩国政府颁布《21世纪网络韩国》将数字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经过多年发展，韩国信息产业发展已处于世界前列。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改革进程中受扭曲的利益关系需要政府推动调整。改革开放在带来福利普遍增加的同时，利益在行业间、区域间、职业间的分配不能保证完全公平。这是改革从局部地区、局部领域逐步突破的必然结果。改革形成的利益扭曲，只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方面是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释放增长潜力的渠道。从短期和局部看，有可能是财务支出的负担，但是从宏观和长期看，则为持续增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2.持续释放增长潜力，需要政府调整经济社会工作重点

内容来自dedecms

    增长阶段转换后，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并未削弱，但工作重点需要根据形势变化作出调整，从而促进增长潜力的持续释放。

    培育创新生态和环境的要求在提高。增长阶段转换后，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将增速保持在中高速水平是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其重点又在于通过更多原始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就要求政府积极培育创新生态和环境，倡导勇于创新、容忍失败的文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基础性研究和共性技术的政府资金投入，完善金融领域支持创新的政策体系，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内容来自dedecms

    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角色须调整，应更加偏重市场规则制定。高增长时期，居民衣食住行等传统需求增速稳定，发展方向易于把握。地方政府对产业发展介入程度较高。增长阶段转换后，行业技术路线变化快，需求热点时常转换，政府难以精确把握发展趋势。此时，政府应更多做好信息发布、标准和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从而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

    对外经济交往更加频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任务加重。我国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市场份额持续提高，显著影响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经济政策外溢性明显加大。积极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既是提升我国国内政策有效性的内在要求，也是与其他经济体谋求共赢，形成良性竞争合作关系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与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加剧，贸易纠纷、投资限制等事件频发，也需要政府投入更大精力营造有利的国际经贸环境。

    社会问题相对突出，对政府社会管理提出新要求。增长潜力变化在影响经济增速和结构的同时，凸显了发展中的社会问题，需要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建设。例如，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加快，失业人员可能增加，需要有更加完善的社保体系兜底。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提升对医疗、养老服务提出更高要求。此外，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新兴媒体的发展，人民公平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本文来自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