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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鸿儒、朱克力：融资难与金融创新
发布时间：2018-04-28 作者：派智库 来源：中国金融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随着我国创新发展逐步进入活跃期，创新型企业，特别是私营部门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背后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和相应的体制机制性壁垒亟待破解。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今天，许多创新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境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应该说，随着我国创新发展逐步进入活跃期，国家整体研发投入规模及强度快速上升，创新要素加速向企业集聚，企业创新所需要的投融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但是，相对于新时代下创新驱动发展的紧迫要求，创新型企业，特别是私营部门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背后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和相应的体制机制性壁垒亟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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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些年大规模实地调研发现，在融资难的种种表现中，总量上的难题已得到了显著改进，但结构性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如，融资成本、融资便利性及融资效率与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差异)高度相关；许多民营、中小企业尽管创新意愿强，但因融资难、融资贵造成创新成本居高不下，在创新收益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这些企业投入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究其原因，这与整个经济运行体系中的创新资源错配，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各类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不足、服务效率不高，支持创新投入的金融政策体系不健全、执行效果不佳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性因素都有很大关联。
企业创新融资困境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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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昂贵”的过程，因为这需要足够的资源来启动、维持和保障。不仅如此，因为创新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创新投资的回报本身难以保证，这给创新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效率带来了巨大挑战。在中国经济进入市场化改革攻坚期的今天，这一挑战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家统计局2016年发布的全国企业创新调查数据显示，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所面临的创新外部条件(包括融资环境)差异较大。
就企业规模而言，大企业在获得融资等一系列外部创新资源或条件上要显著优于中小企业。调查结果显示，缺乏银行贷款的小企业占比14.6%，而大企业仅11.2%；缺乏风险投资的小企业占比7.1%，而大企业为6.8%。由此，获取外部创新资源的受限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创新动力。数据显示，小企业“缺乏创新动力”的占比指标大大高于大企业，前者高达15.3%、后者仅7.7%。进一步看，创新动力不足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大企业在总的创新投入水平上(包含研发支出、购买设备或软件、从外部引进技术等)分别是中型企业、小企业的1.8倍和2.9倍。仅就研发活动而言，无论是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还是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大企业均大幅领先于中型企业、小企业。如，大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的57.1%，中小企业分别为22.0%和20.9%。创新投入水平的不足更进一步地影响了企业创新的产出质量和效率。无论是产品新颖度(即具有“国际市场新”的企业占比)还是新产品的盈利水平(销售收入占比)，大企业的表现都要更好。同时，规模越大的企业，拥有自主品牌的比重也越高。尽管小企业是我国开展创新活动企业的主体(绝对数量占比高达76.14%)，但无论是创新的活跃度还是创新的成功率，中小企业的表现均不如大企业。
就企业所有制类型(治理结构)而言，也存在类似的结构性问题，即来自不同部门(国有、私营、外资)的企业在获取外部创新资源和创新表现上差异显著。如，私营企业在研发投入强度(0.6%)、创新费用支出强度(0.9%)都明显落后于国有企业(分别为0.7%、1.6%)和外资企业(0.9%、1.4%)。创新投入不足很大程度上与不同类型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门槛有关。以银行贷款为例，反映创新活动阻碍因素中“缺乏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比例为9.2%、外资企业为7.1%，而私营企业的该比例高达15.4%；反映“缺乏风险投资”的情况也类似，国有企业仅为4.2%、外资企业为4.9%，而私营企业则高达7.6%。同时，反映“创新成本过高”的私营企业比重(18.9%)也高于国有企业(15%)。可见，相对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而言，私营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主要受制于过高的创新成本(包括融资成本、机会成本等)。考虑到民营企业是当前我国企业创新的主力军——在所有登记注册类型中规模最大(近10万家)，创新的内生动力、活跃度以及产出效率也相对较高，必须加快破解私营企业所面临的资金难题，帮助私营部门降成本，让所有的创新型企业在享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正向有效的激励政策上有更多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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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融资困境的关键成因
创新资源的错配现象凸显。尽管我国在过去十年间，以研发投入、研发人员规模为代表的创新资源总量投入巨大、增速惊人(研发支出规模占全球仅20%，研发人员规模全球第一)，但在不同部门间、不同区域间、不同行业间(包括企业)差异巨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国拥有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它们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不如私企，专利申请和授权相对于研发的弹性显著低于私企，却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这说明创新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存在资源错配的问题。除了财政投入，在促进创新的供给侧因素上，一些政府机构(包括受政府影响较大的国有金融部门)仍然控制了相对多数的优势创新资源。如果不能通过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改进这些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效率，将极大地拖累企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源泉，创新资源的错配不仅会严重抑制或降低私营部门投入高风险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还会使一些低效率、高利润的产业部门抬高国民经济中多数产业创新的机会成本，引发逆向激励，导致创新型企业难以得到充分的市场激励，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力和能力的提升。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尚不健全。尽管我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也初具规模，但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仍十分突出，特别是在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促进初创期、早中期、成长期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方面有限。如，资本市场规模还不够大、结构也不尽合理，未能充分发挥出资本市场调配社会资源和企业资源的作用。一方面，从融资规模和融资效果来看，仍然以间接融资、银行融资为主，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也很小(近些年每年股票融资占整个社会的融资基本在5%左右徘徊)。由于贷款等负债方式提供的资金期限短、成本高，与权益类资本融资方式相比，不能很好地适应研发与创新投入的长周期、高风险特点，还加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很多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未能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股权和债权融资。尽管2004年开设中小板市场、2009年开设创业板，近些年区域性的场外交易市场发展也有所提速，但仍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同时，针对场外交易市场缺乏法律和监管、放松对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有交易机制和股东人数等限制、加快新三板与主板间的转板制度等一系列机制性难题不能有效破解的情况下，创新型企业的融资困境还将加剧。
各类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不足、服务质量不高。近些年，在我国金融部门资产不断扩张、业态不断创新的同时，整个实体经济的融资条件并未出现明显地改善，甚至引发各界对金融创新“脱实向虚”的担忧。这也成为创新创业大繁荣背景下改善融资环境的重要考量。一些金融创新“脱实向虚”和监管套利的倾向，不仅会加剧金融泡沫和金融风险，还将严重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落地，更不利于良好创新生态的培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再次显示出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此，金融创新必须紧扣实体经济(特别是创新活力强、生产率高的部门)的真实需求，不断改进金融服务、降低流通成本，提高金融中介效率、分配效率和普惠程度。
支持创新投入的经济、金融政策不完善，执行效果欠佳。从更广泛的经济、金融政策范围来看，现行一些政策举措及手段仍然鼓励生产而非鼓励创新、鼓励数量扩张而非质量提升、鼓励物质资本投入而非智力要素投入。如，不少金融政策鼓励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过度的管制、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仍然存在，资本市场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效果尚不明显。这不仅造成了许多创新型企业融资成本过高，民营企业(特别是初创型、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缺乏不动产等抵押物)，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影子银行”、金融脱媒与不动产投资的过度扩张，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不少民营企业家反映当前民营企业贷款利率过高(普遍在12%～15%，有的地方更高)且多为短期贷款，融资渠道不畅(主要是正规渠道少、渠道层级也过多)，一些地方的补贴政策扭曲等因素相对凸显。同时，一些市场呼声较高的扶持政策或法律法规出台迟缓，如扩大创投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天使投资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相关法规设立，以及商业银行投贷联动、民营银行监管制度等。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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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融资难背后的创新困境，根本上是要建立健全创新与金融的结合机制，真正发挥金融创新对企业创新的助推作用，以融资环境及制度的全面改善激发提升我国企业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尽可能减少或降低因资源配置或激励扭曲造成的企业创新“结构性失衡”。
政府部门要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营造公平、透明、有序、开放的市场环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和激励创新活动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为促进创新与金融的有效结合，必须加快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适合各类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形成各类金融(创新)工具协同支持创新发展的格局。既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也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瞄准企业需求、利用新技术创新金融产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