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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斌:数字中国建设中的文化发展新路径:数字创意产业、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发布时间:2018-09-06 作者:派智库 来源:文化月刊 浏览:【字体: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了全球的前列。麦肯锡《2017数字中国报告》中认为中国是全球42%电商份额占有者、超过美国11倍的移动支付量级、全球1/3独角兽诞生地,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力量,并显示出极大的增长潜力(麦肯锡在《2017数字中国报告》中最新产业数字化指数指出中国与美国间的数字化差别正在快速缩小,2016年美国的数字化指数仅是中国的3.7倍,而2013年仍高达4.9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新动能,其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可以给其他领域带来福利,在行政管理、社会发展、文化繁荣和生态环保等诸多领域进一步发挥其提升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向其他领域拓展的过程本身也是数字经济拓展使用场景,开拓潜在市场的内在需求。而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循环扩张,数字经济也将进一步拓展、带动建成数字中国。 dedecms.com

数字创意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数字中国建设中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文化自信的新基础。一方面,“十三五”期间,数字创意产业首次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成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制造、绿色低碳产业并列的五大新支柱产业,规划到2020年,形成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相关行业产值规模达到8万亿元,若规划如期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将会进一步向上攀升,文化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能力也会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树立文化自信,既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也需要丰富且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而数字创意产业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文化产业部门,是满足居民文化需求的核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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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创意产业革新了文创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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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彻底革新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生态,切实提升了我国文化的原创能力,给我国文化创意带来了弯道超车的机遇。 织梦好,好织梦

数字技术首先改变了文化消费方式。几乎所有的日常文化消费,无论是资讯获取、买书买票、视频会员、游戏点卡等都早已数字化、网络化了,便捷的渠道极大地繁荣了文化消费。而随着互联网社群的发展,文化消费越来越取决于文化认同,而这种文化认同已经开始影响到文化生产。消费者通过意见舆论、投票、众筹等多种反馈方式,已经可以深度地影响票房、明星、甚至剧本、拍摄的走向。 织梦好,好织梦

相较于通过消费的间接影响,数字时代更加鲜明的特点是数以百万计的UGC(用户生产内容)替代了以PGC(专业生产内容)为主的传统文化生产方式。不同于经典创意理论将创意活动视为具有较高知识门槛和组织门槛的专业化活动,创意阶层是与普通大众相对应的精英阶层,互联网极大地降低了创意活动的知识积累、产业组织和传播成本,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激发了大众创意活力,扩展了创意素材来源,推动了越来越多创意者进入创意产业行列。这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的创意来源,使得我国在现代文化领域首次出现了如网络文学、直播等我国原创、发达国家模仿跟进的文化产业新业态;另一方面,创意者和消费者相互激发的过程,也有助于创意者更好地迭代创意、把握创作规律。大基数和快迭代也无疑增加了文化精品产生的可能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而互联网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和以UGC为主的新生产方式也使得明星创意者、个人创意的重要性更加显现,对文创产业和社会协作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互联网使得一些部门脱离了空间和人员限制,降低了内部交易成本,因此龙头企业有能力在原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通过平台化的方式进一步向上下游和相关领域广泛延伸,成为具有行业基础设施特性的平台企业,极大的增强了对行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公开写作、数字出版、版权授权和知识产权交易等门槛大大降低,大企业对外部创意的交易(搜索)成本也大幅降低,创意者获得收益的渠道也更加畅通,更多的个人创意者和工作室等小微企业创业单位开始涌现,或从大企业的创意部门独立出来,成为平台内容供应商或大企业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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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这种市场主体变化相适应的,是文创产业组织方式的变化。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分工体系进一步改善了原有产业分工效率,通过众包等形式实现了更加大范围、专业化的分工,促进了创意在不同文化产品类型中的快速周转,提高了创意尤其是优质创意本身的商业价值,进而激发了大众创意的热情。同时,数字创意企业通过市场需求和生产者需求的大数据分析,能够不断地开发生产性辅助工具,更好地赋能创意者,实现更加便捷、高效和优质的创意。 织梦好,好织梦

这一套基于扩大创意者来源、优化平台分工、增进文化认同和加强创意互动的数字创意产业生态,是近年来文化繁荣兴盛的主要推动力。同时,数字创意产业生态所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数字创意企业对传统文化机构的鲶鱼效应也初步显现,如故宫和腾讯合作的青年创新大赛等给数字创意者带来了更加丰厚的创意素材,而创意者也从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视角出发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更多内涵,产生了《故宫门海》等一系列独特视角的优秀数字创意作品。 内容来自dedecms

更大的生态系统:从数字创意产业到数字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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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产业和事业不断融合,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惠及数字文化公共服务。互联网而不是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已经成为大部分居民获得大部分文化服务的主要来源,甚至对于不少进城务工人员等用户而言,大部分免费互联网文化产品的质量远高于他所能接触、愿意去享用的一般公共文化服务。因此,数字文化公共服务,早已没有“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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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条件下,公共文化服务至少面临两大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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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如何更好地通过数字技术,提升以场所为核心的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当前博物馆、图书馆等传统文化机构利用数字技术的主要做法与数字技术当初颠覆文化产业生态的路径相似,主要是基于用户端的优化,如通过网上预约门票、借还书籍等措施更为便捷地服务群众。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一些大型文化机构如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通过文物、场所、活动等数字化工作,建立起了基于互联网的文化传承、展览展示、科普教育、甚至文化社交等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其产生的数字文化素材也更好地服务了数字文创产业。但是这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现有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整个体系效率不高的问题。还有大量的传统文化机构缺乏数字能力,需要更加多样化的数字技术介入以盘活现有存量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使之能够更加高效、精准地发挥作用。而这将是下一阶段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构建的重点:一方面大力推进现有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放化,通过数字文化资源开放,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数字文化公共服务设备、终端和内容的建设,丰富数字文化产品,完善公共服务分发渠道,并通过互联网更加高效地征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对接需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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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文化本身的公共服务属性。在数字化和城镇化两个大潮的裹挟下,现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逻辑基础早已松动,人口的流动、信息获取介质的变化,本质上要求公共文化服务转变发展思路,从设施导向向产品导向转变。从数量上看,现有网络空间中文化产品和服务已经极大丰富,已经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升现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品质量、公共属性和社会效益的问题。同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要加强数字分发能力建设,更多地从海量且不断快速增长的产品和服务中发掘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文化服务,并将其精准地提供给服务对象。而这种精准,既包括基于大数据的分发,也应该依赖于公共文化服务对象的反馈。 织梦好,好织梦

而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当如何更好地适应数字创意产业生态,融入数字创意产业生态,进而拓展这一生态的问题。数字时代的公共文化服务,可能并非是一部分人服务另一部分人的模式,而是每个人服务每个人的模式,是互相娱乐、互相满足、互相提升的过程。现有的产业生态已经可以实现激发海量创意者创造大部分免费的文化产品,但这些作品质量良莠不齐。通过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参与,开放更加优质的文化资源,融入、改善和提升UGC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共同形成一个更加开放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有利于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将是未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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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加本质的角度探讨,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不仅要娱乐,还应该赋能。现有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最为人所诟病的正是“娱乐有余,赋能不足”。这个赋能,不仅仅是现有的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文化等可以部分实现的赋予知识、赋予技能,更应该充分发挥数字文化的优势,通过社群互动、榜样激励、排行榜效应等措施,通过先进文化引导,激发人向上向善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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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赋能城市、区域和整个国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数字文化不仅仅赋能了创意者,更是通过赋能城市、赋能公共服务体系的方方面面,助推了特色发展、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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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过分重视城市的物质环境发展,带来了“千城一面”等问题。这不仅仅是城市风貌的同质化,更是城市定位的同质化。城市的定位都是中心城市、国际城市,城市的产业都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甚至都是金融、汽车、信息技术等产业。而随着我国主要城市开始逐步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顶级城市的比较优势已经从资本、劳动力、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转向人才、制度和文化认同,深圳、杭州、成都、贵阳等城市的后来崛起无一不是通过塑造城市文化品牌,将软硬件优势充分发挥,进而更有效率地找到符合自己城市发展的产业路径,吸引符合自己城市特质的人才,从而实现了差异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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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文化并非仅仅是传统文化,而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甚至主要是通过互联网社群所营造的数字时代的城市文化气质。杭州并不是依靠许仙白娘子,而是充分发挥了浙商的勤奋和精致城市的吸引力;成都也不是靠着刘备诸葛亮,而是充分打造了闲适的慢文化、市井文化,塑造出一种宽松创意的氛围;深圳更不是从小渔村中发掘文化,而是从特区文化中找到了包容、创新的基因。 dedecms.com

这也是数字时代“明星城市”带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把数字文化当成一种产业或者一种服务,而是城市比较优势的核心部分,是整个城市未来发展的持续动力。通过数字文化赋能城市、赋能区域、赋能国家,以文化的延展性包容创新、吸引人才,是新时代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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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创意发展新路径需要更加创意友好的治理模式 本文来自织梦

在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为数字技术提升相关产业发展、带动社会事业发展、进而建设数字中国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样本。在这一发展模式中,产业发展的动力从“物”真正转化到了“人”,涵盖了创意者、生产者、消费者等所有市场主体,且各个参与主体和产业环节都已经或者即将焕然一新。 copyright dedecms

这一模式对传统的创意产业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其中三个领域尤为重要:一是更加多元化的IP(知识产权)变现需要在加强版权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版权的便利应用,以鼓励创意的交流、流转、交易和综合开发利用;二是要在制度上更好地为小微企业赋能,尤其是通过平台的服务作用,通过大数据等服务,解决困扰文创小微企业和个人创意者的资金和信用问题,激发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创意者的创意动力;三是要进一步明确主导产业生态的平台企业权责边界。大企业的开放平台建设是小微企业和个人创意者能够实现创意的核心载体,更多的平台和更透明的规则有利于创新创意的勃发,但平台也因此负有更加重要的行业治理责任,成为引导市场主体更好地发挥自律作用,更好地转化创新创意的重要载体,应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之更加开放、自律,并与政府一起构建促进产业生态健康发展的合作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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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数字创意生态的进一步发展繁荣,不仅有赖于国家持续对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力支持,还有赖于一个相对宽松、鼓励探索的创意氛围,尤其是在产业监管政策的制定中对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多一分包容,在社会事业中更多地运用新产业思维,甚至纳入现有的产业生态体系。而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产业生态变革和社会变化,已经让我们看到数字中国的巨大前景,相信它会成为实现文化自信,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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