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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进展、问题及政策建议
发布时间：2019-01-16 作者：派智库 来源：发展研究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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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建设公平可持续社会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尽管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持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行了一系列缩小收入差距的具体举措，收入分配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目前收入差距仍然处于高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阶层固化的风险正在加大、生产要素分配不合理、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问题一直存在。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必须区别加以对待，特别是应将调节不合理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放在优先位置。未来应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抓住关键问题，切实缓解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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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分配，主要问题，影响因素，政策建议
收入分配是直接关系民众福祉的基本问题，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建设公平可持续社会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未来应根据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积极采取政策加以应对，以推动社会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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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分配政策是公平可持续社会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
收入能力与水平是衡量一个居民或家庭生存状况的最基本要素，也是决定一个居民或家庭能否获得社会政策扶持的最主要考量因素之一，因此，全社会财富（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福祉，从而与公平可持续的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首先，收入分配政策与公平可持续的社会政策体系的支出压力紧密相关，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可以直接降低社会政策体系的支出压力。如果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低收入群体占有较大的比重，社会政策承担着重要的兜底功能，从而需要社会政策体系从多个方面扶持的对象就会更多，势必经济支出压力就会更高。相应地，通过科学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设计，不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降低低收入人群比重，促进“中间大、两头小”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形成，需要社会政策扶持的对象就会减少，可以直接减轻社会政策体系的支出压力。
其次，收入分配政策可以为构建公平可持续的社会政策体系奠定重要的经济基础。构建可持续的社会政策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作为支撑，收入分配政策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否产生足够的激励作用，促进资源实现更加有效的配置。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激励社会主体创造更多的财富总量（国民收入），从而能够为社会政策体系构建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
另外，收入分配政策与公平可持续的社会政策体系具有内在目标统一性。减少低收入人群的比重是判断收入分配政策的另一重要标准，而这正是公平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所在。同时，广义上讲，社会政策体系也是一种再分配制度，具有很强的收入再分配的职能，它可以通过实施对低收入人群的保护与支持政策，增加这些人群的福祉，从而实现调整初次分配结果，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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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适度的收入差距是保障效率的必要条件，但超过合理限度，不仅损害公平，也破坏效率。通过对西方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政策的梳理可以看出，社会公平的理念也始终贯穿于政府的诸多制度和政策之中。例如，通过制定合理的税收体系调节贫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义务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等社会政策方面的投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济贫”的功能。从很多国家的实践也可以看出，通过制定科学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为经济社会的运转提供了重要的稳定基础，也有利于形成有序的社会秩序，从而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二、我国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演变历程回顾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始终高度重视收入分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结合实践的需要持续探索，初步建立起了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
第一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化的单一“按劳分配”。这一阶段经济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将“按劳分配”看成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唯一分配方式，其他曾经存在的多种分配方式都被视为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被限制直至取消。当时的“按劳分配”只有两种形式，即工资和“工分”。①全民所有制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城镇集体企业，均实行工资制；农村集体经济实行“工分”制。此阶段，尽管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制度，但基本上是名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单一型的略有差别的平均分配，并没有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造成我国的个人收入平均化趋势极为明显。据统计，1978年，城市的基尼系数为0.16②，属于绝对平均范围，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21，属于比较平均范围。这一阶段，主要试图在第一次分配中就实现社会公平，当时企业一律将利润上缴，由国家统一分配，基本不存在再分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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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开始至党的十四大之前（1978-1992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第一次获得了经济“剩余索取权”。它明确划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权、责、利关系，有效地将农民的收入同他们的劳动成果挂钩，使农村收入分配不再以生产队为基础，而是以农户为分配主体，农民所得收入直接取决于其生产成果的多少，“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是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个人收入分配方式的通俗概括。这种分配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水平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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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积极借鉴农村实行承包制的基本经验，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提高广大职工的责任心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要求在企业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其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③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等所有制形式和成分。收入分配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以打破平均主义为突破口，推进落实按劳分配，逐步确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同时，在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公平的问题，明确要求“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 ④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雏形，是收入分配理论的巨大进步。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纯靠政府指令性计划调节的手段逐步得以改变，市场机制被更大范围地引入，相应地，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以打破平均主义为突破口，重新确立了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了收入分配体制的高度集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同时，肯定了其他分配方式的合法存在，但是这一时期的其他分配方式只是处于补充地位。
这一阶段，再分配调节机制也开始逐步建立。一方面，调节个人收入的税收制度陆续设立；另一方面，开始试点探索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传统以就业单位为依托的保障制度逐步改变，失业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开始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第三阶段：党的十四大至十六大召开之前（1992-200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⑤，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应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建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为了适应其他经济成分快速发展的现状，收入分配方面主要实行的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政策，为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收入分配提供了政策支持。另外，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⑥
再分配调节机制方面，一是不断完善税收调节制度。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推行，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等一些税种得以不断完善，调节作用也开始显现。二是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落实，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全面展开，政府颁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社会保险征缴条例》《失业保险条例》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制度模式得以明确，同时，国务院组建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来较为分散的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得以改善。
第四阶段：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之前（2002-201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政策也逐步完善，明确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更加重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逐步强调公平问题。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首先明确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问题，强化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法性。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⑦，既肯定了劳动在财富创造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又肯定了非劳动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解决了劳动和非劳动生产要素怎样参与收入分配问题，即按贡献大小参与收入的分配。二是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步扩大，开始逐步强调分配公平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要求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⑧并且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⑨三是政府也重视再分配机制的不断完善，采取了很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如为缓解城乡差距，政府制定实施了彻底取消农业税、大幅增加涉农补贴、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多项支农惠农政策；为缓解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政府颁布了最低工资标准、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劳动者权益，增加劳动者收入。
第五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2012年至今），注重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将重视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⑩，提出了“两个同步”“两个提高”的目标：“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较之以前又将公平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进一步提出“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并进一步要求“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并要求“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专门就“缩小收入差距”做出了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从分配制度建设、就业、社会保障制度、打击非法收入等影响收入的多个方面入手，积极实行一系列增加收入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举措。一是加强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建设。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对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目标、路径和政策举措等做出了要求与部署。同时，为了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二是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保障劳有所得。三是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机制，加强市场秩序规范，促进公平竞争。四是不断改革完善税收、社会保障等再分配调节机制建设。五是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全力推进扶贫攻坚。六是加大对腐败和非法收入打击力度，同时强化了对居民收入和财产的监管。
党的十九大又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并要求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些都为未来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三、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实行了一系列缩小收入差距的具体举措，收入分配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收入分配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收入差距仍然处于高位。从基尼系数来看，尽管2008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高达0.465，大大超过国际上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具体而言，一是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尽管城乡间差距逐步缩小，但截至2016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0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63.0元，城乡收入倍差仍然达到2.72。二是不同收入层次之间的差距较大。2016年全国居民家庭人均支配收入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的相对差距高达10.72。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的相对差距为5.4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面，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的相对差距为9.46。三是不同区域间的差距依然较大。截至2016年底，东部地区的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西部地区的1.67倍，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3.98倍。另外，较之居民收入间的差距，居民财富间的差距更为突出。由于财富统计数据的不完善，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衡量居民财富差距的权威数据，但一些既有研究结果已反映出，当前中国居民财富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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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改革目标。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得到了一定改善，从“倒丁字”型逐步转为“金字塔”型，但是收入两极化的问题仍较为严重，少数人占据较多财富的现象十分突出。尽管没有官方权威数据佐证，但是很多学者的研究，反映出类似的现象。例如，北京大学发表的研究显示，顶端1%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数量仅在1%左右。⑬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家庭资产前10%的中国家庭，拥有63.9%的总资产。⑭同时，尽管中国已经有了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总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仍然较低。总体而言，目前的“金字塔”型收入格局距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依然有不小差距。 copyright dedecms
第三，生产要素分配不合理，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问题一直存在。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被扭曲，都没有真正发挥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一段时期，中国曾长期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劳动者报酬增长不同步的问题，致使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长期偏低。而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超过80%，劳动者报酬的增长对于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改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具有直接作用。如图1所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特别是2000年以来，这种态势更加明显，造成中国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2000-2008年期间总体呈现快速下降趋势，2009年以后，随着劳动力供需关系逐步改变，劳动者报酬增长开始逐渐加快，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开始逐步回升，劳动者报酬在2016年达到47.46%，居民收入在2014年达到60.09%，但这些仍远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⑮
最后，居民的社会性流动有所降低，阶层固化的风险正在加大。在一个充分流动的社会中，人民完全可以不受社会地位、家庭出身，或者某些制度约束而充分自由地选择发展自己的长处，从而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同时，快速的收入流动，形成一个处于较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向上流动以及处于较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收入流动机制，也是促成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使形成“橄榄型收入格局”的重要路径。⑯并且一些研究表明，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下降，机会不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强，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越来越强。⑰总体上来看，社会的流动性会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逐渐增强。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收入流动性以及居民的流动性在降低，财富的代际传递将导致贫困人口更加难以进入向上流动的通道，从而收入分配的格局更加趋于固化。
四、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造成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收入差距是由所处的历史阶段、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先天条件的不同、市场正常竞争以及自身努力程度不同等这些无法回避的因素造成的，也有部分收入差距是由如制度不健全、不正当竞争、灰色隐性收入等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在未来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的设计中，必须区别加以对待，特别是应将调节不合理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放在优先位置。
在初次分配环节，一些体制性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分配不公现象非常严峻，尽管国家近年也在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也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但是目前市场不公平不规范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普遍，通过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问题仍大量存在，例如一些群体利用特权或灰色交易等不正当手段，以明显低于真实成本的价格，获得了资源以及国有资产的开发权或使用权，从而得到了较高的收益，这不仅直接对于收入分配格局产生着重要影响，也严重破坏着社会法制环境的构建，带来了非常恶劣的示范效应。另外，合理的生产要素分配机制尚未形成，使得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环节所占比重长期偏低，也是影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
在再分配环节，税收与社会保障等调节手段的作用发挥不足，严重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在税收方面，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体系没有真正得到建立，个人所得税体制不完善，演变成主要对工资薪金所得征税，对资本利得征税较少，财产方面的税收制度不合理以及一些财产税种缺失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的发挥。在社会保障方面，制度设计碎片化、保障机制设计不合理、低收入群体保障不足等问题，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在税收及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制度设计，甚至会造成一些“逆向调节”的情形。
另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和交易方式改革等对收入分配的模式以及分配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的流动更加自由，致使财富积累的能力更强，从而生产要素能力的高低，会对收入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具有更高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能力的劳动者获取收入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积累的财富规模也大幅增长，从而使得财富向少数人积累的趋势越来越强。与此同时，随着行业技术的转型升级，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生产方式也会发生较大变化，一些技术水平较低的就业群体就会面临收入能力下降的风险。这样收入差距会被进一步拉大。
五、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抓住关键问题，切实缓解收入差距
（一）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收入水平是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最直接因素之一，也是人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如果收入分配不合理将会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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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收入分配不合理会严重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曾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收入分配不合理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具体来看，首先，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会激化人民对民生保障等方面的不满，从而直接影响到国家发展的目标实现、以及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的处理，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孵化器。无论从历史经验来看，还是国际其他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政权的更迭或者是一些影响政局变化事件的发生，背后都与收入分配矛盾紧密相关。
其次，收入差距过大也会造成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如果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长时间得不到改变，使得一部分收入较低、生活较为困难的群体产生心理变化，引发对高收入群体的敌视，直接影响社会风气，从而对社会价值观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另外，长期收入差距过大，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也会降低，并且容易产生代际传递，造成阶层固化，收入差距也会被进一步拉大，从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第二，收入分配不合理会影响经济增长甚至会决定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一是从投资储蓄的角度来看，当经济增长处在一个供给约束即短缺经济状态时，适当拉开收入之间的差距，高收入群体会加快储蓄，进而储蓄转化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另外，生产要素投入者进行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要素报酬，合理的收入差距可以使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能够获得充分的回报，会对要素拥有者起到激励作用，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二是消费层面看，收入差距过大会严重制约有效需求，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首先，收入差距过大，低收入群体有消费需求却没有消费能力，高收入群体有消费能力但边际消费倾向不高，从而社会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同时，收入差距过大也会影响消费预期。如果居民当期收入水平较低，看不到收入大幅增加的可能，势必会影响居民的当期支出。另外，收入差距过大对于消费结构升级也形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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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收入分配结构影响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同的收入群体会根据各自的收入承受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用大小来选择是否进行投资以及如何投资。当收入差距过大时，低收入群体难以承受人力资本投资的支出，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会影响到全社会总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劳动者报酬长期偏低，进一步影响到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低收入劳动者很难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渠道获得收入的增长，会进一步弱化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基础。
（二）抓住关键问题，切实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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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是防止收入差距过大，让所有人共享发展成果。目前随着资本全球化流动、交易方式变革、生产方式转变以及技术创新的发展，从单纯调节收入分配结果的角度人手，去直接控制收入分配差距变得更为困难，在不能完全有效控制收入分配差距结果的背景下，确定一个更加公平的起点，尽可能解决好机会均等的问题，对缓解收入分配矛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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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尽可能促进实现机会均等。一是推进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矫正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建立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垄断带来的高收入问题。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为劳动力就业创造公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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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着力促进机会均等，尽可能消除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方面，通过增加儿童特别是农村和贫困儿童的早期营养和教育公共投入，缩小义务教育质量的差距，使所有人获得优质且可负担的提升人力资本的平等机会。在就业方面，强化政策设计，尽可能消除户籍、性别、家庭出身以及隐性歧视等先赋性因素对于就业的影响，使后天因素成为就业的基础决定因素。在公共服务方面，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性的要求，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共享水平，特别是重视加大对贫穷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支持与帮扶。
三是利用好市场机制，完善生产要素收益分配机制。不断推进工资制度改革，完善工资谈判机制，根据行业特点、属性，建立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与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不断拓展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参与分配途径。
第二，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更好发挥其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及优化税收政策设计，不断加大税收在促进公平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通过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税模式、加大税收覆盖面、完善税率设计等一系列举措，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力度，增强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改革完善财产税体系，建议尽快将对财产全环节特别是财产保有以及赠与继承环节的征税提上议事日程；建立健全鼓励高收入群体进一步投资的税收激励机制设计；提高税收征管能力，为税收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供重要保障。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发挥社会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体现多个方面，如覆盖范围、筹资机制、补偿机制、便携性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居民的收入分配情况。具体建议，继续扩大覆盖面，特别是强化对中低收入群体应实行应保尽保；合理确定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逐步整合规范各个险种费率、费基及相应的参保待遇，做到更加公平合理，消除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完善筹资机制，建立合理的责任共担机制，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完善扶贫政策，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待遇补偿机制，促进建立起贫困风险的防范机制；提高社保的便携性，利于劳动力的顺畅流动。
三是充分发挥慈善的调节作用。近些年，慈善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日渐强大，其在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作用也日趋重要。《慈善法》的颁布实施，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发挥慈善在促进收入分配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等激励制度设计，鼓励社会力量，特别是高收入人群加入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另一方面，要加强相关管理制度建设，促进慈善事业的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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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大监管力度，取缔腐败等非法收入。非法收入的获得对于整个收入分配制度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也产生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必须通过健全相关制度，并建立起严格的监管机制，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
第三，未来高度重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影响，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尽可能避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产生严重冲击。
如前所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产业高端化发展、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等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使得收入分配的格局更为复杂，特别是对于人力资本不足的劳动者而言，就业及收入增长空间受到较大挤压，生活水平就可能出现较大波动，未来应密切关注评价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对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强化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积极研究制定相应的应对举措，避免这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及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引致收入分配矛盾的进一步恶化。
注释：
①王春正，1995：《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计划出版社，第33页。
②如果考虑城市里部分人享有的住房、一些实物福利等非工资化的收入计算在内，可能结果会略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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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④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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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⑦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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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⑩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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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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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比如，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中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居民的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为0.73。
⑬李建新、任强、吴琼、孔涛，2015：《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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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甘犁在《2014年中国财富报告：展望与策略》发布会上的演讲。
⑮2011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59%-65%之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美国为78%，德国为77%，英国和法国在72%左右，日本为67%。
⑯权衡等，2017：《收入分配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9页。
⑰李实、罗楚亮等，2014：《中国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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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2]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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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4]江泽民，200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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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6]胡锦涛，200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7]胡锦涛，201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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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紫阳，1987：《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0]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13：《2030年的中国--建立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经济财政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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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东尼.B.阿特金森，2009：《收入分配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
[12]王春正，1995：《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计划出版社。
[13]李实、罗楚亮等，2014：《中国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4]陈宇学，2015：《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国言实出版社。
[15]权衡等，2017：《收入分配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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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子联，2016：《收入分配与增长质量--中国经济模式的解读与重塑》，经济科学出版社。
[17]李建新、任强、吴琼、孔涛，2015：《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