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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世界上涉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全球GDP总量第三大的经济合作区。自贸区成员国大多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清除贫困的共同挑战。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影响，还具有至关重要的减贫效应。自2002年初步签订协议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贸易、投资、基础建设等领域达成了多项经济合作协议，推选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增长，推动了世界减贫事业发展。本文回顾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历程，梳理了自贸区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促进措施以及双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的发展现状与特征，以及其经济影响和减贫效果。最后，本文阐述了自贸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未来，推动世界互联互通，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将继续成为世界的减贫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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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 减贫 贸易自由化

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涉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1]，也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后，世界名义GDP第三大的经济合作区[2]。2016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的第七年，相比2010年自贸区建立之初，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与投资经历了长期迅速的增长：双边贸易平均增长率达到12.4％，双边投资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22.4％。[3]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4]在柬埔寨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称《框架协议》），2010年1月协议生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正式建立。除新加坡、文莱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其余九个成员国均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更是亚太地区的共同挑战。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影响，还具有至关重要的减贫效应。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完善主要经历了以下重要协议。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订《框架协议》，其中包含的“早期收获计划”降低了众多农产品的关税[5]。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货物贸易协议》，约定从2005年7月起，双方对七千多种产品实施降税，并约定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各国在旅游、电信、环境、金融等部门做出不同程度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承诺，协议于2007年7月起生效。2009年8月，中国与东盟签署《投资协议》，约定给予投资者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投资公平和公正待遇。至此，自贸区主要谈判结束。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2015年11月，双方签订了中国在现有自贸区基础上的第一个升级协议[6]，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助推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增长。 dedecms.com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与投资协定的签订带来了贸易、投资额的迅速增长。在双边贸易方面，根据CEIC数据库，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从2002年签订《框架协议》时的547.67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4603.77亿美元，贸易额在15年内翻了超过四番。在双边投资方面，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于2015年达到146.04亿美元，是2005年1.58亿美元的92.6倍；而中国对东盟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于2015年达到76.58亿美元，是2005年31.05亿美元的2.47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贸易与投资的迅猛增长，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就业的增加与贫困率的持续降低。在就业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从2005年《货物贸易协议》实施以来，中国就业人口从7.46亿上升到2014年的7.72亿，提升了3％；同时，东盟七国[7]就业人数从2.17亿上升到2014年的2.63亿人，提升了21％。在贫困率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2002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签订《框架协议》时，中国有32％的人口生活在1.9美元的贫困线以下，在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这一指标分别为23％、26％与39％；而到了2012年，中国该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比降低到6％，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的贫困人口占比分别降低到12％、17％与3％。[8]当然，中国与东盟各国就业人口增长和贫困率下降不能完全归功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然而，自2009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自2011年以来，东盟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双边依赖性、重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就业创造与减贫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亚太地区的贫困人口在2008年时占世界贫困总人数的六成，其中高达47.4％的亚太地区人口、16.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穷、收入不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与东盟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自贸区数量迅速增多，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带来了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希望。那么，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以来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影响与减贫效应?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今天， “一带一路”倡议与贸易保护主义相互对峙，自贸区的发展又将如何推进?在回顾中国—东盟自贸区在促进贸易与投资方面的具体措施后，本文分析了其带来的经济影响与减贫效应，展示了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双边贸易发展与各国贫困率降低的关系，并给出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以下部分安排如下：首先简述了东盟—中国自贸区的建立历程，其次回顾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与投资促进措施与现状，再次分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经济影响和减贫渠道，接下来的部分展示了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减贫效果，之后部分阐述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最后为全文的总结。 织梦好，好织梦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历程 dedecms.com

本节简要回顾了东盟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历程。 内容来自dedecms

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五国发表《曼谷宣言》[9]，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式建立。1984年，文莱加入东盟，形成“东盟六国”。为了提升东盟的国际竞争力并吸引更多外资，1992年，东盟六国[10]签署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其后，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四国[11]先后加入东盟自贸区协定，并成为东盟新成员国，由此形成“东盟十国”。

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地理相近，但人均收入水平有所差异。世界银行按2016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低将各经济体划分为不同水平。其中，人均国民收入100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经济体；在1006美元和395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在3956美元和122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在12236美元及以上的，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与东盟十国中，文莱、新加坡为高收入国家；中国、马来西亚、泰国的收入水平属中等偏上；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的收入水平属中等偏下。

1990年代以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历程总结在表1中。1991年7月，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启了中国与东盟的对话。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十国签署了《框架协议》，约定到2010年初步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2]《框架协议》不仅约定中国与东盟各国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方面开展合作，各国还同意在农业、人力资源、通讯技术、湄公河盆地开发等领域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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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3]。第一阶段为2002到2010年，关税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逐步削减。其中，2004年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约定，到2006年，中国与东盟六国对六百余种主要为农产品的早期收获产品的关税应降为零；2004年的《货物贸易协议》是覆盖七千余种产品的降税计划，约定中国与东盟六国的正常类产品的关税于2010年降为零；2007年的《服务贸易协议》开放了部分服务贸易市场；2009年的《投资协议》推进了投资便利化进程。第二阶段为2011—2015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已全面建成。2011年，中国与东盟约定了第二批服务贸易减让承诺。2015年1月，中国与东盟新成员国间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实现了零关税。2015年11月，东盟与中国签署了自贸区升级协定，在原产地原则、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方面均有突破。第三阶段为2016年及以后，自贸区升级后进一步巩固完善。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首个自贸区，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首个自贸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与东盟中的新加坡于2006年8月启动双边自贸区的谈判，并在2008年10月签署了自贸协定[14]。与同期中国与东盟之间达成的协定相比，中新双方的自贸协定不仅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还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自然人移动等诸多领域的具体要求，内容较为全面。[15] dedecms.com

截至2018年5月，中国已签署16个自贸协定，覆盖24个国家和地区。[16]中国也正推进多个自贸区谈判，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等自贸区谈判。东盟已签署5个自贸协定，分别是东盟与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的自贸协定，以及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贸协定。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东盟自贸区中的贸易与投资促进措施 dedecms.com

本节回顾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中直接促进贸易与投资的措施以及贸易与投资促进现状，并梳理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本文来自织梦

（一）贸易促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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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贸区中的贸易促进措施的主体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货物贸易为主体的贸易促进措施中，主要有两种：一是削减和取消货物贸易的关税，二是减少非关税壁垒。在服务贸易为主体的贸易促进措施中，主要表现为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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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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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削减和取消关税主要体现在“早期收获计划”和《货物贸易协议》中。首先，“早期收获计划”是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最早实施的降税计划，启动时间为2004年1月1日。“早期收获产品”主要包含海关税则第一到第八章的农产品与部分八章之外的特定产品，各国按照不同时间表逐步削减关税。自贸区内11个成员国平均每个国家的降税商品数目达到532种，[17]除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的降税期从2006年开始，到2010年逐步降为零，其余东盟七国与中国从2004年开始削减关税，2006年降为零。其次，中国与东盟2004年11月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将除“早期收获计划”外的产品分为正常类与敏感类，对东盟六国与中国，正常类税目降税从2005年开始，2010年降为零；[18]对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四国，正常类税目降税从2005年开始，2015年降为零。[19] dedecms.com

其次，削减非关税壁垒主要体现在《货物贸易协议》中。非关税壁垒指采取除关税以外的办法，限制进口或出口的手段，例如进口限额、技术标准或卫生检疫规定等。2004年，中国与东盟于《货物贸易协议》中约定，各方不应保留任何数量限制措施，其中的非WTO成员应逐渐取消其数量限制。2007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动植物卫生检疫领域的备忘录[20]，合作走向规范化，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食品安全和农产品等相关产品贸易的健康发展。2009年，双方签署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的备忘录[21]，就技术法规、标准与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约定共同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201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协议[22]，约定进一步削减非关税壁垒。2015年达成的自贸区升级协议中，双方约定通过简化原产地规则和贸易便利化措施，从而削减非关税壁垒。[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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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7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数据库，跨境贸易一项反映了各国企业进出口货物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在该项目下，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总体排名较为靠前，分别为世界第41、56和60名，越南、菲律宾、中国居100名之内，分别为第93、95、96名，而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文莱、缅甸在100名后，分别为第102、108、120、142、159名。同时，如表2所示，在跨境贸易成本的出口耗时和进口耗时两个项目下，又分为边界合规与单证合规两个子项。其中，新加坡、泰国两国出口耗时与进口耗时各项指标均在50小时以内，越南、菲律宾、中国则均在100小时以内，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文莱、缅甸的部分边界合规或单证合规手续则耗时超过100小时。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文莱其进出口单证合规耗时显着比边界合规耗时长，简化通关手续等贸易便利化措施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服务贸易 dedecms.com

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的贸易促进措施主要体现在《服务贸易协议》中。2007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达成了第一批服务市场具体开放承诺。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运输、商务服务等五个服务部门，向东盟国家进一步开放，东盟十国也分别在电信、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向中国进一步开放。其中，具体措施包括：放宽股比限制、允许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等。西卡里·伊西多（Hikari Ishido）使用霍克曼指数（Hoekman）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各国对服务贸易各部门的开放程度进行分析，发现各国在不同行业中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开放承诺，同时旅游业是各国开放承诺最高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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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与东盟达成了第二批服务市场具体开放承诺，显着提升了服务贸易的开放度[24]。相比第一批具体承诺，中国的第二批承诺更新了商业服务、电信、建筑等部门的开放承诺，进一步开放公路客运、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等部门。同时，东盟各国的第二批承诺涉及的部门也显着增加。

2015年，在自贸区升级协议中，中国与东盟达成第三批服务市场具体开放承诺。与前两批承诺相比，各国均作出了更高水平的承诺，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中国在建筑工程、旅游、证券等部门进一步开放。东盟各国在商业、通讯、教育、金融、运输等八个部门向中国进一步开放[25]，具体措施包括：扩大服务开放领域，扩大经营范围，减少地域限制等。

（二）投资促进措施 内容来自dedecms

2009年8月，中国与东盟签署《投资协议》，致力于促进投资流动，建立自由、便利、透明和竞争的投资体制。具体条款包括：约定各方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投资公平和公正待遇，并在损失补偿、转移和利润汇回、争端解决等方面达成协议，同时提高投资相关法律的透明度、加强信息交流，在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两方面展开合作。2014年9月，众多中国—东盟跨境经济合作区与产业园区亮相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推进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开设的跨境产业园区的经济合作。[26] copyright dedecms

2015年，中国与东盟签署的自贸区升级协议中，从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合作两方面约定了促进投资自由化的措施。在投资促进方面，具体措施包括：组织商业对接，促进行业互补与生产网络发展，举办投资信息交流活动等。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具体措施包括：简化投资审批手续，促进投资相关法规信息的发布，必要时通过一站式投资中心，为投资者提供营业执照和许可发放相关的咨询服务。

根据2017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数据库，在投资方面，本文选取开办企业与执行合同便利程度两个方面来反映一国投资便利程度，如表3所示。开办企业一项综合成立企业所需手续、时间与成本，反映了一国开办企业的难易程度，较低的开办企业成本为投资者提供创业激励；执行合同一项综合争端解决时间、成本与司法质量，反映了一国的商业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程度，而高效、透明的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得投资者有所依靠，能够有效促进新商业关系的建立。其中，在开办企业方面，新加坡、泰国、文莱在自贸区成员中排名较高，分别为世界第6、78和84名；马来西亚、越南、中国、缅甸处于中游，在150名内；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柬埔寨排名较为靠后。排名较为靠后的国家表现为：开办企业手续数多、耗时长、所需成本较高。在执行合同方面，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处于自贸区成员前列，分别为世界第2、5和42名；泰国、越南、老挝、文莱次之，在世界100名以内；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缅甸四国执行合同排名较为靠后。执行合同排名较为靠后的国家表现为执行合同耗时长、司法程序质量较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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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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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基于1861-1930年殖民时期印度铁路建设的数据，唐纳森发现交通成本的降低显着促进了印度对外贸易的增长，同时，铁路建设使当地真实农业收入上升了18％；同时，他利用李嘉图贸易结构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铁路建设带来的福利提升主要来源于其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各个区域得以联通从而发挥比较优势进行贸易。 dedecms.com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双方贸易和投资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机制建立于2002年。在2004年的第3次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备忘录[27]，约定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海上安全与保安、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展开合作。2016年的第15次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通过了修订版的《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中国与东盟各国将协力发展“四纵三横”区域交通通道，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交通运输领域与东盟国家交通战略规划对接的标志性成果文件。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推进，涵盖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等，陆运、海运、空运等运输方式更加便利。

在公路方面，2005年12月，中国第一条连接东盟国家的高速公路南友高速建成通车，连通广西南宁与中越边境凭祥市友谊关。2008年，中国援建的柬埔寨7号国家公路正式通车，全长196公里。同年，中国的第一条国际高速公路昆曼公路正式通车，途径中国、老挝和泰国，由中、老、泰和亚洲开发银行合资建设；中国境内段于2009年改建为高等级公路或高速路。2009年，印度尼西亚泗马大桥建成通车，全长5.4公里，其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中国路桥总公司承建主桥。2013年12月，老挝会晒—泰国清孔大桥正式通车，全长1800余公里的昆曼大通道正式全线贯通。 dedecms.com

在铁路方面，中国积极推进泛亚铁路建设。2014年底，三条泛亚铁路的中国段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28]，终点均位于边境。中国段铁路的修建不仅有助于连通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进而对接东南亚段的泛亚铁路，而且能大幅改善云南本地的基础设施。中国不仅大力开展国内铁路建设，同时也积极推进泛亚铁路境外段建设。2016年12月，中老铁路全线开工，这是首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项目。2017年12月，中泰铁路正式开工，这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

在空路方面，2010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航空运输协定》。目前，中国已与东盟十国签署了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中国与东盟主要城市的航线网络初步建立，促进了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海路方面，2001年6月，中、老、缅、泰四国正式通航。2004年12月，中老缅泰四国上湄公河航道改善工程竣工，河道安全性得到提升，通航期延长。国际航运不断发展，运输品种从单一杂货发展到冷藏鲜货、集装箱、国际旅游等综合运输服务，船舶通行数量不断扩大。 dedecms.com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经济影响与减贫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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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从贸易、投资两方面分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经济影响与减贫效应。 dedecms.com

（一）贸易方面

如表4所示，2016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2.30％，紧随中国与欧盟（14.8％）、美国（14.10％）贸易之后。自2009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织梦好，好织梦

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带来了双边贸易的迅速增长，2012年起中国对东盟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根据CEIC数据库，2016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达到4603.77亿美元，与2002年签订《框架协议》时的547.67亿美元相比，贸易额在15年内翻了超过四番。其中，如图1所示，中国对东盟出口总值于2016年达到2643.42亿元，是2004年429.03亿元的6.2倍，中国从东盟进口总值于2016年达到1960.35亿元，是2004年的629.55亿元的3.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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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2016年，在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越南贸易占比最大，达到21.6％。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双边贸易占中国与东盟贸易份额也分别超过10％，分别占19.2％，16.7％，15.9％，11.7％，10.4％；中国与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贸易占余下的4.5％。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框架协议到2016年，中国与东盟新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其双边贸易平均增长23.8倍，与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老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其双边贸易平均增长6.8倍，与文莱、新加坡两个东盟中的发达国家，其双边贸易平均增长3.2倍。 本文来自织梦

值得一提的是，由图1可知，中国对东盟长期存在贸易逆差，2012年由逆差转为顺差；2012年之前，中国与东盟间贸易逆差平均占双边贸易的10.3％[29]，2012年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达到86.6亿美元，此后顺差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5年贸易顺差高达908.6亿美元，2016年降至683.1亿美元。2012年中国对东盟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背后，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第一，根据东盟年度统计年鉴，从2007年起，中国替代日本成为东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地，2011年起中国替代欧盟成为东盟最大的出口来源地，而东盟从中国进口增长的速度远超过出口。第二，根据CEIC数据库对主要贸易产品的分类，钢产品、铝产品、石油产品、汽车和底盘为近年来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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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观察中国向东盟进口与出口的主要产品可发现，中国与东盟贸易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根据CEIC数据库，2008—2016年，中国从东盟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煤、原油、石油、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铁矿石和精矿、铜制品等资源密集型产品中，中国向东盟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石油产品、钢产品、铜产品、铝产品、汽车和底盘等产品中，包含大量工业品。虽然中国与东盟大部分国家同处于发展中阶段，但中国广阔的市场、全面的工业生产链，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要素禀赋不同的沿海与内陆的分割，使得中国与东盟仍有广大的经济合作机会。中国与东盟贸易的互补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问互补，例如东盟长期为中国资源密集型产品的重要来源地，而中国则为东盟工业品的重要进口来源地；随着全球生产分割加剧，中国与东盟还形成了中间品与最终品的产业间互补，例如中国从东盟进口汽车零部件，整车在中国加工后再出口；二是产业内互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发展，中国与东盟在同一产业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比较优势，例如，东盟在出口电子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在出口家用电器上具有优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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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贸易自由化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影响与减贫渠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削减进口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贸易市场降低了企业的贸易成本，使得更多种类的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与东盟市场，提升了消费者福利。第二，贸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高品质中间品的进口，进而促进了企业生产商品的品质提升或扩展了企业生产的范围。第三，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本国企业提升生产率，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余淼杰验证了降低10％中间品关税能促使企业生产率提升5.1％，而降低10％最终品关税能促使生产率提升9.2％。第四，贸易自由化加强了市场竞争程度，从而使低生产率的企业退出市场，降低了资源错配的程度，提升了原料、劳动力等要素的使用效率。其中，第一种影响直接提升了消费者福利，第二到第四种影响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进而提高企业利润，有利于增加企业雇员、提高雇员收入，帮助更多人口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 copyright dedecms

（二）投资方面

2016年，从投资流量而言，根据东盟投资报告，中国是东盟第四大外部投资来源地，仅次于欧盟、日本和美国；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东盟是中国第三大投资目的地，仅次于中国香港和美国。

中国与东盟双边投资流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如图2所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2015年达到146.04亿美元，为2005年1.58亿美元的92.6倍；中国对东盟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2015年达到76.58亿美元，是2005年31.05亿美元的2.47倍。值得一提的是，在2013年，中国对东盟投资首次超过了中国实际使用东盟外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201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主要来源于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泰国和菲律宾）；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去往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缅甸和越南。新加坡在中国—东盟双边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具体而言，2011—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东盟外资中，88.9％来源于新加坡，4.4％来源于马来西亚，2.1％来源于泰国，1.9％来源于文莱，来源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均占1.2％，余下0.4％来源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四个东盟新成员国。根据CEIC数据库，2011—2015年中国对东盟投资中，平均48.2％进入新加坡，15.0％进入印度尼西亚，8.6％进入老挝，6.5％进入泰国，6.0％进入柬埔寨，5.1％进入缅甸，进入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均占4.6％、剩余1.5％进入菲律宾和文莱。[32] 本文来自织梦

进一步深入行业分析，根据Wind数据库，2011—2015年中国对东盟投资中，投资占比前五大行业为：租赁和商业服务业（22.9％）、制造业（16.6％）、批发和零售业（13.3％）、采矿业（9.9％）、天然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9.3％）。其后为建筑业（7.5％）、金融业（6.8％）与农林牧渔业（5.6％）、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6％）、其他行业（2.5％）、房地产业（1.3％）、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0.9％）。 copyright dedecms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帮助减贫：第一，外商投资进入东道国常常伴随着生产活动的转移，这可以直接增加国内的劳动力需求，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尤其对于劳动力密集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垂直型外商投资常常将劳动力密集型活动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人员培训等方式，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进而提升其工资水平。第三，外商投资可通过对其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影响，带动上下游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提升就业水平，帮助东道国人口贫困。[33]此外，基础建设投资，不仅能直接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长期而言还能降低交通成本，促进人员流动，推进贸易与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产生持续的减贫效果。由此可见，中国—东盟的双边投资合作对自贸区中成员国的就业创造与减贫效应不可忽视，而且，“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也是中国—东盟减贫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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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各成员国的减贫效应

本节分析2000年以来中国—东盟各成员国的减贫效果。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东盟各成员国的减贫效果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就业创造，二是贫困人口下降，三是人均收入提升。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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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困率方面，在中国与东盟不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各国贫困率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1.9美元贫困线下人口占比数据[34]（如图3），中国的贫困率从32％下降到了2％，柬埔寨从19％到2％，印度尼西亚从40％到8％，老挝从26％到17％，马来西亚从0.4％上升到0.5％再下降到0.3％，菲律宾从18％到13％，泰国从3％到0.04％，越南从39％到2％。根据3.1美元贫困线下人口占比数据，我们同样能观察到类似的贫困率下降的趋势，具体而言，中国的贫困率从56％下降到了11％，柬埔寨从53％到22％，印度尼西亚从79％到36％，老挝从62％到47％，马来西亚从2.3％上升到3.1％再下降到2.7％，菲律宾从43％到38％，泰国从17％到1％，越南从69％到12％。 内容来自dedecms

在就业方面，各国就业人口持续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从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框架协议到2016年，中国就业人口从7.33亿上升到7.76亿，增长了5.9％；泰国的就业人口从0.33亿增长到0.38亿，上升了14.1％；菲律宾的就业人口从0.30亿上升到0.41亿，增长了35.8％；马来西亚的就业人口从0.1亿上升到0.14亿，增长了49.1％；印度尼西亚的就业人口从0.92亿上升到1.20亿，增长了30.4％；新加坡的就业人口从2.15百万人上升到3.67百万，增长了70.5％。因数据可得性限制，文莱的就业人口从2002年的0.15百万上升到2014年的0.19百万，增长了23.7％；越南的就业人口从2005年的42.77百万上升到2005年的52.91百万，增长了23.6％。 本文来自织梦

在人均收入方面，各国人均国民收入持续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人均GDP从2002年《框架协议》签订时的1110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8260美元，东盟新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平均人均国民收入从317.5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1562.5美元，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这四个东盟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平均人均GDP从1937.5美元上升到5772.5美元。[35] 织梦好，好织梦

进一步，我们可以通过作图观察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对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减贫影响。图4的横坐标为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双边贸易额的对数值，纵坐标为1.9美元下的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贫困人口占比。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与自贸区各成员国的贫困率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36]换言之，当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时，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贫困率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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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与政策建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经济合作的成果显着，但双边的经济交往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因素，如何妥善应对这些问题，对未来的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提质升级显得尤为重要。以下就中国—东盟自贸区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来自织梦

第一，中国与东盟各国，尤其是东盟中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双边贸易上存在互补性，但同时在对外贸易与投资上也存在竞争性。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与东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存在一定相似性，如在电子机械行业。同时，双方的主要出口市场同为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区。因此在一些行业，中国与东盟各国存在很强的竞争性。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中国与东盟的大部分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相似，劳动力价格相对发达国家较低，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具有很强的竞争性。例如，从外商实际使用外资存量而言，根据中国外资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美国是中国第五大外资来源地，仅次于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欧盟与新加坡。而根据2016年东盟投资报告，近年来，美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增速明显，2014年美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占其对亚洲总投资额的30％，高于美国对中国、日本、韩国的投资总额。这种在经济利益上的竞争性可能阻碍双方的健康合作。

第二，东盟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增加了统筹协商的困难，可能阻碍自贸区进一步发展。在人均收入方面，2015年，中国人均GDP为7940美元，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东盟新成员国平均人均GDP为1563美元，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这四个东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均GDP为5773美元，新加坡和文莱的人均GDP平均为45630美元。自贸区内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既带来了互补合作的契机，也带来了统筹协商的困难。此外，东盟内部的矛盾将增加自贸区深化的困难，如柬埔寨和缅甸、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的领土争端，以及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而激化的宗教信仰冲突，对其内部经济规则的协调整合可能带来不利影响。部分国家内部政局的不稳定也将阻碍经贸活动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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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经贸合作的基本条件，但东盟许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阻碍了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两方面，一是交通；二是贸易、投资环境。在交通方面，广西毗邻东南亚，西与越南接壤，南与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隔海相望。云南紧邻东盟成员国中的缅甸、越南和老挝，与泰国和柬埔寨则相隔老挝与越南。因此，一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与该国、中国与该国周边国、该国与邻国的贸易往来，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目前中老铁路还在建设中，中国企业如果运输货物到老挝，需选择通过泰国或者越南中转，增加了贸易成本。显然，目前东盟许多国家与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建设亟待提升。在贸易、投资环境方面，自贸区成员国在跨境贸易、开办企业与执行合同方面的发展程度十分不均衡。在贸易方面表现为进出口单证合规耗时、边界合规耗时长等问题；在投资方面表现为开办企业手续多、所需成本较高，执行合同耗时长、司法程序质量较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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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的新时期，中国与东盟各国都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自贸区可以进一步提升双方在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针对以上提出的主要问题，本文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政策建议有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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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成果落地，加强多领域多层次技术合作，深化自贸区各国的经济利益。这主要体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四个方面。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零关税已覆盖了双方90％以上税目的产品，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很高。在2015年自贸区升级谈判中，双方主要通过升级原产地规则和贸易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推进双边货物贸易发展。在服务贸易方面，各国也作出了更高水平的承诺。在投资方面，主要集中在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合作。经济技术合作也是升级协议的重要内容。双方同意在农业、渔业、信息技术产业、旅游、知识产权、中小企业和环境等十余个领域开展合作，还同意将跨境电子商务合作纳入协议。目前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有一定制度基础，应当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成果落地，推动各方就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等议题进一步开展磋商，使自贸区成员更快享受到升级协议的成果，推进国际减贫进程。此外，应积极发展澜沧江一湄公河合作[37]等次区域合作机制，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农业和减贫等领域深化合作，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助推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地区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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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进一步促进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产能合作，助推双方的工业化进程。双方的投资合作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直接投资，二是基础设施等深度产能合作。一方面，中国目前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众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相比之下，东盟中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柬埔寨，其目前劳动力价格相比中国十分有竞争力。同时，其投资配套设施水平不断提升，为双方投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东盟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足，而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双方在基建领域的需求和供给相互匹配，交流合作的潜力巨大。其中，积极推进泛亚铁路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能够打通对越南、老挝、缅甸的出境通道，还能大大改善云南本地的基础设施。此外，东盟中的非发达国家在未来将迎接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房地产等方面也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是双方投资合作的重要方面。这也要求双方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加强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信息交流，促进投资便利化发展。具体而言，应加强以跨国、跨境园区为主要载体的产业合作，为助力自贸区升级发挥更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地区目前有超过1600个不同水平的经济合作区，但并不是所有合作区都是成功的[38]。应注意吸取园区建设经验，充分考虑当地比较优势，深化园区在交通、金融、投资保护及其他制度方面的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园区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力。 dedecms.com

第三，积极推进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一步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相较全球其他地区，中国—东盟自贸区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这也侧面印证了贸易开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贡献。中国—东盟“10+1”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成功示范。中国与东盟十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有所差异，但优势互补。东盟各国主要向中国出口原材料、中间品等，中国结合从东盟的进口产品与从日韩进口的核心零部件，加工装配后制成最终产品，出口发达国家市场。在这种全球分工模式下，中国—东盟自贸区实现了互惠双赢。在未来，推动区域合作向“10+6”（东盟十国加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全面拓展，加快推进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是深化国际分工、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方向。而在RCEP中，日本、韩国一直是中国重要的中间品进口国和出口目的国。目前，中韩自贸协定已于2015年正式生效，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将对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外贸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灵活结合多边与双边贸易协定，根据成员国的发展水平与具体需求，制定互惠共赢的方案，是未来经贸合作的重要方式。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四，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区域战略和国家发展规划的对接，拓展中国与东盟的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倡议谋求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共同繁荣，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合作伙伴开放。东盟国家位于“一带一路”的陆海交汇区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的发展可实现以下几方面对接：首先，与东盟互联互通规划的对接，在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创新、物流、进出口管理和人员流动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其次，推进“一带一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39]，并与东盟各国的国家战略进行对接，如泰国的经济发展4.0战略，老挝的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柬埔寨的“四角战略”等。最后，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积极加入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东盟大部分国家经济实力不强，但基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