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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1年，得益于国际大宗商品繁荣周期，阿根廷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但从2012年年初开始，受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影响，阿根廷的外汇市场和金融部门剧烈波动，并传导至生产部门，宏观经济形势迅速恶化。2012年以来阿根廷宏观经济表现不佳，短期来看是受外部多重不利条件叠加的冲击所致，长期来看是自身经济、政治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展现。其中，历史遗留的负债发展模式与外债问题及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严重影响了阿根廷经济的自主、稳定发展，制约了政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空间。此外，阿根廷经济问题还受到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的掣肘。

负债发展模式与债务问题制约经济自主性 copyright dedecms

历史上，外部债务负担一直是阿根廷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1982年与2001年两次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鉴于此，2012年以来阿根廷经济政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保证外债偿还。为此，克里斯蒂娜政府全力稳定外汇储备，应对债务及利息清偿压力。如前所述，2013-2015年政府先后如期偿还了最后一期“博登债券”，与“秃鹫基金”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偿还了对“巴黎俱乐部”的欠款，偿债责任履行情况良好，债务规模大幅度下降。近年来阿根廷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控制在10.7％-14.5％之间，债务结构比较合理。 内容来自dedecms

当前阿根廷在债务方面仍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外债规模与外汇储备同时下降。2015年年底阿根廷外汇储备仅300亿美元，经常账户和财政预算均为赤字，尽管政府通过不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汇流动性危机，但偿债压力仍然存在。二是关于2014年债务技术性违约的分析。普遍认为，阿根廷债务处置仍然隐含极大的法律风险，不排除债务负担上升的可能性。严格意义上讲，2001年至今阿根廷债务重组和处置仍然没有完成，债务风险继续存在。三是在长达10余年的债务处置历程中，阿根廷因缺乏国际资本市场信用，经济发展陷入孤立，而高通胀和低储蓄率导致国内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经济结构调整仍然有赖于外部资金，负债发展的风险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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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资本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引进外国资金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会大大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但如果该国储蓄率较低，无法加强自身积累，同时支出却居高不下，举债发展的道路便蕴含着高风险。阿根廷历史上长期依赖大量举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造成财政长期失衡、财政纪律松弛、公共社会开支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2003年以来，基什内尔政府致力于扭转这种发展模式，试图探索一条有利于生产和积累的新发展模式，但其长期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无法避免高通胀，使其理想难以变为现实。 dedecms.com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阿尔道·费雷尔(Aldo Ferrer)强调和呼吁重视20世纪拉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的当代意义，主张阿根廷应“发挥自身的努力转变国家经济的结构与发展模式，摆脱外部的依附性”。然而，近年来阿根廷的现实发展情况严重偏离政府的初衷。有阿根廷学者指出，阿根廷应该停止把注意力放在外部因素上并以之作为经济发展迟滞的借口，从社会内部寻找问题的根源。因此，阿根廷避免重蹈举债发展模式的唯一出路在于加强本国经济内部调整，通过建立内生性发展机制来加强经济自主性。

贸易和产业结构单一影响经济自立和长期增长 dedecms.com

克里斯蒂娜政府第一任期内，阿根廷进出口产品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初级产品、农业制成品是出口创汇的主要支柱；由于对资本品及高科技产品进口需求上升，阿根廷贸易条件恶化，逆差持续扩大。阿根廷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目的地集中度高，农业和工业制成品贸易都对外国资本有较强的依赖性。国际贸易结构单一反映出阿根廷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农牧业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而制造业体系发展缓慢，导致该国产业“空心化”、生产力低下等问题。此外，由于阿根廷初级产品部门与工业生产脱节，工业生产所需设备和中间品严重依赖进口，工业体系还受到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约束，一旦初级产品出口遭受市场不利因素的影响，工业部门往往会随之陷入萎缩。在2003-2008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期内其他新兴经济国家加快结构调整之时，阿根廷并没有将充足的农牧业外汇收入用于培育新的产业优势并融入全球化生产体系，阻碍了自身经济竞争力的提升。2012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低迷、外部需求萎缩、大宗商品价格下降，阿根廷商品贸易量价齐跌、赤字持续大幅上升并严重冲击经济增长，其自身产业结构的脆弱性充分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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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国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和对外贸易来建立自身的工业体系，国家就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和资源配置推行适宜的工业发展战略，培育和建立一批国内企业和产业，并紧随国际产业体系变化而调整产业政策，以完善本国的工业化体系。阿根廷工业体系薄弱正是源自历史上国家发展模式的缺陷。20世纪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阿根廷“工业化”道路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大农牧场主、依靠保护性政策培育的国内产业与外资企业三大利益集团的博弈中，真正得到保护的是大量引进的外资企业，而本国工业体系竞争力不足、发展缓慢。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改革使阿根廷经济被跨国公司控制，产业高度集中化和垄断进一步抑制了本国工业体系的培育。2003-2008年基什内尔政府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为基础实行再工业化，推行利用农牧业收入补贴工业发展的政策，持续强化“生产性”努力，但该政策随着“黄金增长”期的结束、农牧业出口集团的反抗而遭遇失败。2011年2月，克里斯蒂娜政府发布了雄心勃勃的“2020工业战略计划”，宣布提高工业产品竞争力和未来10年工业增长率达到7％的目标，旨在强化“进口替代”。但2012年以来，阿根廷面对外部冲击而采取的贸易保护、外汇管制和加息政策抬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影响了制成品的出口，背离了产业政策调整的初衷，“再工业化”战略基本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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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是短期的、不稳定的，只有提升制造业才能打造长期比较优势。2008年以来伴随全球投资与贸易的下降、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升级，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升级，其核心是抢占新经济的制高点，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寻求产业链全面升级。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也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加快推进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在这种新形势下，阿根廷不仅需要积极融入国际分工，更关键的是在国内采取一套有效的工业发展战略，引导制度和政策向一系列具有良好增长潜力和积极产业链效应的产业倾斜，逐渐引导整体经济结构变革，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并促进生产的多样性。因此，加大培育非传统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增强本国工业体系实力应该是阿根廷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重点，对于提高经济自主性、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都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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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社会因素制约政府经济治理能力

制度经济学家指出，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政治不稳定与政府治理能力危机必然威胁到国家长期经济战略的可行性及短期经济调整政策的效果。阿根廷经济的传统特点正是其高度的政治化，而其政治的传统特点又是高度的利益集团化。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根廷围绕经济利益的政治博弈始终处于高度敏感的状态，利益集团的强大与政党政治的衰弱形成鲜明反差。长期以来受利益格局的阻碍，阿根廷国内各阶层未能就利益分配达成共识，从而不断引发执政危机，政府实际治理能力大打折扣，经济发展屡屡受阻。 copyright dedecms

随着2012年以来经济形势的下滑，农业出口税与外汇管制招致了农牧业出口集团、跨国资本家和部分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加剧了执政党同相关利益阶层和市民群体的对立。为缓解高通胀为中产阶层带来的生活压力，政府于2013年推出物价冻结计划，对国内多种生活必需品和石油强制实行限价，但这种做法又引起了企业界和跨国资本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由于拒绝以真实通胀测算为基数与工会进行工资谈判，政府与工会之间关系迅速恶化。2013年中期选举年，在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克里斯蒂娜政府再次启动“竞选经济”措施加大社会开支，但在持续高通胀背景下，工会在与政府多轮谈判中不断推高工资水平，而政府无法满足工会的要求，最终造成政府与工会关系的决裂，执政联盟成为阿根廷历史上鲜见的没有劳工阶层支持的“庇隆主义”政党。与此同时，货币贬值与外汇管控加剧了各个阶层的不满，民众不满情绪上升为与政府的对立，示威游行和罢工潮接连不断，社会形势动荡不安。2014年起，阿根廷爆发两次全国性罢工和“断路者运动”，2015年再次爆发两次总罢工，严重冲击了社会生活秩序。克里斯蒂娜政府不得不继续在经济政策上采取妥协，2015年8月政府再次宣布上调最低工资至660美元，从而使全年工资上涨幅度超过物价上涨水平；11月，总统签署紧急法案允许政府突破预算限制、扩大开支，预算透支额度高达700亿比绍，与其第二任期开始之初的赤字削减计划背道而驰。

总体来说，近年来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阿根廷国内各方利益矛盾冲突频发，难以就经济调整战略和政策达成政治共识，政府内部一度也发生严重的政策分歧，导致经济调控措施失效，执政联盟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对立尖锐化，执政危机凸显。2015年，阿根廷各传统和新兴政党围绕各自利益持续分化、结盟，反对党就内外政策的失败向政府发难，中右翼“变革”联盟在大选中获胜，终结了阿根廷自2002年以来的左翼政治周期。 织梦好，好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