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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欧盟与东亚是世界上极为重要的两个地区，地区间关系由不对称发展为比较平衡的状态，双边交往相对正式和规范，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拓展。随着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欧盟逐渐将东亚视为对外战略重点。欧盟的东亚战略历经多次调整，在自身定位、合作领域、合作方式与对华态度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独立战略。以地区间主义理论框架审视欧盟与东亚的交往和联系，能够更加深刻地考察两地区之间的互动模式。导致欧盟与东亚互动模式发生变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全球与地区生产网络的变迁、国际资本流动的转向、地区间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欧盟自身的“能力一期望”效用。地区间主义视角下的欧盟东亚战略揭示了在国际行为体实力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欧盟不断调整自身在东亚地区的角色定位和利益诉求，侧重经济兼顾安全、重视地区大国与次区域行为体、实施有别于美国的东亚政策、配合欧盟的全球战略目标，努力探索最符合欧盟利益且最适合欧盟发挥作用的东亚战略。 内容来自dedecms

【关键词】欧盟；东亚战略；地区间主义；政策转移

欧盟的东亚战略有其特殊意义：一是由于欧盟将东亚视为与自身类似的地区行为体，欧盟的东亚战略不同于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对外政策；二是东亚地区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欧盟决策的特殊性共同决定了欧盟的东亚战略会同时受到欧盟内部决策体系以及外部因素（如美国）的影响；三是欧盟东亚战略的演进与变化印证了地区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的诸多论断，其发展与面临的挑战更是充实了地区间主义理论，使后者能够更好地指导欧盟东亚战略的探索与推进。然而近年来，随着地区间力量对比的改变与大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欧盟的东亚战略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从理论视角解释这些变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在考察欧盟东亚战略演进及其动因的基础上，用地区间主义理论分析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互动以及欧盟东亚战略缘何发生改变，并评价该战略及其前景。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 地区间主义的内涵与视角 本文来自织梦

（一）地区间主义的含义及功能 织梦好，好织梦

西方学者从多种视角界定了地区间主义。有的突出概念主体，认为地区间主义是“两个地区主义之间的一种安排，可能以契约或既成事实的形式出现”，“代表着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的互动”，是“两个地区互动的条件或者过程”。有的侧重于影响和结果，阿尔弗雷多·罗伯斯（Alffedo C.Robles）指出：“地区间主义是不同地区的行为体形成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既能为其中的行为体提供机会，也能对其施加制约。”还有的将地区间主义与全球治理联系起来，弗朗西斯·贝尔特（Francis Baert）将地区间主义看作“以地区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的独特模式”。迈克尔·莱特里（Michael Reiterer）认为：“地区间主义主要为地区层面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促进地区治理的发展，而地区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本文对地区间主义的定义为：两个地区出于经济利益或政治安全的目的进行交流与互动，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为平台，形成平等或非对称的地区间关系，以应对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共同问题、探索地区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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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地区间主义研究的学者对地区间合作的功能有着全面深入的分析，其中约尔根·罗兰（Jargen Rtiland）的论述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他系统列举了地区间合作的主要功能，包括制衡、制度建设、合理化、议程设定、认同建构、稳定与发展等，其部分重要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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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制衡。地区间关系常常存在于“三边关系”中，地区间互动往往表现为三个地区行为体相互制衡的形态。“地区间合作机制是三个地区中任意两方对第i方的制衡，这些机制安排增加了每一地区讨价还价的筹码，降低了某一地区主导全局的可能性。”实现全球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制衡是驱动欧盟发展地区间关系的主要原因，其目的是在新的互动层次上应对外部挑战和全球治理的多极变革。“三边关系”的相对平衡有助于地区间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于推动地区间的可持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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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制度建设。其有两种情形：一是通过地区或跨地区论坛构建成员问的常规沟通渠道；二是在地区集团内部协调行动、增强凝聚力，力图一个声音对外，加速地区集团的内部机制化。[1]通过地区间互动推进制度化进程有助于国家间的协调与整合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地区间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化具有跨地区的国际机制属性，是不同地区就经济、金融、安全等事务表达各自立场、探索合作可能性与可行性的平台。一般来说，区域内制度化水平要高于地区间制度化水平，前者可能拥有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机制，而后者多是以论坛为形式的非正式机制。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三，议程设定。在无法于全球多边论坛中引起共鸣时，地区间协议就成为国家或地区集团推进政策议程的重要工具。当然，大多数参与者通常会拒绝缔结有约束力的协议，而是寻求将政治对话控制在松散、无承诺的信息交换模式中。由于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当今跨国与跨地区合作的需求持续增加。对此虽然全球性谈判与协商可以显着降低交易成本，但是由于此类协商参与者数量太多，其进展往往非常缓慢。因此，针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特性，旨在达成合作协议的谈判过程可在地区、跨地区、国际层面交错进行或递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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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认同的建构。地区间互动可能强化“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认同差异，有助于在地区内共同规范的基础上增强内部凝聚力，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关于地区间主义和集体认同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地区成员国与地区组织或者地区外行为体的积极和消极互动能够有意或无意地加强既有的地区认同，进而形成新的集体认同。有时，一个集团会有意通过与另一集团的互动来增强地区凝聚力。另外，为了寻求对外政策的一致性，欧盟加强了内部协调，改变了以往各国单独与区域外国家谈判的状况，用“一个声音”进行集团谈判。这种高度不对称的地区间关系则可能在无意中推进集体身份的构建。同时，欧盟在诸多议题上以整体身份对外交往和谈判不但加强了欧盟内部的集体认同，而且在地区间合作中作为一种外部力量也可能推动了其他地区形成集体认同。 织梦好，好织梦

（二）地区间主义的理论视角

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地区间主义的催化剂，内外压力会迫使国家加速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在全球化背景下，地区间主义可能推动形成合作性的竞争模式，构成地区一体化的重要补充。地区间互动主体参与地区间交往的目的是实现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影响地区间主体行为的因素有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地区间与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地区成员国的国内政治状况、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行为体的认知差异、合作收益的分配和制度化程度等。 织梦好，好织梦

国际关系中的各主流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地区间主义进行了剖析。经典现实主义关注地区间主义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指出制衡是地区间合作的主要功能。新现实主义则质疑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主义是否发挥了力量制衡的作用。一些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并未深度介入东亚的“硬安全”事务（特别是军事防务领域），也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其在东亚地区既没有直接的安全利益，更无意成为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维护者。建构主义关心地区间主义对地区和地区间共同体的影响，认为地区间对话能够促进地区间协调合作、有助于相关认同的构建。然而，如果考察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关系会发现，虽然双方在经贸领域有着深入合作，欧盟也将自身视为“规范性力量”，[2]但是欧盟在东亚始终存在形象危机。欧盟规范在东亚的影响力有限，欧盟对东亚政策的效果也颇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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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侧重分析处于全球治理初级阶段的地区间制度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强调地区间对话主要承担着议程设置以及为全球治理体系建构制度的功能。亚欧会议是欧盟推动欧亚合作的制度化平台，其聚焦于善治和法制，在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经济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发挥着作用。近年来，学术界颇为关注从复合相互依存的角度分析地区间主义。研究指出复合相互依存不仅可以解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欧盟与东亚的跨国经济交往中作用日益显着，还适用于分析地区议题的相互联系为何愈加广泛。有学者认为，在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高、地区间合作越深入，地区间潜在的对抗风险就越大。为了减少和避免对抗，应当在地区间合作中寻求双方的相对平衡。维持地区间平衡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内部力量的平衡，主要指在经济领域采用集团对集团的合作模式，以最大限度地实现集团成员的自主性、避免被边缘化；二是外部力量的平衡，即通过限制第三方行为体或者确保全球多边框架的平等性来维持多边机制的稳定，并借助特殊的权力机制设计来约束单边行动。还有学者认为在寻求地区间的关系均衡时应考虑历史因素，假如两个地区的某种历史联系是这一地区间关系得以存续的前提，那么至少其中一个地区可以激发另一个地区解放情绪。例如，亚洲人民心中深埋着遭受殖民的耻辱感，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欧洲的亚洲政策也含有傲慢与居高临下的姿态。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其在与欧洲的交往中开始寻求平等地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追求独立平等的意愿就成为推动地区间关系逐渐平衡的驱动力。

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地区间主义的论述可知，各理论流派都试图将核心观点融入对欧亚地区互动的解释，以此来分析欧盟与东亚地区间关系的本质及其变化。然而，无论是现实主义、制度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只关注了欧亚地区间关系的某个方面，没有将利益、制度和认同等核心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缺乏针对欧盟东亚战略变化及其原因的整体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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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区间主义视野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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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地区间主义置于全球层面思考，会发现地区间合作的初始动力是应对地区内外的挑战。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回应欧盟单一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竞争，亚欧会议则受到亚太经合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较为成熟的合作机制的启发。虽然当前的地区间合作仍然带有制衡第三三方的色彩，但是构建与发展地区间机制的主要目标还是地区间合作主体在经济上实现互利共赢、在政治上凭借地区间合作提升各自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安全上依靠地区间互动维护经贸合作所必需的稳定环境。因此，新型的地区间合作需要兼顾力量平衡与总体发展这两个目标。一方面，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要服务于地区间合作与两个地区的发展，侧重双方的信息沟通与行动协调；另一方面，除了制衡具有竞争关系的区域外机制，还要考虑地区间制度与地区外和全球性机制的对接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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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是地区间合作的首倡者和积极推动者，而与欧盟合作的地区行为体则表现各异。在同一地区内部，次地区组织的实力和制度化程度通常存在差异。有些次地区组织只关心集团内部事务，而另一些机制化水平较高的次地区组织则追求在本地区内发挥重要作用。欧盟致力于与所有既存地区安排建立联系并鼓励次地区组织在地区安排的总体框架下更大范围地参与地区建设；对于仅存在次地区安排的区域，欧盟首先维持和发展同次地区组织的集团间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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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是通过长期的讨价还价形成的复合行为体，正式规则在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制定与执行欧盟对外政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规范性力量”，欧盟在对外关系中会通过“传染性扩散”这一无意识模式将欧盟的规范与规则传播到其他地区，例如南方共同市场就在推进自身一体化时成为无意识的规范接受方。此外，“程序性扩散”也是欧盟向外扩展规范影响力的重要模式，它是指欧盟通过象征和实质的“规范性力量”来发展与其他行为体的制度化关系，例如签署地区间合作协议。2、地区间的力量差距越悬殊、一方对另一方在价值观念上的影响越大，双边制度安排就会越多地体现影响力较强一方的偏好；地区间的力量差距越小，双边制度设计就越会兼顾双方的利益与诉求，地区间的互动方式就越灵活多样。欧盟是践行地区间主义最为成功的地区组织，其与非洲、拉美、东亚等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地区间互动。欧盟与非洲和拉美之间的地区间互动是以欧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合作。在这种地区间关系中，欧盟的合作意愿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合作的进程与方向。与之相对，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合作更加平等，合作形式也更加灵活。 内容来自dedecms

非洲与部分欧盟国家有着特殊的历史联系，这使得地区间关系的发展较为深入。但与此同时，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欧盟与非洲一直保持着不对称的地区间关系。以欧非经贸往来为例，欧盟的对非贸易政策采用了双重标准、实行保护主义，以不平衡的条款为基础。双边关系完全被欧盟的利益主导，长期推行有利于欧盟的不平等政策，其中共同农业政策更是严重损害了非洲国家的农业利益。相比之下，由于地区间力量对比的渐变，欧盟与东亚的关系实现了从不对称到较为对称的转变。欧盟在拉美和东亚都与美国存在竞争，其主导的地区间主义发挥着制衡美国霸权的功能。然而，“欧盟与拉美的地区间合作缺乏共同的、可以协调的架构，地区间尚未建立起正式机制，2004—2010年欧盟与南方共同体的地区间合作进程陷入停滞”。[4]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交往则更为正式和规范，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日益拓展。例如，双方建立了政府间论坛性质的亚欧会议机制，轮流在亚洲和欧洲国家定期举行首脑会晤。因此，综合比较不同地区间合作的现状，深入探究欧盟一东亚地区间合作的发展，有助于发现相关规律。 dedecms.com

传统的地区间主义侧重于考察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且整体实力较强的一方对区域一体化程度和整体实力较弱的一方的影响。与这一传统范式不同，东亚的各新兴经济体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方，欧盟—东亚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显着变化，其关系由强—弱关系渐变为强—较强关系。互动形式由地区—次地区（如欧盟—东盟）为主发展为地区—地区（如亚欧会议）、地区—次地区、地区—地区大国（如欧盟—中国或日本）并重；交往路径由东亚对于欧盟规则、制度的单向学习转变为双向交流；互动结果由一方获益更多发展为双赢、多赢。

二 欧盟东亚战略的演进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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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是欧盟对外战略的重点之一。欧盟的东亚战略经历了从追随美国到独立发展、由分领域有侧重的具体合作到形成整体战略的演变过程。受国际环境、区域力量对比、地区内部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欧盟的东亚战略在自身定位、内容侧重以及合作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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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东亚战略的历史演进 copyright dedecms

欧盟的东亚战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dedecms.com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期间，欧盟在整体上追随美国，侧重双边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的特殊国际格局决定了欧共体无法形成独立的东亚政策，欧共体的东亚政策只能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整体对外战略。这一时期，欧共体本身的一体化进程也在经历探索和调整。一方面，欧共体在外交与安全领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共同体内主要大国在东亚地区拥有不同的利益与立场，政策协调较为困难；另一方面，欧共体将主要力量和资源都用于内部建设，尤其是解决内部治理分歧、构建单一市场和完善治理机制。这一时期，欧共体与东亚的地区间互动体现为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初步双边对话机制，主要是在与东盟的交往和沟通之中。例如，1972年东盟成立了由各成员驻欧共体外交代表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布鲁塞尔委员会（ABC）”。1975年，双方共同成立了商讨双边经济合作的“东盟一欧共体联合研究小组（JSG）”。1977年，东盟提出希望与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和常驻代表委员会建立联系，得到欧共体的积极响应，两大区域组织建立了正式关系。1978年，第一届东盟一欧共体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召开，欧洲议会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东盟议会组织年度大会。20世纪80年代，双方进一步签署了《欧共体与东盟合作协议》，成立了共同合作委员会和共同投资委员会。[5] 本文来自织梦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欧盟开始构建地区间交往的正式机制。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的迅速崛起更是使得欧盟愈加重视东亚地区。虽然欧盟拥有资金、技术和理念上的优势，但是在东亚地区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都不及美国。因此，虽然欧盟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全球伙伴、美欧对亚洲事务也有诸多共识，但欧盟逐渐改变了冷战期间追随美国的策略，有意识地根据自身利益构建独立的亚洲政策。1994年，欧盟委员会出台了第一份针对亚洲的正式官方文件，名为《走向新亚洲战略》。文件指出，冷战结束后亚洲经济增长迅速，欧盟理应优先考虑亚洲事务，增强在亚洲的影响力，借此争取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同时，文件还强调与东盟的关系是欧亚对话的基石。[6]1994年，作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召开了首次会议，欧盟积极参与其中。在与东盟已有的沟通机制基础上，欧盟将地区间关系扩展至欧盟和东亚的整体对话，尝试建立两个地区之间的正式互动机制。1996年，欧盟与东亚10国共同建立起亚欧会议（ASEM）机制，以峰会推进松散的机制化进程。亚欧会议以首脑会议、外长会议和其他高官会议为固定内容。欧盟推动亚欧峰会的主要目标是借助这一机制拓宽在亚洲的贸易渠道，寻求以自身的独特方式参与亚洲事务。[7]冷战结束后，欧盟开始重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20世纪90年代，欧盟接连发布了三份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关系长期政策》《欧盟对华新战略》和《与中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式提升了欧中关系的官方地位。 dedecms.com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后，欧盟的东亚战略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进入21世纪，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广阔的市场对欧盟充满了吸引力。欧盟—东亚经贸关系更是成为双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欧盟和东亚各国都视彼此为主要的投资目的地。因此，经济利益促使欧盟协调各成员和超国家机构对东亚的立场，逐渐形成统一的东亚战略。200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题为《欧洲和亚洲：强化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的文件，明确了“增强欧盟在亚洲的经济与政治存在，以此为扩大后的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增加砝码”的目标。[8]在亚洲渡过金融危机、中国快速崛起、东盟寻求更深入地区合作的2003年，欧盟又发布了《东南亚新型伙伴关系》和《成熟的伙伴：欧中关系的共同利益与挑战》这两份政策文件。[9]在《东南亚新型伙伴关系》中，欧盟表示共同体与成员国应当对东南亚国家和东盟采取更为实用的政策，积极推进双边关系和地区间关系的发展。[10]2007年，欧盟一东盟部长级会议又通过了《纽伦堡宣言》，双方表示将共同推动“跨地区欧盟一东盟贸易启动计划”。除经贸议题外，欧盟与东亚的安全关系也是欧盟东亚战略的重要内容。2007年，在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的基础上，欧盟理事会表决通过《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东亚行动纲领》（简称《行动纲领》），这是欧盟唯一针对某个地区制定的外交行动指针。《行动纲领》明确提出，欧盟在东亚地区拥有“重大利益”，其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安全。东亚的安全环境尤其是该地区主要行为体的安全政策与欧盟的核心利益密切相关，应将对东亚安全的政策置于欧盟的全球目标之中。[11]欧盟参与东亚安全事务的具体做法包括与东盟共同发表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联合声明、提升双方在应对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方面的地区性合作以及在2006年为印度尼西亚亚齐地区的和平谈判提供资金支持——这是欧盟与东盟在安全治理领域的首次直接合作。[12]

第四个阶段是2010年后，这是欧盟东亚战略的推广期。随着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与欧债危机爆发，欧盟既担心美国的亚太新战略会导致自身国际地位下降，又因为内部事务的困扰而无力推进对外政策。在较为被动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中，欧盟选择了采用更为积极的东亚战略，巩固与东亚的双边关系，维护自身全球主要行为体的国际地位。2012年，欧盟在调整了《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出台了新版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东亚指南》，重申应当加强与东盟以及中国、日本等东亚大国的关系。针对中国崛起、复杂的周边形势和东亚战略平衡的变化，欧盟增加了关于南海问题的立场声明，指出南海问题可能影响欧盟的航行安全与经贸利益，担心地缘政治的变化和领土纠纷会造成局势紧张。[13]同年，欧盟一东盟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斯里巴加湾行动计划”，强调了双方应当在经贸与政治安全领域强化合作关系。随后，欧盟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3年，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代表欧盟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这是欧盟首次以联盟身份介入亚洲安全事务。在阿什顿公开表示亚洲是欧盟长期安全伙伴的同时，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 Madariaga）也提出亚洲是欧洲的“灵巧支点”，这标志着欧盟的东亚转向。在2015年的《联合公报》中，欧盟坦承：“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关系符合欧盟的战略利益，东盟对于在广阔的亚太地区构建更加稳定的地区安全秩序至关重要；应将欧盟与东盟关系推向更高层次，加强欧盟与东盟单个成员之间的双边联系；一个更加强大、团结、自信、不断提升自身一体化水平的东盟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繁荣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东亚地区的合作和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机遇；欧盟与东盟的深入合作是使得欧盟东亚战略更加全面的关键。”[14]在2015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德里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指出，欧盟应将自身定位于超越欧洲范围的全球行为体，应谨慎设计在东亚扮演的角色，在不过度插手的情况下提供适当支持，通过多边外交、对外援助、经贸合作等灵活方式寻求独立的外交与安全政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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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盟东亚战略的变化 织梦好，好织梦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政治、安全地位重要，国家间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在美国的深度介入下，更是形成了美国、欧盟和东亚的复杂三边关系。在与东亚的互动中，欧盟始终认为平衡者的定位最符合其全球战略目标。欧盟历经在东亚地区的多年摸索和调整，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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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侧重经贸合作到经济与安全并重。欧盟东亚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促进双边贸易与投资，通过在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环境保护、能源开发与利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先进经验对东亚乃至全球产生重要影响。据部分研究预测，2050年亚洲占全球GDP的比重将上升至50％，而中国、日本、印度等7个区域内国家将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中心。除内部贸易外，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是欧盟的主要进出口贸易伙伴。欧盟与东盟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通过欧盟一东盟商业峰会、航空峰会等经济对话机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双边经济合作。此外，欧盟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东盟还分别进行着双边自贸区谈判。经贸议题仍然是欧盟与东亚互动的最重要内容。近期，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以失败告终，欧盟又备受债务危机困扰，急需在东亚找到经济增长的新支点。2011年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于《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应对变化》一文中提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为欧洲提供了机会，也为双方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机遇，中欧在经贸投资、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性挑战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6]欧盟成员中的主要经济大国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并且与中国在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与稳定、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2012年阿什顿代表欧盟发表声明，指出考虑到在东亚有重要利益，欧盟非常关注东亚的海上安全与航行自由，希望各方通过和平与合作的方式解决争议。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一表态充分体现了欧盟既要做美国战略伙伴又想当东亚平衡者的两难处境。出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维护中欧伙伴关系的考虑，欧盟尽可能地避免卷入南海争端。但是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同美国的协调合作，欧盟也公开支持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主张。[17] copyright dedecms

第二，从美国的战略小伙伴转变为地区间关系的平衡者。冷战期间，由于欧共体处于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期，一体化又刚刚起步，特殊的国际背景使得欧共体不得不服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在东亚事务中只能充当美国的小伙伴。随着冷战结束后自身一体化的顺利推进，作为整体的欧盟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行为体和经济力量，其逐渐以共同体利益为目标、借助地区优势，积极与东亚展开地区间互动。对于如何看待欧盟、美国与东亚的三边关系，欧洲学者也持有不同意见。乌尔里希·斯佩克（Ulrich Speck）认为，欧盟应当与美国联手维护东亚地区的安全。[18]帕列罗-普莱斯纳（Pagliero Plessner）指出，欧盟应当成为亚洲的伙伴，而非扮演次要角色。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活动侧重于军事部署、追求安全第一，这既不符合欧盟的切身利益，也不利于扮演中立和非安全威胁的角色。[19]实践中，欧盟在东亚地区特别注意与美国保持“适当距离”，在东亚的争议问题上不选边、不站队，以避免再次沦为美国东亚战略的小伙伴。与此同时，欧盟依靠其相对超然的地位和强劲的经济实力在东亚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威胁性的伙伴定位与超强的经济实力使得欧盟在东亚成为能够与中美共同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主导力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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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强硬推广欧洲价值观转变为展开灵活多样的合作。欧洲一些国家信奉并积极对外推广欧式民主和价值观，试图将欧洲一体化中共享主权的观念应用到其他地区的一体化中，但东亚各国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均高度重视主权完整。因此，欧盟在互动中逐渐调整政策，由淡化主权变为尊重主权，转而将是否符合地区利益作为评价一体化成就的标准。此外，由于欧洲部分国家不光彩的殖民历史，欧盟在与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外界交往时，始终注意避免被视为新殖民力量和传播西方价值。在与东亚的互动中，欧盟逐渐将崛起的东亚看作平等的合作伙伴，而非把平等合作视为居高临下的单方面援助。在地区间互动中，原本不对称的双边经贸投资关系被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取代，从以对外援助为主发展到通过亚投行来共同投资和开发新项目，同时还在气候变化、反恐等领域显着加强了协作。

第四，对华态度经历了从敌对、接触、警惕到积极合作的转变。中国是东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欧盟对华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盟东亚战略的调整。冷战初期，西欧各国是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成员，中国则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西欧各国对中国的态度要服从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大环境，对华以敌视为主。随着冷战终结、世界趋于多极化格局，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渐增、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欧共体各主要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也转为接触和试探。一方面，它们仍然坚定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诸多国际事务中站在美国一方；另一方面，它们也改变了对华敌对的态度，从自身利益出发尝试与中国交往和相互了解。近年来，欧洲不少国家先后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在经济上取得巨大发展，国际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态势。大多数欧盟国家没有将中国看作军事威胁，希望通过接触把中国纳入并束缚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确保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维持现状的大国实现和平发展。[21]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收缩了全球战略，对东亚政策亦在调整之中。欧盟也适时调整了东亚战略和对华政策。面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欧盟内部虽然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但都认可该倡议可通过具体项目带动共赢发展。欧盟主张在正式的国际制度框架下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同时借机制衡美国的经济金融霸权。 织梦好，好织梦

历经多次调整，当前欧盟东亚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以经贸投资为抓手，兼顾安全利益，凭借欧盟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的一体化治理经验、广阔的市场和稳定价值观与东亚展开良性互动；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能源开发等双方共同关注且欧盟具有优势的领域加强合作；虽然在诸多领域与美国合作，但是将自身定位为无威胁性的中立者和平衡者，形成有别于美国的东亚战略。美国与欧盟在东亚战略上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是宏观谋局，东亚政策需要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军事干预是美国维持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要根据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部署。欧盟的东亚战略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侧重经济利益，主张用多边机制促进地区间合作。同时，欧盟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东亚战略是各欧盟成员讨价还价、互相妥协的结果，受到内外双重压力的影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 地区间主义视角下的欧盟东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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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主义为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交往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框架。在地区间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思考欧盟的东亚战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该战略的延续与变化。美国、欧盟与东亚的互动是当前最重要的三边关系。其中，欧盟与东亚在新三边关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织梦好，好织梦

（一）地区间主义是新三边关系背景下欧盟一东亚互动的主要选择 本文来自织梦

双边主义是传统国际关系中国家间交往的主要形式和渠道，是一国以双边式发展与他国的关系，其植根于主权国家之间的传统经贸和安全竞合关系。相对于双边主义，多边主义互动中的主体数量更加多元，是当前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之间交往的主要形式。约翰·鲁杰（John Ruggie）提出，多边主义是依据普遍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秦亚青认为，多边主义可以是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取向，也可以是地区或全球层面的多边制度结构，强调制度性因素对国家间互动的影响。[22]

地区间主义是地区之间的整体互动，一般以具有较高一体化程度的地区及次区域组织作为主体。两个地区之间的互动在广义上也属于双边范畴，但是在交往主体、沟通方式以及互动影响等方面与传统的双边关系存在较大差异。有学者将地区间主义视为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是两者的补充和辅助，更是全球化背景下欧盟和东亚交往的优先选择。近年来，地区间关系因地区一体化进程及地区间组织的涌现而备受关注。它突破了国家间交往的路径局限，为新型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沟通提供了新模式。 copyright dedecms

欧盟是特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其既可以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也可以与其他地区进行地区间交往。欧盟可依据各成员的立场及自身的协调能力，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充分考虑利弊得失的基础上选择最为适合的交往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盟在对外交往中比主权国家更加自由和灵活。当地区间交往的经济成本较低且收益显着时，欧盟倾向于用一个声音说话，利用整体身份在与其他地区的交往中获得巨大经济收益；当涉及议题非常重要时，欧盟亦偏爱抱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与大国的谈判中获益、实现经济或安全诉求，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哈谈判进程中；当单个成员拥有明显的经济优势时，则欧盟尤其是其中拥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国则倾向于在双边框架下行事，如德法争相向中国提供高速铁路技术和飞机出口。[23] 内容来自dedecms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的国家间关系继续深入发展，全面深化了在经济、金融、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东亚的新地区主义随之兴起，各国逐渐摒弃冷战思维。面对不断调整的地缘政治格局，“东亚国家以地区视角重新审视自己和周边世界，以东盟、10+1、10+3、中日韩合作和东亚峰会为标志的地区合作架构不断充实完善”。[24]东亚地区可以细分为东南亚和东北亚，其中东南亚国家与欧盟的经贸联系更为密切，东北亚则尚未形成次地区共同体。从政治安全角度看，东北亚地区也较为特殊，美国、中国等全球和地区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远胜欧盟。因此，欧盟的官方文件和报告是将欧盟一东盟合作称为在东亚地区“集团对集团”式地区间关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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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东亚作为新的一极与欧盟和美国构成了新三边关系。新三边关系中的行为体包括国家和地区。美国和欧盟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两边，两者也是传统伙伴和军事同盟。但是由于东亚战略意义重大，双方都将东亚作为对外战略的重点，因此美欧在东亚属于“合作中的竞争关系”。这一新三边关系是不对称的，东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实力均弱于另外两极。迄今为止，相对而言美国与欧盟、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要比欧盟与东亚的关系影响更大，前两对关系甚至对后一对关系本身也存在重大影响。不过随着经济、政治力量的大幅增强，东亚在三边关系中的地位也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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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三边关系中，美国与欧盟的互动是主线。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欧盟随之调整了自身的东亚战略。2013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巴黎办公室跨大西洋安全工作小组发布了题为《美国重返亚洲后的跨大西洋亚洲安全合作》的报告。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欧洲和东亚的影响，报告提出欧盟应当以“安全追随者”和“安全促能者”的身份在东亚发挥重要作用。[25]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东亚战略充满变数，从目前看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强化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来制衡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欧盟如一味追随美国，则将失去在东亚地区相对中立的地位，在与东亚的经济交往中遭受损失。此外，自特朗普政府中止TTIP谈判以来，美欧在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分歧也日渐增加。因此，现阶段的三边关系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欧盟的东亚战略也存在较大调整和转向的可能性。 内容来自dedecms

（二）欧盟与东亚的互动模式变化及其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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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共体时期，欧洲主要大国既无实力也无意愿与美国在东亚地区展开竞争，并且东盟在20世纪70到80年代还是将安全议题置于首位，因此欧共体与东亚的地区间关系并不密切。 dedecms.com

自冷战结束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与欧盟是商业依赖关系。欧盟之所以关注东亚，主要是因为欧盟成员的企业在该地区有大量投资。但商业行为体对两个地区的发展与治理模式影响有限，集体行动主要发生于产业协会层面，很少通过正式的欧盟机制加以安排。被殖民的特殊历史使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受到欧盟大型跨国公司对国际劳动分工的影响，高度依赖欧盟成员的资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将发展重点从安全领域转向经济领域，欧盟则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这给予了欧盟深入参与东亚经济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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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欧盟与东亚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变为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欧盟与东亚的关系由单向依赖转变为不对称相互依存的原因为：首先，金融危机的冲击促使东亚国家在经济金融领域加强合作、抱团取暖，这增加了对欧盟各国的压力，欧盟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东亚的关系。其次，东亚主要国家的经济实现了恢复和发展，其广阔的新兴市场对西方发达国家至关重要，国际经济地位也日益提高。最后，东盟致力于推动自贸区建设，要求在本地区内部调整产业布局以实现区域内自给自足、减少对外部的依赖，这对于重视东亚市场的欧盟来说是重大挑战，促使欧盟愈加重视东亚各国的利益诉求。

自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至今，欧盟与东亚地区间互动的不对称性逐渐降低，朝着平等的地区间关系方向发展。一方面，欧盟多国陷入债务危机，随后又引发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危机，一体化进程因此遭遇巨大挫折；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实现了群体性崛起，并将自身充裕的资金以投资的形式流向中东欧地区，实现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飞跃。这“一降一升”使得欧盟与东亚的经济差距显着缩小。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互动转而以互利共赢为主要原则，欧盟也由单方面地推广引以为傲的“共同体模式”变为与“东亚发展模式”相互借鉴。

在欧盟尚未形成整体东亚战略前，其成员与东亚地区国家的经贸联系以双边合作为主。随着欧盟一体化的深化，统一的东亚战略日渐形成，同时东盟机制亦逐渐完善，欧盟遂采取了地区一次地区、地区—国家互动“两手抓”的交往策略。东亚虽然有中国、日本等地区大国，但主导地区事务者却反而是由中小国家组成的次区域组织东盟。东盟一直致力于在次区域层面推进一体化，并通过外溢效应引领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这一目标与路径与欧盟一体化的轨迹不谋而合。因此，欧盟选择首先与东盟发展地区一次地区关系，试图将自身的价值观与治理理念植入东盟乃至东亚的地区建设。如今，鉴于中国的地区强国地位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欧盟的对华政策也成为其东亚战略的关键一环。欧盟从本地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形成了地区一地区层次的宏观东亚战略，与地区—国家层次的互动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展了欧盟国家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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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东亚互动模式的变化以及欧盟对东亚战略的调整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全球与地区生产网络的变迁。东亚地区主要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引发了该地区生产网络的重构。由于历史上国际劳动分工的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亚地区长期以来都是凭借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或从事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东亚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主要模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倒逼了东亚国家的生产结构转型，促使它们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地区生产网络的重构和经济的再度腾飞。该地区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存在差异性和互补性，区域内贸易额迅速增加，对外部贸易的依赖持续减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相继陷入经济困境，全球生产网络再度变化，东亚各国也被迫做出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在高科技研发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开始在机械、电子等产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和产品的依赖进一步降低。当前，欧美的反全球化浪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挑战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原则，引发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最新调整。东亚地区在区域内生产和贸易依赖加深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坚持开放和非歧视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完善了地区乃至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这一系列发展促使欧盟不断调整对东亚的经济政策，同时这种愈加密切的经济联系又深刻影响了欧盟对东亚安全事务的态度。 织梦好，好织梦

第二，国际的资本流动方向发生变化。一直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充裕，除了用于国内生产外还能够大量投资海外，而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则高度依赖外来资本。相应的在全球分工中，东亚的经济部门主要集中于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欧美则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占据绝对优势。然而发展到今天，东亚已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地区，其中尤其是中国的对外投资显着改变了东亚地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26]例如，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拥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资本流向的变化是促使欧盟和东亚地区互动模式变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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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欧盟与东亚地区间力量对比发生改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欧盟与东亚的实力差距显着，东亚在经贸、投资等方面对欧盟依赖较高，欧盟则易于影响和介入东亚的经济发展。随着东亚主要国家经济力量的崛起，欧盟与东亚的实力差距不再悬殊。两个地区虽然仍处于不对称相互依存状态，但已改变了原有东亚单向依赖欧盟的状况，欧盟介入东亚经济事务的难度提高。东亚经济力量的增强使得政治安全诉求也随之增加，欧盟与东亚的互动议题较之前有很大扩展。除了原有的经贸议题，还增加了反恐、环境保护、网络治理等非传统安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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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能力一期望差距（capability-expectations gap）促使欧盟不断调整东亚战略。能力—期望差距指的是行为体的实际能力与其最初期望之间存在落差，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用此概念来分析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问题，其同样适用于分析欧盟的对外行为。欧盟一直致力于扮演全球行为体的角色，将积极的全球地区间主义（globally active interregionalism）看作地区间主义的高端功能（highend function）。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欧盟推行的地区间主义应当反映其全球目标，二是地区间主义应当被用来平衡其他全球竞争对手，避免欧盟在全球经济和安全治理中被边缘化。20世纪70到80年代，欧共体与东盟是馈赠者和接受者的关系，欧盟在双边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阶段，欧盟将主要资源与精力用于推进内部一体化，对不对称的欧共体一东盟关系漠不关心。双方互动以问题为导向，聚焦贸易往来，缺乏明确的合作议程。尽管欧盟的预期是发展全球性的地区间主义，但由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垄断性影响、共同体内部的整合问题以及东亚自身尚未形成一致的对外政策等因素，欧共体推行的地区间政策一直没能到达预期效果，欧盟以地区间主义为工具推广其全球目标的设想也因此受挫。21世纪以来，WTO谈判进展缓慢，欧盟从重视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转而寻求有效的双边贸易协议（亚洲是其中重点），试图以地区合作促进全球合作，高度重视欧盟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然而，由于东盟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合作通常只能取各国的最大公约数，同时东盟在跨国事务中的短板又涉及欧盟的核心利益。因此，欧盟逐渐对发展与东亚主要国家间的双边关系给予了同等重视，例如建立了欧盟—新加坡自贸区。这是以地区—国家的深入合作促地区间合作。 本文来自织梦

（三）欧盟向东亚的“政策转移”

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常用于解释从欧盟的政策创新到东亚采纳该新政策的连续过程。在现实中，虽然东亚地区的观念、制度会在政策转移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但是新规范在地区化过程中也会带有东亚的独特色彩，形成有别于欧洲的地区合作与机制化模式；借鉴多种经验教训、增强外部政策学习可以将单纯的政策转移转变为多种政策模式平行共存。政策学习不会简单地等同于政策采纳，决策者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提醒他们一味追随其他地区的政策和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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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念角度考察，欧盟的东亚战略要求在欧盟内部就东亚达成共识。具体来说，首先，各成员必须就欧盟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达成共识，然后将东亚政策纳入这一共识框架，形成欧盟在东亚政策上的自我认同。其次，从欧盟与东亚的关系来看，在欧盟东亚战略实施过程和双方的沟通与互动中，物质利益的得失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关于发展的认识和话语权。从长远看，欧盟与东亚的持续互动将会通过“恰当性逻辑”的作用使得各方对物质利益的认知产生微妙而有力的转变，同时改变对欧盟与东亚之关系的期望与构想。再次，观念路径对理解欧盟的集体行动提供了重要视角。当预期物质利益不足、国家单边行动迟缓时，互动、沟通和社会学习能够为集体行动提供新的基础，对合作长期收益的预期可以抵消对合作带来的短期损失的顾虑。欧盟的东亚战略不仅是基于欧盟及其成员的物质利益计算，其团结也不仅是为了通过集体行动来获取物质优势，而是更多体现了对欧洲统一的期望，是欧盟集体认同的一部分。欧盟各国在交往中一致遵循欧盟原则也是后者向外投射规范性权力的方式。 织梦好，好织梦

然而，欧盟对东亚的物质优势正在减弱。尽管欧盟仍然是东亚的重要贸易伙伴，但随着东亚区域内贸易额的迅速增长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内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欧盟对东亚的重要性正在下降。[27]与此同时，欧盟自身正备受经济、社会危机的困扰。因此，欧盟以经济优势为后盾对外推广欧盟模式的传统做法日益受到挑战。随着经济优势的削弱，欧盟愈加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从最初以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为代表的官方机构不遗余力地将欧盟模式包装成“输出品”，到积极构建地区间伙伴协议或对话机制，欧盟与其他地区的交往方式逐渐由单向输出的“硬出口”转变为双向交流的“软出口”，政策转移也被赋予新的内涵。例如，欧盟当前更加注重对方的反馈，针对不同地区采取有差异的互动方式，尤其是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对待东亚地区，借鉴东亚发展的新模式、新理念和新挑战来启发自身的政策制定。

在欧盟实施东亚战略的过程中，亚欧会议的作用不可低估。亚欧会议原本是欧盟向东亚政策转移的桥梁，但其弱机制性制约了欧盟观念、规则和政策对东亚的影响。当前，亚欧会议是亚洲国家联合起来与发达地区打交道的平台，是欧亚之间平等的观念交流与合作。除政策转移外，合作的内容还包含欧洲向亚洲的技术转移。当然，东亚地区缺乏欧盟式的、较为成熟的制度设计也是制约欧亚问“政策转移”的重要因素。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四）欧盟与东亚地区间互动的制度安排 织梦好，好织梦

从外部环境考察，作为j边关系的关键一环，美国由全球性战略扩张转为战略收缩，其东亚战略也出现重大调整，这使得欧盟不得不重新规划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安排。欧盟与东亚关系的变化导致地区间交往机制呈现新的特征。 内容来自dedecms

地区间机制的约束力较弱意味着一个地区在与其他地区贸易往来时不愿以刚性的规则来自我限制，而是倾向于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以自愿的方式互动。尽管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互动的机制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机制化并不等同于约束力。成立工作委员会和论坛讨论共同利益的成本远比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低，更何况亚欧会议还缺少能够提供组织认同和官僚身份的秘书处和基于有约束力的规则的纠纷解决机制。制度是物质利益的实现途径与容身之所，也是影响行为体互动、沟通与期望的有力因素，是塑造价值规范和话语模式的重要方式。欧盟作为一个贸易型地区集团，倾向于借助制度、规范和规则来维持地区内外的稳定。从20世纪90年代起，欧盟就致力于形成统一的东亚政策，通过在超国家层面的资源整合和积累、借助协调机制将原本分散的商业、发展与经济政策统合起来，同时构建欧盟与东亚地区间的交流沟通机制。

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合作模式是无强制约束力的、灵活的制度安排。双边关系高度务实，以利益为导向、侧重经济收益，以加深相互依存来促进双方达成对合作规范与规则的共识。虽然地区间互动伊始，欧盟与东亚的实力对比存在差异，但双方的力量差距尚不至于悬殊，同时双方也没有密切的历史联系、制度关联度不高，因此没有发展成“欧盟一非洲”式的单方主导的地区间主义。此外，由于东亚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与欧盟的差距不断缩小，因而前者也没有复制欧盟在区域一体化中的“主权共享”经验，而是寻求在途径、速度和制度化程度上均与欧盟有所区别的“软地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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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借助地区间互动机制追求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和政治、安全影响的强化。制度是地区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基础，东盟作为东亚地区最为成熟的次区域机制，一直是欧盟东亚战略的焦点。随着近年来东亚安全地位的提升，欧盟的东亚战略对安全议题也更为重视。东盟地区论坛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2012年，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代表欧盟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代表欧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8]该条约标志着欧盟与东南亚在安全合作上取得了较大突破。

亚欧会议是非正式的机制，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官员可以借助这一公开论坛表达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看法，形成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借取这一渠道弥补双边和多边关系。其多维度地展现了两个地区间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放弃了以援助为基础的旧式双边关系，提倡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是增进两个地区包括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门交流的平台。在欧盟东亚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亚欧会议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既是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互动逐步制度化的产物，亦是欧盟将内部政策外部化的尝试。人员流动也是欧盟与东亚地区间交往的重要内容，不仅高层次的官方互动有利于政策与规范的对接，智库与知识网络的交流也有力促进了地区间互动。

此外，欧盟还不失时机地将亚欧会议作为游说亚洲国家修改国内法律制度和技术标准的场所。例如在2011年亚欧会议上，欧盟致力于向亚洲发展中国家推广生物燃料和应用交通技术的统一行业标准，力图在亚洲市场的竞争中赢得先机。这表明欧盟不仅以地区间机制为平台展示其技术成果，还希望借助地区间机制与其他发达国家竞争。

四 欧盟东亚战略的反思与未来

鉴于欧盟不同于主权国家的特殊性，其东亚战略同样有独特之处。这一战略既要兼顾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多样化利益诉求，又要对外统一立场、以整体身份发挥国际影响力。在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英国“脱欧”重挫欧盟一体化、特朗普政府大幅改变美国东亚政策的当前，欧盟东亚战略的未来发展也并不明朗，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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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欧盟东亚战略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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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欧盟的东亚政策从属于欧盟的亚洲战略。200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和亚洲：强化伙伴关系的战略框架》，其与1994年颁布的《走向亚洲新战略》存在重大区别。1994年的文件明确体现了欧盟委员会的政治意愿，同时兼顾了主要成员的政治意图。但是2001年的文件则没有体现明确的政治意愿，主要靠欧盟的官僚组织推进，此外还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文件对亚洲地域范围的划定过于广泛，制定了一系列缺乏内在联系的次地区战略，亚欧会议遭到忽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也不涉及亚洲。此外，这一文件是由时任欧盟对外事务专员的彭定康（Chris Patten）主持制定的，其以殖民视角看待亚洲，造成了欧盟委员会对外政策部门和贸易与发展总司之间的分歧。其次，文件没能在亚洲的各次区域做出针对性的安排，这反映了欧盟机构与各成员亚洲政策之间的冲突。最后，该文件没能在更广阔的地区背景下正确评估中国的崛起，无论是亚欧会议还是欧盟—中国峰会都鲜有提及中国及其与邻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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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方面考虑，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欧洲刚刚走出经济危机，将亚洲特别是中国视为拉动欧洲经济持续复苏的引擎。从政治上考虑，美国重返亚太，促使欧盟也不甘落后地向亚洲倾斜，后者希望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29]欧盟的一些政治家直言：谁抓住了同亚洲紧密合作的机会，今后谁就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欧盟在亚洲特别是东亚最关注的是市场，贸易和投资是欧盟东亚政策的重点。虽然欧盟不具备足以抗衡美国的硬实力，却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观念和制度优势，能够借助超群的软实力在东亚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也有学者悲观地认为，正是因为欧盟在亚洲安全局势中影响有限，因此其在亚洲的影响才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由于欧盟自身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尚未取得突破，各成员在涉及安全事务时都非常谨慎，难以在亚洲战略上统一立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各国的分歧不断，这进一步阻碍了欧盟作为整体在亚洲采取一致行动。 copyright dedecms

欧盟是制度化程度最高、发展最完备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但是其他地区的一体化经验和地区间交往方式也同样值得欧盟学习，东亚的政治领导者也将欧盟看作参考案例而非最终答案。与东亚一体化不同，欧盟的形成受到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东亚的政策制定者无意将强有力的、有潜在威胁性的制度因素植入国内主权，而欧洲人更多考虑的是增强欧盟的优越性，这对于东亚地区而言没有可以复制之处。近期，随着欧盟危机缠身，人们开始反思欧盟的超国家治理与地区间交往模式，发现东盟开放的地区改革规划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优于欧盟僵硬、正式的多边机制。[30]只有欧盟有效克服其经济、政治与合法性危机，才有可能增强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在欧盟与东亚的地区间互动中，欧盟在初期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东亚地区由于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远不及欧盟而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随着东亚主要国家的经济崛起，东亚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显着提高，而欧盟则备受各种危机困扰，与东亚的地区间关系渐趋平等，双方朝着对称性地区间合作关系的方向发展。从欧盟东亚战略的演进可知，欧盟最初并未把东亚作为战略重点，一直采取追随美国、侧重经济收益的策略。随着东亚主要国家力量的壮大以及美国“重返亚太”，东亚逐渐成为欧盟对外战略的重心，欧盟也开始寻求独立的东亚战略。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在东亚没有军事存在，欧盟不得不继续将东亚战略的重点放在经贸领域。而且，虽然欧盟竭力保持相对于美国东亚政策的独立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美国、欧盟、东亚的三边关系中，欧盟的东亚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由于欧美经济结构、科技水平和投资模式的相似性，欧盟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贸投资还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经济上竞争、政治安全上相互呼应的微妙关系正是当前欧盟与美国东亚战略的互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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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盟东亚战略的未来走向 织梦好，好织梦

欧盟将自身定位为东亚的“长期安全伙伴”，但是并没有在该地区部署统一的常驻军事力量，而是依靠政治对话和经济联系推进地区间合作，以欧盟一东盟关系为枢纽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间主义。对于欧盟东亚战略的走向而言，未来东亚安全结构是排他性的还是包容性的可谓至关重要。[31]中国的崛起、东亚安全秩序的变化将会制约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引发全球安全秩序的再调整，这也同样限制了欧盟在东亚的政策空间。美国数年前便开始调整亚洲战略，尽管其政策效果难以预测，但已经被贴上了重返亚洲的标签。有鉴于此，欧盟试图与美国的东亚战略进行区分，但两者常常不可避免地被拿来比较。 本文来自织梦

欧盟于2016年颁布了《欧盟的全球战略》，其关于亚洲的主要内容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是欧洲繁荣的先决条件，欧盟应当深化经济外交、扩大在亚洲安全领域的作用。具体来说，在经济外交方面强调与日本、印度和东盟国家签署自贸协定，最终签署欧盟—东盟自贸协议，确保欧盟—中国互联互通平台的成功运作；在安全方面，明确表示寻求对亚洲安全做出更加实际的贡献，与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加强合作，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鼓励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协助建立由东盟领导的地区安全机制；从战略角度看，欧盟提出在与亚洲交往时要坚持“有原则的实用主义”，除了在经济和安全上帮助亚洲外，还要与该地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例如反恐和打击非法移民。[32]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都出现重大调整，欧盟也在重新思考与亚洲的地区间关系，美国对亚洲尤其是对华政策的摇摆不定是欧盟出台独立亚洲政策的最好时机。具体来说，欧盟应兼用软硬实力工具，整合内部力量，加强与东亚主要大国之间的联系。在当前美国、欧盟、东亚的三边关系中，欧盟与东亚合作的可能途径如下：首先，美国毫无疑问仍然会保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并且仍然是其亚洲盟友的主要安全提供者，但是特朗普放弃了在气候变化、伊朗核谈判等领域的多边机制的引领，欧盟可以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在环境治理、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上为东亚提供治理经验。其次，TPP和TTIP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缔结区域贸易协议进程的终止。欧盟应抓紧与日本、印度、东南亚国家的谈判，特别是要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再次，欧盟应当提升与东亚主要大国和区域组织间的双边关系，其中包括中国、韩国和东盟。[33]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是东亚地区极其重要的国家，对华关系是欧盟东亚战略的核心内容。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和政治影响力的显着提升，欧盟越来越看重对华关系，不断扩展和深化中欧双边合作。2016年6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与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名为《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的战略文件，其是未来五年欧盟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文件表示：未来要继续加强欧中双方在经济、贸易、投资、社会和环境等领域的合作，力图实现进一步的互利共赢，可以考虑与中国签署全面深入的自贸协定；以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为平台，促进中欧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稳定发展以及国际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在解决国际冲突、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以及应对移民、环境保护、发展援助等全球性问题时尤其需要欧中协同合作；明确提出欧中合作要以为欧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为目标，要为欧洲企业争取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其中具体措施包括缔结双边投资协议、共同为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注资、推进联合研究与创新实践、实现欧亚大陆的数字网络联通等。[34]然而，文件中也涉及敏感的南海争端。迫于美国的压力，欧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转变，提出“希望在南海保障航行和飞越自由”；在经济领域，欧盟也威胁如若中国不能控制钢铁产量将可能采取新的对华制裁措施。[35]这些都是未来可能影响中欧关系的消极因素。 copyright dedecms

欧盟委员会在2017年发布的《欧盟的未来白皮书》指出，孤立主义的回归使人们怀疑国际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未来，但是欧盟仍将坚持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加强与全球伙伴的联系，措施之一就是与很多亚洲国家签订或谈判自贸协定；虽然欧洲政治家对中国仍然心怀警惕，但不可能拒绝与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和全球治理领域中的合作。与此同时，欧盟也将保持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后者仍然是稳定欧洲秩序的保障。[36]欧盟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将保持密切且持续的关注，“将东亚视为是未来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愿意在其中扮演地区争端协调人的角色，自2013年欧盟—日本峰会起就高度关注亚太安全局势，将与日本、东盟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加强政治与安全互动”。[37]由此可见，成为独立统一的全球一级是未来欧盟的长期目标，欧盟既要维持与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也要发展与日本、东盟各国的政治安全关系，同时还要与中国加强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以经济利益为杠杆平衡各方力量，以发展与地区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促进地区间互动、进而发挥全球影响力。这也是最符合欧盟整体利益的战略选择。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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