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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所涵盖的内容如贸易保护主义等，其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构成部分。长期以来，学界在探讨全球化的问题时，往往在方法论上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即：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自从其产生起，就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相伴随。确切地说，全球化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反之亦然；从全球化主体的角度看，至少迄今为止，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全球化最基本、最重要的主体，他们间的矛盾是全球化变动的一条主线索。当然，民族国家的形态也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上述这两个基本事实说明：全球化（这里指经济全球化）就是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的矛盾运动过程；没有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的矛盾过程，就没有全球化。至于某个或某些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是采取自由贸易手段还是贸易保护手段，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不能把作为全球化主体的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的“内缩”变化，不分场合和语境地简单地视为“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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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全球化既有民族国家的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的一面，也有民族国家为了发展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非固定的经济战略或策略的一方面。在一定的时期内，因种种原因，每个民族国家所遇到内外矛盾和问题不同，对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所采用的应对方式也就不同。但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在方法论上搞清楚这两个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区别和联系。这里先说这两者的区别。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虽然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构成，也是全球变动的一种趋势，但其并不能保证大多数民族国家受益，即便受益的民族国家也有其程度上的差异。因为，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其本质是创造经济增长和世界生产效率，而不是世界分配公平。进而言之，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在给世界带来越来越巨大的财富、推动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不断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世界性的两极分化等弊病，并在一定时期内给许多民族国家制造出种种困境。所以，民族国家为了发展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在全球化中根据自己所遇到的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问题，以及在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的损益状况，倡导和采取相应战略或策略。因为，全球化毕竟是以民族国家为最基本主体的全球化。不过，这种“相应战略或策略”就是比较复杂的了，对此绝不可一概而论。在一定的时期内，有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在整体上采用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战略和策略，有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有限制条件地采用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战略和策略，而有些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则倡导和采用倾向于“内缩”的战略和策略。然这种“内缩”无论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不是与民族国家的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相隔绝。当然，对不同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采用不同的战略和策略的具体原因，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同样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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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两者的联系。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市场化，使民族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联系得越紧密，利益冲突的范围也就越广，其程度也就越深），从而也使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任何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都不可能不受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市场化的制约与影响，故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经济活动；同时，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形式，也必将会在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市场化的作用下发生相应的变化。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如何发展和保护自己的利益，采取何种相应的战略或策略参与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不断市场化过程，将会对后者产生重要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引起整个全球化过程的阶段性或局部性的调整，从而使其发生形态上的变化。当然，在一定时期内，全球化变动的趋向是相当复杂的，它最终取决于各国政府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发展和保护与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问的张力以及由此决定的全球化的周期性。当在全球范围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一定程度，这种张力的度的界限就会被突破。当人们讲目前全球化变动的不确定性时，实际上反映了这种张力的度的准确界限难以把握。至于某个或某些国家何时实行或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何时实行自由贸易主义或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自由贸易主义，这则要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统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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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从全球化的主体构成及其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特点来看，不存在所谓“逆全球化”。所以，不能将这一术语不分场合地加以使用。这无助于我们从学术上展开对构成当前全球化变动的因素及其趋向的深入探讨。应当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近两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动”，如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多个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的抬头、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愈演愈烈、TTP和TTIP排他性区域化机制的浮现、意大利宪法公投中所显示的民粹主义浪潮以及法国大选中的保守主义强势出击（虽然没有获胜）等。然而，这些“变动”只能视为是目前全球化处于一种过渡或调整状态（在客观上强迫全球范围的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表现，而不是对全球化的悖逆或“逆全球化”。把这些表现视为“逆全球化”，只能是在这样三种语境中才是可以理解的：其一，全球主义语境。在这种语境中，经济全球化仅仅被视为是民族国家的广义的生产活动的不断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市场化，或市场经济力量的世界性释放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其二，一定的全球化主体所设定的“全球化”的语境。在全球化中不断获益的民族国家，自然会把与自己所认知的全球化的相悖现象称为“逆全球化”。其三，对策研究、新闻传播和文学描述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为了使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问题更加形象化，给人以印象深刻，将其冠之以“逆全球化”也不足为怪。在以上三种语境中谈“逆全球化”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理解并不包含认定其在学理或学术上的“正确”。 织梦好，好织梦

以上从逻辑角度说明，把目前全球化出现的一些“变动”视为“逆全球化”在学理上是说不通的。正如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常的发展形态一样，所谓的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内的全球“变动”也属于全球化的正常状态。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