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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众对互联网经济的热衷、支持，到政府寄予厚望、加以扶持，再到遭受普遍的质疑、批评，不过匆匆数年时间，问题究竟在哪里?如果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电商售假、网约车殒命，甚至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资本补贴、监管不力，都不足以认识到中国互联网经济问题的实质，也无助于作出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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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失衡下“弯道超车”的中国互联网经济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008年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也是中国互联网经济和传统实体经济的分水岭。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基建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直接的政策选择就是继续以基建、地产拉动。资金大举投入到本已过剩的行业，金融与地产基建继续捆绑，短期不但抑制了经济下滑，还带来了小阳春。但后果是，除了部分眼光长远的地区，全国范围来看，本应开始的经济结构调整未能坚持，本应在创新上继续积累发力的制造业，要么缺乏相应的资金来源，要么被短期价格引导跑偏。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008年也是中国互联网经济非常关键的年份。2008年的外部冲击与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抑制了制造业升级。政策层面对于就业的担忧，为互联网经济扩张带来了意外的空间。而大量的基建投入为今后十年的互联网红利奠定了基础。 本文来自织梦

2008年开始对基建的大笔投入，在未来十年中不断提升互联网经济所依赖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水平，同时推进的电信业改革，开启了宽带网络的大门，大规模的基站建设，为互联网经济打下了坚实的网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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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开始的快速城市化，导致大中城市公共交通、教育和医疗资源在未来十年出现严重不足，为互联网线下平台模式的推开提供了契机。而在金融危机的短暂打击之后，2008年过后开始持续走高的地价和房价（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价格），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中低端制造业通过卖场获得的利润越来越薄，传统卖场的利润也越来越薄，中低端制造业逐渐丧失了向中高端转型的机遇，最终转向电商，以规模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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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互联网仍然是以传统线上业务为主的，主要是靠游戏和广告。在2008年之后，伴随着公共交通、基础网络的发展和互联网用户数的直线上升，阿里和京东迅速扩张，电商平台成为互联网企业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开端。从数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2007年，淘宝全年的交易额是人民币433亿元，而2008年仅上半年，就超过人民币413亿元，等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3.77万亿。基建的完善为物流提供了基础，因外需乏力和地产经济挤出效应所导致的制造业不振，使得大量原有的制造业劳动力成为冗余，为快递、仓储等行业提供了大量劳力资源。电商产品的山寨化，对知识产权的漠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在信贷泡沫之下，大量实业主转向证券和房地产投资，进一步提升了实体经济的成本。 本文来自织梦

制造业就业份额占比达到峰值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停止发展，正相反，达到峰值往往意味着本国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高度，对劳动力需求开始减少。对后发国家而言，这个峰值的出现意味着制造业追赶阶段的结束，要么选择走向自我创新，迈向全球行业引领的高附加值区域（也就是任正非所讲的“无人区”）；要么选择继续跟随，最终难以摆脱被他人主导的命运。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正是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坚持，才在制造业峰值期实现了汽车、船舶、半导体、医药等高附加值行业的全球领先。在制造业创新引领的过程中，冗余劳动力转向低附加值行业不可避免，这是导致高收入国家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进入这个阶段后，如何提升制造业中高科技产业（也就是高附加值产业）和整个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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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于中国而言，制造业顶峰是否已经达到?与东亚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是在经济结构未能及时调整、长期失衡，遭遇国际金融冲击、外需放缓，同时又经历了内部地产经济高度负债，以及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普遍尚未实现全球创新引领的前提下，经由资本大规模补贴的互联网平台驱动，实现了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这种转移，直接来讲是应对2008年危机的产物，而不是制造业发展到顶峰的结果。它为解决危机中棘手的就业问题提供了帮助，如果没有这部分规模化服务业的承接，那么在全球外需放缓的情况下，这部分冗余劳动力的就业会出现问题。但另一方面，这种互联网平台的承接，解决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了吗?这样的互联网经济能够称为高附加值的新经济吗?

显然，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并未解决，否则就不用再三强调改革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在于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新兴科技，如ICT领域，站在全球的视角看，大都没有进入高附加值阶段，在全球产业链长期处于中低端。而在阶段性信贷宽松的背景下，资金不断空转套利，低端产能却在不断堆积，债务不断扩大。这些问题十年前如此，延续至今。

中国大陆的发展路径与日韩新台类似，都是政策主导下的产业追赶，也就是所谓“东亚模式”。但日韩新台的成功在于，受制于自身资源的有限性，在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追赶到一定阶段后，为了维持外向型经济和应对全球竞争，或主动、或不得以的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这种创新大到汽车、船舶，小到铆钉、芯片。当最终突破了创新领域的高附加值部分，才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行列。中国大陆所欠缺的，或者说近十年来都在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因此，当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在大量的赞誉声中“弯道超车”时，在中国制造业尚未达到顶峰就开启服务业转向的大门时，那些曾经的局限性，曾经导致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因素，一个也没有减少。很显然，互联网经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是非常典型的平台模式。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其实只是在基础网络、公共交通这些堪称举国投入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本国低附加值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的规模化，那么我们会非常清醒的认识到，互联网平台模式本身不会带来真正的高附加值创新。当然，在部分一二线城市消费需求升级的引导下，平台企业只需要引入境外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就可以维持自己的“供给”地位。

最终，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本国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所产生的大部分收益，是由平台去获取的，也就是说，在历次资本补贴大战后形成的各大平台，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正向影响，也即对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金融资本的广泛介入，将规模化低附加值行业的平台模式包装成各种“革命性创新”，通过各种政策加持甚至财政补贴，最终在资本市场套现获利，这种经济形态让整个社会的资金分配进一步扭曲。本该投入到高附加值创新领域的资金，本该持续投入的产业创新资本，却在互联网平台模式的上市套现预期中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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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问题及其成因

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十分类似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形态。这种自由放任，导致工业时代已经形成并被普遍遵循的重要市场规范和制度，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法治基础的制度，包括劳工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产品质量保障、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可能统统都归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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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的诸多问题，是因为低附加值规模化在今天仍然是平台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维持规模化的“量”，要远比追求高附加值的“质”更为重要。作为平台一方，如果要分享高附加值的利润，直接引入境外优质商品或者服务资源显然要比等待本国质量提升更为便捷和快速，所以跨境电商对关税减免的诉求其实比特朗普的内心还要急迫。但毕竟本国低质低价的产品和服务才是平台现金流的根基，如果以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去驱逐山寨，那么规模化就会遭受打击。所以理性的选择应是怎样? 织梦好，好织梦

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能从所有已知的重要制度中抽离出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平台”，并非最终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认为自己应当承担“平台”以外更多的责任。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是，今天整个经济正是围绕“平台”而展开。平台可以筛选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可以筛选消费者、甚至可以替消费者筛选产品。但平台两端的人们，却无法选择离开平台。直到有一天，当所有人认为需要去改变平台时，平台会告诉政府，所有改变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包括经济的下滑和大量的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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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平台还只是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的工具，既然平台本身不会带来高附加值的创新，既然平台无法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既然平台为了私利不断的破坏本就建立不易的各种市场规则和社会保护机制，我们为什么还要忍耐?如何将劳工保护、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保障、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制度深深的嵌入到互联网经济之中，是今天所有法律入和立法者的现实课题。

反思整个互联网经济，并不在于批评大而强者，而在于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无法依靠互联网企业去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向高附加值产业迈进，就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信息技术需要作用于各个具体产业和行业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互联网经济的“弯道超车”只是在实现低附加值产业的规模化，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曾经的局限性不会因为某个领域的资本大规模介入就发生全方位的质变，如果我们再不重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再不重视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性，再将希望寄托于“互联网”，那么我们离老龄化下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只有一步之遥。（nc-1820180622）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