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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学界围绕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研究形成了分别以体系和国家为核心变量的三种理论模式。然而，这些理论模式的自身缺陷使它们始终无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因果解释机制。基于此，作者提出一个以社会联盟为切入点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国内社会变量纳入研究范畴，表明以美国特殊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其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逻辑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以国际体系压力为干预变量、以国内政治过程为中介变量、以国内社会联盟格局演化为核。变量所形成的因果作用链条。以这一理论构建为基础，结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进程，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进可以具体划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衰落以及瓦解三个阶段，而直接推动上述阶段性演进的美国国内政治运作机制则经历了从“党派合作”——“强总统、弱国会”到“政治极化”——“弱总统、强国会”的变迁过程。当前，在国际体系压力“碎片化”和国内社会结构“两极化”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将难免呈现出“钟摆”式特征。 dedecms.com

　　【关键词】社会联盟;党派合作;政治极化;自由国际主义;美国对外战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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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1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美国军事学院就当时陷入困境的阿富汗安全角势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他指出，基于塔利班组织再度兴起给阿政府甚至地区稳定带来的严重威胁，美军在阿富汗的现有兵力已不足以有效应对这一新挑战。基于此，美国决定调整对阿政策，向该国增派3万余名美军士兵，以尽快扭转不利局面、恢复阿国内和平。同时，奥巴马在演讲中为此次增兵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强调这部分增派的地面部队将于2011年7月前撤回，并保证阿富汗不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将以广泛的国际协调和盟友合作为基础，最终目标是彻底结束战争。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奥巴马的上述演讲传递出两个相互冲突的信号。一方面，美军增派大规模地面部队的做法显然意在对塔利班形成进一步威慑，是对既有干预政策的升级;另一方面，这次调整中明确规定的18个月撤军期限又很有可能造成一种消极后果：既然塔利班清楚地知道美军撤离的时间表，那么它完全可以等待美国力量退出后再从事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正如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Hndsey Graham)在回应奥巴马演讲时指出的，“尽管总统极力向民众表明我们不会再一次深陷战争，但问题是，敌人也听得到”。 copyright dedecms

　　透过以上这些看似矛盾的信息，我们不难发现，奥巴马在做出此次关于阿富汗政策调整的重要决策时，本质上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向的“交错压力(crosspressures)”。首先，作为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需要有效应对塔利班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国际政治压力。其次，作为民主党及其国内支持者的政治联盟领袖(party/political coalition leader)，他又必须考虑自身所在阵营强烈的反战立场，承受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具体而言，如果奥巴马政府无法对塔利班的再度兴起进行及时有力的回应，阿富汗局势的持续恶化不仅危及地区安全，而且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奥巴马上台后的首要外交目标在于改变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从而扭转过度扩张的困境，通过推行全球战略收缩将主要精力及资源用于国内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复兴。这样，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其军事力量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撤离时间表。就国内政治来说，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内政、外交等一系列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极化(polarization)”局面，奥巴马增派地面部队所展示出的强硬主要是为防止共和党人就国家安全议题对其施压;但更重要的是，在派兵的同时提出撤军时间表的做法，则意在回应他所依靠的民主党国内政治联盟的诉求，尤其是党内反战派的利益，对反恐战争进行淡化处理，以确保其核心政策议程——国内经济和社会的自由化改革——得以顺利推进，防止反恐战争成为“奥巴马版”的越南战争。 内容来自dedecms

　　由此可见，在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进行了看似相互矛盾却又有着深刻内在逻辑的战略调整，而且从结果看，对阿富汗增加投入的压力最终让位于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以推进民主党国内核心政策议程的需要。这一事实表明，国内政治联盟的诉求连同与之密不可分的个人及其所在党派的政治利益，是奥巴马制定对外战略的决定因素。可以说，这就是美国向阿富汗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设定撤军时间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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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面临的上述双重压力在美国外交史上屡见不鲜。与之相应，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分别发挥着何种作用这一问题，也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例如，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政治学者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便在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由于美国推行以两党制和权力分立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政府在制定对外战略时便不得不解决由决策“政治化(politicization)”而来的低效率难题，这就导致美国的外交实践难以充分满足其作为一个大国的战略需要。然而另一方面，代表国际关系传统主流理论的现实主义则认为，地缘政治及其背后的国家利益考虑始终是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决定因素，两党与它们各自代表的政治力量尽管在各类国内议题上存在大量分歧和斗争，但“政治止于水边(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两党在国内议题上形成的相互斗争态势不能影响外交上的团结协作——的戒条历来是美国大战略制定的最重要原则，因而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国内政治制度并未对外交构成实质性影响。 dedecms.com

　　通过回顾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可以发现，以上两种视角均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背后的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首先，用权力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观察美国外交存在机械化的根本缺陷。例如，近年来总统和国会、民主党同共和党在对外战略上的确表现出了明显的党派性(partisanship)，使得美国外交总是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中;然而在冷战时期，两党以及行政一立法机构却在对外战略上有过长期有效的合作，形成了具备跨党派(bipartisanship)特征的“冷战共识(Cold War consensus)”，最终帮助美国成功地构建起一套稳定的、以对共产主义阵营进行遏制和在所谓“自由世界”推进多边合作为核心内容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战略。毫无疑问，上述两种相反的情况无法根据国内政治制度给出逻辑一致的论证。其次，认为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演化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现实主义观点忽视了美国作为一个“单元”所具备的内部复杂性，将国际体系层面的影响泛化和绝对化。例如，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说明为何同样处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之下，美国在冷战初期兴起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末便开始衰落，两党在外交上的分歧和冲突逐步取代了共识与合作;类似地，它也无法解释为何同样处于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比尔·克林顿政府同小布什政府却在美国对外战略选择上出现了方向性的差异。[1] 织梦好，好织梦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变迁中各自发挥着何种作用?如何将二者在逻辑上进行关联与统合，才能形成一个更为系统并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为了完成此项任务，笔者将在系统总结并反思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的研究变量，构建一个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社会联盟理论(theory of social coalition)”，以探究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及其政治运作机制，并由此找到研究其战略实践的正确路径。 织梦好，好织梦

　　二 研究对象及其界定

　　美国的对外战略或日“大战略(grand strategy)”，通常是指该国为实现其安全(security)、权力(power)、财富(wealth)和价值观(value)等国家利益而对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从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到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巴里·波森(Barry Posen)及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大量学者的相关研究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一致认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本质就是利益与权力、目标与手段间的平衡与统筹。这种解释暗含了一项假定，即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明确和统一的概念，因此其对外战略的目标在于有效回应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维护并增进其利益。显然，这一假定反映出的是一种长期以来主导国际政治(包括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范式，即抽象掉了影响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国内政治、社会因素，将国家作为一个内部统一和同质化的单元进行分析，认为国际体系压力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是直接和线性的。然而就像美国学者本杰明·福特汉姆(Benjamin Fordham)指出的，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多元化特征，国际体系压力在任何时期对美国国内不同的政治行为体(political actor)所造成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这就导致国内行为体在外交上的利益诉求及其对国际体系压力的认知迥然不同甚至经常出现矛盾，进而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成为各类国内行为体进行博弈的“政治斗争(political conflict)”的结果。忽略这一点，我们便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变迁给出合理的解释。 copyright dedecms

　　无独有偶，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国内政治根源的美国学者彼得·特鲁波维兹(Peter Trubowitz)也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并非为分析其对外战略的预设前提，而是国内各地域间进行斗争的政治产物。因此，国家利益以及为维护这种利益而制定的对外战略，本质上并不能体现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全貌”，这就意味着美国并不存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从国家(national)层面转移到地域(regional)层面，只有这样才能对所谓国家利益进行准确界定，进而找到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逻辑。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学界围绕“美国是否衰落”展开的学术辩论那样，以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为代表的“衰落派”更多的是以美国传统中心东北部(the Northeast)的视角来看待美国面临的挑战，而以约瑟夫·奈(Joseph Nye，Jr.)为代表的反对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将论点建立在美国南部(the South)和中西部(the Midwest)新兴产业在信息革命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基础上。显然，从不同观察视角出发，二者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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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界定同样建立在反思结构主义并将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纳入分析范畴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体系、国家及社会三层次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vstem)、国家/政府(state/government)以及国内社会(civil society)分别扮演着干预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中介变量(intermediate variable)和核心变量(core variable)的角色。具体而言，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直接塑造美国的对外战略，它必须通过对国内行为体施加影响来发挥作用。一方面，由于美国以地域、社会阶层和产业部门等为代表的国内社会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体系变量对上述社会变量既有可能产生相似的影响，也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冲击，从而极易使它们在外交上形成趋同或差异化的诉求、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和相应的战略选择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相互合作或彼此竞争的各类社会联盟;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一直以来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这些社会联盟便得以通过影响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的外交政策立场，从而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具有互助(logrolling)或对抗(confrontation)性质的各类政治联盟(political coalition)。最终，以国会政治博弈为中介，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政治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多数联盟(winning coalition)意志的体现。所以，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演化所蕴含的根本机理是一种建立在社会联盟格局变迁及其力量博弈基础上的国内政治逻辑，其中美国多元化社会利益间的共识与冲突是这种政治博弈背后的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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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既有研究的反思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概言之，已有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探讨可据其研究路径或理论模式分为三类：体系中心论(system-centered approach)、国家中心论(state-centered approach)以及试图将体系变量与国家变量结合起来进行梳理和考察的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在本部分，笔者将以上述三种路径为依据对既有的理论解释进行回顾，并分析和比较其优势及不足，从而为后文提出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奠定基础。 本文来自织梦

　　(一)体系中心论 dedecms.com

　　以体系为中心的理论模式一直以来都主导着国际关系和对外战略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体系本身即蕴含着一种对于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都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体系中心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抽象掉了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间的外交互动建立理论假设。就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而言，体系中心论者的相关研究分为两类：理论上，将美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单元，以探索单元一般行为模式的方式揭示美国对外战略的特点;实践中，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探究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 织梦好，好织梦

　　在理论层面，体系中心论认为一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核心动力就是来自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structural pressure)”。在承认体系压力对国家战略行为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前提下，体系中心论者从对国家战略偏好的不同理解出发，分别产生了基于权力假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和基于安全假设的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得出了关于国家行为模式的两种结论。首先，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体系压力促使一国对外战略追求的目标是权力最大化，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极度稀缺的资源，国家总是为安全而担忧。因此，各国纷纷把扩大自身相对于别国的权力作为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壮大自己。最终，当一个国家的权力足以使之成为体系霸主时，该国才能获取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当然，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也承认，虽然体系压力促使任何国家都有权力最大化的战略偏好，但同时也经常在实践中对其形成阻碍。因此.权力最大化的目标应建立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例如，米尔斯海默就主张美国在冷战后推行“离岸平衡(offshore-balancing)”战略，从而降低对外战略成本，确保全球领导地位的维持。 dedecms.com

　　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反，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并非稀缺资源，相反，安全是充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想保障自身生存，最理想的策略是保持体系均势并在武器技术上实现进攻与防御问的平衡;在此基础上，国家间还可通过合作维持和平。因此，权力最大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危险的，因为扩张性对外战略总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制衡，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才是国家的首要目标，权力只是达致安全的手段，只有坚持权力适度原则，才能在体系中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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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虽然都承认体系变量在国家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方面的决定性意义，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就表明，体系中心论者在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战略这二者间还未建立起严格的因果解释机制。同时，这也揭示出体系理论蕴含的一大内在悖论：一方面，体系压力与对外战略间需要纳入更为具体的变量，才能发展出分析和预测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又不可避免地会破坏体系理论的简约性和普遍性。简言之，上述问题反映到美国对外战略研究上，便表现为解释力不足、不同流派的理论外沿过于宽泛，以至于其分析结果的伸缩性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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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现实主义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分析为例。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在于防止欧亚大陆的潜在对手成为西欧、中东或东亚的霸权。因此，美国应推行离岸平衡战略，其中强大的海外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是该战略得以维系的关键。而按照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冷战的结束使保持欧亚大陆均势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关切。为避免潜在大国威胁这种均势、进而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应该推行一种基于防御性目标的“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ngagement)”战略，在避免过度干预海外事务的同时维持一定的海外承诺与前沿部署。不难发现，以上两种理论虽然有着不同的假设，但却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解释上出现了明显的趋同现象。结果是，就连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阿特也承认，在欧亚大陆存在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的潜在对手的情况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此外，这两种体系理论都无法就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给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例如，在体系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何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以审慎的“参与一扩展(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为核心的对外战略更多地体现出防御性现实主义色彩，而在布什任内却因极具进攻性现实主义特点的单边主义战略而走向全球过度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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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体系中心论的核心假设——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是一元、理性的行为体以及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的核心论点——体系变量在一国对外战略演化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都存在逻辑缺陷和经验解释的不足。笔者认为，体系因素的确是影响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变量，但并非核心变量，因为体系演化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经常出现不同步的现象。因此，只有将单元层次的变量纳入研究视野，并将其与体系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完成构建对外战略理论的任务。这一点也成为冷战后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解决的难题。 织梦好，好织梦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试图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双层变量结合起来解释国家对外战略的研究路径。按照吉登·罗斯(Gideon Rose)的总结，新古典现实主义具有三点特性：第一，研究对象是具体的国家战略行为;第二，与体系理论一样，将国际压力视为国家对外战略演化的根本原因，但该理论并未对国际体系做出紧张还是温和的定性，避免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在权力与安全假设上的争论，确保了理论的价值中立;第三，将国内政治作为干预变量纳入解释模型，以增强经验上的准确性。就这一路径对美国对外战略的探讨而言，最主要的代表作品是科林·迪克(Colin Dueck)的《不情愿的十字军战士：权力、文化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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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出发，迪克认为，美国对外战略调整背后的驱动力有两个：一是国际体系压力，二是美国特有的战略文化，其中前者作为核心变量构成了美国战略调整的根本动力;后者作为干预变量，则通过影响战略决策制定的过程而决定了调整的内容。因此，只有系统考察美国的战略文化，才能准确分析其对外行为。迪克认为，有两类战略文化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即“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

　　首先，自由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推动形成美国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根本思想传统。这一传统反映到国际关系上，便集中表现为一种持之以恒的信念：相信国际政治能够通过推广民主政体、自由贸易及多边合作，从根本上摆脱以战争、冲突和均势为特征的旧有模式，实现世界和平。因此，美国对外战略的最终目标就在于构建这样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国际新秩序。那么美国应如何实现自由主义的上述目标?既然作为美国最重要战略文化的自由主义始终存在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它怎样才能解释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 dedecms.com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迪克提出了另一类影响美国外交的文化，即有限责任观念。该观念可以被简要定义为：在一国对外战略中反复出现的、致力于避免过多国际承诺和过高战略成本的自然倾向。对于美国而言，这一观念是历史经验、地缘环境和自由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首先，自华盛顿“告别演说”以降，美国一直存在着对与欧洲列强纷争保持距离这一孤立主义思想的“路径依赖”。其次，美国特殊的地缘环境使它得以与其他大国留有足够的缓冲空间，这就令美国人天然地对耗时费力的海外承诺存有排斥心理。最后，自由主义对法治和贸易等的强调以及对世界和平与进步的乐观信念，都使美国对军事干涉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即使有时是战略必需，也至多是一种暂时选择。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引入上述变量之后，迪克认为，国内政治对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干预体现为自由主义与有限责任二者的相互制衡：一方面，自由主义目标的实现始终要求美国将大量战略资源投射到海外;另一方面，对有限责任的信仰又抑制了美国改造世界的冲动。为验证这一理论发现，迪克分别对二战和冷战结束时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做了分析。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以前者为例进行说明。 dedecms.com

　　在迪克看来，美国在二战结束时具备四种战略选择：孤立主义(strategic disengagement)、推回(roll back)、与苏联划分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和遏制(containment)。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出发，体系中心论无论是以权力还是安全为假设，都只能排除孤立主义，无法解释为何美国没有采取进攻性的推回战略或是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同，而是选择了遏制战略。迪克指出，遏制战略形成的原因在于前两者在美国国内缺乏支持：首先，自由主义信条要求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而非封闭的势力范围，所以通过美苏二分天下的方式安排战后秩序无法得到国内支持;其次，有限责任观念致力于以较低成本实现自由主义目标，因而暗含战争风险的推回战略也缺乏政治合法性。基于此，只有同时符合美国自由主义信念与有限责任原则的遏制战略才能成为杜鲁门政府的选择。 本文来自织梦

　　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解释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时，超越了体系中心论的分析框架，引入了国内政治干预变量，增加了理论的逻辑链条，强化了理论的解释力。然而，由于在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仍有一些明显缺陷，这一路径并未就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因给出足够有力的分析。在经验层面，新古典现实主义将观念作为国内干预变量的做法，错误地将现象等同于原因，即把美国由对外战略制定而引发的国内政治过程当作观念冲突，忽略了观念背后更为深刻的动因——利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非政治的政治观(apolitial view of politics)”。例如，该理论无法解释在观念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何民主党人作为冷战之初遏制战略和全球干预的提倡者，转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极力主张美国进行战略收缩?

　　在理论层面，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问题在于其仍未摆脱现实主义的局限，认为体系变量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必须承认，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关于国际体系从长历史角度看是任何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动因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现实主义的这种逻辑在解释特定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外战略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变迁方面显然不足。二战后，国际体系赋予美国对外战略的空间异常广阔，因此将体系作为后者核心变量的做法只能框定其运作的范围，而不能解释其变迁的具体动因和进程。基于此本文认为，只有将体系视为干预变量，同时将国内因素作为核心变量，才能找到美国外交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因。

　　(三)国家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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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体系中心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相反，国家中心论认为，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都是其国内政治的产物。因此，这一研究路径将国际体系视为干预变量，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国内政治博弈上，认为后者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在此，笔者将以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以及彼得·特鲁波维兹的《界定国家利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冲突与变迁》为重点，对这一理论模式进行总结和评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斯奈德在《帝国的迷思》中指出，工业化时机对美国国内政治制度进而对对外战略决策机制的形成有着决定性意义。作为早期工业化国家，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面临德国和日本等后来者的困境，因而其经济、社会发展采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模式。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的力量较为均衡，自由民主式的国内政治体制由此得以确立并趋于成熟。基于此，代表不同利益的国内行为体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过程中的相互制衡现象就十分普遍，由此令任何单一政党、部门或局部的利益都难以在对外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制约了美国战略行为中的冒险性，减少了代价高昂的扩张主义政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斯奈德的这种研究路径引发了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批评。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称，斯奈德在分析英美和德日的扩张行为时认为，前两者在对外行为中比后两者节制的原因在于英美的政治制度以权力制衡为特点，而德日却“卡特尔化(cartelization)”了，这就导致德日政治精英的权力过度集中且缺乏制约。然而，体系因素在上述国家不同战略选择中发挥的作用却被斯奈德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英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比德日强大得多，因此针对二者的压倒性联盟不大可能出现。如果我们承认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斯奈德的批评是正确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假如国家中心论能更紧密地结合国内政治变量与国际体系变量，这一研究路径便能构建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对外战略演化理论?为了对此进行判断，下面对特鲁波维兹的理论做简要考察。 copyright dedecms

　　虽然特鲁波维兹同样将国内政治作为核心变量进行处理，但他更为重视国际体系干预变量的影响，认为美国国内不同的行为体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体系因素参与塑造的。为了将这种逻辑关系梳理清楚，特鲁波维兹引入了“地域主义(sectionalism)”的概念，指出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是国内不同地域间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首先，由于幅员辽阔，美国国内不同地域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非均衡性，这就使它们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进而在政策制定时难免引发冲突。因此，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动力植根于国内以地域为单位的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一直以来，美国的三大地域中心——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始终围绕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尤其是贸易政策、军费开支和海外干涉等)在国会进行斗争。其次，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地域冲突反映到国内政治层面，便体现为由这些地域产生的国会议员始终从自身政治利益(如赢得竞选连任)出发，致力于在与其他地域的博弈中取胜，从而回应他们代表的那部分选民的诉求。最后，地域主义结合历史和现实表明，美国对外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形成有利于特定战略实施的稳定的国内政治共识。遗憾的是，多元化的地域诉求致使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演化始终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结果是，伴随地域力量的此消彼长，美国对外战略在冷战后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极化”特点：民主党从自身所代表的东北部利益出发，主张多边主义、减少海外干涉并进行全球战略收缩，而共和党则以其代表的西部和南部利益为参照，致力于强化美国的霸主地位，以单边方式推行全球扩张。在特鲁波维兹看来，由于地域重组在冷战后形成了东北部与南部/西部对峙的局面，因而美国外交中的“极化”现象短期内无法改变。

　　通过梳理以上理论可以发现，国家中心论相较于体系中心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方法论优势在于，将国内政治视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弱化了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从而能够更为精确地把握美国战略行为的演化。此外，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相比，国家中心论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利益基础上，避免了观念因素不可证伪的缺陷，增强了理论分析的力度。 copyright dedecms

　　然而，国家中心视角在构建美国对外战略理论方面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无论是斯奈德的战略扩张理论还是特鲁波维兹的地域主义理论，都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制约，认为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天然地导致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会围绕对外战略制定进行斗争。这种思维定式的问题在于，将制度设计等同于政治活动，忽略了后者的能动性。实际上，尽管美国有着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但以利益为出发点，国际、国内变量的共振同样有可能推动美国国内构建一种关于对外战略的共识，从而超越政治结构的制约，抑制对外战略制定中的冲突。当然，这种共识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概念，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例如，从冷战伊始到20世纪70年代，自由国际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战后美国存在时间最长的一项对外战略主导思想，便得益于国内形成的稳定的“冷战共识”，这一点用权力制衡的国内政治斗争无从解释。因此，我们从国家中心论得到的启示是，对于国内因素的分析必须超越政治制度层面，挖掘政治过程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因。为此，笔者将以“社会联盟”作为切入点，把决定美国国内政治过程的社会变量纳入研究范畴，从而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

　　(四)小结

　　本部分从理论假设、变量选取及逻辑推理等方面对既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分析表明，体系中心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论三种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研究路径在学理性和解释力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体系中心论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国际体系对美国对外战略具有直接和根本影响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逻辑性和高度的简洁性;然而，单一变量和线性思维在分析复杂历史时往往存在因果解释机制构建的重大缺陷，由此带来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内战略文化作为干预变量纳入研究中，增加了理论的逻辑链条，突显了美国作为单元的特殊性。不过，由于该理论仍未完全摆脱体系理论的局限，尤其是把体系当作核心变量来研究，削弱了其作为外交政策理论的效用。国家中心论采取了与上述两种路径相反的理论假设和变量选取方式，认为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国内政治冲突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及其变迁方面扮演着核心变量的角色，而体系因素则起到了干预变量的作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的研究主要得益于国家中心论的启发，致力于在引入社会变量的过程中，弥补国家中心论在理论假设、变量选取和经验解释方面的不足，即回答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为何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史表明，国内不同的政治行为体围绕对外战略的制定既可能导致冲突和斗争，又可能产生共识与合作?显然，国家中心论从政治制度出发，只能解释前一种情况。第二，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三大变量分别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过程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其相互关系是什么?第三，在上述变量处于相互作用的不同状态下，我们应采用何种研究路径或分析视角，才能更为深刻地把握相应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本质特征? copyright dedecms

　　四 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社会联盟理论：概念、假设与逻辑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属性和行为，其目标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描述性或解释性的推理。因此，特定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建立在清晰的概念和明确的假设基础上，才能有条件进行学术创新，进而有效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难题。在上文梳理了既有研究成果的核心观点、理论假设与逻辑线索后，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社会联盟理论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提出其理论假设和逻辑线索，从而为后文运用这一理论框架解释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奠定基础。 本文来自织梦

　　(一)社会联盟的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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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联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作为一项概念的出现，主要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对于国内社会力量在政府制定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相互融合的趋势不断显现，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社会联盟的理论视角解释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在现代大众政治日益兴起的条件下，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只有了解主要社会集团的具体利益，才能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进而推动政策}义程的顺利实施。伴随全球性经济体系的扩展，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会卷入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中，因此国内社会的利益分配便难免打上国际经济的烙印。基于此，社会联盟的形成即为国际经济联系对国内社会力量的福利不断影响的结果。[2]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联盟可以被界定为在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相似利益诉求和政策倾向，并试图影响决策过程的社会力量的结合。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从狭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延伸开来，社会联盟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与偏好，可以进而对一国整体对外政策或战略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按照学界对社会联盟的微观论述，我们可将其进一步理解为以国内产业地理为载体、以社会阶层和经济部门为两大内核的社会力量的联合体。不同的社会联盟由于在国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互动中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在包括贸易政策、军费开支、海外干预等方面的具体政策议程上形成了差异化的倾向，由此从整体上作用于国家的对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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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美国而言，由于其经济发展和国力壮大主要依靠的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利伯维尔场、个人主义和由竞争意识而来的企业创新精神，政府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较小，因而一种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和法治观念得以不断崛起，社会力量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也比其他多数国家更为重要和显着。追根溯源，这种发展模式得益于其背后一系列不可复制的先天优势，尤其是极为有利的工业化时机、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民族信仰。这一系列特性使得美国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路径，以代议制民主这一中介将国家与市民社会联结了，起来，其中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来行使对于政府的最终控制权。[3]因此，在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社会力量远为强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政治是植根于社会的。此外，法治观念的深人人心也使美国的国内社会力量具有深度参与政府决策的多样化、成熟化以及制度化路径。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理查德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l)声称的那样，社会力量在美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基于此，以国内不同的产业地理为载体，社会联盟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演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力量中心：东北部、西部和南部，而以社会阶层和产业结构分层为内核，上述三大力量中心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体系因素的变化，则产生了利益诉求多样化、分层次并且处于不断变动状态的社会联盟，由此构成了特定时期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例如，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东北部社会联盟——主要是工业生产部门和工人、企业家及金融业者等社会阶层——由国内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致力于在增强自身影响力的同时避免来自欧洲尤其是英国更为强大的工业产品和金融力量的挤压，因此倾向于对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抢占更多海外战略资源(如在拉美和东南亚进行扩张)，而南部社会联盟——主要由种植园经济和种植园主构成——则从自身与欧洲紧密且互补的经济关系出发，致力于推行自由贸易并避免因海外战略资源争夺恶化与英国的关系。然而到了二战以后，由于美国制造业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越欧洲各国，因此变化了的现实使得东北部社会联盟的利益开始建立在海外扩张和自由贸易基础上，从而实现了与南部社会联盟利益的融合。基于此，我们便可以简单勾勒出一条美国社会联盟格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变化曲线，即从东北部和南部社会联盟的对立到二者之间的联合，后者为冷战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提供了根本的国内前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更进一步讲，由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所决定，代表不同礼会联盟利益的政治精英(如总统和国会议员)便在围绕对外战略制定而引发的国内政治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政治联盟及其力量对比格局。由于美国的政治选举是以地域/选区为单位进行的，所以选举的进程和结果有着鲜明的以地域为载体的国内社会联盟的色彩。因此，在这种国内政治选举模式的基础上，由国会政治博弈的“简单多数”及“绝对多数”原则所决定，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特定时期的国内政治博弈中占据多数位置的政治联盟意志的体现，而后者从根本上反映出的则是同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内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例如，从冷战伊始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会内部形成的由东北部“洛克菲勒”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组建的自由国际主义政治联盟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战略制定过程中占据绝对多数的有利地位，主要即因为这一政治联盟反映的就是在此期间美国国内主导性社会联盟——东北部—南部联盟——的利益。[4]对于以上内容，后文将结合历史进行重点分析，并通过列举国会议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投票行为，发现相应的国会政治联盟及其背后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的历史变迁轨迹。 织梦好，好织梦

　　(二)社会联盟理论的理论假设

　　社会联盟理论植根于经济学中经典的“理性人假设(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由这一假设出发，该理论认为，社会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方面的偏好来源于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这一经济层面的理性传导到政治层面，就演变为政治精英出于赢得选举的需要而寻求满足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诉求的“政治理性”。在此过程中，美国的政治精英逐步发展为身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内政治市场(domestic political market)”中的各类“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赢得足够多的选票以确保竞选及连任成功。其结果是，这些政治精英对于国际事务的态度和立场便成为社会利益及社会力量不断影响、塑造的产物。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核心假设就是以上两类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关的、基于两种利益的“理性人”：一方面，从“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出发，在国际体系变量的干预作用下，社会力量总是倾向于建立并扩大基于共同外交利益的社会联盟，从而尽可能多地增强政策影响力，使美国的对外战略朝着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总统特别是国会议员不得不以自身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联盟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诉求为决策行为的出发点，以推动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前提假设下，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为合法化形式的政治博弈便应运而生。[5]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最终，美国的对外战略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处于多数或主导地位的社会联盟利益或偏好的反映。[6]

　　不难看出，社会联盟理论将其假设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做法，较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理论具有可证伪性以及追踪性和解释力更强等优势。此外，该理论以国内社会、政治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分析，相比于体系中心论将国家作为一个统一单元、进而围绕所谓国家利益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演化的做法，增加了变量的个数，强化了逻辑链条的完整性。最后，与国家中心论相比，社会联盟理论将社会利益作为政治利益决定因素的假设超越了政治制度的约束，完善了对美国对外战略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的理解。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社会联盟理论的逻辑线索 dedecms.com

　　社会联盟理论认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由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自19世纪末以来，伴随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世界经济的开放性与一体化程度与日俱增，并开始不断挑战传统的关于民族国家统一性的理论假设，这就为我们打破“黑箱”创造了前提。在美国，由于国内地域、产业和阶层等社会力量的多元化特性，国际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经常导致一种“非均衡”的后果，从而极易使这些社会力量在外交上产生趋同或冲突的利益诉求。例如，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美国国内某些地域、产业和阶层可能因受惠于经济全球化而获益，另一些则可能因激烈的国际竞争而面临发展困境。又如，军事开支中的“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效应往往有利于军工产业和分布有这些产业的地域，而不利于其他地方，因为后者交付给联邦政府的税收有很大部分被转移支付给了前者。总之，社会利益在外交上的差异与失衡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包括军费开支、贸易政策、海外承诺)而引发的国内政治冲突的来源，甚至成为造成这种冲突的“结构性原因”。笔者认为，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国内多元的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方面相似或相冲突的偏好——而非意识形态差异或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塑造了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国内政治博弈格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内政治制度这一中介，决定了美国外交的走向。毫无疑问，这一分析框架挑战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许多假设，尤其是将研究重点从体系和国家层面转移到了国内社会层面。通过对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分析，该框架将试图表明，美国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对外战略选择都是国内社会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在实践中，这种博弈背后的驱动力存在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本文来自织梦

　　第一，由于美国政治植根于国内社会，因而社会利益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人物在对外战略方面的政策立场。上文已经表明，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现象，加之自立国时起，美国始终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因此总统特别是国会议员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包括赢得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出发，不得不在对外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回应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利益的诉求，这就使特定的社会利益对政治人物的行为起到了约束甚至是塑造的作用。因此，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而形成的政治合作或斗争本质上反映出的是国内社会联盟利益趋同或相冲突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传导到国内政治层面，便形成了国会中多元化的政策立场，从而为针对对外战略制定的博弈提供了政治舞台。归根结底，这种政治博弈取决于总统尤其是国会议员所分别代表的那些以不同地域、产业和阶层为核心的社会利益的偏好，因此政治人物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无实质性的发挥空间。如果政客采取违背选民利益的立场，必然会在选举中遭受惩罚，而这正是任何一个“理性人”都极力避免的结果。 织梦好，好织梦

　　第二，美国政治的制度设计及其游戏规则使得政治上多数联盟的构建成为必要，并且只有形成一种基于共同利益且相对稳定的多数联盟，美国的对外战略才有可能较为长期地持续推行下去。因此，基于“多数决定”原则，社会力量为了使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利益，必然致力于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主导性社会联盟，从而实现左右政策议程的目标。按照前文的论述，由于美国宏观上存在三大社会力量中心，即东北部、南部和西部，因此只要三者中有两者形成联盟，便能在政治上获得多数地位，从而使美国的对外战略成为其意志的体现。[7]总之，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根本上体现出的是一种国内政治的因果作用机制，其相互嵌套的过程与逻辑是：植根于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及其外交诉求，在每个历史时期，美国的社会联盟格局都决定了国家/政府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格局;在此基础上，国内政治的博弈格局又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具体选择起到了直接的塑造作用。 copyright dedecms

　　第三，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根本动力源于国内社会联盟的分化与重组，而这种分化与重组又植根于不同的社会力量随自身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外交利益诉求。正因如此，美国的对外战略才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从19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以来，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经历过四次主要的分化重组，每一次都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的方向。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起，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连同美国国内的“冷战共识”之所以渐趋衰落，就在于维系这一战略共识的东北部一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分裂。究其根源，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尤其是东北部传统工业中心的衰落和经济转型，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民主党人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认知上出现了变化，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式的遏制战略成本过于高昂，因此转而倾向于降低对苏遏制的战略成本，突出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的作用，强调减少海外干涉及承诺，同时缩小军费开支规模。毫无疑问，民主党的这种转型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表现，而非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使然。因此，对于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变迁的探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其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关键性动力，从而丰富和完善学界对于美国外交的理解。 copyright dedecms

　　综上所述，美国对外战略归根结底是其国内多元化社会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体系因素对不同社会力量的外交利益诉求起到了干预作用，而这些社会力量为了使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利益，总是倾向于构建基于共同利益且能够在政治博弈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联盟，因此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相应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由于美国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从赢得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个体政治理性出发，在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便不得不考虑自身依靠的社会联盟的利益，这就使这些社会联盟得以通过影响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场而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了彼此合作或相互对抗的政治联盟。最终，以国会政治博弈为中介或平台，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联盟意志的体现。从政治发展史的角度看，由于二战后美国国内政治格局一直体现为民主、共和两党间的“势均力敌”，即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长期、稳定地占据执政的多数地位，因而政治多数联盟的形成必然需要超越党派(bipartisan)的合作。[8]因此本文认为，以国际体系压力为干预变量、以国家/政府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为中介变量、以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及其力量对比为核心变量所体现出的因果作用链条，构成了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根本逻辑。这一理论视角与体系中心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国家中心论的对比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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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机制及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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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文对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与总结，笔者论证了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根本逻辑，提出了一个以社会联盟为视角的理论框架。本部分将从体系、国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指出美国对外战略在二战后得以运行的国内政治机制在不同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之下存在巨大差异，进而说明我们在相应情况下应采取何种理论模式或研究路径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分析。通过这一部分的论述，笔者意在表明，无论是用体系中心论还是国家中心论的视角分析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都存在相应的逻辑前提，并且这一前提植根于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及其历史变迁之中。因此，只有将社会中心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才能找到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根本线索，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正确的研究路径对其进行分析。

　　(一)社会联盟与政治运作机制及理论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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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曾提到，由于二战结束以来(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新政)美国国内政治格局一直体现为民主、共和两党间的“势力均衡”，因而任何一项成功且持续的对外战略必须有赖于稳定的跨党派合作。更进一步讲，这一政治格局反映出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迁。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社会联盟重组特别是民主党向传统的共和党势力范围东北部的扩张以及后来共和党跨越区分美国南北部的“梅森—迪克迅线(the Mason-Dixon Line)”，进而反过来对于民主党根据地南部的蚕食，使得两党都逐步拥有了稳定并经过重塑的社会联盟;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南部的崛起，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民权运动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上述两大社会联盟的影响力日益接近。因此，一个稳定的国内多数联盟的形成必然要求东北部“核心地带”与南部“边缘地带”进行政治合作，亦即形成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从社会联盟理论出发，这—格局的出现必须建立在两大社会力量中心存在共同对外战略利益的基础上，而这种共同利益能否产生，本质上是由东北部和南部各自的经济发展、产业形态、贸易结构和人口构成等诸多经济、社会因素决定的，并且在其外交利益形成的过程中，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还将发挥重要的干预作用，进而参与塑造这种利益。 dedecms.com

　　1.稳定多数联盟、党派合作机制与体系中心视角

　　当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得以构建时，由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决定，行政—立法机构以及国会内部不同的党派之间才能围绕对外战略达成整体上的共识或妥协，形成政治上的多数联盟，从而构建起一种“党派合作”的政治过程或模式，由此成为特定对外战略运作的国内基础。二战后初期，由于两极体系的形成和冷战的开始，以国际体系压力尤其是苏联构成的巨大战略威胁为干预变量，美国国内此前围绕对外战略制定而一直存在的党派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抑制，这就为“冷战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伴随美国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尤其是东北部逐渐崛起成为全球性的工业、金融和商业中心，美国国内开始出现了一个支持自由贸易和国际主义战略取向的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9]因此，国际体系压力与美国国内主流的社会利益问呈现出显着的“共振效应”，进而使得社会联盟格局的演化得以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稳定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社会力量对美国政治和外交决策的掣肘被有效地抑制，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因而体现为“强国家、弱社会”;相应地，其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随之表现为“党派合作”和“强总统、弱国会”(如图1)。很明显，这一政治运作机制的形成根本上是由于国家对外战略决策体现了主导性社会联盟的利益，因此后者主动赋予前者更大的权力空间所致。基于国内共识形成的事实，分析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可以忽略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从“体系中心”视角人手，即以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演化作为最重要的参考因素。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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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稳定多数联盟、合作—制衡机制与体系—国家视角 内容来自dedecms

　　不稳定多数联盟指的是一个主导性社会联盟内部出现了局部利益分歧，这种分歧虽然不足以导致联盟的解体，但却使美国对外战略在运行过程中不再拥有一种持续、稳定的国内共识。这也就意味着，两党在某些重要的外交议题上可能会进行合作，但在另一些议题上则可能存在冲突。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美苏对峙的两极体系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但随着美国国内东北部一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开始走向分裂，维系此前“冷战共识”的稳定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因而不复存在。 本文来自织梦

　　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变迁，尤其是东北部传统工业中心逐渐趋于衰落，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内部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冲突日渐浮现。稳定多数联盟走向分裂的结果是，美国社会在此期间在国家/政府层面无法形成稳定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因此，围绕对外战略制定的政治摩擦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与社会联盟内在龃龉并存的矛盾背景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演变为“强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也兼具了党派合作与彼此冲突的双重特点，形成了“合作—制衡”与“强总统、强国会”机制(如图2)。因此，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已经不再符合“体系中心”的逻辑。在国内政治斗争突显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研究路径由“体系中心”视角转为“体系—国家”视角，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该阶段美国对外战略运行的特点。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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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联盟均势、政治极化机制与国家中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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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美国国内不存在一个主导性的社会联盟，并且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在政治影响上大体接近时，美国的社会联盟将呈现出一种“均势”格局，即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足以决定对外战略的决策议程，并且各方处于零和博弈状态。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压力对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影响急剧衰减，体系作为“干预变量”的效应大为弱化。因此，国内社会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得以进一步显现。由于民主、共和两党各自代表的东北部和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它们在对外战略上的差异和分歧取代了共识与合作：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相互竞争和冲突的社会联盟形成了一种“对等极化(deeply and closely divided)”的局面，即国内任何一支社会力量都无法在政治上形成多数联盟，并且两党之间无法实现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发展为“弱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随之演变为“政治极化”与“弱总统、强国会”，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始终处于“钟摆”状态。基于此，对于该阶段美国外交实践的观察应持一种“国家中心”视角，即从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和社会联盟的利益冲突中寻找美国对外战略行为的根源。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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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会联盟与对外战略演化的历史进程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衰落与瓦解。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特征在于对国际制度、多边国际合作的强调及其背后的核心支柱——美国力量——的运用。二战后初期，由于苏联的战略威胁和欧洲的极端赢弱等国际体系压力的作用以及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现实，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出现了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转向的各类积极因素，特别是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力量(Northeastern Seaboard Establishment)与南部种植园主在对外扩张方面形成共同利益、民主及共和两党中的“温和派(moderates)”成为国会主流的政治力量以及美国经济在二战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共同推动国内形成了著名的“冷战共识”，即两党一致致力于推行依靠美国领导的多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和美国无与伦比的力量相结合的、以遏制苏联对外扩张为核心目标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政府的推动下，自由国际主义发展为美国在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稳定性最高的一项对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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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特性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以越南战争和西欧、日本等的经济崛起为催化剂，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国内基础——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开始出现日益加深的分裂，致使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在经历“去工业化”的转型阵痛中不得不面临国际竞争力显着下降的困境，因而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开始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对苏进行遏制，亦即强调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中多边合作的一面而排斥运用美国力量的一面;与之相反，随着新崛起的中西部和南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联盟利益的共和党人则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亦即强调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中运用美国力量的一面而排斥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基于这一变化了的现实，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联盟——开始分道扬镳(如图3)。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始终是超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强有力因素，因而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共识，因而该战略大体上维持到了冷战结束之时。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维系此前“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变量”)已经彻底不复存在，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与此同时，随着东北部一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一中西部利益诉求差异的进一步增加，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选择上便逐渐呈现出了日益显着的“极化”趋势。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中。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就民主党所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来说，它们认为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应该也有条件进一步缩减军费开支，将其用于解决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尤其是处于转型困境中的上述地区及其产业部门和社会阶层不愿承担大规模军费开支所带来的“转移支付”代价。然而，就共和党所代表的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而言。由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产业转型升级使之成为日渐崛起的“阳光地带(sunbelt)”，因而区别于东北部“铁锈地带(rustbelt)”的产业结构尤其是信息技术等新兴工业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使之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美国拥有了进一步拓展国际战略空间的绝佳契机。此外，由于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为美国主要军事基地和军工产业的所在地，因此增加军费开支可以实现维护其日益扩张的海外利益与获取现实好处等双重目标。基于此，共和党代表的国内社会联盟开始倾向于进一步强化美国的军事实力、拓展自由贸易和海外承诺，同时极力摆脱国际制度对美国行为的约束，以单边主义的方式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dedecms.com

　　基于此不难发现，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一种将多边主义、国际制度与合作以及充分运用美国力量的意愿结合起来的大战略设计——在冷战后已经彻底瓦解。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联盟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因而美国对外战略在冷战后的这种“极化”和“摇摆”的现象在未来短期内将难以出现根本改观，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项大战略的复兴在短期内也不具备充分的国内政治、社会条件。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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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通过对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层次研究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统筹与梳理，本文旨在重点探究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根本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挖掘其每个阶段的政治运作机制与相应的研究路径，从而构建出一个更为科学并更具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变迁的理论框架。上述分析与论证表明，社会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构建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美国外交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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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余论

　　冷战结束1/4个世纪以来，随着苏联的瓦解、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以及美国接连发动两场最终走向失败的战争，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如何平衡国家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与实现手段方面的共识正变得越来越少，已经达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无论是小布什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伊拉克问题上出现的尖锐对立，还是奥巴马与共和党强硬派围绕阿富汗问题而产生的激烈交锋，都无一例外地表明，美国在对外战略方面的两党合作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当前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在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大变量的相互作用下，美国外交的“后冷战共识”能否得以形成?如果极化与分裂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运行背后的国内政治常态，那么其对外战略在未来又将如何演化?在本部分，笔者将结合社会联盟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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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系压力“碎片化”与社会结构“两极化”

　　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外部干预变量，近年来，国际体系正由“一超多强”朝着“两超多强”的方向演化，即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同时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在不断拉大。[10]正因如此，不少分析认为中美之间会形成类似于历史上美苏对抗的“新冷战”格局。假设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中国崛起带给美国的“体系压力”将有助于其国内形成新的对外战略共识。然而事实上，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并无可比性，中国崛起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体系压力”，但它给美国对外战略施加的影响极其复杂和多元，所以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大趋势不会被冲突与对抗的简单化模式取代。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崛起本身对美国的影响将体现为一种“碎片化”的特征：两国既有可能在诸如经贸、反恐和全球治理等领域进行有效合作，又有可能在军事、网络安全和亚太地区领导权等问题上进行战略博弈。总之，中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从根本上避免了美国国内形成一种一致的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共识。[11] 本文来自织梦

　　另一方面，当前美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碎片化”还体现为，随着全球化以及“单极时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开始不断发酵，世界形势变得愈发混乱、动荡和无序。无论是恐怖主义形势的日益严峻、全球治理难度的不断加大，还是以美俄及俄欧关系恶化为标志的传统地缘政治角力的回归，当前的国际体系使得美国国内无法就对外战略方向达成明确和统一的认识。[12]例如，尽管近年来美国致力于集中精力进行全球战略收缩、同时推进“亚太再平衡”以制衡中国的崛起，但中东、欧洲等其他地缘战略要地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不断牵动着美国的神经。因此，在上述这些“碎片化”的体系压力面前，如何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如何平衡亚太、中东和欧洲等地缘政治要冲的战略资源分配都将是美国外交面临的难题。[13]在这种背景下，体系因素无助于美国国内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对外战略共识。 内容来自dedecms

　　如果说体系压力的“碎片化”导致外部因素不利于形成国内共识的话，那么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则使得这种共识的构建变得更为“遥不可及”。例如，在奥巴马就任伊始，他便信誓旦旦地宣称要跨越党派分歧，与共和党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实现有效的合作。早在2009年，奥巴马即与共和党内的一些知名人物如乔治·威尔(George Will)和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等进行了接触并力图“示好”。然而，奥巴马很快便认识到，两党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冲突并非短期内可以解决或调和。基于此，他在2009年年底多少有些失望地承认：“在应对这次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我没能把国内有效团结起来……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目前华盛顿已经如此僵化了的政治氛围。” copyright dedecms

　　正如本文理论所表明的，奥巴马就任后虽然做出过弥合党派分歧、重塑国内共识的努力，但不同社会利益间矛盾的加剧决定了这种努力最终必然走向失败。例如，在2015年年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题为《美国中产阶级衰退》的报告显示，美国成年人当年的中等收入人群为1.208亿，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总数则为l.213亿，中产阶级人数首次跌破成年人口总数的一半。[14]这就意味着，奥巴马上任之初致力于改变的美国社会“1%对99%”的两极化对立结构、重振美国中产阶级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现实情况在其即将离任时反而变得更加恶化。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党与共和党各自所代表的社会联盟对外战略诉求间的鸿沟正在进一步扩大而非缩小。因此概而言之，国内社会结构的现实同样不利于美国重塑关于对外战略的两党共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美国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 本文来自织梦

　　在体系压力“碎片化”、国内社会“两极化”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仍将难免呈现出本文已经多次论及的“钟摆”式特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社会联盟在以地域(如“红州”与“蓝州”)、阶层(如“1%”与“99%”)和意识形态(如“左”与“右”)等为代表的各个方面，“两极化”程度将难以得到实质性改观。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党内提名竞争中，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为代表的左翼和右翼观点所产生的巨大国内影响力，即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前美国社会的极化程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这样的政治一社会背景下，任何重建自由国际主义共识的努力可能都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果。极化的现实意味着政治领导人不再拥有能够赢得两党一致支持的自信，因而他们极有可能进一步倒向或左或右的阵营，从而降低自身面临的政治风险。 copyright dedecms

　　当然，上述宏观趋势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冲突和斗争必然将会进一步激化，或始终维持在当前这种较高的水平。在国内政治精英已经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政治一社会极化将会给美国对外战略、国家利益以及国内公众对于外交的信心等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两党不排除在某些具体的外交议题领域通过利益交换(trade-off)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从而不断降低冲突与对抗的烈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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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不少美国学者已经指出，两党完全可以利用政治游说等方式逐步实现外交政策上的合作，减少在诸如气候变化和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此外，民主党人可以在共和党人同意对工人的“二次培训”进行投资的前提下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两党也可以从减轻美国全球战略负担的共同点出发，弥合在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等问题上的分歧。尽管这些措施不可能使得国内政治恢复到“冷战共识”时期那样的合作程度，但毫无疑问会推动两党在对外战略的某些方面达成新的共识，从而提高美国对外决策的效率，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及全球地位。因此，未来的美国或许更需要像罗斯福那样致力于推进两党合作的总统，而非小布什那样加剧党派极化的政治家。

　　归根结底，这些妥协与合作的实现，意味着美国今后的对外战略将必须同时减少对于多边主义以及运用美国力量两方面的强调，只有在这个总的原则之下，两党才有可能逐步打破相互敌视的局面。考虑到实用主义哲学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思想传统之一，因此美国的政治精英不排除在未来逐步朝着上述“中间方向”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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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在体系一社会双重结构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在未来短期内无法被一以贯之地塑造的情况下，其外交能否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自身利益，将取决于国内政治精英是否能够在尽可能多的议题领域实现妥协与合作。当然，正如上文的“理性人”假设那样，由于当前的两极化现象是美国国内政治精英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他们之间妥协与合作的程度将根本取决于两党利益交换的程度。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美国政治的图景与罗斯福或杜鲁门时代已全然不同，因此政治家要想更好地推进美国的对外战略利益，就必须在平衡国内极化了的社会联盟及其利益诉求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并且正如本文的理论假设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努力的空间根本上仍将受制于既定的社会联盟格局。正因如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政治领袖的作用并非为依靠一己之力，从根本上扭转极化了的国内社会现实，而是在承认这种并不美好的现实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者至少不去加剧这种影响。正如美国著名战略家、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世界秩序》一书篇尾所说的：“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而政治家必须在结果难料的情况下做出应对挑战的决策。” 内容来自dedecms

　　[1] Jack Snyder，Robea Shapiro and Yaeli Bloch-Elkon，“Free Hand Abroad，Divide and Rule at Home，”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p.155-187.“单极时刻”的说法，引自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0/1991，pp.23-33。 本文来自织梦

　　[2]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59页。 织梦好，好织梦

　　[3]约翰·密尔著，汪瑄译：《代议制政府》，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页。 dedecms.com

　　[4]参见Ronald Brownstein，The Second Civil War：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chapter 1;Peter Truh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hapter 3。

　　[5]这就意味着，在面临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交错压力”时，国内政治考虑在美国对外战略决策者心目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参见William Quandt，“The Electoral Cycle and the Conduct of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1，No.5，1986，pp.825-837;Peter Trubowitz，Politics and Strategy：Partisan Ambition and American Statecraft，chapter 2。 copyright dedecms

　　[6]基于此.本文并未把“个人”层次的分析纳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范畴，因为从社会联盟理论及其“理性人”的假设出发，政治人物的对外战略偏好根本上是由支持他(她)的社会力量决定的，个人在美国对外战略方面只能起到助推作用，无法发挥决定性影响。例如，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带领美国从孤立主义转型为国际主义的努力产生不同结果的根源是国内社会联盟利益偏好及其力量格局。关于将“个人”作为独立的国际政治分析层次的研究，参见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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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美国西部在外交利益上并非铁板一块，太平洋沿岸与中西部(mid-west)分别倾向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因而西部无法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联盟。因此，它对于美国外交的影响是增量性质的，只有在南北出现分裂的情况下，西部作为“摇摆(swing)”地域的作用才会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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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参见Ronald Brownstein，The Second Civil War：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 内容来自dedecms

　　[9]正像前文曾提到的，在二战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由于经济结构的差异，美国东北部一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提倡者，而南部则倾向于自由主义，因而东北部和南部社会联盟围绕对外政策制定始终存在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具体分析可参见Tom Terrill，The Tariff，Politic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74-1901，Westport：Greenwood，1973;Edward Smith，“Southerners on Empire：Southern Senators and Imperialism，1898-1899，”Mississippi Quarterly，Vol 31，No.4，1977，pp.89-107;Tennant McWilliams，The New South Faces the World：Foreign Affairs and the Southern Sense of Self，1877-1950，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8，pp.16-46。到二战结束时，东北部—南部自由国际主义多数社会联盟之所以能够形成.根本上得益于东北部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其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诉求。参见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hapter 3。 织梦好，好织梦

　　[10]阎学通：《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载《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1]对于中美关系上述复杂性的分析，参见吴心伯：《世事如棋局局新——二十一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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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俞正樑、李晓义：《中美俄战略关系新态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第6期，第1—23页。 本文来自织梦

　　[13]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4—28页。 内容来自dedecms

　　[14]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Pew Research Center，December 9，2015，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登录时间：2016年4月16日。

　　[15] Hillary Clinton，“Quotes on Bipartisanship，”http：//www.psaonline.org/userdata_diaplay.php?modin=52，登录时间：2016年4月17日;Mitt Romney，“Rising to a New Generation of Global Challenges，”Foreign Affairs，Vol.86，No.4，2007，pp.17-18。 dedecm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