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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前，中国正处于提升实力与塑造影响力的关键阶段，遭遇了上升期所特有的周边外交困境。其中，实力增长所引发的全球与区域层面的双重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改善周边关系的成效。与此同时，制度高度重叠竞争与地区认同水平低下更是加剧了周边环境的恶化，限制了传统手段发挥作用的空间。纵观国际关系史，区域公共产品因其与地区需求的深度对接以及遵循“受益人支付”的原则既避免了大国的“私物化”与小国的“搭便车”，又能够推动区域合作，培育政治互信，塑造稳定的区域秩序，从而有助于化解周边外交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区域公共产品所彰显的理念价值与以“亲、诚、惠、容”为核心的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十分契合，有助于明晰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塑造中国周边外交新格局。基于此，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可以细化为：深化新型区域合作的战略定位；塑造集体认同的战略目标；践行大国责任的战略取向；发挥比较优势的战略思路。周边外交新理念蕴藏着权力→权威、利益→责任、经济→战略三大战略调整，与区域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主体性与制度性特征十分契合。简言之，完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是拓展周边外交的重要突破口，也是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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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区域公共产品；亲诚惠容；区域合作；地区认同；中国周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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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内容来自dedecms

2013年10月24—25日，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专门以周边外交为主题的高规格会议，由李克强总理主持，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会上最高决策层对中国周边外交做出战略部署，提出周边外交新理念即“亲、诚、惠、容”，对塑造中国周边外交新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周边外交新理念既是对中国睦邻传统与外交实践的继承与创新，也借鉴了欧盟与东盟的区域一体化经验。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周边外交：一方面推动理念创新，提出了新型义利观、亚洲新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构想；另一方面强化实践支撑，推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等重大举措的落实。就目前而言，周边外交开局良好，但如何确保持续深入推进，构建稳定的周边秩序依然是重大挑战。因此，基于周边外交的现实需求，充分阐释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并付诸实施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本文来自织梦

究其实质，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旨在以新型区域合作为战略导向来破解周边外交难题。二战之后，区域合作是大国处理周边关系的基本方式，总体效果明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德国。作为欧洲邻国最多的国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二战后德国深刻反思并妥善处理周边关系，主动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以自我克制的方式实现自我发展。德国的周边外交之路对中国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即如何有效缓解因实力崛起而引发的周边冲突。区域合作的关键在于整合多方利益需求，塑造制度架构，培育战略互信，缓解权力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当下，周边外交的症结在于中国的实力增长对现有区域格局与区域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引发周边国家的深层次忧虑与其他大国的干预，战略互信严重缺失。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区域合作进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上海合作组织便是代表。但是，当前仅仅参与区域合作已经适应不了周边形势的演变，作为崛起国，中国应当积极引导区域合作进程，将日益增长的实力转化成区域影响力，赢得周边国家的认可。其中，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推动新型区域合作的关键所在。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与区域公共产品的价值取向具有诸多契合之处，值得深入研究。 copyright dedecms

鉴于此，本文以区域公共产品为基本分析视角阐释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发展提供参考。具体而言，文章包括以下三部分：（1）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困境；（2）区域公共产品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意义；（3）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 内容来自dedecms

二 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基本困境 copyright dedecms

当前，中国的崛起显着改变了周边格局，地区结构性矛盾突显，传统安全竞争回归，周边形势日益复杂与尖锐化。传统战术层面的努力已经难以弥补战略层面的不足，必须推动战略转型，才能开拓周边外交的新格局。周边外交在塑造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开拓进取，积极有为，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与新举措，为实现亚洲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力量，初见成效，但离预期目标还有较长一段距离。周边外交的关键在于探索相邻之道。只有真正把握制约周边外交的深层次症结，对症下药，才能取得实效。大体而言，中国周边外交的深层次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大困境：

第一，结构性困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防患中国崛起成为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重心。与此同时，随着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也日益强烈。国际层面的结构性矛盾与地区层面的结构性矛盾高度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周边外交的结构性困境。正是在这种结构性困境下，美国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安感，推行“重返亚太”战略，强化在亚太的军事、经济存在，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这就加剧了东亚原有的“经济与安全分离”的二元格局，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改善周边关系的努力。当前，美国与中国分别为东亚提供了安全预期与经济收益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是维系东亚秩序的基础。[1]当地区安全中心与地区经济中心分离时，二者之间会形成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加上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参与，这一利益关系会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缠绕在一起。[2]

在这种二元格局下，周边国家往往采取对冲政策，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严重制约了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深入推进。于是，中国无法将经济实力有效转化成政治影响力，经贸合作的紧密并不能缓解中国与邻国之间日益紧张的海洋权益之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与进一步融入周边经济的需要，地区安全秩序对区域经济合作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日本拒绝参与亚投行就是重要例证。而美国则在巩固原有亚太同盟体系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与其他亚太国家的关系，利用中国与部分邻国的矛盾，强化对东亚安全的主导地位，制约中国崛起。与此同时，美国还力图通过推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削弱中国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对中国崛起构成重大挑战。[3]总之，美国试图通过强化安全与经济公共产品来重构地区结构性关系，削弱中国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力。 dedecms.com

究其实质，经济与安全分离的二元格局的根源在于东亚地区内在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无法发生明显变化。单极时代的大国崛起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区域层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改善周边关系的成效，也意味着只有进行重大创新，周边外交才可能实现新突破。

第二，制度整合困境。亚太地区至今尚未建立起统一的政治安全架构。当前，亚太的安全合作机制主要有美国主导的亚太同盟体系、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机制以及专门议题机制（以“六方会谈”为代表）等。这些机制彼此呈现出重叠与竞争的态势，难以顺应新的安全角势，无法有效管控与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4]具体而言，亚太安全合作机制在参与主体、覆盖范围、功能等方面高度重叠、效率低下，在价值取向、规则塑造、准入门槛等方面相互掣肘、竞争激烈。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区域主导权竞争与战略互信的缺失，以致制度安排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工具。[5]这种碎片化的制度环境对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1）域外大国的介入，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行正得益于此，限制了构建区域秩序的自主性努力；（2）机会主义盛行，中小国家普遍参与各类竞争性机制，以短期利益来衡量机制对本国的价值，制度认同感较低；（3）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供给与需求之间严重失衡，制约了区域秩序的生成。制度竞争与权力竞争的叠加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蕴藏了潜在的冲突风险。 织梦好，好织梦

在这种制度环境中，中国周边外交受到了很大限制，难以通过制度平台将日益上升的实力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影响力。纵观国际关系史，新兴大国往往借助制度平台缓和权力竞争，提升国际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二战后美国创建的制度霸权与德国在欧盟架构内的稳步发展。近年来，中国广泛融入亚太各类区域合作机制，拓展合作空间与提升合作层次。重要的有：2015年首次举办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实现区域安全合作的新进展；激活潜力丰富的原有机制，赋予新的内涵，例如亚信会议；创设符合地区实际需求的新机制，例如亚投行。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预期差距甚远，无法有效缓和周边国家的不安感与域外大国的干扰。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制度碎片化导致的制度竞争。现有制度安排不仅无法缓和权力竞争，反而成为权力竞争的工具，激化矛盾，弱化制度效率，危及地区稳定。[6]以亚投行为例，它其实只是一家服务于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地区开发银行，以功能性合作为主。美国、日本等国却视之为中国改变国际经济规则、谋求亚太经济主导权的一次重要尝试，在抵制的同时，强化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力，加速推动TPP的达成。与此同时，朝核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统一的政治安全架构，各方尤其是朝鲜无法通过“六方会谈”形成较为稳定的安全预期。当前，制度整合是塑造亚太秩序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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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地区认同困境。地区认同是集体认同的一种，体现了区域国家的归属意识，即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认同感。根据地区认同的来源与层次，可分为归属性认同、功能性认同、回应性认同三种类型。[7]概括而言，归属性认同聚焦于文化融合，以区域共同体为目标，以欧盟为代表；功能性认同汇聚于现实利益，以制度促进地区合作，以东盟为代表；而回应性认同则更多集中于地理维度，意识到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与相对性，一体化程度较低，南亚区域联盟便是如此。地区认同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整合的路径选择与发展前景。亚洲因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困扰至今难以塑造高层次的地区认同，正处于从回应性认同逐步过渡到功能性认同的阶段。其中，日本的身份定位问题一直是制约“亚洲认同”的重要因素。日本既缺乏对亚洲的归属感，在政治安全上又受制于美国，加之对历史问题的回避，无法全面融入亚洲认同的构建。[8]地区认同的缺失进一步激化了地区主导权与合法性的争夺，导致域外大国的高度介入与分而治之，传统地缘政治竞争回潮。简言之，亚洲的地区认同水平远远滞后于区域治理的需求，区域合作进展缓慢。 copyright dedecms

地区认同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战略互信的构建，以致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难以适应中国的崛起。首先，中国崛起的价值维度难以有效融入亚洲价值观的塑造，提升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合法性的认同。其次，区域合作倡议往往饱受猜忌，认为中国以合作之名谋求地区主导权，引发不必要的戒备。最后，中国难以协调与周边大国的关系，没有相应的地区认同就无法有效缓和域内大国之间的权力之争，中日之争更是如此。总之，地区认同的缺失从根本上制约了亚洲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影响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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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关系面临着结构性、制度性与认同性三大困境，制约着周边外交的成效与前景。于是，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塑造稳定的周边关系成为当务之急。其中，周边外交新理念作为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价值依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激活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有效回应这三大困境的挑战，实现中国周边外交的转型升级。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提出至今已近三年，其间中国周边外交大有作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中最为瞩目的便是中国致力于完善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影响最大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为例，二者实质上都是基于亚太地区的长期需求而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那么区域公共产品究竟如何融入中国周边外交的创新发展之中?

三 区域公共产品对深化周边外交的价值 copyright dedecms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予以理论化成为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搭便车（free-rider）”、“私物化（privatization）”与“次优性（suboptimality）”等不足逐渐显现，制约了国际合作的深入发展，亟须解决。于是，出于理论凝练与现实应对的需求，区域公共产品理论逐渐形成，以2000年《区域公共产品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未来》的发表为重要发端。所谓区域公共产品，指的是区域内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设计出一套只服务于本区域、只适用于本区域、成本又由域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9] copyright dedecms

早在20世纪60年代，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与理查德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等学者就将公共产品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得以生成。此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用国际公共产品理论阐释了“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通过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维护霸权秩序。霸权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剩余，能够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并容忍“搭便车”行为，以换取其他国家对霸权国建立和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认同。[10]当然，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霸权护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两大缺陷：（1）私物化，霸权国将原本应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变成本国谋取私利的工具，通过限制供给总量与供给对象来管控其他国家，在霸权衰弱阶段尤其如此；[11]（2）次优性，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着眼点是全球，难以顾及区域的个性化偏好，针对性不足，无法充分满足区域国家的具体需求。霸权国的偏好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际公共产品的纯粹性与效用的发挥，引发了诸多不满与不安。 copyright dedecms

正是基于对霸权国主导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缺陷的反思，区域公共产品的相关实践及其理论化进程才得以推进。早在1965年，奥尔森在阐释“集体行动困境”时便明确指出，行为体的数量越少、同质性越高，越有助于规避“搭便车”，推动合作的持续深入。基于此，为了切实满足区域发展的需求，域内国家以“受益人支付”为基本原则，通过一套权责明确、成本收益清晰的区域合作机制共同生产、分配公共产品。欧盟的兴起与发展成为区域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有关国家可以通过区域内合作的办法，联合起来共同生产、提供和维持本地区和平与繁荣所需的各种公共产品”。[12]后起的“东盟模式”同样也是通过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顺利推动了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如今，区域公共产品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也在逐渐提升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深化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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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区域公共产品的优势主要体现为：（1）匹配性强，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与消费主体高度一致，成本共担，利益共享。区域公共产品由区域国家共同构建的区域合作机制供给既可以防止地区大国的主导，将公共物品私物化，也可以克服小国的“搭便车”。（2）对应性突出，符合公共物品供给的辅助性原则。辅助性原则就是要求将权力和义务尽可能地向较低层次的政府下放，这将更有利于提高政府对于选民偏好的反应速度和责任感，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构成和质量与受益人的偏好具有更加紧密的对应性。这意味着应由最了解受益者需求和偏好的实体进行公共产品供给，这将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好地满足本地区的利益诉求。 本文来自织梦

可以说，区域公共产品是对霸权国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补充与超越，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自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治理的成效与区域秩序的稳定。[13]当前，亚洲依然处于深度转型之中，域内外大国围绕区域公共产品的设计、生产与供给展开了复杂博弈，至今未能塑造出符合地区发展需求的区域公共产品体系。这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能够通过区域公共产品来对接地区发展需求，妥善处理周边关系，将上升的实力转化为区域影响力；另一方面，碎片化的区域安排与域外大国的高度介入严重制约了中国改善周边外交的努力，滋生了诸多新问题。鉴于此，学术界围绕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进行了相应研究，大体有以下几类思路： dedecms.com

其一，中国应主动完善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引导区域合作进程。[14]完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是大国推动区域发展与区域整合，获得地区认可的基本方式。中国应将自身的实力优势尤其是经济实力与理念优势对接地区发展需求，逐渐转化为区域公共产品，彰显大国责任。[15]中国应明确身份定位，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区域发展进程中，引导区域合作，培育亚洲的主体性。区域公共产品是当前改善周边关系的重要切入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域公共产品如何作用于周边外交的拓展以及如何衡量其具体成效。[16]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原则、供给界限与供给方式的可能范围和操作空间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17]鉴于此，本文将细化区域公共产品与周边外交转型的关联性，强化研究的现实针对性。 织梦好，好织梦

其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针对性显着提升，区域公共产品的兼容性降低，竞争性突出。[18]自200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态势日益明显，通过“亚太再平衡”刺激东亚国家的安全需求，强化“俱乐部产品”的供给，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19]事实上，美国只是基于霸权护持的考虑而介入亚洲事务，并不关注亚洲地区的真实需求与长治久安，成为制约亚洲公共产品深化的重要因素。[20]随着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的突出，如何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协调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已成为地区稳定的关键所在。大多数学者主张在区域公共产品上中国以改良互补的方式与美国保持良性互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区域安排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21]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不挑战美国霸权的同时，美国能否根据中国实力的上升让渡相应的利益空间，这关系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与中国周边外交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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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周边国家对待区域公共产品的态度日趋投机，制约了实现区域整合的努力。周边中小国家基于实用主义的态度参与各类重叠甚至竞争的区域合作安排，导致了“经济与安全分离”的二元格局。客观而言，二元格局有其合理性，体现了中美各自在经济领域与安全领域的比较优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并没有太多的负面影响。[22]但在此之后，中国实力的提升对国际格局与地区格局造成了实质性影响，美国与周边国家的对华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对中国的警惕与防范有所提升。于是，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一方面并不希望中美走向对抗，一旦如此，就不存在任何可供对冲的空间；另一方面则以美国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制约中国经济公共产品本应发挥的战略影响力，避免形成对中国的依赖。[23]这种局面造成了战略互信的进一步缺失，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与供给效率随之下降。与此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推动区域公共产品优化组合的努力。事实上，当前亚洲区域公共产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美国主导的霸权式供给、东盟的区域组织供给与中国的协作供给之间的竞争态势有所强化。[24]因此，中国必须认真考虑周边邻国的长期发展需求，只有具备较强的针对性、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区域公共产品才能得到广泛认可。 本文来自织梦

目前，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上这些视角对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就具体观点而言，这些分析有其合理之处，认识到了区域公共产品对发展中国周边外交的必要性，揭示了美国与周边国家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复杂影响及可能的应对。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全面阐释区域公共产品对中国周边外交转型升级的战略意义、理念价值以及路径选择。有鉴于此，本文希望能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这三个核心问题。就战略意义而言，周边外交最大的难题便是如何树立周边区域观，以新的实力地位调适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消化崛起造成的区域性冲击。这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只有将区域公共产品植入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才能激活其时代新义与应用价值，彰显其战略意义。理念价值则意味着区域公共产品只有与周边外交的整体理念联系在一起，才能符合中国的身份定位、发展方向与价值取向，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区域公共产品塑造区域合作的定位与“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念高度契合，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具有更鲜明的指导意义。具体到路径选择，区域公共产品以何种形式协调与域外大国的关系，对接周边国家的意愿与需求则关系到其具体成效，周边外交才能有的放矢。可以说，只有对区域公共产品对周边外交转型升级的战略意义、理念价值与路径选择做出明确回答，才可能推动外交创新，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等重大决策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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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与供给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区的发展水平、实力结构与域外大国的介入程度。当前，东亚局势的主要症结就在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自主性与整合度偏低，既引发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可能冲击区域秩序的担忧，也造成了美国等域外大国的过度介入。于是，中国周边外交阻力重重，如果没有顶层设计的创新，难以实现重大突破。纵观战后国际关系史，区域公共产品在化解周边外交难题上成效显着，对中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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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接区域发展需求，塑造大国形象。无论处于哪种区域环境，大国的崛起势必引发周边国家的不安。周边国家往往会过度揣测崛起大国的战略意图，容易激化既有矛盾，区域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强。于是，完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就成为大国承担地区责任、加强战略透明度、取信周边国家、推动区域合作的基本路径。 dedecms.com

战后日本与德国的周边外交之路基本如此，虽无区域公共产品之名却有其实。二战期间，日本与德国都曾给周边邻国造成了巨大伤害，如何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成为战后重要关切。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对东亚造成了新的重大冲击。鉴于此，日本充分发挥经济优势，通过开发援助、产业转移等方式，塑造负责任的区域大国形象，增信释疑，重新融入东亚。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提出了以日本为中心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试图从战略层面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日本通过积极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以“雁行发展模式”推动技术升级与产业转移，解决了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基本技术、资金和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改善了国际形象。[25]德国也是如此。从煤钢联营到欧共体直至欧盟，德国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大量不可替代的区域公共产品，通过自我克制实现深度融合，彻底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以区域化塑造周边关系的时代新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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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促进域内大国良性互动，培育区域认同。妥善处理与域内大国的关系是周边外交的关键所在。基于区域治理的共同需求，区域公共产品反映了本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症结，需要域内大国协同推进，才可能产生实效。众所周知，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的意愿与能力提供全套区域公共产品，必须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才可能供给到位。因此，区域公共产品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合作潜力，为域内大国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契机，有助于增强政治互信，塑造地区认同。 copyright dedecms

具体而言，法德联手推进欧洲一体化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欧洲联合是解决战后政治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成为最急需的区域公共产品。显然，就当时而言，没有法德和解就不可能实现欧洲联合。正是以塑造欧洲联合为契机，法德两国放下历史积怨，共同引导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法国的政治影响力联手德国的经济实力，成就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持续深入地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26]1963年《法德友好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法德轴心”的确立，为区域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推动“欧洲认同”的生成。2003年，法德两国以“为欧洲共同责任服务的法德友谊”这一主题纪念该条约签订40周年，彰显法德特殊关系在冷战后的延续与发展。近年来，上合组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中俄之间的战略协调。毋庸置疑，区域公共产品难以自发生成，必须由政治力量来推动。客观而言，域内大国参与区域合作的出发点不同，竞争与较量在所难免，但只有保持良性互动，才能长期致力于区域公共产品的建设，实现区域的长治久安。这对亚太区域合作有着深刻启迪，即中日如何以良性竞争的方式共同完善区域公共产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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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深化与域外大国的制度化合作，形成互补性供给。区域公共产品不可避免地存在外部性问题，必须与域外大国进行有效合作。所谓外部性，就是行为者所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情况：如果不仅自己得益，还给他者带来好处属于正外部性；如果在获益的同时对他者带来了损失而没有支付成本，就具有负外部性。[27]在全球化时代，区域公共产品很可能给域外大国造成外溢性影响，必须考虑到域外大国的利益关切，才能获得广泛认可并顺利推进。以欧洲共同农业政策为例，欧盟对农业与农产品市场的高度保护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一直是欧美贸易摩擦的焦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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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区域化进程中，如何将美国摆在合适的位置至关重要。所谓重返亚太，其实是一种战略再保证，因为美国一直在东亚保持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存在，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区域公共产品的设计与供给中，适当考虑到美国在东亚的重要利益关切，避免走向直接对抗，维持良性竞争关系，才能维护周边关系的稳定。美国十分警惕中国倡导的区域公共产品对其可能造成的负外部性，在亚投行的早期酝酿时就明确表示反对，并呼吁盟友予以抵制。大体而言，中国尊重美国在亚太的核心利益，基本上采取互补与改良的方式推进区域公共产品，对内表现出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对外则体现为开放性与互利性，并不试图取而代之。就当前东亚区域治理而言，中美两国应当积极管控分歧，扩大利益汇合点，以合作或互补的方式共同完善区域公共产品的建设，进而深化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只有实现与域外大国的制度化合作，中国才可能真正改善周边关系。 内容来自dedecms

区域公共产品有助于改善区域环境，化解周边外交的深层次困境，为中国周边外交提供有益借鉴。只有完善区域公共产品，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打造统一的政治安全架构，中国才可能真正深化周边外交，改善周边关系。鉴于此，中国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了周边外交新理念，用以指导周边外交的新发展。中国深刻认识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给周边关系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希望以理念创新促进周边外交，培育稳定的周边关系。简言之，完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周边外交新理念的应有之义。 内容来自dedecms

四 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 本文来自织梦

任何理念都是源自对现实的回应，并在与现实的互动中与时俱进，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增强其适用性。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倡导的“亲、诚、惠、容”四字要诀，旨在以区域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供给塑造区域合作的新架构，塑造稳定有序的周边关系。中国倡导的区域合作无论是理念设计还是制度安排都秉承开放包容的基本原则，是对现有区域合作架构的补充而非替代，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的中国理念。下面将从区域公共产品的视角具体提炼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强化其应对现实，化解外交困境的能力。

区域公共产品旨在缓和权力竞争，完善区域治理，培育区域认同，塑造稳定的区域秩序。这十分契合周边外交新理念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诉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亲、诚、惠、容”各有侧重，具体而言：“亲”旨在体现因地理接近而生成的亲和感与认同感，强化亚洲地区的主体性；“诚”强调发展周边关系的诚意与战略透明，通过自我克制培育战略互信；“惠”突出惠及周边，实现共同发展的基本思路，彰显大国的责任担当；“容”则重在突出包容式发展，兼顾各方需求，推动利益融合与制度整合。总体而言，“亲、诚、惠、容”是一个整体，环环相扣，相得益彰，不可割裂。对应于区域公共产品，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予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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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深化新型区域合作的战略定位。有别于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新型区域合作是对既有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模式的超越，具备更充足的利益包容性与制度弹性。[29]欧盟得益于成员国的同质性，历史进程、政治经济制度与宗教文化的接近等因素成就了欧洲一体化的广度与深度。而亚洲区域合作却面临着如何克服成员国异质性突出的挑战。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以“东盟方式”和“上海精神”为代表的亚洲新型区域合作模式逐渐成形并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就上海精神而言，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充分体现了亚洲区域合作的新特征。总体而言，亚洲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是在尊重主权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的一种强制性较低的柔性区域合作。这种区域合作模式在欧美国家看起来往往软弱无力，却十分契合亚洲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亚洲目前依然处于完善民族国家架构的历史阶段，十分重视国家自主性，这就决定了亚洲区域合作的基本路径。事实上，没有民族国家的充分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区域一体化，欧洲的历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30]东盟与上合组织的成功充分彰显了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的活力与发展潜力，开辟了一条在异质性突出的地区推动区域合作的新路径，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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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正视亚洲所处的历史阶段，深刻借鉴了上合组织的发展经验，以完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为突破口，以构建区域合作新平台为基本路径，深化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中国周边关系复杂多变，历史问题与现实矛盾高度交织，再加上美国等域外大国的介入，难以“一刀切”，只能以高度耐心推进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以点滴改进逐步推动区域整合。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深化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为战略定位，理由有两点：一则适用性强，可以囊括周边不同类型、不同关系的国家，符合周边地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二则自我克制，将日益增长的实力融入区域合作进程，完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有助于实现战略互信，塑造稳定的周边秩序。以“一带一路”为例，这是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最重要的实践，高度体现了深化新型区域合作这一战略定位。“一带一路”旨在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31]可以说，“一带一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以“马歇尔计划”为代表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而是新时期中国向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 内容来自dedecms

无论是基于传统文化还是从周边外交的需求来解读“亲、诚、惠、容”的思想内涵，都可以看到中国推进新型区域合作实现睦邻友好的诚意。周边外交新理念既深刻体现了中华和合文化的精髓，又深刻反映了深化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的战略定位，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周边外交面临的三大困境。首先，对美国而言，“一带一路”、亚投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等区域合作都不是排他性与替代性的，而是以补充与改良为基调，有助于避免激化中美既有的结构性矛盾，不至于从竞争走向对抗。对周边国家来说，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兼顾了各方的利益关切与舒适度，提升了中小国家在区域合作中的话语权，避免加深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有利于缓解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忧虑。其次，在碎片化的制度环境中，新型区域合作以其特有的开放包容来沟通、联结各类制度平台，凝聚共识，塑造新的区域合作架构，有助于提升亚洲的制度化水平。亚信会议通过倡导亚洲安全观形成一定的对话基础，促成现有区域安全机制寻求最大公约数，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制度整合的功能。这有助于缓解不必要的制度竞争，改善地区治理结构。最后，以合作共赢的发展观与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促进地区认同的生成。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的立足点在于亚洲地区的异质性，力图通过合作共赢与文化交流对话塑造地区认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充分认识到培育亚洲地区主体性的重要意义，只有充分理解亚洲自身的特质与发展趋势，才能实现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塑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为导向，致力于推动民心相通，以亚洲价值来推动地区秩序的构建。简言之，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深刻认识到亚洲区域化的特质与发展趋势，以深化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为战略定位来引导周边外交，针对性强，前景明朗。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二，塑造集体认同的战略目标。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很重要的一个创新就是将落脚点从传统的利益融合与制度整合发展到集体认同。就当下而言，亚洲的问题在于缺乏统一的政治安全架构，无法为错综复杂的利益竞争提供有效的制度平台。而从长远来看，亚洲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塑造集体认同，解决身份归属问题，为地区秩序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低水平的政治互信已经成为制约亚洲融合的首要因素。事实上，亚洲已经成为全球安全困境最为显着的地区之一：军费开支连年激增，出现军备竞赛萌芽；日本通过系列安保法案，消除了军队走向海外的法律限制；朝核问题激化，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已开始在韩国进行部署；南海问题因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美日支持的“仲裁”而危机重重。正因如此，即便在欧洲眼里软弱无力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也很难为亚洲所接受。在这种战略互疑的政治环境中，亚洲各国不论大小都难以适应中国实力的增长，域外大国又趁机干预，地缘政治风险显着上升，周边关系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关键因素。

基于此，中国必须对周边外交进行顶层设计，创新安全治理模式，培育政治互信，塑造集体认同，才能构建稳定的区域秩序。秉承这一出发点，塑造集体认同成为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目标。具体而言：“亲”的终极指向就是集体认同，“诚”是通向集体认同的基本路径，“惠”与“容”则是促进集体认同的重要手段。其中，“命运共同体”作为重大理念创新集中彰显了中国塑造亚洲集体认同的努力。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命运共同体”以来，这一提法已经成为引导中国外交与塑造亚洲价值观的重要理念，具有长期的战略方向意义。于是，塑造集体认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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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公共产品是塑造集体认同的重要方式。区域公共产品的出发点在于霸权国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难以充分满足本地区的真实需求。区域的问题归根结底只能依靠区域自身来解决。区域公共产品的定位本身就反映了区域自主性的诉求，为培育集体认同创造了基本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区域公共产品是促进区域合作、塑造集体认同的主要路径。欧洲从煤钢联营到欧共体直至欧盟的区域一体化历程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区域公共产品大体可分为器物型、制度型与观念型，在塑造集体认同中分别发挥着独特作用。器物型公共产品主要指的是物质投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互联互通就是代表。[32]器物型公共产品一方面有助于直接解决本地区面临的实际问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能够完善区域内部的分工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竞争力。这样双管齐下就能够扩大利益汇合点，塑造利益共同体，这是通向集体认同的第一步。制度型公共产品主要涉及区域合作的机制平台，例如上合组织与亚信会议。区域合作的制度化水平是衡量区域治理成效的核心指标。区域合作机制的完善能够直接促成区域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是提升集体认同的关键步骤。观念性公共产品则主要涉及区域价值观，例如亚洲新安全观。共有价值是集体认同的灵魂。观念性公共产品有助于凝聚区域共识，强化区域主体性，引导集体认同的生成。简言之，以区域公共产品为切入点可以促进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战略目标的实现。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三，践行大国责任的战略取向。大国不仅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还必须得到相应的认可。认可的关键就在于大国对地区责任与国际责任的担当，没有责任担当的权力难以转化为长期影响力。互利共赢一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取向，得到了周边国家的广泛认可。随着国力的提升，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期待有所提高，中国也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国际责任尤其是地区责任。周边外交新理念中的“惠”与“容”强调的就是中国对周边国家的责任担当。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明确指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33]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完善区域治理，平衡主权、发展、责任三大外交需求，彰显大国责任，提升国家威望。 本文来自织梦

毋庸置疑，完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是大国践行地区责任的基本方式。区域公共产品能够直接反映本地区的真实需求，是推动区域合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改善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水平与利用效率，提升区域自主供应的能力是大国将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当然，任何区域公共产品背后都存在一定的自利性，否则就无法解释供给动机。但这并不必然妨碍区域公共产品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作为主要供给方的大国要在“自利性”与“公共性”之间维持平衡，实现长期的互利共赢。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中，中国秉承的是“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的新型道义观，践行周边外交新理念中的“惠”与“容”。可以说，没有“义”作为出发点，区域公共产品的公共性无从谈起，也就无所谓大国责任；同时，没有“利”作为基础，无条件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终会因资源有限与动力不足而难以为继。

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承担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并不是为了单方面加深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谋求地区主导权，而是力求相互促进，实现包容式发展。以“一带一路”为例，这是一种复合、开放、共赢的合作方式，开辟了一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中国的主要目标是消化产能，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而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目标是完善基础设施，加快实现工业化。于是，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原则就是推动自由化与工业化的共同发展，充分实现有效对接，使双方都获得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34]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要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我国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35]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中国提出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亚洲新安全观，回应地区安全角势，激活亚信会议，并持续提供公共产品来完善这一机制，引领亚洲自主安全架构的塑造，得到了周边国家的广泛认可。可以说，完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践行大国责任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取向。 织梦好，好织梦

第四，发挥比较优势的战略思路。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不悖的时代，内政与外交的界限日益模糊，只有全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适应新角色，把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与国际社会的期待更好地结合起来。当前，发挥比较优势与周边国家的需求进行有效对接是周边外交的重要突破口。作为国内政策的延伸，区域公共产品往往是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内公共产品在区域层面的投射，既能实现供需平衡，又能深化互惠互利。[36]具体到中国，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等经贸领域是比较优势所在，十分契合周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需求，“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才因此应运而生。

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比较优势转化成适当的区域公共产品，提升经济合作的战略意义。这也是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关注的重点，即如何通过“惠”与“容”来促进“亲”与“诚”，增强战略互信。“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就是将自身优势与国外市场、资源、要素进行对接，促进周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所在国人民的认可。当前，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分离的二元格局严重制约了中国将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只有将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区域公共产品才可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可。理由有两点：其一，区域公共产品的地缘属性限制了区域大国“化公为私”的操作空间，维护了中小国家的核心利益。[37]其二，区域公共产品意味着区域大国的比较优势只有与地区需求进行有效对接才能发挥作用。正是由于区域公共产品建立在相互折中、相互包容的基础上，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持久的影响力。周边外交新理念“容”的内涵就在于此，即以区域公共产品的形式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包容式发展，培育政治互信。

在积极有为、务实开拓的整体氛围中，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区域公共产品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着力点。这就意味着必须妥善处理与既有区域公共产品之间的关系，真正践行“容”这一理念。首先，提升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自主性，逐步实现与美国的互补性供给。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日益呈现出“俱乐部”特征，即成员参与方式由基于多元化的鼓励加入转变为根据美国的需求有条件准入。[38]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公共产品的私物化与次优性，以致供给不足，难以满足亚太地区发展的需求。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都存在贷款门槛高、审批难与供应严重不足等问题。[39]于是，基于亚太地区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国将自身经济实力优势与强大的基础设施能力转化为互联互通这一区域公共产品。在提升自主性的同时，中国并不谋求替代美国主导的区域公共产品，而是以开放包容的方式力图实现互补性供给。其次，理顺与域内其他公共产品的关系，分工合理，注重实效。在“碎片化”的制度环境中，在创建区域公共产品时一定要定位明确，避免重复建设，以补充与改良为主要基调，能够与现有区域安排实现对接，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2016年开启的澜湄合作机制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正如李克强总理所阐述的：“澜湄合作机制是对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有益补充，有利于促进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发展差距，构建中国—东盟全方位合作升级版。”[40]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要注重区域公共产品改善民生的作用。区域公共产品一定要“接地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让所在国人民受益，才可能改善周边关系。简言之，对应地区发展阶段，把握有利时机将比较优势升级成区域公共产品，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融合发展，培育战略互信是周边外交新理念的基本思路。 内容来自dedecms

五 结论 织梦好，好织梦

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异常复杂，没有周边作为有效的战略依托，成不了亚洲大国，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由于单极体系的战略遏制压力、全球化的诸多挑战与崛起效应的发酵，周边外交的变数剧增，短期内难以得到实质性解决。这意味着只有本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与和平发展的政治高度来塑造大国应有的“周边观”，才能成就具有大国风范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新理念是其中一个重要尝试，其前景将关系到中国外交格局的走向。周边外交新理念蕴藏着权力→权威、利益→责任、经济→战略三大战略调整，与区域公共产品的公共性、主体性与制度性特征十分契合。进一步而言，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应了崛起大国在引导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时的基本原则、关键领域、具体路径与预期目标等重要问题。正是充分考虑到崛起进程中周边外交的三大困境（结构性困境、制度困境与认同困境），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才成为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架构，以充分的开放性、包容性与耐性推动区域合作，缓解周边国家的战略不安。在关键领域的选择上，以满足区域发展的真切需求为出发点，以经济合作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为突破口，逐渐涉及与核心利益相关的安全领域，践行大国责任。就具体路径选择而言，以自身比较优势为基础，以多边合作为基本形式，通过相应制度平台供给区域公共产品。最终，通过完善区域公共产品，提升区域合作水平培育制度认同与集体认同，逐渐塑造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近来，南海仲裁案与韩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实质性推动，中国周边形势较为紧张，甚至潜藏着一定军事冲突的风险。但这并没有削弱周边外交新理念的适用性，反而彰显了其必要性，因为它本身针对的就是周边关系的深层次挑战。大国外交必须具备高度的历史担当，才能树立战略远见，在坚定秉承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再考虑灵活运用的问题。否则，只凭实用主义的态度，即便一时得利，也无法保障战略方向的稳定性，势必得不偿失。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时代内涵与实施路径必须根据周边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但绝不能动摇中国睦邻友好的外交传统。这些将是周边外交研究的重要增长点，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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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15—21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20页。

[3]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7页。 dedecms.com

[4]王缉思：《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目标、条件与构想》，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1期，第5—6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5]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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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的生成》，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56—58页。 copyright dedecms

[7]刘兴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第18—20页。

[8]张建立、李薇：《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载《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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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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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1981，pp.242—254；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9—73页。 dedecms.com

[11]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23页。

[12]樊勇明、薄思胜：《区域公共产品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内容来自dedecms

[13]这里有必要明确一点，基于本文的分析思路，区域公共产品必须具备较为纯粹的区域属性。事实上，霸权国也会根据区域需求提供某些公共产品，但即便如此，霸权国的着眼点都是国际层次的霸权护持，无法充分体现真正的区域属性。 内容来自dedecms

[14]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6—25页。

[15]孙伊然：《亚投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1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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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志成、李金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载《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8—124页。 内容来自dedecms

[17]王玉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东亚合作主导权问题的超越》，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80—82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8]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27—29页。

[19]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23—24页。 内容来自dedecms

[20]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90—95页。

[21]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的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l期，第13—15页；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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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程：《中国崛起背景下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载《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第34—35页；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60—70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3]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7—26页。

[24]李志斐：《东亚安全机制构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与地区合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178页。 dedecms.com

[25]贺平：《从雁行发展模式到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日本的东亚合作构想与地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09年第9辑，第215—218页。

[26]陈霞：《大国良性竞争与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对欧洲关系进程中法德关系的考察》，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09年第9辑.第102—103页。 内容来自dedecms

[27]格里高利·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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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唐立文：《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及曼克锡雷改革的经济效用》，载《农村经济》，2015年第1期，127—129页。 dedecms.com

[29]冯维江：《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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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陈乐民：《20世纪的欧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9—120页。 dedecms.com

[31]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www.fmprc.gov.cn/ce/cgit/chn/xwdt/t1254265.htm，登录时间：2016年5月20日。

[32]张宇燕：《多角度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1页。 copyright dedecms

[33] 《习近平欢迎各国“搭便车”亚洲方式布局周边外交》，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822/c70731-25522518.html，登录时间：2016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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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孙伊然：《亚投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29—30页。

[35] 《借鉴历史经验创新合作理念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各国共同发展》，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5/01/c_135326297.htm，登录时间：2016年5月2日。 本文来自织梦

[36]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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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虽然美国具有压倒性的经济优势，但也必须尊重加拿大、墨西哥的核心利益，不能肆意妄为。 本文来自织梦

[38]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92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9]刘柏、张艾莲：《亚投行支点的国际权力转移与杠杆发展机理》，载《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3期，第72—74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40]李克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3-23/7809037.shtml，登录时间：2016年5月12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