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智库

【内容提要】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的过度集中会引发其他行为体的权力制衡，鉴于国际体系中经常出现“制衡失灵”的现象，霸权何以维持成为需要解释的问题。现有文献大多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思考为何出现“制衡不足”，但是，作为有实力和意愿控制国际秩序的国家，霸权国不会消极等待其他国家的权力制衡，而会积极运用权力制衡维持霸权地位。作者提出话语制衡是霸权护持的重要手段，即通过使用话语策略在国内外建立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以维持国际霸权结构。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旨在建立国内政策联盟的内部话语制衡，二是旨在建立国际霸权联盟的外部话语制衡，三是旨在阻止潜在挑战的消极话语制衡。强大的话语资本和对霸权地位的追求让霸权国拥有话语制衡的先发优势。话语制衡也存在局限，容易加剧霸权国的不安全感和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作者旨在探究霸权国如何通过话语层面的权力制衡进行霸权护持，并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增进对美国霸权话语策略的理解。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关键词】霸权护持；权力制衡；话语制衡；美国霸权；亚太再平衡 内容来自dedecms

一 引言

霸权国是国际体系中最为强大且“有实力和意愿控制国际秩序”的国家，传统霸权理论认为霸权必然经历兴衰，而霸权护持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大问题。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现实主义预言很快会出现制衡美国霸权的力量，但是冷战结束近30年来，制衡美国霸权的国家和联盟却迟迟没有出现，国际体系也从“单极时刻”走向“单极时代”。学界大多将霸权存续的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的“制衡不足”，却缺乏对霸权国主动进行霸权护持行为的研究。事实上，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不会坐以待毙，而会利用霸权优势展开权力制衡，霸权护持也不能完全依靠军事层面的权力制衡，还需要非军事层面的权力制衡维护霸权的合法性。进入21世纪，随着伊拉克战争引发反美浪潮、金融危机爆发以及新兴国家崛起，美国霸权的影响力和合法性遭遇严重挫折，霸权衰落和霸权转移成为热议话题。奥巴马政府期间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普遍看成美国试图在亚太维持主导地位的权力制衡政策，这一战略得到美国两党和政府机构的普遍支持。但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定、提出和实施却需要进一步解释。美国内政极化和财政紧缺让奥巴马政府的内政外交备受制约，面对“伊斯兰国”崛起、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的发酵，奥巴马政府如何成功将美国大战略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太?而从战略理性的角度看，决策者不需要也不应该公开战略计划及相关细节，以免失去应对具体问题的灵活性。因为战略计划不等同于实际执行，不一定会带来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多的战略学者发现战略不仅作用有限，还可能适得其反。而实际上，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的政策转变。在奥巴马政府宣布于2020年之前将60％的海军舰队部署到太平洋地区之前，美国已经于2009年将派往太平洋地区的核潜艇舰队增加到了60％，2010年又向太平洋增派了一艘航空母舰。[1]研究显示，美国对亚太国家的军事援助并没有大幅增长，反而有所下降，2015年在东南亚十国中，只有老挝、缅甸和越南三国获得的美国军事援助有所增长，对其盟友泰国和菲律宾及重要伙伴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援助不升反降，美国对中东和北非的安全援助则同期增长近13亿美元。[2]而该战略的提出、宣传和实施却深刻地影响了亚太地区的局势。这些事实表明，战略话语本身就在美国进行权力制衡和霸权护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亚太国家协助美国进行“离岸制衡”，也为潜在挑战国设置了话语约束。研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话语策略的机制和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美国如何使用话语策略进行霸权护持。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提出“话语制衡”是霸权护持的重要途径，即霸权国通过话语策略在国内外形成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以维持有利于霸权国的国际权力结构。具体而言，霸权护持的话语制衡策略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通过内部话语制衡在国内建立支持霸权护持的政策联盟。其二，通过外部话语制衡在国际社会建立支持霸权国的霸权联盟。其三，通过消极话语制衡阻止制衡霸权的力量出现。强大的话语资本和对霸权地位的追求让霸权国拥有话语制衡的先发优势，话语制衡往往会取得成本低而收效高的效果，对于面临衰落的霸权国来说，话语制衡是维持霸权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织梦好，好织梦

二霸权护持研究的回顾和反思

传统霸权理论认为霸权必然经历兴衰。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提出霸权国因为“过度扩张”走向衰落；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则指出霸权国会因承担国际责任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促进其他国家崛起和霸权转移。现实主义理论也认为国际体系会形成“权力平衡”状态，过度集中的力量会引发其他行为体的权力制衡。这些理论认为霸权国进行霸权护持的努力注定无效，甚至加速霸权衰落，因此，霸权国的理性选择是接受霸权衰落的事实，并积极利用“单极时刻”为保护未来的利益做好准备。然而，冷战结束近30年来，并没有出现制衡美国霸权的力量，日本、德国、欧盟等曾被视为潜在挑战者的行为体还与美国的关系更为紧密。学界围绕这一“制衡失灵”现象，思考为何其他国家放弃制衡霸权国，甚至选择与霸权国结盟。

“权力优势论”认为权力分布的极大不平衡让霸权国“无可匹敌”，而建立有效的反霸联盟需要克服协调、信任和集体行动等难题。“威胁平衡论”指出国家制衡的不是权力，而是“威胁”，而“威胁是权力、距离、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相对于距离遥远的霸权国，地区大国才是域内其他国家制衡的对象。“利益平衡论”表明国家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利益考虑之上，中小国家放弃制衡霸权国是为了搭乘霸权国的便车并从中获益。“意识形态平衡论”指出国际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分布影响大国的威胁感知、联盟选择和权力制衡。自由主义学者则指出自由主义的霸权国是“善意的霸权”和受国际制度、规则和规范“制约的霸权”，减少了其他国家的威胁感知和权力制衡的必要。新古典现实主义则试图从国内因素进行解释，例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指出权力制衡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并不多见，制衡不足或延迟才是常态，例如，拿破仑战争、德意志统一和纳粹德国都迟迟未受到制衡，后冷战时代下美国单极体系只不过又是一个制衡不足的例子而已，而制衡不足的原因在于国家并非单一行为体，领导人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冒着国内政治风险对大国发起成本高而收效不确定的军事制衡。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则坚称权力制衡理论的普适性，并预言制衡美国霸权的力量终将出现，国际体系终会朝向多极化发展。还有一部分学者则指出制衡霸权的力量和行为一直存在，只是不太明显罢了，因为国家更加专注于自助的“内部制衡”，而非依赖“外部制衡”建立不可靠的联盟；制衡霸权国的多是弱小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通过制衡霸权国可以为自己和政权赢得权威和声名。此外，非军事形式的“软制衡”则成为大国用来制衡霸权国更加普遍的方式。以上研究均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思考为什么没有出现制衡霸权的力量，并造成霸权的延续。

霸权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实力，也有追求权力和地位以及主导国际体系的意图和能力，传统霸权理论为霸权护持提供了一些解释。首先，武力被认为是主要的霸权护持手段。奥根斯基（A.F.K.Organski）和雅赛克·库格勒（Jacek Kugler）指出，霸权国建立领先于世界的军事优势和广泛的军事联盟，对潜在挑战国形成军事威慑。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进一步指出，如果军事威慑没能奏效，霸权国还会主动发起防御性战争，以强力阻止崛起国的挑战。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则认为“水域的阻隔力”让全球霸权很难出现，因此，大国的理想状态是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权，并会不遗余力地阻止、削弱甚至毁灭其他地区的潜在霸权国。霸权理论大多认为霸权转移过程必然伴随霸权战争，并援引伯罗奔尼撒战争、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史实进行佐证。然而，霸权并不等同于权力，霸权护持无法仅仅依赖武力。在国际关系现实中，霸权转移并非必然伴随霸权战争，研究发现，“权力转移极为罕见，很少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不同而产生，并且一般以和平方式出现”。霸权国和崛起国都深知大国战争的风险，在没有危及核心利益的情况下，都没有足够的理由发动霸权战争。此外，霸权不仅基于强制性的物质权力之上，更需要合法、权威和认可。有学者认为霸权建立在三维权力结构之上，包括以“锋利权力”为基础的安全结构，以“黏性权力”为基础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结构以及以“软权力”为基础的知识、观念和制度结构。[3]因此，霸权护持不仅限于军事层面，还需要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对霸权护持研究进行补充。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经济作为军事能力的基础，是霸权护持的重要资源和手段，霸权国通过发展本国经济，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以增强自身实力，保持全球优势地位。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Wohlforth）认为霸权国需要海军、陆军、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权力优势以维持军事霸权。另一些学者则强调霸权国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建立国际制度、促进国家相互依赖来进行霸权护持。例如，吉尔平强调霸权国通过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制度，维持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即使霸权衰落，这些国际制度依然有助于维持霸权国的影响力。还有学者指出，霸权国会对潜在挑战国直接进行经济遏制，通过将经济议题与其他议题捆绑，运用经济手段诱导和迫使其他国家遵从霸权国的要求，例如经济制裁、贸易禁运、贸易便利、经济援助、最惠国待遇等。李巍也对奥巴马政府在经济层面的霸权护持策略进行了研究。[4]批判理论则强调霸权国在观念文化层面的霸权护持。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借鉴新葛兰西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指出霸权国国内的霸权阶级行使象征权力，先控制国内生产关系及政治和社会秩序，再将这一秩序推广到国外，在国际体系中建立符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新葛兰西理论指出霸权并非一劳永逸，还需要通过不断的话语实践来维持知识、身份、观念等文化霸权地位。鉴于霸权国的话语优势，而话语霸权也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因此，有必要对霸权国的话语策略进行研究，以期对霸权护持理论进行必要补充。 本文来自织梦

三 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 本文来自织梦

国际体系是充满制度、规则和规范的社会性空间，霸权护持的关键也不仅在于维持霸权国的权力优势，更在于维持霸权国的权威。而随着武力征服去合法化、核武器的发展以及大国之间复杂相互依赖的加深，话语成为霸权护持不可忽视的工具。本文提出“话语制衡”是霸权护持的重要途径，即霸权国通过话语策略在国内外建立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促成有利于霸权的国际权力结构，以此维持霸权地位、合法性和影响力。

织梦好，好织梦

与作为状态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概念不同，“权力制衡（power balancing）”是一种行为，指“通过增加一国可支配的权力资产，获得相对于另一国或国家联合更优的结果，以抵消或削弱其他国家或国家联合的优势”。现实主义指出国际无政府体系使国家需要采取自助行为，认为权力制衡是中小国家的理性选择，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指出权力制衡、推诿责任和搭便车是中小国家应对大国的主要策略，其中权力制衡最为普遍，也最为理性。传统理论大多将权力看作军事、经济、地理、资源等物质能力，但是，物质能力最多只算“权力潜力”，而不是“实际权力”，不一定能发挥影响力；而非物质性的权力也可以发挥影响力，例如约瑟夫·奈（Joseph S.Nye）提出除了军事性的硬权力之外，还存在技术、教育、经济等软权力，即一国“让他国想其所想，而不是命令他国做其所想的非硬性权力”。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进一步将权力分为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与军事“硬制衡（hard balancing）”相区别的非军事“软制衡（soft balancing）”，即使用非军事工具来延缓、阻挠和破坏霸权国单边军事政策的行动。但是，权力制衡并非弱国独有的武器，强国也会使用军事和非军事的权力制衡来维护自身霸权地位。 本文来自织梦

作为“产生意义的结构”，话语是行为体用来表达、沟通和理解的重要工具，也是国际关系实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实主义者将话语看作可被操纵的“廉价言辞”，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话语在规范传播和观念说服中发挥关键作用，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则认为话语并非完全是制度、观念和文化层面的软性因素，也可以发挥权力作用。[5]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言语即行为”，言语不仅可以用来表达、传递和理解事实，即“以言指事”；其本身也是行动，即“以言行事”；还会对他人的行动、思想和信念产生影响，达到“以言取效”的目的。“以言取效”的概念和权力的概念如出一辙，都是“让他人做原本不会做的事的能力”。话语常常被看成以弱胜强的工具，例如，施韦勒和蒲晓宇提出崛起国在制衡并挑战霸权国之时，首先需要运用话语策略将霸权国的权威和霸权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去合法化，提出竞争性的价值观和规范，为自己建立合法性，并促进反霸联盟的建立。但是，拥有话语优势的霸权国更会“先发制人”地用话语资源和手段进行权力制衡，以维持霸权地位。本文提出的“话语制衡”是指通过话语促成有利于自身的权力结构。根据现实主义理论，权力制衡可以分为旨在加强自身实力的“内部制衡”和建立军事联盟的“外部制衡”两方面。此外，有学者指出权力制衡不仅包括增强自身实力和建立联盟的“积极制衡”，还包括直接削弱对手实力的“消极制衡”。霸权护持的话语制衡也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旨在建立国内政策联盟的内部话语制衡，二是旨在建立国际政策联盟的外部话语制衡，三是旨在直接阻止潜在挑战的消极话语制衡。下文就分别探讨霸权国如何通过这三种话语制衡途径进行霸权护持。

（一）霸权护持的内部话语制衡

内容来自dedecms

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强调政治话语是用来“制造共识”。霸权国决策者通过内部话语制衡，在国内建立支持霸权护持的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以增强霸权护持的凝聚力和可用权力资源。 copyright dedecms

第一，为霸权护持建立国内话语共识。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指出，“国家利益”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在国际政治地形中穿行的路标”。国家利益本没有固定本质，而是用来为国家行动进行解释、建立合法性并获得政治支持的“修辞工具”，是决策者从社会主体间已经存在的意义和语言资源中建构出来的。鉴于霸权护持追求的不仅仅是生存和“最小安全”，还有霸权地位和“最大安全”，霸权国决策者很难直接要求国内支持霸权护持的目标，而会首先在国内建立霸权身份的话语共识。话语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在危机之时，人们会出现困惑、不安和悲观情绪，国内政治也容易出现两极分化，缺乏凝聚力和战略目标，急需确定而统一的身份话语来明确目标、界定问题、提出对策。霸权国领导人尤其使用自信和胜利的话语来增强国内安全感和自信心，以此压制国内异见声音。例如，九一一事件让美国人困惑：“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对此，小布什政府指出“他们”憎恨的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民主自由，以此增强美国民众对于自身制度优越性的认同和信心。

第二，指出霸权身份面临的威胁。国家利益和安全威胁本没有固定本质，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对于生存安全很少受到威胁的霸权国来说更是如此。霸权国决策者需要在国内形成关于国家利益、安全威胁和对外政策的共识，而霸权危机也给予决策者进行话语界定、诠释和创新的空间，通过明确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阐明国际国内形势，指出霸权国所珍视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和国际规范受到威胁，激励并号召民众积极展开维护霸权身份的行动。人不仅需要物质安全，还需要“本体安全”，维持认知系统平衡和身份认同稳定往往比物质生存更为重要。本体安全对于霸权国来说尤其重要，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曾指出雅典的崛起不仅威胁到斯巴达的安全和财富，更威胁到斯巴达作为希腊领袖的身份认同，这种本体上的不安全感也是促使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而在九一一事件中，小布什总统也指出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和价值观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构成威胁，以让美国民众感到身份受到威胁。

第三，为霸权护持建立国内政策联盟。对外政策尤其是具有高度政治风险的权力制衡行为，需要统治精英之间形成关于国家利益、安全威胁和对外政策的共识，并在国内形成支持霸权护持政策和行为的统一战略和政策联盟。决策者通过发布战略概念、口号和声明等，表明发展经济、增加军备、建立联盟、开展军事行动等霸权护持行为的合法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动员民众集中力量解决危机，建立并加强广泛的国内联合阵线。决策者尤其运用战略话语“框定诠释可能性，建构意义，并因此将某一事务自然化”，不仅让霸权护持的外交政策选择成为可能，也让“不作为”成为无法想象的选择。例如，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在国内形成“冷战共识”，为美国维持在西方世界的霸权并与苏联进行霸权斗争建立了广泛的政策联盟。小布什政府通过将九一一事件界定为恐怖主义袭击，给美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和恐慌，也通过爱国主义的话语压制了国内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并获得了国内对“全球反恐战争”的高度支持。 本文来自织梦

（二）霸权护持的外部话语制衡

霸权国无法依赖物质性权力为所欲为，它需要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支持并建立合法性，因此，霸权国决策者通过外部话语制衡，建立、维持并加强支持霸权国的国际话语共识和联盟，以此促进霸权护持的合法性和效果。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一，在国际社会建立支持霸权的话语共识。虽然霸权国拥有无可制约的实力足以进行单边主义行动，但是也需要在国际社会建立关于身份、规范、价值观等话语共识，一方面减少“主体间认知差异”，缓解其他国家对霸权国的疑虑；另一方面建立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威胁感知，在国际社会建立支持霸权的话语共识和联盟。霸权国也运用“包容”和“排斥”的身份话语，与盟友和伙伴建立相协调的身份认同，而将潜在挑战国建构成对立他者，并通过领导建立国际规范，界定国际社会的内涵和界限。冷战后，美国通过“国家分类学”将国际社会分为不同的类别，而“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失败国家”等标签不仅建构了敌对国家的身份，也界定了国际社会的边界。

copyright dedecms

第二，指出国际秩序和规范面临威胁和挑战。国家平衡的不是权力，而是威胁。3、霸权国会指出国际社会共有身份、价值和规范面临威胁，并动员国际社会共同抵制挑战。鉴于话语具有内在不稳定性，霸权国建立的秩序、规范和价值观等话语共识也是流动的，需要霸权国不断进行重申，而在联盟出现危机之时，霸权国更会通过威胁对方的身份认同和本体安全，来维持和巩固话语联盟。在权力转移之时，国际体系中的不确定性极大增加，霸权国和崛起国的意图尤其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小国家也需要维持共同的行为规范以增强安全感。为此，霸权国会将重点置于潜在挑战国的权力及意图之上，指出秩序、规范、价值观等面临挑战，引发其他国家的共同抵制。例如，二战后，美国通过“楔子战略”预阻、瓦解、破坏反霸联盟的出现，同时建立、维持并加强美国主导的霸权联盟。[6]其中，话语也是一种重要的楔子战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三，建立霸权护持的政策联盟。话语可以发挥“转换成本效应”，通过改变原有的利益和权力平衡关系，在国家之间建立或加强联系。霸权国通过主导关于霸权护持的争论，“引发其他国家的合作或默认”，为霸权护持目标和行为建构合法性，提出应对威胁和挑战的政策方案，试图与其他国家展开有关议题的讨论，用“更好的论证”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鉴于行为体之间的话语资本和话语权力大小相差悬殊，霸权国得以扮演“诠释领袖”的角色，主导话语争论的内涵、规则和边界，往往不需要物质上的惩罚和奖励就可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例如，在反恐战争中，虽然批评美国单边主义霸权行径的呼声很高，但是小布什总统“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话语促使西方国家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一些非西方国家还为美军进驻或飞越其领土提供便利，俄罗斯、朝鲜等以反对美国霸权着称的国家也纷纷表态支持美国领导的反恐运动。 内容来自dedecms

（三）霸权护持的消极话语制衡 织梦好，好织梦

对霸权地位的追求让霸权国意图阻止世界其他地方出现可以与之抗衡的竞争对手，并会不断寻找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作为战略目标。当崛起的潜在对手并没有构成实在威胁之时，霸权国很难直接使用武力打击，也需要考虑核时代下大国战争的可怕后果。为此，霸权国会对崛起国展开消极话语制衡，即试图通过话语策略将挑战去合法化，威胁崛起国的身份认同，以阻止或削弱潜在挑战。

第一，与崛起国建立关于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话语共识。国际行为体并非纯粹的利益最大化者，也会受社会规范的约束，社会规范还会建构行为体深层次的观念、身份和利益。一方面，运用话语将挑战霸权国及霸权秩序去合法化。例如，霸权稳定论、单极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霸权转移理论等学术话语有一整套前提假设、话语结构和行动指南，指出霸权治下的单极国际秩序是稳定而和平的，而多极体系本质上是冲突的，崛起国会将世界带回大国冲突的时代并破坏和平稳定。崛起国只能在边缘问题上发起反击，很难跳出霸权国设置的话语逻辑。另一方面，运用话语对崛起国进行身份定位。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并非外在给定，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国家的话语影响，霸权国还会积极与挑战国展开讨论和对话，改变挑战国更深层次的行为、观念和身份利益。

织梦好，好织梦

第二，威胁崛起国的身份认同和安全感。霸权国会一方面肯定崛起国的身份、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又指责崛起国违反国际规范、破坏国际秩序，威胁崛起国重视的身份认同和价值。维持认知系统平衡和身份认同稳定往往比物质安全更为重要，当人们感受到主体性出现内在的严重失调时，就会产生严重不适感。这一话语策略会剥夺崛起国用以反驳的言辞材料，迫使其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或行为进行调整，以恢复认知协调和本体安全。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指出行为体经常“强制性说服”对手停止或取消旨在改变现状的行为，他提出“强制外交”的成功需要明确目标、动机和解决方案，并营造有利的国内国际舆论，让对方心中产生紧迫感和恐惧。崛起国大多希望融入国际社会，追求国际地位，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因此，也非常需要建立并维持良好的身份认同。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三，阻止崛起国的潜在挑战。霸权国会对潜在挑战国发出奖励或惩罚的信号，威慑或强迫潜在挑战国放弃或改变挑战霸权地位的行为，尤其会通过公开话语增加“观众成本”以更加可信地传递遏制信号。而霸权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让话语遏制即使在私下谈判中进行，也会取得很好的效果。虽然崛起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但是鉴于将经济和社会资源转化为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力也并非易事，与守成国相比，崛起国还负有证明自己具有良性意图的重任，而鉴于信息问题和虚报信息的动机，崛起国无法明确传达自己的意图，守成大国往往因此发动霸权护持。如果崛起国试图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挑战霸权国，霸权国就可以将挑战国的行为去合法化，并为霸权国展开军事行动建立合法性。崛起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性和国际认可，也会充当国际规范的“守门人”，维护既有国际秩序和统治。

这样，霸权国通过内部话语制衡在国内建立支持霸权护持的政策联盟，通过外部话语制衡在国际社会中建立支持霸权体系的联盟，并通过消极话语制衡阻止或削弱潜在挑战。霸权国通过话语制衡进行霸权护持（见表1）。霸权地位及霸权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为霸权护持提供了有利语境和话语资本，通过建立社会范畴，框定意义，霸权国获得领导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并在崛起国拥有足够的话语资本之前，采取“先发制人”式的话语策略，将挑战国去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霸权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话语层面的权力制衡。 dedecms.com

四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话语制衡策略 织梦好，好织梦

冷战后，美国成为国际单极体系中唯一的霸权国。虽然美国政府很少谈及“霸权”二字，却一直追求“主导”“优势”“卓越”“单极”“世界领导”，并表示“优势权力必须是美国政策的目标”，而霸权护持也成为历届美国政府的主要任务。面对新一轮霸权危机，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话语策略，为霸权国建立合法性，将挑战去合法化，在国内外建立支持霸权护持的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并遏制潜在挑战的出现，以达到霸权护持的目的。

（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部话语制衡

dedecms.com

近年来，美国国内“美国衰退论”、霸权危机论、霸权转移论、新孤立主义等纷纷涌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感叹“雄鹰坠落”，曾经宣扬“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指出“美国正在衰败”。奥巴马在“变革”的竞选口号下当选总统，美国民众寄予他重振美国经济、挽救美国声誉、增强美国影响力的殷切期望。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后更名为“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增强霸权国的身份认同和战略目标，并为霸权护持建立国内政策联盟。

第一，建立霸权护持的国内共识。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而“美国正是想象共同体的集大成者”。二战后，“仁慈的霸权”“自由主义霸权”“和平使者”“自我约束的霸权”等话语建构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新一轮霸权危机让美国国内出现困惑、不安和悲观情绪，一些人承认美国实力衰落，主张实行战略收缩和离岸平衡；另一些人则认为应继续维持美国的单极地位，积极利用单极体系下的机遇窗口，塑造有利于美国权力、合法性和安全利益的国际体系。在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上，奥巴马强调：“我们依然是地球上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明，美国“必须遵循一个国家复兴和全球领袖的战略”，“问题不是美国是否应该领导，而是如何领导”。“领导力（leadership）”一词共出现了59次。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也反复驳斥“美国衰退论”，“那些告诉你美国正在衰落或者我们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美国依然是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国家”。2012年《维持美国全球领导：21世纪防御重点》文件再次重申美国的“全球领导”，“过去65年来，美国在改造国际体系中扮演了领导角色。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为美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创建了一个比二战前更加安全、更加稳定、更加繁荣的世界”。奥巴马政府还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例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指出“亚洲对于美国的未来非常关键，而美国的参与也对亚洲的未来至关重要。这个地区迫切地要求我们的领导”。奥巴马政府通过多次重申美国的“全球领导”身份，试图在国内重建霸权护持的话语共识。 织梦好，好织梦

第二，强调美国领导下的秩序受到威胁。奥巴马总统在重要演讲中多次提到美国面临“乌云密布和暴风骤雨”般的危机，处于生死存亡的“斯普特尼克时刻”。2009年美国《国家情报战略》指出，“美国面临一个日益复杂和变幻的国家安全环境，而一些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家行为体将继续对美国国家利益形成竞争和挑战。敌人很可能使用非对称手段和技术在国内外阻碍美国利益”，并点名指出伊朗、朝鲜、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安全角成主要“威胁”。为此，奥巴马政府强调要“重振美国道德权威”，强调“我们是谁”，呼吁美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一威胁，“今天，世界再次召唤我们的前瞻性领导”，“我们可以相信变革的到来”。美国负有打击违反国际规范行为和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责任，具有领导世界“将历史之弧指向公正的方向”的能力。奥巴马政府尤其强调美国在亚太的权力投射、规范秩序和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和挑战，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宣布“亚洲海上公域的开放”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指出美国反对“任何申索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奥巴马也强调：“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的规则。我们应该制定这些规则”，并呼吁美国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指出美国的全球领导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要求美国人积极应对这些对美国领导秩序的挑战。

第三，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建立政策联盟。2010年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美国政治面临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亚太再平衡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战略调整，奥巴马政府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话语投入。一方面，提出从伊拉克撤军，尽快结束阿富汗战争，“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转而“在国内开展国家建设”。2011年宣布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并在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中也提出“幕后领导”，试图在中东和欧洲进行战略收缩。另一方面，将战略目标转到亚太地区，起初的“转向亚洲”概念表达了一种战略转变，2012年1月《防御战略指针》首次提出“再平衡”的战略概念，指出美国当前的对外战略和军事部署是失衡的，而美国要维持霸权治下国际秩序的稳定，必须重视正在崛起且充满不稳定因素的亚太地区，以达到战略上的再平衡。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促进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确保根本稳定，鼓励新兴大国的和平崛起、经济活力和建设性防御合作；与亚太地区的新兴伙伴扩大合作网络，以确保集体能力和保障共同利益的能力；确保美军维持地区介入和自由作战的能力，以促进稳定和商业自由流动”，“阻止并击败侵略行为”，“在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下投射权力”。奥巴马第二届政府更换了外交团队的核心成员，而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也让人们质疑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否延续。为此，奥巴马政府高层继续重申对该战略的承诺，以巩固国内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

奥巴马的话语策略一方面增强了美国民众的信心和安全感，并为霸权护持目标和政策建立合法性；同时指出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力正面临挑战，呼吁加大在该地区的战略投入。2014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美国相关政府机构和领导人对该战略表现出了高度且持续的支持。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的内部话语制衡成功建立了维持霸权地位的话语共识和转向亚太的政策联盟。

（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外部话语制衡

霸权护持的关键在于维持并增强霸权国的权威和合法性，而这取决于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对霸权国的认可和支持。奥巴马政府充分认识到美国实力下降和单边主义军事霸权护持的局限，试图在亚太建立、维持并加强支持美国霸权的联盟。

第一，在亚太地区建立支持霸权体系的话语共识。一方面，奥巴马政府积极运用“亚太”地缘概念，加强美国与亚太地区相一致的身份认同。地缘概念并非完全是自然地理层面的，更多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北大西洋”概念的形成就是一个政治话语建构的典型案例。“亚太”概念随着20世纪90年代“亚洲世纪”和“太平洋世纪”的出现开始流行，现在主要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美国等太平洋东岸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太平洋岛国，有时也包括俄罗斯。“亚太”囊括的国家之间的地理、文化、历史、政体、经济和社会存在巨大差异，有学者指出“亚太”并非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政治话语建构的“动员神话”。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自称“首位太平洋总统”，并向亚太地区的国家表明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地区机制、规则与规范有利于亚太秩序的和平和稳定。2011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讲话时，阐明“转向亚洲”战略的目标是“推进亚太的安全、繁荣和人类尊严”。另一方面，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规范话语。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指出，“正如二战后一样，我们必须追求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通过推进共同利益来推进自身利益”。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B.Caner）还提出在亚太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各国自由选择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制度不受强迫，由国际法保障的飞行和航行自由”，确保地区安全、促进地区繁荣及维护上述原则一直是美国的政策，而美国也一直是亚太安全的“担保人”。通过建立共同的身份和规范，奥巴马政府得以在亚太建立话语共识。 本文来自织梦

第二，塑造亚太国家对威胁的感知。安全方面，奥巴马政府提醒亚太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领土争端，指出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热点地区之一，甚至将东亚与一战前的欧洲类比，还指出中国是皿太国家面临的首要“威胁”，强调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对外政策日益强硬，并展开中国是否具有“修正主义”意图的讨论，指出中国正在建造“反介人/区域拒止”能力和南海岛礁建设的意图就是想将南海军事化并控制整个南海。经济方面，强调亚太经济秩序受到威胁。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参加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时指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哪一个未来将会界定这个世纪的亚太?我们是要进一步走向一体化，更加公正、更加和平，还是要走向无序和冲突?我们的选择是冲突还是合作、压迫还是自由?”规则方面，美国指出亚太“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面临挑战和威胁，将中国框定为破坏现有秩序的“修正主义”，尤其将南海争议框定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框架内，指出中国的领土申索太过宽泛，企图将整个南海划人中国版图，而中国的行为破坏了“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国际规范，并试图将南海“军事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三，建立并强化美国在亚太的霸权联盟。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是美国霸权的重要资产，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在于强化和振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联盟。奥巴马政府积极在亚太进行“先遣外交”，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任内访遍了东盟十国首都，几位国防部部长、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e Biden）、国家安全顾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奥巴马总统本人也频繁访问亚洲国家，重申对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军事条约和安全承诺，与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伙伴关系，还积极与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进行接触，奥巴马政府首次宣布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并表示将在“再平衡内进行再平衡”，强调对东南亚的重视。通过强化军事联盟，美国得以向关岛、冲绳、达尔文、新加坡等地派驻或增派兵力，还积极投入资源增强盟友和伙伴的军事能力，如帮助亚太国家增强海岸警卫基础设施和能力，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建立联合特遣部队等。此外，美国还试图通过主导亚太区域机制，建立域内支持美国霸权体系的联盟，例如美国首次列席东盟观察国，加入东亚峰会，在美国本土举办东盟一美国峰会，主导“香格里拉对话会”等，这些都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奥巴马政府还试图将其他地区大国，如欧盟国家，拉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中，建立更加多边主义的形象。奥巴马政府通过争论，将美国霸权合法化，而将中国崛起去合法化，为遏制中国的挑战获得相关国家的支持，为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建构合法性和必要性。

美国霸权以“对话政治”着称，通过建立主导话语，获得国际社会对其霸权统治的默认和支持。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调查，亚太再平衡战略得到了除中国、泰国和朝鲜等国之外大部分亚洲国家战略精英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的外部话语制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建立了合法性，并在该地区建立了支持霸权护持的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

dedecms.com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消极话语制衡

copyright dedecms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霸权均势”战略，即通过“遏制地区强国，防止地区威胁性挑战国的出现”，以维持有利于霸权国的国际权力结构。[7]进入21世纪，中国实力的增长让美国日益感受到自身优势权力地位的下降，中美两国也日益被看成是崛起国和守成国，并在亚洲进行“霸权角逐”。对此，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消极话语制衡策略，将挑战霸权去合法化，威胁中国的身份认同，阻止中国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同时又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对抗，减少军事冲突和战争风险。

本文来自织梦

第一，试图与中国建立话语共识。美国政府一直积极同中国展开接触和争论，希望与中国建立话语共识，改变中国深层次的观念、身份和利益偏好。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2025》报告让“中国崛起”和“权力转移”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也积极运用“中国崛起”话语，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连同印度和俄罗斯等国一起称为“21世纪的影响力中心”。“崛起大国”概念包含三大特点：一是在议题领域或地区拥有影响力优势的国家；二是国家领导层有发挥全球作用的愿望，包括明确承诺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三是发展、外交政策和制度创新的持续来源，并对国际政治经济既有模式、权力结构和制度形态形成挑战。[8]奥巴马政府强调“大国责任”，呼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例如，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继续奉行与中国建立积极、建设性和全面的关系。我们欢迎中国承担起负责任的领导作用，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共同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不扩散等重要议题”，“我们将鼓励中国随着影响力上升，做出对和平、安全和繁荣有贡献的选择”。“崛起大国”一般与“守成大国”相对应，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将前者定位为不满足于现状并试图挑战和修改国际规则的“修正主义国家”，将后者定位为“维持现状国家”，并将“崛起大国”看成冲突和战争的来源之一。但是，“崛起大国”和“大国责任”的意涵并非客观，也是社会话语建构的结果。

第二，指责中国破坏亚洲秩序，威胁中国的身份安全。奥巴马政府强调中国军事现代化和日益强硬的外交不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也表明中国的“修正主义”意图。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将“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项目并进行适当准备，以确保美国和盟友的地区和全球利益不受负面影响”。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再次指出，“我们会继续警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拒绝通过恐吓解决领土争端”，“我们将密切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在亚洲的影响力扩张，同时寻求减少误解或误判风险”。对于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领土和领海争端，美国指责中国行为破坏了《国际海洋法公约》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航行自由”的国际规范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中国应同其他国家一样遵守同样的规则”，并呼吁“武治必须让位于法治”。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搭便车论”也成为美国涉华重要话语，声称中国是美国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免费获得了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国际经贸合作、核不扩散机制、反恐战争、石油资源、自由航行、国际环境合作等，中国一直在“搭便车”，让美国霸权独自承受应由全球负责的重担。在朝核问题、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等议题上，美国敦促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还谴责中国是一个“选择性利益攸关方”，将一些国际治理问题的失败，如核不扩散、气候变化、人道主义干涉等归咎于中国。而对于中国积极建立区域安全和经济制度，例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奥巴马政府则公开质疑中国建立的制度是否自由、开放、公正，认为中国此举旨在挑战现有秩序和破坏自由主义体系。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三，阻止中国对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形成挑战。奥巴马政府宣布将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表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并通过宣布加强对亚太盟友的军事承诺展示意志，试图影响中国的行为选择。美国并没有明确将中国指定为敌人，在进行话语遏制的同时，美国也继续加强与中国的接触，进行信心建设，对中国进行“遏制加接触”，要求中国做出符合国际制度、规则和规范的行为。当今中美话语权竞争之中，中国外交仍然存在严重的“失语”现象，包括在战略议程、战略目标、游戏规则和形象传播等方面缺乏话语权和能力。[9]此外，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多重、复杂却不稳定的身份认同，中国也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寻求国际认同，因此也深受美国的话语制约。“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在中国迅速传播，因为与中国政府的“负责任大国”概念相匹配，也得到中国的普遍认同。而中国政府也多次表明：“中国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同时，虽然“中国崛起”早已成为主流话语，但是中国依然在官方话语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话语。中国也在积极寻求新的话语突破点，例如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亚洲人的亚洲”“中国梦”等概念和设想，美国却表示疑虑，甚至抵制。由此可见，美国依然试图掌握话语争论议程设置的权力，并不愿意聆听中国的见解，更不愿意让中国来界定两国关系的内涵。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政府的重要对外政策遗产，为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建立了话语共识，主导了亚太的军事、经济和规则话语，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潜在挑战。但是，亚太再平衡战略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和中美互信，造成地区紧张局势。

例如，美国国防部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旨在抗衡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却令人联想起冷战时期美国对苏的“空陆一体战”战略计划，虽然美国官方后来将其更名为“包容性的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JAM-GC）”，但是随着美国陆军加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冲突层面也日益突显。而近日美国《军队时报》公布一项对美国现役军人的调查，称约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仅次于“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70％。[10]因此，虽然奥巴马政府已经卸任，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却将深刻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

五 结论 织梦好，好织梦

奥地利外交大师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曾说国际关系不是一场“正确与错误之争”，而是一场“正确与恰当之争”。[11]对于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霸权国而言，霸权护持不仅在于军事层面的权力制衡，还需要通过话语策略建立自身合法性，赢得“正确与恰当之争”，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得以维持全球优势地位，不仅依赖于物质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历届政府在话语层面的霸权护持。在美国霸权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奥巴马政府积极展开话语制衡，在国内增强美国民众的信心、安全感和凝聚力，在国际上挽救美国声誉，加强霸权联盟。由此可见，话语层面的权力制衡更能“赢得人心”，可以更有效地达到霸权护持的目标。但是，霸权护持的话语制衡策略仍然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利益的不可分割性、意图的不确定性和承诺的可信性等问题都会给纯粹语言信号的传递带来很大困难。在棘手的问题上持有“战略模糊”立场，虽然可以避免过度承诺和卷入战争的风险，但是却可能导致有关国家的错误或不谨慎的计算，容易将大国卷入战争。而话语策略往往面对多重受众，同一个话语在不同受众中可能产生相互矛盾的理解。另一方面，话语并非霸权国的专利，作为“弱者的武器”，话语是以弱胜强的重要工具。挑战国也可以运用话语策略将霸权国的权威和秩序去合法化，提出竞争性的价值观和规范，为自己建立合法性，并成功建立反霸联盟，而新时代下的霸权转移会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话语竞争。霸权护持的话语制衡策略也存在风险。一方面，霸权国为自己建构一种领导世界的霸权身份，可能带来过度扩张的风险，也会让霸权国一直处于霸权衰落的不安和担忧之中，而将外部世界描述成充满危险和邪恶，虽然可以暂时赢得国内的凝聚力，长期来看却忽略了霸权衰落的真正原因，甚至导致安全困境的出现：另一方面，霸权护持的话语策略始于旨在说服对方改变观念和行为的战略性交流，随着交流的深入发展，往往会演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争论，霸权话语会推动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话语场的建立，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霸权国对国际话语的控制。

2017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给美国的亚洲政策带来很多变数。特朗普一方面表现出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竞选中质疑对日本等亚洲盟友的条约义务，提出“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强大”等口号，并在上任后签署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行政令；另一方面又在竞选中大肆指责中国，表示要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者”，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并呼吁美国增加军舰建造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特朗普上任后任命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将军出任国防部部长、约翰·凯利（John Kelly）将军出任国土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出任国家安全顾问，虽然他们大多具备丰富的中东经验，但是这些鹰派军事专家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此外，特朗普的外交团队，如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白宫幕僚长赖因斯·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都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因此美国分析人士纷纷预测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继续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的前景也不容乐观。特朗普本人也是运用话语策略的高手，他成功利用极端言论赢得共和党提名和美国总统大选，上任后也试图“先发制人”地设置中美关系议程，以此作为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但是特朗普的极端言论，尤其是其“推特外交”也引发了不少外交风波，他能否继续运用话语策略在国内凝聚共识、在国际社会建立威信、与盟友和伙伴建立良好关系，也成为热议的话题。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美国的话语制衡策略，思考如何加以应对，并积极运用话语制衡策略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

[1] Tim Huxley，“PacNet Number 35R，”Pacific Forum CSIS，Honolulu，June 12，2012，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Pac1235R.pdf，访问时间：2017年1月2日。

[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Rebalance to Asia Led to a Drop in Security Assistance in Southeast A-sia，”http：//www.cfr.org/asia-and-pacific/rebalance-asia/p37516!/，访问时间：2016年8月21日。

[3]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大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114—141页。 dedecms.com

[4]李巍：《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51—66页。 copyright dedecms

[5]国际关系的话语研究详见孙吉胜：《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12—29页。

[6]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68—89页。 织梦好，好织梦

[7]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7—23页。

[8]剑桥大学“崛起大国中心”网站，http：//www.crp.polis.can3.ac.uk/about，访问时间：2017年2月6日。 内容来自dedecms

[9]赵可金：《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美关系：话语权的视角》，载《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第46—64页。

dedecms.com

[10] 《调查报告称美军人视中国为“威胁安全头号国家”》，载《参考要闻》，2017年第20期，第4—5页。

dedecms.com

[11]引自Stacie E.Goddard，“Uncommon Ground：Indivisible Terri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60，No.1，2006，p.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