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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软实力是凭借吸引力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能力。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是美国高等院校培养的外国学生，其中最有可能实现美国政府期待的是那些担任外交决策者的留美毕业生。奈的软实力理论隐含了一个三阶因果关系，其起点是软实力源，终点则是对美国有利的外交政策产出。它们构成了软实力理论的三个假定，即软实力源会导致美国文化认同，美国文化认同会转化成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偏好（利益），亲美政策偏好（利益）会产生相应的外交政策。在外交政策不产生意料之外结果的前提下，软实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就是上述三个假定各自概率的乘积。作者论证了这三个假定都是小概率事件，所以，软实力最终的外交政策效果是不显着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检验了美国培养的外交政策精英对1980—2000年美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影响，没有发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从美国高等院校毕业的国际学生并没有发挥奈所期待的作用。

【关键词】软实力；外交决策；国际学生；国际关系 内容来自dedecms

一 引论

本文来自织梦

软实力（soft power）是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在1990年创造的概念，指通过吸引力让别人采取他们本来不愿意采取的行为的能力。[1]近30年来，软实力理论经历了从核心概念生成到初步理论建构再到理论成形与发展三个阶段，[2]已经成长为一个风靡全球的学说，受到各国国际关系学者、政府、商界和大众的普遍青睐。毫不夸张地说，软实力已经跻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知名度最高的国际关系理论概念之列，奈本人也因此被视为顶级国际关系学家，其理论和政策影响都备受瞩目。保罗·埃维（Paul Avey）和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印证了这个观点。根据他们2014年的统计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奈的影响力排名第五，仅次于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在外交政策学界，奈的影响力则独占鳌头，超过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ezinski），这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奈的基本观点——软实力——具有重大的外交政策影响。[3]

2010年3月4日，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声称软实力对于美国在全球担当重要角色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这一作用为大量的研究所证实。奈还在作证中专门强调了美国培养的外国学生尤其是外国领导人对改善美国国际环境的重要性。[4]然而，奈的描述首先是前瞻性和规范性的。而且，他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应该承认，软实力理论很符合人类的直觉。不过，错误的直觉并不罕见。在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和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集体行动问题之前，人们的直觉是群体越大，组织运行效率越高。类似地，在直觉上，国际战争尤其是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对于参战国是灾难。但是，在理论和经验上，战争却极大地巩固了现代早期的欧洲主权一领土国家，成为人类政治文明进入新世纪的助产婆。所以，除非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软实力理论就不能成为一个规律或经验法则，而只不过是诱人的“思想试验”。 dedecms.com

作为一个迅速成长的国际关系研究纲领，软实力与贸易和平论、政治生存理论等深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一个显着的区别，那就是虽然得到广泛的接受，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演绎和批判检视。只有少数研究对软实力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而且，这为数不多的经验研究也几乎都聚焦于描述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关系过程。鉴于软实力在本质上是一个微观或个人层次的理论，所以很有必要使用同样或类似层次的数据进行检验。部分地由于理论与数据结构脱节，软实力这个研究纲领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而且，关于软实力外交政策效果的基本猜想似乎还未经历过大样本统计分析的检验。经验证据主要来自个案或比较个案研究。鉴于这种状况，我们有理由对软实力理论的外部有效性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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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上讲，本文的贡献在于填补了软实力理论大样本统计检验这个空白。本文的基础数据囊括了20世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各国外交决策者。他们是奈所高度重视的美国培养的外国政治精英。由于基础数据是个人层次的，虽然分析单元聚合为国家/年，本文的经验分析至少可以部分地克服理论与数据不匹配的问题，是一个比传统的宏观关联度分析更恰当的分析途径。

不过，为软实力理论提供一个跨国时间序列检验并不是本文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本文以美国培养的外国外交政策精英为自变量，把软实力理论还原为一个三阶段的因果机制。这个机制的起点是美国高等教育，终点是目标国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输出（output）。随后，本文剖析了这个连环因果机制的三个环节，论证了软实力的政策效果即使不是零，也是不显着的。 本文来自织梦

二 软实力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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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的原创著作催生了大量的软实力研究。[5]这些研究绝大多数是描述性的。它们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见，帮助各国政府塑造和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具体而言，软实力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和地区间的软实力鉴别和比较、不同国家尤其是大国（比如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建设和巩固本国软实力的努力以及软实力的来源。[6]同时，也有很多文献探讨软实力如何影响人们的知觉、公共舆论、价值观念、一国的“人权”状况等。[7]无可置疑，软实力研究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取得了显着的成就。不过，这个研究纲领最重要的问题是软实力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他国的外交政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是奈本人最期待的。比如，奈指出，对于美国而言，长远的国家利益是提供一个稳定、合理的国际秩序。它是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有助于实现地区和平、公海自由、打击恐怖主义、开放贸易、控制传染病和金融市场稳定等。而维持和改善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就是处理好美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

尽管如此，关于软实力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研究相当匮乏。从方法上看，少量的研究几乎都是外延很小的区域尤其是国别研究。[8]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学者们确实已经把软实力（的来源）和外交政策偏好联系了起来，但对利益/偏好变化和政策输出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很少做深入的探讨。这个结构性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软实力这个概念的界定。奈的原创定义强调“吸引力”塑造受众的兴趣和偏好。不过，该定义的内涵后来被急剧扩展了。奈本人也以不同的方式来扩充软实力的内涵。例如，奈后来把软实力定义为“通过诱导（co-option）来影响议程、劝解和产生积极吸引力从而影响他人、取得期待的结果的能力”。[9]其他学者也把不同的成分添加到概念中，比如将软实力视为一种情感投资（affect investment）、“公民美德（civic virtue）”，或者视为修辞和外交技巧，结果让这个概念变得更加模糊和有争议。 内容来自dedecms

软实力理论缺乏经验证据支持的另一个原因是软实力的资源过于丰富，以至“无论是成功的时尚行业，还是武装部队的外交角色，都被视为‘软实力”’。最初，奈指出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即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以及政策。只要这些来源具备了合法性，软实力就会被加强。不过，软实力的来源后来被不断追加。奈坦陈，软实力的来源是与时俱进的。他本人在2011年的著作中提出软实力的来源包括“文化、价值、合法的政策、积极的国内（政治）模式、成功的经济和强大的军队”。奈仁-奇蒂（Naren Chitty）等进一步指出，软实力共有六种类型，即文化、经济、族群、法律、军事和政治。不仅如此，不同软实力资源的边界并不清晰。比如，经济实力是互联网繁荣的物质基础，而互联网又是软实力得以施展的主要平台。软实力资源急剧扩张的范围也使得这个概念不够具体，所以也就难以度量。

学者们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操作和度量软实力。有学者进行定性操作，把软实力操作成一个集体身份：“如果A国在官方话语中所表达并在实践中有意无意展示的‘我们’的定义被B国所有主要的身份话语所接受，那么A国就拥有了对B国显着更大的软实力。”也有学者认为软实力的度量要以人类知觉对一个国家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禀赋的反映为基础，而无论反映出来的形象是情感性的（affective）还是规范性的。 内容来自dedecms

另一些学者则试图进行定量操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阎学通和徐进的度量方式。他们把软实力量化为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力之和，其中国际影响力被认为是国家模式吸引力（相似政治制度国家数量比）和文化吸引力（相同民族文化国家数量比、电影出口额比和留学生人数比）、国际动员力是国际友好关系（军事盟友数量比）和国际规则制定权（联合国安理会盟友比例、世界银行投票权比和国际货币基金投票权比）、国内动员力的操作方式则是对国内社会上层的动员力（议会中执政党议员所占的比例）和对国内社会下层的动员力（执政党党员占成年人的比例）。[10]还有学者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操作方式，比如，把软实力认定为国家运用软实力资源的能力（A）、国家的结构性资源（Rs）、国家的功能性资源（Rf）和国家的政策性资源（Rp）的函数，其计算公式是Ps=+/-A（Rs+Rf+Rp），其中“+/-代表一国软实力在别国眼中正面或负面的认可度”，Rs、Rf和Rp不反映各要素的大小数值，而指该资源的“权重值”。[11] 本文来自织梦

上述度量可能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软实力外延被设置得过于广泛，从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到政治文化，无所不包；二是混淆了权力和权力来源之间的关系。软实力的本质是权力，也就是让对象采取本来不愿意采取的行为的能力。而上述学者比如胡键的着眼点就是“资源”，后文将要论证资源并不会线性地转化为权力。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概念的模糊性、度量的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因果机制探讨的缺乏不仅妨碍了软实力理论的生长，而且为政策界运用软实力这个政策工具带来了困难：世界各国都在外交政策中使用软实力这个术语，但不知道它在国际关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软实力选委会（Select Committee on Soft Power）诊断说这个概念缺少科学内涵。作为政策话语，软实力过于油滑、似是而非。它在政策界盛极一时是不正常的现象。[12]

总的来说，现有文献集中于探讨软实力的概念、度量以及探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建设和强化它们的软实力。相比之下，很少有研究致力于探讨软实力的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这种不平衡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软实力难以捕捉的特性及其对度量和操作造成的困难。作为一个能指（signifier），软实力是模糊的，其理论内核云山雾罩。由于这个原因，奈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难以证伪的。所以，不少学者建议对软实力的内涵和度量展开更严格的讨论。 内容来自dedecms

三 留美国际学生的类型划分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关注的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软实力载体，即美国高等院校培养的国际学生。软实力研究者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国际教育对于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全球竞争力发挥了显着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国际学生确实履行了促进国家间和睦关系的职能。 copyright dedecms

这个困境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外国学生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他们具备很不相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所以，不能把墨西哥前总统文森特·福克斯（Vincent Fox）和尼日利亚拉各斯一家小型软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能产生的政策影响混为一谈。据此，为了促进理论建构和经验检验，有必要对国际学生进行分类。第二，由于相关数据不存在或者难于获取，所以无法进行大样本经验检验。本节将讨论第一个问题，把第二个问题留到研究设计部分。

本文假定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否存在主观意愿，国际学生都会为美国经济和全球竞争能力做出贡献。只要他们还住在美国，他们就需要生活。他们的经济贡献主要来自日常生活开销、学费、担任研究助理和教学助理以及学术论文发表和技术创新。即使离开了美国，观看美国电影、购买早已习惯的美国产品（比如苹果电脑、手机等）同样会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相比之下，外交政策导向的问题却要复杂得多。就国际学生的外交政策影响而言，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学生是异质的。本文尝试把国际学生分为四种类型（见表1）。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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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置了两个指标来对留美的外国学生进行分类。第一个指标是身份（地点）。它报告毕业生的工作（生活）地点是在美国，还是在自己的母国。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或者在美国归化了，或者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从逻辑上讲，还存在第三种类型的国际学生，那就是毕业后选择或被迫在第三国工作的国际学生。本文假定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更重要的是，正如下文所要讨论的那样，相对于那些在美国定居的外国毕业生，这种类型的国际学生对母国对美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概率至少同样低。第二个指标是识别国际学生的政治功能。如果以国际学生为载体的软实力确实提升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最有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就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根据这个指标，本文把国际学生划分为两类：外交决策者或非外交决策者。只有第一类学生能够直接地参与制定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以这两个指标为基准，我们可以把国际学生分为四种。 copyright dedecms

第二种学生在美国归化，但同时参与母国的对美决策。这种情况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它被排除在分析之外。第一种学生是美国的永久居民或者公民，但不是母国的外交决策者。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对美国对母国政策的影响远大于母国对美国政策的作用。所以，本文的理论建设也不考虑这种类型。 copyright dedecms

第三种学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他们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同时担任外交决策职务。在所有四种学生中，他们距离母国的政治权力最近。如果说美国的高等教育确实能够产生政治回报，那么他们是最可能让这种期待变成现实的人群。 织梦好，好织梦

第四种学生是美国培养的大学生中最大的群体。他们可能会变成本国的知识或经济精英，但却处在外交政策圈以外。他们影响本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途径是公共舆论和大众媒体。劳伦斯·雅各布布斯（Lawrence Jacobs）和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基于美国的经验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普通公众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政治精英在决策时几乎不考虑公共舆论。这个结论适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领域的外交事务，也在联邦议会和行政机构等不同的国家机构得到了验证。美国式民主的这一悖论是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在需求侧，大多数公众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缺乏相应的知识背景，同时很容易受领袖的蛊惑和影响；就供给侧而言，公众被制度排除在危机决策和军事、安全性非危机决策之外；政治家控制了信息来源，故意造成对己有利的信息不对称。[13]对美国外交决策的这些洞见可以普遍化到更多的国家。根据布鲁斯·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的“选主理论（the selectorate theory）”，外交政策是一种公共物品供给。这些物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公共舆论，取决于选民和获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的规模。美国是西方式民主国家中选民和获胜联盟规模都很大的国家。如果美国的外交决策都基本绝缘于公共舆论，那么在其他国家，这种情况会更严重。

综合以上的分析，上述四种学生对美国产生积极政策效应的可能性和强度从大到小的排列是：第三种＞第四种＞第一种＞第二种。显然，决策者和非决策者影响外交事务的途径和力度存在显着的区别，其中前者拥有难以比拟的优势。本文将集中分析第三种学生。笔者假定第三种学生是对奈的软实力理论最恰当的检验对象。如果本文的经验发现支持软实力理论，那么学者们就有必要继续探讨那些与外交政策不产生直接关系的其他形式的软实力是否发挥着同样的功能。1961年，美国首任主管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库姆斯（Philip Coombs）宣称：“当你和一个非洲学生相处时，你可能正面对着五年之后这个国家的首相。”[14]相对于数量日益膨胀的国际学生，库姆斯所描述的场景显然是一个超低概率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以此为基础的反驳会对软实力理论形成有力的挑战，至少可以严重质疑以国际学生为载体的软实力。

四 软实力、留美外交决策者和美国国际关系

虽然权力这个概念与现实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但软实力可以被判定为一种文化解释。有学者颇有见地地指出，“soft power”的汉译具有明显的误导作用，正确的译法应该是“软权力”，而非软实力，原因在于：权力的本质是一种非平等的、控制性的关系，而实力则是权力的来源，两者不能混为一谈。[15] dedecms.com

软实力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建构（cultural artefact）”。它意味着一套观念，源于对影响力的投资，成长于使用这些资源来促进行为者利益的策略。国际关系学者通常以三种方式来定义文化：（1）文化是意义的组织或共享意义系统；（2）文化是价值偏好；（3）文化是人类策略的模板（template）。本文沿袭第二种定义。简言之，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告诉人们需要什么、偏好什么、珍视什么。它基于所谓“非契约性交换”而产生，与制度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是一种“能够对行为体的喜好、选择或行为模式产生影响的、被属于一定范围内的行为体每个人所共有的价值观、信条和行动规范”。[16]所以，软实力唯一的构成要素就是文化，或者说软实力就是文化。[17] dedecms.com

不过，奈和其他软实力理论家所强调的远不只是价值偏好。奈本人相信软实力会带来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产出或行为，即软实力来源会产生非强制性的影响、支配和控制。用李智的话来说，软实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或如何提升，而在于怎么把现有实力发挥出来，对目标国施加影响或支配它。文化产生作用的唯一途径是传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软实力资源转化为权力，获得了影响力并逐渐被认同并转变对象的利益和偏好。[18]奈对软实力的设想与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对“权力的第三张面孔”的描述如出一辙。卢克斯认为，这种类型的权力使得权力行使者通过转变权力对象对自己利益的理解，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权力的这一理解也符合建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行为者的利益或偏好并不是先在的，而是通过与他者互动或者应对外部和内部的变化，不断地被塑造的。[19]所以，软实力与建构主义是兼容的：行为者把自己视为“同一社会建构实体的一部分，这个实体包括对身份的兼容性阐释、对自己的利益的兼容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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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奈对软实力做了合理化的处理，但并没有深入地探讨其社会内涵。实际上，软实力可以被视为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杜瓦尔（Raymon Duvall）的“生产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的一个子集，后者被定义为会通过发散的构造性社会关系发挥作用的权力。社会化本身指一种“发散的、集体的和共识性的机制”。在生产性权力产生的过程中，意义、话语和知识是“经历的、经验的和被转化的”。它排斥强迫或强制，但产生劝解，结果是他人接受了关于合法性的新观念或规范。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综上所述，奈编织了一个多阶因果链，把软实力和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产出联系起来。奈本人曾经很简要地勾勒出两个模型：一是直接模型，二是间接模型。在第一个模型中，软实力资源作用于政府精英，对他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精英决策和政策结果。对于后一个模型而言，软实力资源作用于公众，吸引他们，影响精英决策的社会一政治环境，转而对精英决策施加影响。这两个模型的共同点可以总结为以下的因果链：资源（比如文化）→政策工具→转化技术→目标反应→政策结果。

本文的理论建构与奈的直接模型相似。对于国际学生而言，这条因果链以美国校园生活为起点，到热爱美国文化，再到对美国有利的政策偏好或利益，最后到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输出。上述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实际上都构成了软实力理论的隐性假定。这个因果结构意味着美国高校培养的外国决策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惠及美国国家利益取决于三个隐性假定在何等程度上是真实的，即美国校园生活转化成对美国文化的认同、美国文化认同转化为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偏好以及亲美的政策偏好转化为同质的政策结果。它是这三个隐性假定的概率的乘积。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这个积很小，不会构成具有统计显着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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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大学生活与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并非线性正相关 织梦好，好织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梦”风靡全世界。美国梦的特点是言论自由、公平选举以及司法公正。无论是国际学生，还是那些通过大众传媒了解美国的人，都对美国梦推崇备至。但是，不是每个群体都赞赏美国价值。例如，伊斯兰国家来的学生对美国价值观念就普遍持不赞赏的态度。

软实力暗示着特定国家在未来所选择的政策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交决策者在留学国度的经历。奈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必须首先培养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即在目标人群那里创造一种对于友善、能力和魅力等素质的知觉。这个知觉可能是错误的，但关键是目标群体是否相信它以及对之做出积极还是消极的反应。

通常说来，相互认识并不必然同时增进理解和善意。异国留学可能“有助于理解的形成”，但是只有积极的经历才可能产生正收益。相反，一个学生痛苦的经历很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如果一个学生的海外生活很不开心，他或她可能“带着幻灭、痛苦和完全无助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国家。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对于许多学生来讲不是愉快的经历。弗兰克·赫尔（W.Frank Hull）发现，少为人知的地区和那些在外貌和态度上明显不同于美国人的学生通常难以融入美国社区。对于这些人来说，异国的生活经历在大多数情况下艰难且充满困扰。[20]与此同时，种族主义虽然在美国的大众传媒中隐身了，但在美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深处仍然若隐若现。对于非白人学生来说，种族歧视是很不愉快的经历。此外，那些来自世界某些地区的国际学生也会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歧视。中东和非洲学生比来自其他地区的学生受到更多的歧视。在任何社会，学校都是相对宽容的场所。一旦离开校园，学生们会感受到更大和更多的歧视。这种情况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就存在了，此后进一步恶化。 内容来自dedecms

非平等待遇的知觉是影响国际学生态度的一个主要因素。来自非白人国家的学生会遭遇更多的消极经历。新来者会面临语言、文化和制度冲击。一年级国际新生和四年级国际本科毕业生报告说他们不如在国内求学的同龄人满意度高。结果，许多学生试图借助本国人的社会网络或朋友圈寻求非制度性的支持。在美国校园，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印度人和印度人在一起、古巴人和古巴人在一起、尼日利亚人和尼日利亚人在一起是司空见惯的事。有学者研究了在西北部美国一所白人为主的大学求学的拉丁美洲和亚洲学生，发现拉丁美洲学生比亚洲学生更郁闷。原因在于：由于该地区拉美裔人口的数量较少，所以社会支持网络发育很迟缓；亚裔学生则通常会遇到语言和文化障碍，这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对自己交流技能的信心，同时增加了学习上的困难。这些学生于是过着双重生活：既在学习美国文化，又保持着母国的传统。

文化障碍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饮食口味、时间观念和性别角色。社会和学习障碍还存在于财务、住宿、教学、学术进步和语言熟练程度等各方面。文化和语言的异质性给外国求学者应对校园生活和开展有效交流制造了巨大的障碍。有一种情况很常见，那就是这些学生发现很难和美国学生建立并维持友谊。由于这个原因，外国学生更可能产生强烈的隔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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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批评了美国的教育机构有意无意地排除并边缘化外国同学。在美国，戴面纱和头巾的女士报告了由于她们的着装而遭遇的很多负面的经历和被排斥的感觉。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学生遭到言语攻击、性骚扰甚至身体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行为被描述为“新种族主义”。它们是基于对个别国家、文化和种族的负面认知的歧视性行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吉奎琳·布兰森（Jacqueline Branson）发现联合世界大学（United World College）的毕业生普遍认同学校所传播的理想主义，不仅以此为行为的准绳，而且坚持这么做。但是，考虑到国际学生在美国生活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和不适，可以认为许多国际毕业生对美国抱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对于那些毕业后回国的学生而言，这样的感情可能长期存在。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占据上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负面的情绪，尤其是挫折感、恼怒、失望和羞愧比感激、理想、胜利和自尊等积极情绪更持久。具体而言，故意的遗忘——比如忘记旧的电话号码，会帮助我们更新记忆系统的信息。然而，即使比较温和的事件——比如被匿名评审人拒稿，都是难以忘记的。那些能够唤起痛苦反应的记忆是最难忘记的。如果记忆能够通过视觉加以强化，那么它们保留的时间会更久。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积极的经历被储藏在大脑的后部。要找到这些记忆，大脑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和能量。相反，痛苦的经历被镌刻在大脑里，在人的意识中刻下深深的裂痕，被保留在大脑较为表层的部位，易于搜索和回忆。这个结构性差异保护了大脑，避免人犯同样的错误。据此，从长期来看，美国的学生生活很可能留下负面的印象。 本文来自织梦

即使所有外国学生都享受美国的学院生活，学生们是否会因此而认同美国文化和社会，也是值得质疑的。新的身份本质上源自国际学生的信念改变。鉴于国际学生是美国社会的短期移民，对移民观念变化的研究值得本文借鉴。应该承认，学者们对此存在分歧，但都倾向于认为产生观念变化的概率是很低的。一方面，暴露理论（theory of exposure）认为由于国际学生暴露于所在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下，人们会适应，表现为参与选举和政党态度。与此同时，适应显着地受制于新旧环境之间的相似程度，比如英国裔移民就比其他国家移民更倾向于参与加拿大政治。另一方面，转移理论（theory of transferability）认为，人们并不是消极地适应新环境，而是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把旧环境习得的教训适用到新环境中去。换言之，移民过去对政治的兴趣可以预测他们在新国度的政治活动。这支理论的一些学者认为暴露和转移会同时发挥作用。移民之前的信念和行为不一定抗拒变化。适应性依赖于政治导向、行为和以前的政治环境。

抗拒理论（theory of resistance）提供了与上述两种理论不同的视角。它的基本观点是政治社会化是累积性的：在早期生活中习得的导向会过滤后来获取的信息；新的知识会被融入，并以典型的方式来适应现有的导向。人们往往沉湎于自己的信念不可自拔，倾向于避免或者拒绝与在成长时期所习得的观念异质的环境性信息。类似地，移民在母国生活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抗拒变化。在最低限度上，外国人特别珍视两个环境都共有的那些价值。不过，那些在文化上处于守势的外国人不太可能具有开放的心态。他们越是觉得自己的国家处于劣势，就越是迫切地要攻击别的国家。例如，德国人就非常反感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浅薄”和“政治上的天真”。 copyright dedecms

（二）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并不等同于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偏好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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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题针对的是文化认同会转化为亲美的政策偏好或利益的假定。奈在阐述软实力的概念和作用机制时，很强调软实力对偏好的塑造作用。该假定符合流行一时的观念，即在美国求学的未来的领导者更可能支持他们的国家与美国保持积极的关系。该假定的真实性很值得商榷。在这个问题上，软实力理论家低估了再社会化对国际学生政治偏好的影响。再社会化是归国留学生所必须面临的挑战。即使经过在美国几年的生活，国际学生确实美国化了，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主流的意识形态。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尤其是那些在美国生活了3—7年的学生，这个过程的遗留影响可能不如设想得那么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美国生活几乎都是在校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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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美国的大学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很严格。所以，绝大多数国际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主要都用于应对功课，同时适应学术纪律和校园文化。为了应对繁忙的学业，国际学生往往选择和自己的同胞建立密切的联系。对于国际学生而言，生活和工作是难以分隔的。同时，他们很少会为了娱乐的目的而脱离族群关系。相对于毕业后的工作，求学虽然辛苦，但却简单。真正的社会化始于在美国获得工作机会。但是，在此之前，无论是否情愿，绝大部分国际学生已经踏上了归国之路。 本文来自织梦

即使国际学生在求学期间美国化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价值也会逐渐褪色，从而削弱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根据珍妮·沃森（Jeanne Watson）和罗纳德·利皮特（Ronald Lippitt）的研究，即使一个学生在离开美国时表现出了巨大的变化，回家之后这些变化也很难坚持下来。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化极其彻底，以致无法再回归自己的文化。研究者往往假定旅居者在异国他乡会遭遇文化冲击，而回国之后不仅自己没有改变，文化也没有改变。这个假定的后半部分往往是不真实的。文化冲击和逆文化冲突之间的区别依赖于旅居者在留学生涯之前和之后的期待。归来者对于再适应母国的环境也抱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因为两种环境的差异会很显着。他们越是适用外国的生活和文化，要重新在自己的国家生存下来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学生也倾向于经历一系列的消极感受，痛苦来自学术观念和文化认同的冲突、社会隔阂、压抑、焦虑以及人际关系矛盾。他们受到“异化、失落、压抑、价值混乱、愤怒、敌意、强迫性恐惧、无助感、祛魅和歧视”的折磨。归来者不得不和他们在国外经历的一系列变化做斗争，包括“物理变化（如发型、发色、穿耳、衣饰）、行为变化（如走姿、仪态、非言语行为）、人际交流风格的变化、语言能力和口音的变化以及事业价值观念变化”。[21] 内容来自dedecms

美国价值和规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未来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政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在本国再社会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对的不再是老师和同学，而是上级和同事。社会生存远比学术和校园生存更具挑战性。前者是一个类自然选择过程：要么适应，要么出局。从理论上讲，态度变化往往会经历四个阶段：在早期，成见和极化观念会成形。接着，成见会逐渐消失，外来者开始接受寄居国文化。然后，外来者会通过重组信念和观念模式，融入新的观念和视角。最后，这些新的价值接受检验。如果被修正的价值和观念模型在个人的生活环境中是合适的，他们会被保留下来，并加以巩固。可见，在再社会化过程中，新的价值能否生存下来，并不取决于它们是否更正当、更符合人性，而是取决于它们是否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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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国际学生在一些国家处于政治上的边缘化状态。出于文化的差异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他们很难进入重要的政府部门或被提拔到政府部门重要的岗位。他们是出色的技术官僚，通常在教育、科学技术、外贸和银行领域从事技术、咨询或行政工作。由于主权国家是世界政治的基本单元，国家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至高无上的。为了个人在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事业发展，适当拉开与美国的距离，甚至表现出反美倾向，有时候是必要的安全保障。 本文来自织梦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面临着世界范围内严重的信用危机和善意赤字。认同和追逐美国梦与对美国及其外交政策深厚的敌意并存。这个冲突可能意味着人们喜欢美国人而不是美国。反美情绪在不同的关键时刻起起落落。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有的指出反美主义是一种非反思性的、非理性的和发自内心对美国的反感。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反美主义是对美国某些方面的批判与在一系列问题上对美国的情绪性谴责相结合的复杂状态。反美主义的另一个版本与欧洲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欧洲人拒斥美国式民主，这种拒斥情绪最晚1776年就出现了，而且相当显着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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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反美主义研究者持理性化的观点，把反美主义同美国在一系列问题和事件上的所作所为相联系。[22]在欧洲的反美主义者中，反美情绪在多数情况下是“反应式的（responsive）”。对美国的消极评价与美国的政治价值和政策主张存在系统性的联系。例如，欧洲的社会福利政策远比美国慷慨，所以左派政党与反美主义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些消极的态度也与民族主义、欧洲一体化和欧洲的安全顾虑相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反美情绪的起伏恰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相吻合。当美国开发氢弹、部署中程核力量时，反美情绪就会高涨。由于美国外交政策决定了反美主义的兴衰，对美国的文化认同很可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影响变量，并不会像软实力学者所预测的那样促进生成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偏好。 织梦好，好织梦

（三）决策者的政策偏好未必会转化为相应的政策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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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题所要质疑的是个人政策偏好/利益会转化为相应的政策产出的假定。它与前两个假定的一个区别在于它只适用于留美外交决策者，而前两者则普遍适用于美国高校培养的外国学生。这个推论的真值毫无疑问是概率性的。它的真实性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外交决策结构和决策者的政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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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决策者是一个决定在国际事务中如何作为或不作为的小集团。决策单元的性质显着地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在大多数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权威是集体行使的，主体是一系列来源不同的单位，包括“首脑、党的总书记、常务委员会、军事寡头（juntas）、内阁、官僚机构、施动机构（agency）和群体、立法机构以及结构松散的革命性联盟”等。

外交决策结构主要有三种类型：独裁决策、单一集团决策和自主行为者联盟决策。[23]每种类型都有一定的生成条件。外交决策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影响政策产出的因素，包括先在的知识、信念、开放决策还是封闭决策等。第一个亚型的代表是绝对王权或者独裁者。这种决策结构围绕着一个高高在上的个人，由该决策者对政策负全责。不过，无论决策结构如何，从程序上讲，外交决策总要经由决策者及其助理组成权威机构，大家会聚一堂，就某个政策问题展开讨论，做出决定，并授权执行。在上述三种结构中，联盟决策模式在西方民主国家和非西方民主国家都很盛行，同时也受到很多政治变量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决策规则的性质，比如是全体同意（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荷兰）、简单多数（比如1971年的日本），或者“非决定规则（no decision rule）”（比如1979年的伊朗）。 dedecms.com

按照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Herumnn）和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mann）的观点，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偏好在独裁者模式下最有可能转化为相应的政策。如果外交决策由一个小集体或者自主行为者联盟来决定，这个可能性被显着地降低。相较而言，在其他两个决策结构之下，作为个体的决策者所能发挥的作用会受到其他决策者偏好的掣肘。假定决策是独裁型的，亲美偏好能否转化为亲美政策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政治计算。布鲁斯·梅斯奎塔等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政治生存是外交决策的主导因素。相应地，决策者将采取的政策姿态取决于特定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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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决策部门与国内事务部门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对于国家安全和利益高度敏感。可以认为，某位决策相关人士一旦被怀疑里通外国、间谍或者对自己的国家不利，就会面临政治生命终结的风险。对具有外国教育背景的官员来说，他们的理性选择就是在他们的政治生存和文化偏好之间划清界限。如果两者发生冲突的话，政治生存就会压倒文化偏好。当两个国家处于竞争尤其是敌对状态时，情况尤其如此。没人否认以色列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而且以色列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但是，以色列从来没有停止过从美国窃取资源和信息，以致美国有关部门对无所不在的以色列间谍活动非常反感。即使美国被视为盟友或朋友，国家利益仍然是冲突的。在这个场景之下，软实力很难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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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存的逻辑与多元启示理论的“非补偿原则（the 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相互呼应。根据该原则，决策者首先在关键的、通常是政治性的决策维度上把那些产生难以接受的结果的选项排除在外。这样的选项会威胁领导权力、权威和地位，导致公众反对、政府支持率下降或选举失败，威胁政权稳定，加强否决者（veto player）的地位，瓦解统治联盟，或者导致严重的党内斗争。一旦政治生存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决策才进入第二个阶段，决策者会选择成本最小且收益最大的政策。无论是梅斯奎塔的理性选择模型，还是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的认知一理性公式，情景性因素（situational factor）或者权力约束对于独裁型决策者的选择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内容来自dedecms

“亲美”的政策主张只有在与决策者现实的政治考虑相符合的前提下才会出台。这里存在一个判断上的困难，那就是除非对具体决策做深度个案分析，否则我们无从判断一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选择是被现实政治考虑驱动的，还是美国文化、规范和价值濡化所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从逻辑上看，一个国家的对美政策产出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二是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冲突。后一种局面一旦出现，可以断定软实力在外交政策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并未胜出。如果出现前一种情况，那就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因为它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该政策选择与独裁决策者的现实政治考虑相符合，二是它与独裁决策者的现实政治考虑不吻合，或者相互矛盾。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表示软实力产生了期待的作用。这就进一步拉低了软实力对国际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的概率。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培养的政治精英制定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决策的概率很低。必须强调的是，特定外交政策的实施结果不一定符合对该政策的期待。两者之间的反差大小是决策者、政策执行者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控制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对战争起因的理性主义分析启发我们：冲突或战争很可能并非决策者的本意，而是不对称信息或不可靠承诺所导致的悲剧。从逻辑上看，外交政策产出期待的外交政策效果是软实力理论的第四个前提。由于软实力理论的重点是对美有利的政策产出，所以本文不对这个前提进行专门讨论，但假定政策结果符合政策期待。本文假设：美国培养的外交决策者不会显着地影响美国的双边关系。

实际上，奈本人承认软实力并不必然产生期待的政策效果，因为软实力资源的转化过程是动态的，受到许多干预变量的影响。在权力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场景、施动者和施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施动战略和手段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从而使软实力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产生高度不确定性。从历史上看，美国培养的外国学生与美国反目成仇并不罕见。较近的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在1954—1955年间，加利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在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1992—1996年）对美国外交批评很多，是美国联合国外交较为困难的时期之一。他的三位前任和两位后任都做满了两届共十年的任期。他本人也在第一届任期结束后努力争取连任，并得到了很多支持，但却被美国一票否决。“基地”组织领导人乌萨玛·本·拉登（Usamah bin Laden）虽然没有在美国本土留学访学，但却是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学校一手培养起来的。在伊斯兰革命发生之前，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亲密盟国。1979年，大约有5万伊朗人在美国求学，数量紧随其后的是利比亚人和尼日利亚人。但是，伊斯兰革命和次年的人质危机颠覆了这一切。美国校园的伊朗学生在短时间内锐减，下降到约2.7万人，伊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和其他几个中东国家——尤其是利比亚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也持续紧张。比如，利比亚很快取消了赴美留学资助。到1985年，所有利比亚学生都从美国回国。即使这些学生都对美国满怀感激和善意，此后多年恶劣的伊美、利美关系也表明，他们并未满足美国政府的期待。 dedecms.com

五 数据和方法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为了检验留美学生对美国软实力的影响，本文使用了1980—2000年之间159个国家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分析单元是国家/年。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因变量 本文来自织梦

本文的因变量是美国与外国的双边关系。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和奈都认为软实力只能为外交政策提供良好的“环境（milieu）”，或者塑造有助于和平、民主和开放市场的良性环境。软实力无助于解决突发事件和危机，而是实现一般性的外交政策目标。由于这一特性，经验检验不太适合使用国际关系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战争/和平这一虚拟变量。实际上，国际关系远不是非战争即和平。在现实世界政治中，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着漫长的中间状态。例如，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对于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存在巨大的不满。虽然法国和德国主张在联合国原子能机构领导下对所谓的伊拉克核威胁开展调查，美国和英国却悍然发起对伊拉克的打击，并使之缴械。在这个个案中，美国和德国/法国的关系并不是“使用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显示武力”这样被战争关联数据库（COW）的“军事化国际争端（MID）”数据所认定的“冲突”或“战争”。尽管如此，德法两国对美国显然非常不满意，这样一种中间状态显然也不是那种心满意足的和平。 dedecms.com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使用埃里克·加茨基（Erik Gartzke）所编制的“国家亲密关系指数（Affinity of Nations Index）”作为结果变量。[24]该指数覆盖1946年至2002年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取值最大1，最小-1，是一个连续变量。在该数据中，针对某个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的问题，一个国家可能选择同意、不同意，或者弃权。所以，较高的取值意味着两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较低的取值则表示相反的情况。这个数据是衡量国家间利益或政策偏好的一个值得鼓励的尝试。相对于度量国家间关系的其他指标，比如军事联盟组合（alliance portfolio），它对国家间关系的扭曲要小得多。联盟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每次召开联合国大会，都会涉及对不同事项的投票表决，完全可能使国家的双边关系产生巨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考虑，“国家亲密关系指数”这个结果变量能够较好地避免政策产出与政策结果不一致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非期待效果（unintended effects）。这是在使用战争、和平这样的事件性和结果性的变量时经常出现的问题。相比之下，“国家亲密关系指数”所反映的是决策者的态度或者政策姿态，避免了决策本身在从政策产出到政策结果的过程中被不可控因素扭曲。

（二）自变量 dedecms.com

本文的自变量取自美国国务院下设的教育和文化事务局编写的题为《昨天的外国学生、今天的世界领袖》的报告。[25]它收录了20世纪曾留学美国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字、官衔、任期以及他们母校的名称。截至2007年，美国大学已经培养了317位外国或国际组织领导人，包括46位总统、29位首相、30位驻美大使。本文关注的是那些参与外交决策的领导人。具体而言，本文假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由以下官员参与制定：总统或国王，如1983—1989年担任阿根廷总统的劳尔·阿方辛（Raul Alfonsin）；首相，如1988—1990年担任韩国总理的姜英勋（Kang Young Hoon）；王储，如1999—2008年间的巴林王储阿勒哈利法（Shaikh Salman bin Hamad Al Khalifa）；外交部部长，如1975年以后担任沙特阿拉伯外长的萨德·费萨尔（Saud Faisal）；驻美大使，如2004—2007年任瑞典驻美大使的贡纳·隆德（Gunnar Lund）。

根据上述报告，本文设置了两个变量：一是虚拟变量，度量是否存在能够影响或决定外交政策的留美学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变量取值“1”，反之则是“0”。二是有序区间变量，测量特定国家某年共有多少位能够影响或决定外交政策的留美学生。在样本中，这个变量的取值从0（比如1995年的中国）到3（比如2002年的约旦）不等。后一个变量试图捕捉留美外交决策者对美国双边关系更细微的影响。按照奈的逻辑，这样的情况会改善美国的国际环境：如果他们执掌外交决策大权，会产生更有益的政策结果。不过，本文期待这两个变量的影响都是非显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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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冲突研究的几个常规变量。首先，统计模型中纳入了双边贸易这个变量。很多的证据表明贸易显着地缓和国家间关系。笔者把贸易相互依存操作为以百万现值美元计价的特定年份美国和另一个国家贸易总和的对数。数据由凯瑟琳·巴比里（Katherine Barbieri）等搜集，时间段是从1880年到2006年。本文期待双边贸易会增加联合国大会双方的投票吻合程度。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二和第三个控制变量是地理因素，分别为邻国（contiguity）和国家间距离（distance）。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取自“战争联系数据库”的“直接邻国（direct contiguity）”数据，其中邻国这个变量是虚拟的二元变量。如果两个国家在陆地上接壤，或者水间距离小于150英里，变量被赋值“1”，否则就是“0”。许多学者比如斯图亚特·布莱默（Stuart Bremer）认为如果两国接壤，关系恶化和冲突的概率会增大。国家间距离被操作为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学者们普遍承认，随着两国地理距离的增加，战争的机会成本会相应上升，反过来限制了冲突或战争的冲动。[26]所以，有理由期待地理距离与结果变量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军事联盟成员国被认为较少发生冲突。“战争联系数据库”提供了“正式联盟数据（formal alliance dataset）”。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签订防守协议、进攻协议或者中立/互不侵犯协定，那么就可以认定为存在军事联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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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控制了对象国的政权类型。这个数据取自“政体4数据库（Polity4）”的“政体2（Polity2）”指标。[27]在原始数据中，这个指标是整数，取值从-10到10不等，共21个值，其中10表示“民主”程度最高，而-10表示最低。在政治类型这个变量上学者们普遍的操作方法是将之设置为一个虚拟变量：如果“政体2”大于或等于6，变量被赋值“1”，反之则是“0”。“民主和平论”的一系列文献发现民主与和平之间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也做同样的期待。 本文来自织梦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冷战这个变量。冷战的终结标志着国际关系结构的质变。在冷战期间，由于苏联的威胁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美国的国际环境相对恶劣。我选择1989年为转折点，将1945—1989年度量为冷战时期（赋值为“1”），此后为后冷战时期（赋值为“0”）。对这个变量的期待是冷战会削弱美国与对象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的概率。 内容来自dedecms

（四）模型设定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现有数据样本覆盖了159个国家，时间是从1980年到2000年。本文经验检验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数据都可以追溯到1946年，但是本文的分析被限定在1980—2000之间的21年。本文选择1980年作为分析的起点是基于以下原因：美国培养的外国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比较集中地进入政坛。1946—2004年，这样的领导人共426位，任职合计8967年。但是，1946—1979年，观察数共4395个，却只包括15位外交决策者。所以，如果对1946—2000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回归，会产生严重的偏差。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的经验分析采用两种回归方法。第一种是普里斯一魏斯坦可行性普遍化二乘回归（Prais-Winstein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简称FGLS），第二种方法是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简称FEs）模型。这样的模型选择取决于样本面板数据的结构。回归方法的选择基于以下四个数据结构测试：一是伍德里奇测试（Wooldridge test），结论是在＜.0000 level的水平上Chi（1，157）=24.968，表明存在序列关联（serial correlation）。它违反了普通二乘法的独立分布误差假定（independently distributed errors），降低了加总普通最小二乘分析的效率。二是布里希—帕根测试（Breusch-Pagan test）。测试的结果是在＜.0002水平上Chi2（7）=28.22。根据这个结果，有必要纠正数据的异方差性（heteroskedasticity）。三是豪斯曼测试（Hausman test），发现是在＜.0055水平上Chi（5）2=16.52。这表明固定效果模型是必需的。当然采用固定效果模型的代价是无法控制静止或者缓慢变化变量的影响，比如接壤和地理距离。四是费希尔测试（Fisher test），结果是在＜.0000水平上Chi（384）=1087.1602，表明数据不存在根单元（root unit）。 内容来自dedecms

综合以上四个测试的结果，本文采用了FGLS模型：由于数据没有根单元，所以符合该模型的平衡性假定（stationarity）。此外，FGLS回归能够控制异方差、同期性（contemporaneosity）和横截面联系，同时控制和修正第一序列自回归（first order autoregressions）。与此同时，笔者运行了一系列的固定效果模型。这种模型的优点在于能够产生稳定的标准差估值，不受异方差和自回归的干扰。通常认为，如果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下出现相同或相似的经验发现，这样的模型会被认为是比较稳健的。笔者期待本文的假定会在两种不同的模型中出现相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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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鉴于自变量的时间敏感特性，笔者对它们做了时间序列上的处理，具体而言就是把它们滞后一年、三年和五年。滞后处理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