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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观念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国家间的观念建构事关一国对外战略选择，大国间观念建构的意义尤为重要。今天的中美关系已远超两国范畴而具有了全球意义，因此两国应该形成一种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中关属于不同类型文明的国家，现实中国家利益更是差异巨大，但两国也内生于一个天下体系中，彼此互为生存条件，必须在自我约束和交流互鉴基础上实现共生。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威胁程度都在增加，人类社会无法因为全球减排协议的难产而坐以待毙，主要排放国家必须主动承担减排责任。中美作为第一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无疑应该在这方面为国际社会做出表率。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与美国在气候合作领域达成一系列成果，并在填补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领导权、提升治理效率和创新治理模式等方面为补充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不足发挥了作用。这种双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充分体现了中美多元共生全球治理观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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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多元共生;天下体系;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

　　一 问题的提出 本文来自织梦

　　全球治理包括治理的价值观、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手段、治理的内容和治理的效果评价五个方面。其中全球治理价值观，即治理主体对治理目标的基本态度，具体来说就是治理主体的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也就是国家希望如何处理自身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这一观念是全球治理的基础，决定了不同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在他的治理研究中发现，观念的主观层次是维持全球秩序的众多模式展开的基本层次，在这一层次上人们对各种处理失误的制度安排或有模糊的感觉，或有敏锐的洞察，或是通过其他方式加以理解。治理的观念层次包括精神状态、信仰体系、共同价值以及任何其他就是否做出反应而预先过滤各种世界政治事件的态度或认知模式。这些观念经常明显出现在演说、社论、书籍以及其他媒介的主题中。全球秩序的演进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但其周期性的主题可以被一国在观念层面充分表达，并尽力使自己的盟友和对手广泛接受，体现了主观上关于全球性事务安排的一致性。[1] 织梦好，好织梦

　　可见，治理的观念构成了治理的前提，作为治理的领导者或者希望成为领导者的国家必然会广泛传播自己关于当前全球治理的价值观念，让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但是，当多个行为体希望成为领导者时，彼此的全球治理观很可能产生分歧，不仅会影响双边关系，还会阻碍全球治理的实现。当前中美分别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不仅利益遍布全球，客观上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维护日益扩展的国家利益，而且都有主观愿望通过参与甚至领导全球治理彰显各自的价值观念，两国的全球治理观念差异也由此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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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两国从历史文化到发展阶段、从国内制度到对外战略目标都有巨大差异，再加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两国全球治理观大相径庭。比如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领域，中美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在治理机制、目标、减排责任分摊、资金和技术转让义务等领域存在分歧。但是，2013年以来，中美两国已经在气候变化这一日益重要的全球治理领域发表了五份双边联合声明，特别是2014年11月到2016年4月不到两年时间里密集发表了三份内容新、领域全、级别高(其中两份是元首级)的联合声明，明确了两国气候合作的具体目标、相关措施以及对全球气候谈判的态度，并将气候合作打造成了两国关系新的支柱和未来合作的基础，使气候议题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那么中美关于气候议题这种分歧明显但又合作紧密的状态是否意味着双方克报了两国全球治理观的差异，并创新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观?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首先梳理现有全球治理观研究的三种类型。然后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结合的基础上探讨一种多元共生全球治理观在中美之间生成的可能，再以此分析中美气候合作如何体现出这种多元共生性，最后提出中美在多元共生全球治理观指引下的气候合作可能给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带来的创新。

　　二 全球治理观研究的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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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近年关于中美全球治理观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单一的自由主义视角、二元视角和寻求共识观念的视角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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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一：单一的自由主义视角。这一类型的研究是最“正统”的全球治理观，认为自由主义是全球治理的唯一价值取向。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就认为，尽管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崛起的同时也改变着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法制等要素依然是成功治理的关键，因此未来不可能有一个新秩序替代现有西方世界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如果“中国模式”脱离这一秩序也将有损于自己。中国学者对于全球治理这一源于西方概念的价值观分为两种观点：一是反对所谓“全球共同价值观”;二是认为中国不仅不应排斥这种共同价值观，还应该参与其中，为己所用。[2]应当说全球治理作为一种全球政治时代的新现象，必然对主权国家统治的传统方式带来改变，其中某些内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比如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治理中的作用，多层治理将治权向超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方向的延伸，以此充分发挥二者对中央政府治理的补充作用等。这对于正在致力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而言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公共管理学的观点就认为全球治理正在迈向一种公共管理范式，其首要表现就是全球治理议题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国际外交事务，国家内部治理和国际事务治理的界限已经打破，尤其是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各方面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3]这一范式为加强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对话提供了启示，也为全球治理研究从国内治理研究汲取营养提供了条件。 本文来自织梦

　　但在一个格局转型的时代，单纯的自由主义治理观必须面对多元治理模式带来的挑战，否则难以适应新的环境，最终在实践层面也将降低治理效率。正如秦亚青所说，“现在世界出现了‘规则滞后’的现象，也就是说，全球性治理理念、原则和方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规则的供应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落后于实际的需求”。[4]因此，有必要从多元视角考察全球治理观，拓宽全球治理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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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二：全球治理观的多元视角。总体上看，全球治理观至少有两种。一种追求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要求解决“民主赤字”问题，使全球治理更具有“问责性(make global governance accountable)”。另一种则强调全球治理分配的公正性，特别是要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西方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最新研究认为，全球治理目前处于一个权力空白期，这并非指全球治理观念的缺失，而是观念的多元需要重新回到迅速变化的现实中去，通过具体案例的经验研究为全球治理提供创新，[5]这一思路正符合本文希望从中美气候合作中发现全球治理观创新的初衷。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学者关于多元全球治理观的研究首先来自中国文化如何补充西方全球治理观以提升自己的话语权问题。毕成良提出阴阳辩证和共同发展的系统思维、实用理性和道德正义的政治哲学、包容协调与匹夫有责的天下情怀可以作为全球治理观的中国传统智慧。[6]何志鹏则从学术界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理论探究，实践界踏实深入的跟进与参与，实践界与理论界的妥善沟通与有力支撑，相关领域人才培养的知识积淀与方法传承四个方面为提升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提出了建议。[7]但是，这种仅从中国视角研究全球治理观的方法同样容易产生一种中国式的单一视角，所以需要对不同全球治理观进行比较研究。赵晨明确提出了全球治理观不是单数的观点，认为存在美国、欧洲和中国三种全球治理观。其中，中国和美国分别奉行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观，这使得两国在治理主体和方式上都大相径庭。在主体方面，虽然两国都比较重视国家的作用，但美国对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重视程度没有中国高，却比中国更为重视全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治理方式上，美国主张人道主义干预，而中国认为主权高于人权，需要维护主权完整。在具体方式上，美国倾向于民事和军事手段共同使用，但中国主要采用民事手段。[8]金灿荣也认为中美全球治理观有四点不同：第一，中国的全球治理是“以联合国为中心”，而美国是“以联盟为中心”。第二，从议题上讲，中国以发展为优先，美国以安全为优先。第三，中国目前强调的是全球伙伴网络，而美国着力于维持一种等级制体系。第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而美国则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化。[9]

　　中国学者研究的共性是看到了中国崛起对全球治理观念结构的改变，[10]但改变并不是以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替代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观，多元共存的全球治理观可能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客观现象。但是按照建构主义的话语，主体间关系比客观存在的主体本身更有意义。那么多元的全球治理观之间一定对立吗，有没有共享的可能?这是第三种全球治理理念想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来自织梦

　　类型三：寻求多元全球治理观共识的视角。毕成良认为全球治理的共鸣点应当是中华精神，包括中国人文关怀的儒学传统、共生发展的和谐善道、兼容并蓄的历史精神。[11]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源自西方的全球治理观碰撞时，还是需要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应当找到双方最大公约数，否则容易导致各说各话。苏长和就认为“各国道路不一样，但是都有合作的基本交集，这就需要有‘道不同，互相为谋’的气度。围绕‘共’与‘互相’，循着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和谐、共生、共同但有区别、团结等共同性价值理念，才容易构建更为广泛和包容，也更加契合一个多极世界的规范性国际制度”。[12]蔡拓在全球性研究中也认为：“全球性立足于全球，与立足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在本质上表现出断裂性。但在具体发展中，种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介入又难免造成两者的互动与影响。因此，正像不能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割裂、对立一样，对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关联性一面也应保持开放的、探索的态度。”[13]这为寻求多元全球治理观的共识留下了空间。本文认为中美气候合作的实践已经实现一种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创新，并将尝试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在理论层面阐明这一创新。

　　三 中美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

　　共生关系的三个特征是内生性、交互性和共生性。其中内生性是指共生关系是在社会历史中逐渐自发、扩展和演化出来。交互性是指人类社会是诸要素内部及其相互间互动联系和作用关系的有机整体。在交互作用中主体被客体化，客体也被主体化。[14]日本学者石原享一认为，多元文化的共生法则有两个要点：一是引进异己分子，二是轻视血统原则。[15]可见，共生文化隐含两个条件：一是共生的观念，即行为体在实践中认同与他者内生于一个共同体中，无法分离;二是行为体的差异，即共生不是要所有行为体同一化，而是在共生中必须保持行为体的个性，在此基础上相互吸收有益的元素。因此，共生的前提应该是多元，如果只有一元就没必要共生了，那就是一统。本文在赞同共生概念的基础上，加上多元，强调多元是共生的前提，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

　　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首先基于天下哲学的世界完整性和个体多元性，赵汀阳认为，天下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把“世界”看成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最大且最高的政治单位，是思考所有社会/生活问题的最大的情景或解释条件，超出了西方的国家概念。按照这一理论，世界才是思考各种问题的最后尺度，国家只是从属于世界社会这一解释框架的次一级单位。这意味着，第一，超出国家尺度的问题就需要在天下尺度中去理解。第二，国家不能以国家尺度对自身合法性充分辩护，而必须在天下尺度中获得合法性。[16]基于天下哲学，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首要解决的就是全球利益的完整性与国家利益多元性的矛盾。全球利益是国家利益实现的前提，国家之所以能够存续是因为全球共同体的存在，这个共同体不是许多国家拼凑而成的，而是先验存在的，国家只是内生于其中某个部分，好像母体与胚胎的关系，国家作为胚胎脱离母体也就失去了生命，即合法性。所以，任何国家看待全球治理问题时都必须从全球的高度，而非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因为国家利益的实现取决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气候变化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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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体系的基本分析单位源于家庭，家庭的幸福必定基于它的完整性与和谐，其基本原理是：第一，这个共同体的完整性是任何一个成员各自幸福的共同条件。第二，这个共同体的总体利益与任何一个成员各自利益成正比，或者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总是挂钩，因此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反对另一个成员的积极性。以此为基础，最终可以得出天下概念中的完整性与多元性的关系：一是至少两种以上东西之间的和谐是任何一种东西能够生存的必要条件，就是说单独一种东西自身不可能生存，任何一种东西都不得不与另一种东西共存，于是，共存(co-existence)成了存在(existence)的先决条件;二是足够多样的东西才能够使得任何一种东西具有魅力或者说价值和意义，因此，足够多样的存在方式是生活意义的基础。[17]这说明完整性并非扼杀多元性，因为多元是生命的前提。在一个完整的世界中，每一个国家、人和其他所有生命体都处于世界之网的复杂联系中，通过交换各种要素维持着彼此的生存。任何个体的个性，包括内部结构和功能都是与生存环境适应后形成的，如果轻易改变就会影响整个世界的交换体系，最终导致彼此消亡。所以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并非要实现世界一统，而是通过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各国创造更好的生存空间，保持多元性的魅力，这就是全球治理与国家利益的辩证法。以天下观世界，虽然仍然存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矛盾，但这只是“短时段”的。在一个“长时段”内，或者从永恒的时间性去看，人类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必定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一致。[18]气候变化对于国家的威胁就是如此，虽然短期内并不明显，所以各国认为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收益远远小于不减排带来的经济发展收益，于是选择不减排。但从长远看，如果现在不减排，那么气候变化的长期危害将远大于现在经济发展的收益;现在就开始减排，那么遏制气候变化的长期不利走势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自然环境，从而实现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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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下体系中多元个体不必然冲突，反而可以通过自我约束和交流互鉴共生出新的治理模式。在天下体系中，个体不仅多元，甚至可以差异巨大。但客观存在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关键是如何相互认知，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对话基础上多元个体即使差异巨大也能实现共生。在这种互动中，多元个体间逐渐相互包含了对方的元素，最后形成中国太极哲学的状态，即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黑白对立，但又共生共灭。要达到这一状态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体的自我约束，二是行为体间的交流互鉴。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论述体系结构转型时给出了四个主变量：相互依赖、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温特认为虽然前三个变量是结构变化的有效原因，但这一变化只有在行为体克服了被将要与之认同的行为体吞没的担心之后才能得以进展，而能克服这种担心的最佳方式就是自我约束。因为如果行为体相信他者没有吞没自我的意图，也不会出于利己考虑，采用机会主义的方式吞没自我，那么自我就会比较容易相信与他者认同会使自我的需求得到尊重，即便在没有外部制约的情况下也会如此。所以，自我约束是集体身份和友好关系的最根本基础，集体身份从根本上不是根植于合作行为，而是根植于对他人与自己的差异表现出来的尊重。[19]可见，自我约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不必然通过个体问的同质化也能实现友好，所以是真正的观念变迁消除了个体间可能相互威胁的担忧，而不是通过外力和利益计算，这就为不同质国家间的相互尊重提供了可能。在尊重的基础上，国家间才有可能发现其他国家治理模式的优点，并通过交流互鉴最终产生新的治理模式。 内容来自dedecms

　　概括起来，多元共生全球治理观的根本特征就是在全球性与现代性之间搭建起了桥梁。现代性是当下，全球性是未来。现在人类正处在一个从现代性向全球性过渡的阶段，即以现代性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必须携手应对各种超越国家界限的全球性挑战。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治理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但并未消失，甚至更加强大。[20]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逻辑起点就是民族国家间必须首先建立起天下观。天下体系与全球性的区别在于，全球性强调同一，在价值层面表现为“共同的理念与意识，共同的伦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秩序与文明”，[21]这与现代性的多元特征相矛盾。[22]而天下体系则强调多元个体互为存在条件，为现代性留下了空间，在世界整体性与个体多元性之间实现了平衡。所以天下体系既要求民族国家从人类整体角度，而非国家个体角度思考全球治理问题，必要时必须自我约束，甚至牺牲部分个体利益换取人类利益。但同时，天下中的个体问又要意识到多元并不必然导致冲突，相反还能提供营养，所以需要汲取各种文明在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努力寻找多元文明关于治理方式的最大公约数，以新的治理模式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这一全球治理观的内在逻辑如图1，其与传统全球治理观的区别可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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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美对照来看，两国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经过了一个从多元对立到多元共生的过程，其缘起是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美在这次大会上的气候治理主张奠定了之后两国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的基础。因为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份报告使气候变化成为国际关系焦点议题，中国也是从那时起，由于高速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哥本哈根大会前半个月，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碳强度减排目标，并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全面展现了自己的气候治理观。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上任后的品牌政策之一就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也为他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全面展现自己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提供了机会。他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所有主要经济体必须提出明确的国家行动减少各自的排放量。第二，国际社会必须建立一种审查机制，并以透明的方式交流这方面的信息。第三，必须筹集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美国到2012年筹集100亿美元，到2020年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但这项计划必须纳入一个包括所有国家减排目标的更全面的协议之中。[23]这些主张奠定了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美国气候治理观的基调。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共同减排。其次，所有国家减排的行为必须接受国际社会监督，包括发展中大国。最后，美国虽然给出了资金承诺，但前提是必须达成一个包括发展中国家减排义务的协定。可见，奥巴马总统虽然明显比其前任乔治·W.布什重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但并未减少对中国的要求，小布什政府试图重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做法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得到继续。[24]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与此对照，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本次会议上提出：第一，保持成果的一致性。第二，坚持规则的公平性。第三，注重目标的合理性。第四，确保机制的有效性。[25]这四点体现出中国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的首要关切就是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架构，因为这一架构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倡导的规则公平性并非是按温室气体排放多少分配减排指标，而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别责任。为此，中国认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目标不能只关注中长期，而要把重点放在完成近期和中期减排目标，兑现承诺。所以最后建议国际社会做出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确保发达国家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尽管分歧明显，但会上奥巴马总统又非常急切地找到温家宝总理试图与中方单独达成协定。最终的《哥本哈根协定》充分吸收了中方观念，维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架构及其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权利，[26]没有确定严格的量化减排目标。时任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的爱德华·米利班德(Edward S.Miliband)会后严厉指责中国挟持了大会，阻碍2050年前全球减排50%温室气体目标的达成。[27]这从侧面反映出《哥本哈根协定》背后的中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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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起点，中美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经历了多次交锋，最后围绕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逐渐走向共识，这在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上已经表现出来。这次会议上，美方认为中国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人均排放原则是20年前定下的，已经脱离现实。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认为“国际监控”自主减排是对主权的侵犯，美国等发达国家则认为如果没有国际监控就无法控制全球总排放量。关于承诺期，中方认为10年期政策比较稳定，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市场跟上。而美方则认为5年承诺期能及时更新减排目标，目前科技日新月异，10年承诺期可能会“锁定”一个较低值，而不能纳入最新的科技因素。尽管分歧明显，最后的《利马协定》还是在中美妥协中达成，原因就是加入了“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的表述，这是中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的重要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认为这几个字是“重要突破”，原因在于：“第一，这个概念回应了历史上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第二，各国的能力是在逐渐增强;第三，各国政策应反映各国国情。现在很明确了：当你提到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能力，这三点应该是同等重要的。”[28]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前两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球治理时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29]这说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已成为中国新执政团队的重要外交政策，而且中国秉持开放的全球治理观，希望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应对全球性挑战。习近平在巴黎气候大会的发言也体现出这一重要观念，那就是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注重从人类整体利益看待气候变化，强调“摒弃零和思维”，指出“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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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奥巴马总统上任伊始的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气候变化放在最后的建构国际秩序部分，[31]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气候变化提前到了国家安全部分，并且位于非传统安全第一位。[32]这说明奥巴马总统希望提升气候变化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并作为外交遗产传递给其后任。为此，他在巴黎气候大会的发言中首先阐明了气候变化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然后提出本次大会的任务是在考虑到每个国家不同国情的前提下，“由我们每一个国家而不是为我们每一个国家制定新的减排目标(targets that are not set for each of us but by each of us)”。[33]可见，经过近两届任期，奥巴马总统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变得更加务实，不再追求全球统一的减排目标，而接受了中国主张的各国由下而上自主设定减排目标的方案，这也是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重要成就之一。

　　总体来看，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巴黎气候大会，中美两国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经过了不断交锋但努力寻求共识的过程。中国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希望在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之间实现平衡，通过承诺碳强度减排目标到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中国为自己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减排目标。美国的观念则从理想主义回归现实，开始考虑各国国情差异，意识到不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一要求。特别是认识到尊重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气候治理观念对美国实现自己的气候治理目标十分关键。在这一背景下，两国多元共生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逐渐形成。 织梦好，好织梦

　　四 中美气候合作中的多元共生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美多元共生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中的多元性具体体现在两国始终存在的分歧上，这也影响到2020年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机制的具体设计。第一是指导原则。中国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认为巴黎气候大会“结果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不同的历史责任、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全面平衡体现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开发和转让、能力建设、行动和支持的透明度各个要素”。[34]美国在2015年协议要素的提案中也表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能力原则(CBDR/RC)未来仍将适用，但认为需要对责任区别的含义进行解读，应该在综合考虑国情、发展水平、减缓机会和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前提下在所有国家问区分责任。因此，不能以1992年的国家标准来区别2020年后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这期间无论是排放量还是经济水平各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简单的两分法未来不应该再适用。[35]第二是关于未来协定的法律效力。中国强调协定的公约性质，认为“2015年协议应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实施协议，可以采用核心协议加缔约方会议决定的形式”。[36]美国认为国际减排协定应该是有抱负、有效和持久的，[37]而且应该是包含正式和非正式协定的组合，并具有灵活性和简明性。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自主减排的法律效力。美国提出i种方案：一是自主减排具有国际法律效力;二是自主减排不具有国际法律效力;三是综合第二种方案，强调国内减排措施(法律、规则等)的重要性和法律地位对国际贡献的支持。具体选择取决于哪种方案有利于达成有抱负的承诺、严格的国内执行、广泛的国内参与和协定的持久性。[38]第三是关于具体义务。中国始终主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义务。比如，在减缓气候变化威胁方面，中国认为发达国家应根据其历史责任，承诺到2030年有力度的全经济范围绝对量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下，采取多样化的强化减缓行动。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适应计划、开展相关项目提供支持。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适应计划识别需求和障碍，加强行动。在资金方面，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的强化行动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测和持续的资金支持。发达国家应明确2020—2030年提供资金支持的量化目标和实施路线图，提供资金的规模应在2020年开始每年1000亿美元的基础上逐年扩大，所提供资金应主要来源于公共资金。应当强化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公约资金机制主要运营实体的地位，在公约缔约方会议授权和指导下开展工作，对公约缔约方会议负责。[39]美国在义务方面淡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比如，在减缓方面，美国主张所有缔约方都应该有明确的行动议程以反映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并且这些议程不仅应当具体，而且要清晰以便容易理解，应当及时报告和被评估。在适应方面，美国也认为这是后2020全球减排协定的重要内容，但更突出国际机构，而非发达国家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在资金方面，美国认为应“推拉”结合，加强公共和私营部门在资金方面的合作，并且强调资金来源的多元性，不刻意突出某一基金的实体地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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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多元共生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的共生性体现在双方的气候合作理念上。刘建飞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具备合作的动力和机制，但要以合作主义建构这一关系还需要其他条件，首先就是合作理念的培育。[41]目前这一条件在气候领域已初步具备，两国许多学者都认为双方领导人意识到有必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这种互动将使两国受益。比如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开篇就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围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上具有重要作用。该挑战的严重性需要中美双方为了共同利益建设性地一起努力”。[42]双方宣布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指出两国“认识到这些行动是向低碳经济转型长期努力的组成部分并考虑到2℃全球温升目标。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随时间而提高力度”。[43]中国在之前事关全球减排方案的多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尽管备受压力，但都没有发布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时间，在中美双边气候声明中首次明确提出量化峰值目标，可见中国对于与美国双边气候合作的重视程度。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报告，中国要想达到这一峰值目标，必须实现发展模式的巨大转变，将投资拉动增长转变为消费拉动增长，同时降低发展速度。[44]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决定通过自我约束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在此基础上，2015年《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进一步指出，气候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双边关系的新支柱……两国元首还重申坚定推进落实国内气候政策、加强双边协调与合作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向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的决心”。[45]2016年《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最后指出：“中美气候变化方面的共同努力将成为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长久遗产。”[46]“双边关系新支柱”和“两国合作伙伴关系长久遗产”的提法表明，气候合作和经贸关系一样已成为中美关系的基础之一，绝不是两国为缓解目前紧张关系的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两国关系，乃至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未来的长远设计。

　　观念形成只是第一步，要转换成行为还需要一定条件。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 Garrentt)和巴里·魏因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从理论层面给出了解释。他们认为观念的作用是三个相互联系的现象的函数：一是一系列相关参与者预期从合作中得到的收益;二是一套表达这些合作收益的观念;三是一套能够将观念转化为共同的信念体系以影响预期乃至行为的机制。第一个因素构成了各方合作的动机;第二个因素把集体行动的原因与观念联系起来;第三个因素最重要，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通过社会机制实施的观念对从合作中获利是必要的。[47]换言之，要将合作观念转换成行为需要两个变量：一是从合作中得到的收益，二是实现这种收益的机制。在中美气候治理互动过程中，能够将多元共生观念转换成行为的预期收益在于两点：一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对各自安全的威胁，二是实现能源体系转型。

　　首先，气候变化对两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于大气环境改变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根据2014年IPCC出版的第五份评估报告，全球陆地和海洋综合平均表面温度的线性趋势计算结果表明，1880—2012年期间(存在多套独立制作的数据集)温度升高了0.85(0.65至1.06)℃。基于现有的一个最长的数据集，1850—1900年时期和2003—2012年时期的平均温度之间的总升温幅度为0.78(0.72至0.85)℃。对于计算区域趋势足够完整的最长时期(1901—2012年)，全球几乎所有地区都经历了地表增暖。[48]由于21世纪中或之后的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化和其他压力源的互相作用，一大部分的陆地、淡水和海洋生物面临着更大的灭绝风险(高信度)。预计21世纪，遭受水短缺并受到主要河流洪水影响的全球人口比例预估将会随着全球变暖的水平而增加(证据确凿、高一致性)。如果不采取适应行动，且在局地温度高出20世纪末水平的2℃或更高的情况下，预估热带和温带地区的小麦、水稻和玉米生产会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虽然个别地方可能会受益(中等信度)。预估气候变化将增加城市地区的人群、资产、经济和生态系统的风险，包括热应力、风暴、极端降水、内陆和沿海洪水、山体滑坡、大气污染、干旱、水资源短缺、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带来的风险(很高信度)。[49]正因为如此，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才会将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严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中国在《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也强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保障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50] 本文来自织梦

　　其次，中美具有类似的能源结构，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有利于两国的能源体系转型。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能源统计，中国和美国在2014年的煤炭产量分别达到1844.6和507.8百万吨油当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46.9%和12.9%，位居第一和第二位;消费量分别达到1962.4和453.4百万吨油当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50.6%和11.7%，同样位居第一和第二位。[51]另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13年中国和美国分别以28%和16%的份额位居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国前两位。[52]具体到排放部门，两国在2013年通过煤炭生产的电力分别达到4111兆瓦时和1712兆瓦时，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远远超过第三位印度生产的869太瓦时，[53]这为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主要贡献”。为此，两国都制订了详细的能源体系转型计划。根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中国计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15%，[54]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55]美国在2013年发布的《总统气候行动计划》中将2012年确定的10兆瓦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又提高一倍，要在2020年再增加10兆瓦。[56]在递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2025年排放目标中，美国又从发展清洁能源电站、提高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和能效等多个方面完善了能源体系转型计划。这种对能源体系转型的共同需要使两国愿意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等领域合作，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美为落实气候合作观念建立了复合机制，涉及全球、多边、区域和双边多个层次，金融、投资、科研、政策协调等多个领域以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种行为体。其中的首要机制就是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57]该工作组目的在于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和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担任组长。气候工作组已成为中美气候合作的连接点，并为两国其他领域合作提供了成功经验。在工作组协调下，中美气候合作的内容不仅丰富，而且具有创新性，初期主要包括5个倡议行动计划，分别是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减排、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建筑和工业能效、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和管理。[58] 内容来自dedecms

　　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机制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联合研发和地方政府合作。 织梦好，好织梦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的主要障碍是知识产权壁垒，破解这一难题的可能方法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建立研发中心，共同投资，共享知识产权，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的建立就是一种尝试。在该中心下，中美双方同意在未来5年内共同出资1.5亿美元，支持清洁煤、清洁能源汽车和建筑节能等三个优先领域产学研联盟的合作研发。目前，中美双方确认由清华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牵头清洁能源汽车产学研联盟的合作、华中科技大学与西弗吉尼亚大学牵头清洁煤产学研联盟的合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中心与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牵头建筑能效产学研联盟的合作。[59]这一联合研发的实践为突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碳技术的知识产权壁垒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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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特别是重化工业集中的大省份和大都市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中美许多省、州、市都包括其中，比如全球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分别排第一和第四位，中国的上海和北京分别排第三和第五位，因此地方政府合作对于中美减排具有实质性意义。目前两国已经启动气候智能型/低碳城市倡议，并于2015年9月在洛杉矶举行了第一届中美气候智能型/低碳城市峰会。在这次峰会上，中美多个省、州、市领导人联合签署了《中美气候领导宣言》，郑重宣布各自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以及将在各自所在城市和地区采取的行动，如设定富有雄心的目标，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建立气候行动方案以及加强双边伙伴关系与合作等。此外，中国国家发改委、北京市政府等9个单位与美方对口合作单位签署了低碳发展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为支持中国在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中国北京、深圳、广州、四川等11个省、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率先达峰城市联盟”。[60] dedecms.com

　　2016年4月中美签署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管一份文件无法解决中美气候政策的所有分歧，但也实现了某些综合安排。第一，《巴黎协定》写入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纳入同一减排协定，未像《京都议定书》那样只为发达国家列出减排义务，同时又对二者义务进行了区分。依然明确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则在发达国家帮助下逐步提升减排能力。第二，《巴黎协定》最后采用“决定+协定”形式，是对中美各自期待的文本形式的综合，其中国家自主贡献部分是最大成就。这一方面体现了中美共识，即在考虑各国能力情况下各自减排，但又要求各方每5年通报一次国家自主贡献，接受国际监督，以提高减排透明度。同时，规定“《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就缔约方应提供的信息拟订进一步指导，以促进国家自主贡献清晰、透明，便于理解”。这部分符合了美国对国家自主减排法律效力的考虑，但仍然没有解决中美关于监督核查是否干涉主权的问题。第三，关于资金，《巴黎协定》要求发达国家完成现有2025年筹资目标，同时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将在考虑发展中国家需要和优先事项的情况下，设定一个新的集体量化目标，每年最低1000亿美元。[61]这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但具体落实有待检验。第四，《巴黎协定》提出，“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必须以协调和有效的方式向缔约方提供综合、整体和平衡的非市场方法”，“加强公私部门参与执行国家自主贡献”。这体现出对中美各自偏重公共部门和市场机制进行能力建设立场的平衡。

　　总之，尽管中美分歧明显，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最终达成还是离不开这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合作努力，这本身就是多元共生全球治理观的体现。因此，中美元首才会鼓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方签署《巴黎协定》使其尽早生效，并承诺将共同与其他各方一道推动《巴黎协定》的全面实施，战胜气候威胁。[62]中美在气候合作领域的这种积极态度必将给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未来发展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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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中关气候合作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创新

　　中美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其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必然包含全球事务，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和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63]这一过程也将体现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创新使得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中美这两个具有结构性矛盾的国家富有成效的合作领域，构成了双方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内容，这反过来也将有利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创新。当前全球环境治理的趋势是行为体类型的增多;新治理机制的崛起，比如多边伙伴关系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城市网络;不同治理层次和功能领域间的互动，比如次国家行为体和跨国行为体以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规则制定方面的互动。其中，包含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作为重要行为体的崛起不仅改变着治理结构，而且带来了观念变迁。在气候变化领域，相比传统的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分野，新兴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的三足鼎立的新谈判格局将使全球减排协议的达成更具弹性，而且新兴国家也不愿意建立新机制来代替现有的气候谈判机制，只是要求未来的全球气候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和包容的方向发展，但这必须要有领导者提出方案、协调政策和监督落实，而这正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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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三点。首先，单一领导乏力。自20世纪80年代气候变化问题进入国际政治议程以来，西欧国家以及后来的欧盟都是最为积极的倡导者，但由于内部一体化困境和欧债危机的困扰，当前的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都难以继续领导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达成实质性成果。自2008年以后，欧盟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逐渐丧失，从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这一议题基本被中美主导。由于欧盟发展阶段远超发展中国家，所以对气候治理的高标准要求难以被国际社会接受，失去了领导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合法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形成更有能力和意愿的领导者，并且制定的治理目标与行动方案能够具有广泛代表眭，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copyright dedecms

　　其次，排放大国之间缺少实质性合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架构下的全球谈判是治理气候变化最为主要的途径，每年全世界都在期待《公约》缔约方大会召开，并达成有实质性内容的协定。但这也恰恰是全球气候治理最大的矛盾，即作为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涉及所有国家利益，因此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尽量多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制定减排目标和行动方案。但是，利益方越多越难达成有实质性内容的协定。以此循环往复，出现1997年诞生的《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才生效、离2008年第一承诺期结束只有三年的现象。之后关于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行动方案直到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才基本确定，而且最终还是避免了国际社会统一设定减排目标的思路，改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减排。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间应该率先进行小范围合作，只有关键国家带头行动并产生实质效果，全球治理才能从整体上推进。 内容来自dedecms

　　最后，治理模式多样，但相互借鉴不够。多元的全球治理观依托于多元的治理模式，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也是如此。以经济水平简单划分，至少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治理模式。如果以国家制度划分，发达国家内部又有盎格鲁—撒克逊和欧洲大陆模式。发展中国家也可分出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治理模式和其他中小国家模式。这些气候变化的治理模式依据各自国家国情表现出不同优势，有的发挥政府作用，有的依赖市场机制，但在现有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框架下少有交流互鉴，各自为战，因此无法整合成一种集中各方优势的全球性气候治理机制。目前主流的清洁发展机制还是《京都议定书》时代的产物，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进行了许多公共治理创新，可以尝试运用到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各国在双边或多边气候合作中主动交流互鉴，实现治理方式创新，这正是多元共生性的体现。针对以上问题，中美气候合作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创新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领导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与其他利益方同样是多元共生的关系，虽然有矛盾，比如反对欧盟和小岛国的激进减排目标，但也必须担负起领导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责任，以维护人类共同体在自然危机下的存续。全球治理需要领导，气候治理尤其需要，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全人类利益的重大领域，利益方多，协调困难，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则会各自为政，导致制度建立的困难和治理的低效。在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中，一个国家要想取得和维持领导权应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有意愿在特定议题上发挥引导、协调和塑造的作用，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成本;二是具有一定的实力基础，能够承担组织成本，吸引和带动其他参与者;三是有实际的行动策略，从而影响现实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换言之，领导权的发挥需有意愿、有实力、有行动。[64]中美气候合作的一大特点就是中美两国虽然排斥国际社会的强制性减排目标，但各自都愿意根据自身国情设定具有一定难度的减排目标，并以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为代价实现这些目标。比如习近平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的讲话凸显了这种决心：“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65]而美国计划将2005—2020年间每年削减1.2%温室气体的速度提升到2020—2025年每年削减2.3%至2.8%，并实现美国经济深刻变革，达到在2050年减排80%的目标。[66]从能力角度看，中美都在清洁能源产业领域具有领先全球的地位。中国的清洁能源投资位居世界第一，美国是全球能源研发支出最大的国家，同时在清洁能源的私人投资特别是风险投资领域领先全球。[67]另外，双方都承诺给予气候脆弱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资金支持，中国还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行动策略方面，中美积极在全球气候谈判层面合作，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和发达国家代表在关键时刻发挥领导作用，打破谈判僵局，共同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哥本哈根协定》和《巴黎协定》达成并签署。可见，中美气候合作已经成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基础。中美共同领导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可以综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不会像欧盟单一领导那样一味追求减排的高标准，打破了其“道义霸权”地位，使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气候治理标准和方式都更加切实可行，比如更突出国家自主减排，辅之以国际社会监督，这是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一大创新。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二，以排放大国的双边合作提升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效率。中美双边气候合作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本身就是一对多元共生的关系，全球治理提供了基本原则，但各方都有自己的多元利益，与全球目标的达成会产生冲突，因此需要开展双边合作以更好实现自己的利益，最终还是会促进全球目标的实现。中美气候合作就是两国参与联合国多边气候谈判与寻求双边关系良性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68]这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在全球合作陷入困境时，可以通过双边合作补充，提升全球多边治理的效率，实现全球和双边合作的良性互动。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性问题，的确需要在全球层面展开治理，但集体行动的逻辑容易导致公地悲剧。为避免这种现象，一些关键行为体的小范围合作是推进全球合作的有效方法。肯尼思·奥耶(Kenneth A.Oye)关于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研究认为，行为体数目的增加至少从三个方面增加了合作的困难。一是减少了辨识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机会，二是自动背叛的可能性和辨别与控制问题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三是制裁背叛者的可行性会下降。当这些问题会阻碍全球层次的合作时，可以通过差别对待战略鼓励双边合作，因为在行为体间加以分解的技巧有时改善了合作的前景。[69]在这些被分解的国家中，主要国家——最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一一是否履行了对世界的责任，即在“世界利益的框架范围内”成功捍卫和辩护其权力，将决定国际制度的成果。[70]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加在一起占到全球排放量的44%，无疑就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国家”。实际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正式机制之外，始终存在一些同样重要的合作机制，而且起到更加基础性的作用，其中就包括大国双边合作。因为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虽然利益方多，但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国数量有限，所以当所有利益方协调困难时，可以先从主要排放国的合作开始。中美作为“主要国家”通过双边合作率先减排将提升全球减排的效率。尽管两国的自主减排没有达到联合国要求的较高指标，但重要的是采取了行动，这比一直等到达成一个全球约束性的减排协议再行动更有效率，因为气候变化的速度不会等待谈判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两国的减排目标都是根据各自国情自愿设定的，所以更能激发它们减排的动力。相反，如果非要接受联合国的约束性减排目标，不仅会形成抵触态势，还会为拒绝减排提供理由，因为这些目标可能会严重损害两国发展利益。同时，由于中美还是二十国集团、蒙特利尔议定书、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多个重要国际机制的成员，因此可以在这些多边机制中推动全球气候协议的落实。另外，亚太地区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务实合作的重点地区，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地区性机制也为两国气候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因此，中美双边气候合作不仅本身是全球减排的重要内容，而且能在多边和区域层面支持全球气候协议的落实，提升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效率。

　　第三，中美气候治理模式的互补将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模式增添新内容。多元共生全球治理观的一条基本内容就是相互独立的个体间的交流互鉴，因此，中美气候治理模式问的互相借鉴是双方气候合作的题中之意，也将生成新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模式。罗伯特·基欧汉(Robea O.Keohane)就指出应当重视气候变化中的比较政治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不同国家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气候政策以及其中合作的可能。中美治理模式的基本差异是国家主义对自由主义，这在气候治理中的表现就是中国更强调国家行政命令对地方政府和企业减排的作用，强调政府投资拉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在国际合作中突出政府合作。美国在气候治理中同样强调政府规划，比如“气候行动计划”“清洁电力计划”等，但更多是政府制定标准和立法，给予社会和市场主体更多空间。特别是在投资领域，美国更多是利用风险投资作为培育清洁能源企业的途径，鼓励私人部门与政府合作不断扩大清洁能源市场。比较之下，两种气候治理模式各有优缺点。政府主导的气候治理模式虽然可能扭曲市场信号，导致清洁能源产业投资过剩，但也可以避免企业对传统高利润产业的路径依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伦敦在19世纪中叶的高速工业化时期，虽然污染十分严重，但企业为赚取利润对那些高排放产业产生了高度依赖，并利用权力膨胀的议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此，1853年时任内政大臣的亨利·帕默斯顿(Henry John Palmerston)就在议会下院辩论中痛心地说道：“在伦敦，或许有一百多位先生与各式各样的燃烧炉有着利益联系。他们想让这座城市中的200多万居民帮助他们吸掉他们自己无法消耗的烟尘，同时又让伦敦所有历史建筑文物受到污染，并把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不便和痛苦强加给下层民众。在这里，一小撮人的偏见和无知侵害了200多万居民的实质利益、物质享受、健康和舒适。他们不愿相信议会竟然为这些产生烟尘的垄断企业家撑腰。”[71]相反，政府主导的气候治理模式可以利用强制力淘汰一些产生路径依赖的高排放企业，提高经济转型的效率。对于中国来说，则需要学会如何真正以全球利益为重参与全球治理，而不仅仅出于国家利益的驱使。“在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时代，仅仅是国家利益的考虑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突破现实主义、国家主义的藩篱，在有效追求合理国家利益的同时，寻求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72]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不断丰富，会成为未来引领中美气候合作，乃至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价值观。原因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外交观念的一个重大变化，它意味着中国外交开始具有了全球性色彩，因为人类利益具有整体性。为实现人类利益，有时需要约束自己的国家利益，因为国家由人组成，如果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复存在，国家也将不复存在。这一观念的丰富，意味着中美之间能够在全球性问题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即人的安全。以人的安全为纽带，两国可以形成共同安全的思维方式，中美这两个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就能在气候问题上约束自己的部分行为，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做出表率。另外，在参与气候治理的主体方面，中国应学习美国鼓励更多私人部门参与。特别是在清洁能源企业的培育方面，中国应积极学习美国风险投资的孵化机制，让资本与新兴技术更好结合，按照硅谷的方式培育低碳时代的高科技企业。

　　在中美气候治理模式的交流互鉴下，一种新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模式可能诞生，即以清洁能源产业为纽带，同时发挥政府的立法、规划和行政命令以及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作用，尽快淘汰产生路径依赖的高排放企业。同时在政府投资公立高校和科研院所低碳技术研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风险投资机制作用，共同培育拥有核心低碳技术的高科技企业，使之成为产业转型后低碳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织梦好，好织梦

　　六 结论 织梦好，好织梦

　　中美之间实力地位的接近使得这对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战略回旋空间越来越小，必须寻找能够释放两国日益紧张的战略性矛盾的新领域，这就是全球治理在当前两国关系中的重要价值之一。本文结合中国哲学中的天下体系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的体系转换理论，提出了在中美这两个差异巨大的国家之间何以能生成一种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以此弥合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分歧，更好开展合作。气候变化的威胁是全球性的，这更体现出中美共生于一个天下体系中的事实，即必须从天下的整体视角，而非国家利益的个体视角看待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以生命的平等权利为两国的最大公约数，通过自我约束的方式牺牲部分经济利益换取延缓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利益，并在交流互鉴基础上实现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中美在气候合作领域的积极互动为两国在全球治理其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启示，如果能够坚持这种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两国领导人更替对中美合作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也容易找到释放空间，中美也更容易在未来全球秩序的建构上找到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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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詹姆斯·罗西瑙主编，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copyright dedecms

　　[2]徐进、刘畅：《中国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1期，第95页。 dedecms.com

　　[3]薛澜、俞晗之：《迈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基于“问题—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87—88页。 内容来自dedecms

　　[4]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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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om Pegram and Michele Acuto，“Introduction：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Interregn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3，No 3，2015，p.587.该刊本期专门设置了“处于权力空白期的全球治理”论坛，包含的文章涉及全球治理的观念重建和人权、网络、技术、环境等多个现实议题，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于全球治理问题较新的思考。其他文章包括：Matthias Hfferberth，“Mapping the Meaning of GlobM Govenlance：A Conceptual Reconstruefion of a Floating Signifier，”pp.598-617;Tom Pegram，“Governing Relationships：The New Architecture in Global Human Rights Governance，”pp.618-639;Madeline Carr，“Power Plays in Global Intemet Ccvernance，”pp.640-659;Maximiliml Mayer and Michele Acuto，“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Large Techincal Systems，”pp.660-683;Philipp Pattberg and Oscar Widerberg，“Theoris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Key Findings and Future Questions，”pp.684-705。 dedecms.com

　　[6]毕成良：《全球治理变局下的中国传统智慧》，载《理论视野》，2016年第2期，第83—84页。

　　[7]何志鹏《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8—9页。

　　[8]赵晨：《中美欧全球治理观比较研究初探》，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3期，第90页。 copyright dedecms

　　[9]金灿荣：《打造有分量的“中国式”全球治理》，载《环球时报》，2016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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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关于中国崛起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文献还可以参见陶坚、林宏宇：《中国崛起与全球治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何亚飞：《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copyright dedecms

　　[11]毕成良：《全球治理变局下的中国传统智慧》，载《理论视野》，2016年第2期，第84页。

　　[12]苏长和：《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的国际制度》，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11期，第37页。 dedecms.com

　　[13]蔡拓等：《全球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2—483页。 内容来自dedecms

　　[14]胡守钧、王世进、李友钟：《共生哲学论纲》，载任晓主编：《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0页。 dedecms.com

　　[15]石原享一著，梁憬君译：《世界凭什么和平共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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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1页。

　　[17]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4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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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32页。 copyright dedecms

　　[19]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448页。 织梦好，好织梦

　　[20]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编：《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9页。

　　[21]蔡拓等：《全球学导论》，第491页。 copyright dedecms

　　[22]关于现代性的多元特征问题可以参看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该套丛书共十卷，从世界历史角度比较研究了世界所有大洲的现代化历程，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文明是多元的，现代化没有统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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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Morning Plenary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December 18，2009，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morning-plenary-session-united-nations-climale-change-conference，登录时间：201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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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薄燕：《中美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合作与分歧》，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2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5] 《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 温家宝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立场主张》，载《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9日。 织梦好，好织梦

　　[26] Copenhagen Accord，p.2，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09/cop15/eng/107.pdf，登录时间：2016年5月25日。 内容来自dedecms

　　[27] Ed Miliband，“The Road from Copenhagen，”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9/dec/20/copenhagen-climate-change-accord，登录时间：2016年5月13日。 织梦好，好织梦

　　[28]孙莹：《气候大会上的中美较量》，http：//news.ifeng.com/a/20141222/42768616_0.shtml，登录时间：2016年5月24日。 dedecms.com

　　[2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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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日。

　　[3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10，p.47，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登录时间：2016年5月24日。 织梦好，好织梦

　　[3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15，p.12，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登录时间：2016年5月24日。 copyright dedecms

　　[33]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the First Session of COP21，”November 30，2015，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11/30/remarks-president-obama-first-session-cop21，登录时间：201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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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6/30/c_1115774759.htm，登录时间：2016年5月24日。

　　[35] “U S Submission on Elements of the 2015 Agreement，”http：//unfccc.int/files/documentation/submissions_from_parties/adp/application/pdf/u.s._submission_on_elements_of_the_2105_agreement.pdf，登录时间：2016年6月1日。

　　[36]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6/30/c_1115774759.him，登录时间：2016年6月1日。 织梦好，好织梦

　　[37] Todd D.Stern，“The Shape of a New International Climate Agreement Chatham House，”http：//www.state.gov/e/oes/rls/remarks/2013/215720.htm，登录时间：2016年6月2日。 copyright dedecms

　　[38] U.S.Submission on Elements of the 2015 Agreement，http：//unfccc.int/files/documentation/submissions_from_parties/adp/application/pdf/u.s.submission_on_elements_of_the_2105_agreement.paf，登录时间：2016年6月1日。 内容来自dedecms

　　[39]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6/30/c_1115774759.htm，登录时间：2016年6月2日。 dedecms.com

　　[40] “U.S Submission on Elements of the 2015 Agreement，”http：//unfccc.int/files/documentation/submissions_from_parties/adp/application/pdf/u.s_submission_on_elements_of_the_2105_agreement.pdf，登录时间：2016年6月2日。

　　[41]刘建飞：《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合作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199—120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42]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

　　[43]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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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VCEO 2015 Special Report on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2015SpecialReportonEnergyandClimateChange.pdf，登录时间：2016年4月20日。 dedecms.com

　　[45]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6日。 本文来自织梦

　　[46]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戴《人民日报》，201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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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杰弗里·加勒特、巴里·魏因格斯特：《观念、利益与制度：构建欧洲共同体内部市场》，载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刘东同、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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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气候变化2014综合报告》，第40页，http：//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S/syr/SYR_AR5_FINAL_full_zh.pdf，登录时间：2016年4月15日。 本文来自织梦

　　[49] 《气候变化2014综合报告》，第67—69页，http：//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5/syr/SYR_AR5_FINAL_full_zh.pdf，登录时间：2016年4月15日。

　　[50]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6/30/c_1115774759.htm，登录时间：2016年5月24日。 内容来自dedecms

　　[51] 《BP世界能源统计20151，第32—33页，http：//www.bp.com/content/dam/bp-country/zh_cn/Publications/2015SR/Statistical%20Review%20of%20World%20Energy%202015%20CN%20Final%2020150617.pdf，登录时间：2016年4月20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52]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 2015，b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CO2EmissionsFromFuelCombustionHighlights2015.pdf，登录时间：2016年4月15日。

　　[53] Key World Statistics 2015，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KeyWorld_Statis-tics_2015.pdf，登录时间：2016年4月15日。

　　[54]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第18页，http：//www.sdpc.gov.cn/zcfb/zcfbghwb/200709/W020140220601800225116.pdf，登录时间：2016年5月17日。 内容来自dedecms

　　[5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第5页，http：//www.sdpc.gov.cn/zcfb/zcfbtz/201411/W020141104584717807138.pdf，登录时间：2016年5月17日。 本文来自织梦

　　[56] The President‘s Climate Action Plan，June 2013，p.7，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image/president27sclimateactionplan.pdf，登录时间：2016年5月27日。 copyright dedecms

　　[57]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6日。

　　[58] 《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报告》，第1页，http：//qhs.ndrc.gov.cn/gzdt/201407/W020140709709338381140.pdf，登录时间：2016年4月20日。 织梦好，好织梦

　　[59] http：//www.cerc.org.cn/AboutUs.asp?column=50，登录时间：2016年4月15日。 内容来自dedecms

　　[60] 《第一届“中美气候领导峰会”在美召开》，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9/16/c_1116580011.htm，登录时间：2016年4月15日。 dedecms.com

　　[61] Adop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p 4，p. 8.p. 21，p. 24，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5/cop21/eng/109r01.pdf，登录时间：201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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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6年4月2日。

　　[63]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同关系的路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笫70页。 织梦好，好织梦

　　[64]陈琪、管传靖：《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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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日。 copyright dedecms

　　[66] “U.S.Reports its 2025 Emissions Target to the UNFCCC，”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3/31/fact-sheet-us-repotas-its-2025-emissions-target-unfccc，登录时间：2016年5月27日。

　　[67] VarunSivaram and Teryn Norris，“The Clean Energy Revolution：Fighting Climate Change with lnnovation，”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6-04-18/clean-energy-revolution?cid=nlc-fatoday-20160422&sp_mid=51215936&sp_rid=ayOxOTE50DNAMTYzLmNvbQS2&spMailingID=51215936&spUserID=MTAONDcyODMyMTU4SO&spJobID=902842302&spReportld=OTAyODQyMzAySO，登录时间：2016年4月23日。 织梦好，好织梦

　　[68]薄燕：《中美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合作与分歧》，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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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肯尼思·奥耶著，田野、辛平译：《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内容来自dedecms

　　[70]斯科特·巴雷特著，黄智虎译：《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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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布雷恩·克拉普著，王黎译：《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版，第29—30页。

　　[72]蔡拓：《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7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