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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人口、产业、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变研究

发布时间:2017-04-07 作者:派智库 来源:中宏数据库整理 浏览:【字体:

摘要:以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2004—2015年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数据为基础,研究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偏低,长期处于失调状态;多数中心城市的产业带动能力不强,土地利用效率较低,人口集聚能力有限。结合片区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规划,提出了提高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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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心城市;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变;秦巴山片区 内容来自dedecms

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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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更是连片特困地区实现脱贫与发展的重要途径。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城镇化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人口、产业与土地等城镇化要素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要途径,对于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扶贫攻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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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是包括人口、产业和空间等要素的一个整体,不少学者研究了不同城镇化要素间的联系。边雪等从人口、产业、用地的关系视角将城镇化的协调关系模式划分为6种类型[1];曹广忠等发现长三角地区城镇化空间格局以“中心-外围”为突出特征[2];苏红键等认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应在最优城市人口密度标准下协调推进[3];曾湘泉等认为要改变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模式相互作用的路径[4];王小章指出要注意政府主导下以空间→产业→人口的脉络顺序展开城镇化的潜在风险[5];蔡继明等提出我国空间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呈现比较严重的非协调发展[6];潘爱民等研究了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时空特征[7];M.X.Chen等分析了中国内地31个省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类型;万宇艳发现中原城市群与产业群的耦合在地理空间上呈圈层式扩展态势[8];林爱文等对湖北省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9]。现有研究虽已关注到不同城镇化要素间的关系,但涉及土地城镇化以及针对连片特困地区不同城镇化要素间耦合协调性演变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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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片区)是涉及省份最多、面积最大的连片特困区,内部差异较大,目前只有少量针对片区特定城市城镇化的研究。冯三俊提出安康要以移民搬迁为抓手推进城镇化建设[10];唐萍萍等从优化产业结构、扩宽就业渠道等方面提出汉中移民搬迁式城镇化建设的建议[11];周剑针对商洛提出中心城区的发展建议[12];王爱苹等提出推进广元农民市民化需从规划、制度、成本分担等方面着手[13];曹蓉提出巴中要加强载体建设、培育产业和加大农民培训,推进就地城镇化[14]。现有针对秦巴山片区城镇化的研究多属个案探讨,缺乏深度,也较少涉及城镇化要素间的耦合协调分析及区域差异比较。因此,本研究以秦巴山片区为对象,分析片区中心城市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之间耦合协调度演变,为提升片区城镇化质量提供借鉴。 内容来自dedecms

1 研究设计 织梦好,好织梦

1.1 秦巴山片区概况 copyright dedecms

秦巴山片区包括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六省份的80个县(市、区),国土总面积22.5万km2,总人口3700多万,集革命老区、大型水库库区和自然灾害频发区于一体,贫困面广且程度深,自然灾害易发多发,致贫因素极为复杂,推进脱贫和城镇化的难度偏大。片区交通制约突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人口集聚能力和人口素质提升。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保护区和三峡库区生态建设区,片区的城镇化空间和发展方式受到诸多限制。片区人口城镇化率与全国差距显着,且与产业和土地城镇化的耦合性不高。考虑到中心城市是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经济和人口集聚载体,是区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十堰、巴中、汉中等片区扶贫攻坚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市与广元、安康、商洛、陇南等节点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dedecms.com

1.2 耦合协调度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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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耦合协调度的相关研究[15],构建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化相关要素之间的耦合协调情况,并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先进行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演变分析,再进行三系统分析。为避免指标量纲不同导致的误差,各指标都先进行标准化处理;为避免计算无意义的情况,标准化后为0的指标统一赋值为0.01。 dedecms.com

以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和产业城镇化的耦合协调为例,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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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Pi,UIi分别为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水平;Ci2为区域i的两系统耦合度;Ti2为综合协调指数;Di2为耦合协调度指数(取值0~1),反映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水平;α,β为待定系数,考虑到人口城镇化与和产业城镇化的重要性差异不大,借鉴通行做法将α,β值均取0.5。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测量与上述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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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测量方法与两系统类似,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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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Pi,UIi,ULi分别为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水平;Ci3为区域i的三系统耦合指数;Ti3为综合协调指数;Di3为耦合协调度指数;α,β,γ为待定系数,由于3个城镇化系统的重要性差异不大,故均取值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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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D越大,系统间耦合协调度越好,反之则耦合协调性越差。按照相关研究的划分标准,一般0.2以下为严重失调,0.2~0.5为中轻度失调,0.5~0.6为初级协调,0.6~0.8为中级协调,0.8以上为优良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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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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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指标选取。人口是城镇化的核心,人口城镇化选取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区域常住总人口)为核心指标,并以城区人口密度(市区常住人口/市区面积)和非农人口比例(非农业户籍人口比例)为辅助指标。产业发展是人口集聚的基础,产业城镇化选取产业城镇化率(二三产业总产值/GDP)为核心指标,并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从业人员总数)为辅助指标,各指标计算均包括下辖县市。土地城镇化是城镇空间扩展的重要支撑条件,选取土地城镇化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市区面积)为核心指标,并以城市建成区面积为辅助指标,为体现中心城区的空间集聚效应,2个土地城镇化指标计算都不包括下辖县市。 copyright dedecms

1.3.2 数据来源。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地相关统计年鉴,数据时间跨度为2004—2015年。其中,全国人口和产业城镇化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十堰数据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汉中、安康和商洛数据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陕西区域统计年鉴》,广元和巴中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陇南数据来源于《甘肃发展年鉴》,并参考各城市年度统计公报。全国和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率、城区人口密度、非农人口比例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等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参考其他统计年鉴进行修正。2015年的部分统计年鉴数据还未公布,部分数据来源于统计公报和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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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变 织梦好,好织梦

2.1 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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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人口-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结果(图1)表明,除十堰外,多数中心城市的人口-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系数都显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失调状态。各中心城市差异显着,十堰耦合水平最高,2004年已达到优良水平,但增长有限,2009年后与全国差距开始逐步扩大;商洛和安康逐年提高,到2013年已达到中级协调水平;广元的耦合协调水平有一定提升,但到2015年尚未达到初级协调水平;汉中的耦合协调水平有一定下降,从初级协调滑落到失调状态,这与其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有关;巴中和陇南与其他地区尚有较大差距,巴中的提升比较显着,而陇南的耦合协调度基本趋近于0,长期处于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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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非农人口比例和第一产业从业比例也是反映人口与产业的耦合水平的重要指标。片区的非农业人口比例整体与全国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其中十堰整体水平最高,2010年达到30%以上,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商洛的增长最为迅速,到2012年已经接近45%[1],显着高于全国均值;广元和汉中处于第二方阵,非农比例在20%左右,到2012年达到25%,与全国还有10百分点的差距;巴中、安康和陇南处于第三方阵,非农比例到2012年仍然在15%左右,与全国的差距达到20百分点,且增长乏力。片区各地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下降显着,到2012年除陇南外都已下降到2%以下,依靠第一产业生存居民的比例已经很低。其中十堰、广元和安康的工业基础较好,到2011年都已下降到1%以下;商洛、汉中和巴中下降比较显着,到2013年已下降到1%以下;陇南到2013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仍然接近3%,显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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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口城市化与非农化比例协调时,非农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趋近于1.20左右[16]。我国非农化比例主要按户籍数据进行统计,而大量进城农民难以在城市落户,导致片区各中心城市的非农化比例大都显着低于城镇化率。进城务工已经成为各地农民获得收入的主要途径,但片区人口城镇化比例整体高于非农化比例10百分点以上,进城农民难以在城市定居,片区城镇化基础不牢。因此,各地要不断提升中心城市的就业承载能力,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更为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使其掌握生存技能,并在城市定居和落户。 织梦好,好织梦

2.2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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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结果(图2)表明,除十堰与汉中与全国水平比较接近外,其他城市都处于较低的耦合协调水平。十堰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已达到良好水平(2014年的下降与其区划调整导致的土地城镇化率下降有关);汉中的耦合水平也比较高,处于中级协调水平;十堰和汉中耦合协调度有一定波动,这与两市土地城镇化率的显着波动有关。其他城市多处于失调水平,其中安康和广元处于中轻度失调水平,巴中和商洛濒临严重失调,且长期未能实现有效提升,到2015年耦合协调指数尚未达到0.4;陇南的耦合协调度基本趋近于0,长期处于最低水平。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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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还涉及到城市人口承载效率和土地使用效益。各中心城市城区人口密度显示,片区最高的汉中2012年只有1000余人/km2,其他城市大都在500人/km2以下,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显着,中心城市对人口的集聚效应十分有限。其中汉中人口密度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高,但这与其市辖区面积偏小有关;巴中和十堰属于第二梯队,人口密度在500人/km2左右(但两地2014年的区划调整已使其市区面积大幅增长),具有一定的人口集聚效应;其他4个城市人口密度在300人/km2以下,城区人口吸引力十分有限。因此,未来片区要进一步发挥城市的人口集聚功能,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切实提升城区的人口吸引力,提升中心城区的人口承载效率。 dedecms.com

片区各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严重偏低,与全国均值的差距在逐步扩大。其中,十堰建成区面积最大,通过撤县设区,到2015年末已达到85.4 km2,且扩张速度也较快,具有一定的人口承载能力。汉中、广元和安康处于中等水平,建成区面积到2014年达到40 km2以上,特别是广元虽出现波动,但2013年已达到50 km2。商洛、巴中和陇南则处于较低水平,建成区面积普遍在30 km2以下,增长也较缓慢,特别是陇南建成区面积到2014年尚不足15 km2。可以发现,建成区面积较大的十堰、广元与汉中都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十堰是国内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广元是国家三线建设军工基地,汉中则具有较强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基础。因此,土地城镇化的推进和城镇发展空间的拓展必须要有区域优势产业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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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口-产业-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人口-产业-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结果(图3)表明,片区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产业和土地等要素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偏低,除十堰外多数城市都在全国均值以下,处于失调水平。其中十堰与汉中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但增长不明显,耦合协调度始终未能达到优良水平;汉中的耦合协调水平有一定的波动,十堰在2014年也出现大幅下滑,这都与其建设用地面积比例大幅变化有关。安康、广元、商洛的耦合协调水平比较接近,增长幅度都比较有限,一直处于轻度失调水平,长期未有实质突破;巴中的增长比较显着,但由于城镇化水平偏低,到2014年尚处于轻度失调水平;陇南由于各层面指标都处于片区最低水平,整体耦合协调度基本趋近于0。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是相互耦合与相互促进的3个子系统,片区产业发展落后和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地区,人口城镇化率往往也较低。因此,必须要实现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十堰是工业基础发展最好、建设用地面积最大的城市,但原有城区面积极为有限,2014年十堰市通过撤县设区,城区面积达到50.93 km2,扩大到原来的4倍,发展空间迅速扩大。城区面积最小的汉中也需尽快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扩大城区面积,以适应作为片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的角色和职能。陇南市城区面积较大,但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都处于片区的最低水平,未来需要着力发展城市产业,提升人口集聚能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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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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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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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5年,秦巴山片区多数中心城市的人口-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系数显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失调状态;片区人口城镇化比例整体高于非农化比例,多数中心城市的产业带动能力不强。秦巴山片区人口-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显着,中心城市对人口的集聚效应有限;片区各中心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严重偏低,土地利用效率较低,与全国的差距逐步扩大。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长期处于失调状态;片区产业发展落后和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地区人口城镇化率也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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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策 织梦好,好织梦

秦巴山片区城镇化进程面临严重的制约,中心城市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中心城市辐射区域狭小,辐射带动能力弱,缺乏集聚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推动片区城镇化耦合发展,各地要全面提升城市承载能力,突出城市建设特色,提升中心城市和产业集聚区的辐射带动功能,优化城镇发展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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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1、强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要尽快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区域性交通设施、节水节能等工程建设,不断提高综合服务功能和综合人口承载能力。抓住扶贫攻坚的机遇,提升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按照适度超前、功能完善、配套协调的原则,改造和升级市政设施,打造人口向城镇快速聚集的城镇设施体系。2、强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进一步巩固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着力解决进城农民子女教育问题,取消户籍限制,积极为其就学提供帮扶和支持。重视进城农民的文娱设施,规划建设图书馆、主题公园和休闲广场,加强社区、集镇文化站建设,完善文化娱乐设施功能。3、统筹解决进城农民住房问题。重点做好移民搬迁住房工程、廉租房和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设,鼓励房产企业建设中低价位、中小套型的普通商品住房,切实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将进城农民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畴,整合农村危房改造、移民避险搬迁、保障性安居工程等相关政策资源,创新扶持方式,为进城农民提供住房保障。 copyright dedecms

3.2.2 因地制宜打造城镇特色。1、通过生态移民推进城镇化进程。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繁的区域,要将移民搬迁与城镇化密切结合。要借鉴陕西、四川等地震灾区的避灾移民搬迁式城镇化路径,实现统筹规划,充分考虑人口和产业布局,将居民安置与城镇和产业园区建设统筹规划,直接为移民提供工作岗位,切实为农民提供就业保障,并做好公共服务配套。2、突出城市建设特色,不断提升城市品位。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积极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增强城市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根据不同城市特点,规划建设体现地方特色、民俗文化、风土人情的特色街,不断提高城市吸引力,为发展服务业、旅游业增添新亮点。把推进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保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生态环境。3、重视城镇化发展中的生态补偿问题。把生态补偿与推进片区城镇化相结合,制定片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对口支持帮扶政策,实施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工程,推动长江下游发达地区分担片区人口转移和环境保护责任,并强化产业扶持,推动片区的城镇化进程。 织梦好,好织梦

3.2.3 转变城市产业发展模式。1、以工业为重点,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将工业化与城镇化密切结合,大力发展实体产业,推进产业集聚,以产业发展推动城镇化发展,帮助农民通过转移就业转化为市民。要从区域实际出发,以工业化为龙头,强化技术创新支持,把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形成自主创新体系,逐步形成有聚集规模、富有片区特色的城镇产业体系与格局。2、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以龙头企业发展为依托,加快建设区域特色农林产品基地,实现农业发展的规模化、品牌化与旅游化;拓展“企业+合作社+农户”“企业+家庭农场”等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引进高新技术企业,拉长产业化链条,吸纳更多农民就业,为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奠定坚实基础。3、优化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合理配置区域发展要素,推动产业要素向城市功能区、城市产业区聚集,实现产业、生活、城市“三位一体”协调发展。要构建协调机制,实现区域统筹发展,各城市要根据自身优势错位发展重点产业,如十堰要依托汽车工业基础建设国家级汽车产业协同创新基地,汉中要依托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航空等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巴中和广元要依托能源优势,共同打造国家天然气综合开发利用示范区。 copyright dedecms

3.2.4 优化城镇发展空间格局。1、强化片区中心城市建设。借助周边核心城市群的辐射与带动作用,重点建设十堰、汉中、巴中三大中心城市,完善提升城市功能,发挥其人口与产业集聚作用。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拓展中心城区面积,特别是要为十堰、汉中等中心城市发展拓展空间,充分发挥其区域带动作用。2、打造片区城市的“一带两群”。围绕片区交通体系打造城市带,依托襄阳—十堰—汉中—九寨沟通道打造汉江城市带;围绕万州—巴中—广元通道建设,加快巴中与广元的城市融合发展,并打破行政区域的束缚,强化与汉中的联系,率先形成汉中—巴中—广元城市群,打造片区西部增长极。利用距离优势,强化十堰与商洛和安康的联系,打破行政束缚,积极打造十堰—安康—商洛城市群,打造片区东部增长极。3、因地制宜打造中小城市群。结合各省城镇化发展规划,加快建设广元、安康、商洛、陇南等片区节点城市,完善区域性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的功能定位,形成组团镶嵌式城镇化空间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结合移民避险搬迁、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项目建设,采取系列优惠政策引导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向城镇集聚。加快区域统筹发展,支持高速公路、铁路枢纽和大城市周边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城镇发展成为中心镇。 内容来自dedecms

参考文献: 织梦好,好织梦

[1]边雪,陈昊宇,曹广忠.基于人口、产业和用地结构关系的城镇化模式类型及演进特征——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3,32(12):2281-2291. 本文来自织梦

[2]曹广忠,边雪,刘涛.基于人口、产业和用地结构的城镇化水平评估与解释——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1,30(12):2139-2149.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苏红键,魏后凯.密度效应、最优城市人口密度与集约型城镇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3(10):5-17.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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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小章.从产业、空间、人口三维关系看当前城镇化问题——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3(11):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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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宇艳.中原城市群与产业群耦合发展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34(3):7-11.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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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唐萍萍,胡仪元.陕南移民搬迁式城镇化建设绩效评价研究——以汉中市为例[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3(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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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剑.新型城镇化下商洛中心城市发展的探讨[J].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4(2):92-94. 内容来自dedecms

[13]王爱苹,孙超英.四川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应对—一以成都、广元两市调查为基础[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4(2):103-108.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4]曹蓉.关于推进就地城镇化的思考——以四川省巴中市为例[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5,17(3):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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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琰飞,朱海英.西南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2):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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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朱宝树.上海人口城市化和再分布发展态势[J].南方人口,2003,18(3):23-28. dedecms.com


[1] 2009年以后商洛统计的非农化比例数据口径上可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导致其非农化比例接近人口城镇化数值。 织梦好,好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