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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年以来，我国农业支持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实施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三项补贴改革和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本文测算并比较政策改革前后黄箱支持水平的变化情况，认为目标价格补贴和生产者补贴并不能降低黄箱支持水平，且如果补贴标准不降低反而还存在“破箱”风险，三项补贴改革释放的特定产品支持空间在1％左右，但大大降低了非特定产品支持水平。基于“黄转绿”的目标考虑，提出完善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调整措施。 本文来自织梦

[关键词]农业支持政策；黄箱；WTO规则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国家财力不断增强。在“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方针确立后，我国出台了以四大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为核心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三农投入资金从2004年的2337.6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8587.36亿元。伴随着农业支持力度的提升，2013～2016年，我国粮食产量从43069.5万吨增加到61623.9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622.2元“连升”到12363元。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更上一层楼”奠定了稳固而坚实的基础。作为WTO成员国，在享受入世红利的同时也要受到国际规则的约束，补贴总量的增加的确有利于我国农业发展，但也引发学术界关于补贴量是否仍遵守WTO规则——主要是黄箱政策“超标”的担忧，因为WTO认为，黄箱政策扭曲生产和贸易，成员国均需对其进行削减和约束。部分国家就此大做文章，2016年9月13日，美国政府向WTO秘书处提出争端诉讼（dispute ds511），指责中国对小麦、玉米和水稻种植户的补贴均超过黄箱约束，违背了中国入世时做出的承诺。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当然不会违反WTO规则，但学术界的担忧可能不无道理。当前，我国政府也积极借鉴并汲取欧美农业支持政策发展转变中的经验，从2014年开始对农业支持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主要有棉花和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试点、三项补贴改革和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这既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政策效能的需要，也是接轨国际农业支持保护规则的需要。因此，从遵守WTO规则的角度出发，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当前我国黄箱支持的水平如何?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新调整是否降低了黄箱支持水平?如果降低了，释放了多大的黄箱空间?今后，从更有效利用有限的黄箱空间的立足点出发，该如何完善我国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前沿性话题，值得深入探究。 内容来自dedecms

一、农业支持政策的新调整 copyright dedecms

1.新出台的农业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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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试点。由于大豆、棉花等国内价格远高于进口成本，市场主体不愿入市收购，国家收储压力增加，因此，2014年国家取消了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的临时收储政策，转而进行为期3年的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试点。政府在作物种植前公布目标价格，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政府按二者差价和种植面积、产量或销售量补贴生产者，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政府不启动目标价格政策，农民按照市场价格进行销售。2014～2016年，大豆目标价格均保持在4800元/吨，棉花目标价格在3年内分别为19800元/吨、19100元/吨和18600元/吨。2017年3年试点期满，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继续实行并完善，目标价格由试点的“一年一定”改为“三年一定”，2017～2019年目标价格均为18600元/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由于收效不显着，被调整为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大豆生产者补贴方式。 内容来自dedecms

（2）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自2003年开始种粮直补试点到2015年，种粮直补、农作物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已经走过了十二个春秋。三项补贴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三农形势的变化，三项补贴政策也需要进行改革。2015年，国家选择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和浙江等5个省，由省里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将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按照政策设计，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由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两部分组成，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来源于8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直补和良种补贴资金组成，政策目标调整为保护耕地地力；适度规模经营补贴资金则来源于2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增量资金，目的是提升粮食产能。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试点工作后，“三项补贴”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copyright dedecms

（3）玉米生产者补贴。近年来粮食出现产量、收购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现象，而其中玉米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尤为突出。2016年，国家决定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为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即玉米价格由市场决定，生产者随行就市出售玉米，政府对玉米生产者给予一定补贴。2016年，国家分两次下拨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总额达390.3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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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支持政策的WTO箱体属性变化 copyright dedecms

明晰相关支持政策的WTO箱体属性是分析黄箱支持水平变化情况的必要前提。在我国向WTO提交的通报中，棉花、大豆、玉米的临时收储政策属于绿箱支持中的“以粮食安全为目的的公共储备”，其缘由是与最低收购价在稻麦播种前公布不同，临时收储价是在收储产品即将上市前确定的，且中储粮、中粮等主体的收储被认为是市场行为而非国家行政行为。[1]诚然从表面上看临储价公布时间与产品上市前越接近，临储价和市场价也可能越接近，从而对生产行为干涉越可能小。但单纯以收购价格发布的时间作为判断是否为黄箱的重要依据有失偏颇，实际上以政府制定临储价的临储政策大大刺激了主产区农民加大玉米种植力度，变相的托市收购加剧了玉米国内外价格倒挂，扭曲了市场机制，事实上不少学者也都默认了其黄箱政策属性，是一种市场价格支持措施。[2～4]取消临储政策后的目标价格补贴以及生产者补贴由于按照种植面积、产量或销售量直接补贴给生产者，补贴发放与生产行为相挂钩，属于黄箱特定产品不可免除的直接补贴措施。因此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和生产者补贴改革都可以被视作黄箱政策空间内部的操作。 dedecms.com

对于三项补贴而言，在我国向WTO的通报中，种粮直补属于绿箱支持中的不挂钩收入支持，农作物良种补贴属于黄箱特定产品支持措施，农资综合补贴属于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措施，这种归类也值得商榷和推敲。从政策目标上来看，农作物良种补贴目的是鼓励农民积极采用良种，增加农产品产量；农资综合补贴是为了弥补农资价格上涨对农民种粮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农户种粮成本，二者属于黄箱政策的性质无疑，可种粮直补的目的亦是促进粮食生产，也应当被认为是黄箱特定产品支持的不可免除直接补贴。但从政策操作方式考虑，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地区差异性大，中央政府赋予了各地区因地制宜选择合理的操作方式的权利，因此在种粮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的实施中，有些地区以原计税面积、二轮承包面积、计税常产等作为补贴依据，这使得农民在单位面积上获取的补贴额是固定的，补贴不与农民实际种粮行为挂钩，甚至农民不种粮也可以获得补贴，而且2008年以后种粮直补总额基本稳定在151亿元，俨然就已是普惠性质的收入补贴。在三项补贴改革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政策目标是保护耕地地力，补贴对象是具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应当属于绿箱政策中的不挂钩收入支持，但是与之前所述的三项补贴情况类似，仍有些地区按照实际种粮面积进行补贴，如山东省就规定以每年小麦实际种植面积作为补贴依据，即政策本身属于绿箱支持，[1]但在某些地区的实施方式上又具有黄箱性质；适度规模经营保护补贴的政策目标是支持粮食的规模经营，政策手段是建立信贷担保体系等，是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从总体上看，可以认为，三项补贴改革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黄转绿”。

[2]

二、黄箱支持水平的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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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算方法

黄箱支持的大小可以用综合支持量（AMS）来衡量。乌拉圭农业协定规定，WTO的发达国家成员国对某一特定农产品或所有农产品支持的AMS不得超过该农产品产值或农业总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成员国不超过10％，我国则为8.5％，此水平被称为微量允许水平。如果黄箱支持低于该水平，则无需履行削减承诺。[5] dedecms.com

对于黄箱支持水平大小，WTO成员国需要向世贸组织进行通报，目前中国的WTO通报数据更新到2010年，因此，本文根据相关数据近似测算2011～2015年我国黄箱支持水平，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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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特定农产品综合支持量包括所有对特定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支持（MPS）以及对特定农产品的不可免除直接补贴（NDP）。根据2015年我国提交的WTO通报可知，2010年我国纳入市场价格支持测算的特定农产品共有十类（i=10）：小麦、稻谷、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籽、马铃薯、青稞、花生和生猪。联系本文研究目的，在此仅考虑小麦、稻谷、玉米、大豆四种农产品。第i类特定农产品MPS的计算方法为：

MPSi=（Paai-Peri）×Qei-Fi

Paai是政府进行政策性收购时所制定的最低收购价或临时收储价，其中稻谷采用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的平均值，并将其除以0.7转换成对大米的最低收购价格，小麦采用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最低收购价的平均值，玉米和大豆采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临时收储价的平均值。Peri被称为外部参考价，如果农产品是净出口，Peri采用基期平均出口离岸价格；如果是净进口，采用基期平均进口到岸价格，我国是以1996～1998年为基期。在2011～2015年，小麦、大米、玉米、大豆均是净进口，因此对应的外部参考价格分别是1698元/吨、3584元/吨、2197元/吨和3462元/吨。[6]Qei是按最低收购价或临时收储价收储的实际收购量，其中用稻谷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际收购量乘以0.7转换成对大米的收购量。Fi为其他相关费用。 copyright dedecms

在2015年我国提交的WTO通报中，非特定农产品综合支持量NPS包括对非特定农产品的投入补贴和利息补贴，前者主要指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后者主要指对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的利息补贴。 dedecms.com

2.数据来源 本文来自织梦

测算黄箱支持水平中所使用的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数据来源于国家发改委网站所发布的官方文件，收购（储）量数据来自于网上搜集的中储粮等收购主体发布的有关收储信息、年度总结文件。各品种良种补贴根据各自的良种补贴标准和实际种植面积计算，由于我国三大主粮良种补贴实现全国覆盖、大豆良种补贴实现东三省和内蒙全覆盖，因此各品种实际种植面积可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获得。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目标价格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玉米生产者补贴数据均源于财政部、发改委、农业部等部门在相应年份发布的政策文件。信贷利息补贴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计算各类农产品产值时所需的价格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农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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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政策与我国的黄箱支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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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箱特定产品支持水平 dedecms.com

表3中显示了2004～2015年稻谷、小麦、大豆、玉米四大特定农产品的黄箱支持水平。对于小麦而言，在2008年之前我国小麦净出口，最低收购价格低于外部参考价，2006～2008年期间，最低收购价预案一启动，则MPS必为负值。2009年及之后，最低收购价提升到高于外部参考价，MPS由负转正。2009～2011年，NDP在小麦黄箱支持中所占份额较大。2012年，小麦的最低收购价较2011年提高8.51％，与此同时收购量也大幅增长，使得2012年小麦MPS由上一年的0.40亿元陡升至79.28亿元，此后几年小麦MPS超过NDP数值，2014年，随着最低收购价和收购量又一次同比提高，MPS增加到167.82亿元，小麦黄箱支持水平也达到了研究样本期内的最高值204.78亿元，占当年小麦产值的6.31％。即便在该年再加上一定规模的种粮直补资金后，该比例上升到7.14％，也尚未触顶，因此当前美国对我国的指责和起诉夸大了事实。同样，对于稻谷而言，在2011年之前MPS基本为负值，从2012年开始MPS由负转正，2013～2015年，MPS逐步超过NDP，研究样本期内稻谷黄箱支持水平最高值为2015年的178.88亿元，占当年稻谷产值的2.39％。在玉米的黄箱支持水平结构中一直以NDP为主，自2009年玉米良种补贴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之后，玉米的NDP基本都在50亿元以上，2013年玉米临储价提高5.66％，临储量也大幅提升，MPS达到13.26亿元，占到黄箱支持水平的19.58％，2015年玉米临储价格下调，但收储量仍然巨大，MPS为-164.08亿元。玉米黄箱占比最高值出现在2009年，为5.3％。2008～2013年期间，大豆的MPS要大于NDP，黄箱支持占比最高水平是在2013年的5.76％。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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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在2011年之前，四大粮食作物的黄箱支持水平均较低，黄箱支持主要由良种补贴以及少量的东北粳稻出关运费补贴等不可免除的直接补贴所构成；价格支持政策由于托市收购价格不高，支持的基础水平低。所以在入世之时不少学者认为彼时我国黄箱政策空间充足，应充分利用好黄箱政策。但是随着2004年以来我国对农业支持力度的加大、支持手段的丰富，尤其是国际农产品价格在经历了10余年上涨周期开始回落后，国内粮价在托市收购和临时收储政策的影响下始终处于“价格高地”，[7]情形早已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11年之后特定农产品的黄箱支持水平总体增加。不可免除的直接补贴基本稳定，市场价格支持在对特定农产品黄箱支持水平中日益处于主导地位，黄箱支持水平的变化更多、更主要来源于价格支持水平的增减。如果最低收购价、临储价与外部参考价格价差继续拉大，托市收购规模增多，那就很容易触及黄箱支持水平的“天花板”。 织梦好，好织梦

在实行大豆目标价格试点后，2014年大豆的市场价格支持水平为0，而NDP因包含目标价格补贴增加了6.5倍。2015年目标价格补贴标准提高，NDP增长72.63％达到64.91亿元，估算的黄箱支持总量超过微量允许2.9亿元，黄箱占比达到8.9％。在实行玉米生产者补贴后，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总额达390.386亿元，估算黄箱占比9.09％。从这个角度来看，玉米、大豆临储价格的下调有利于缓解紧张的黄箱空间，如2015年玉米临储价下调至低于外部固定参考价后，MPS为-164.08亿元。因此，以当前的补贴水平，目标价格补贴和生产者补贴都具有很大的“破箱”压力，这种压力比临时收储政策造成“触顶”风险可能更大。当然，如果产量、收购量不减少，而市场价格下跌，不管是临时收储政策还是目标价格补贴政策都会给财政支出带来巨大的压力，如大豆，以现在2.4元/斤的补贴标准，目标价格补贴的财政支出甚至有可能比临时收储财政支出更高。棉花亦是如此，以目前全国600万～700万吨的棉花总产量来计算，可利用的棉花特定产品支持量大致在50亿～70亿元范围（随生产者价格和产量提升可能略有增加），但是在实行目标价格补贴改革后，新疆的目标价格补贴额度很可能超过该数额。例如，2015年11月底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财政厅预拨80亿元，2016年2月自治区财政厅又下拨2015年度清算资金59.64亿元，这意味着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对棉花黄箱空间的使用是巨大的，在经过试点的过渡期后，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 copyright dedecms

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在释放黄箱政策空间上有一定效果。以2015年为例，在三补合一后，小麦良种补贴的37.14亿元占到了微量允许空间的13.32％，如果计入绿箱支持中会使得黄箱占比由5.33％下降到4.2％；稻谷良种补贴63.70亿元占到了微量允许空间的10.01％，“黄转绿”后黄箱占比由2.39％下降到1.54％；对于玉米而言，由于其播种面积较大（2015年占到了粮食总播种面积的33.63％），取消良种补贴后，2015年黄箱占比由-1.99％变成-3.06％；对大豆而言，良种补贴数额占到了微量允许空间的7.73％，黄箱占比仅下降0.66个百分点到8.24％。可以看出，良种补贴的由“黄转绿”尽管能够释放一定的黄箱空间，但对于特定农产品而言，释放的黄箱空间并不是很大，基本在1％左右。如果充分降低黄箱支持水平必须要从改革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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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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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5年，我国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从19.75亿元大幅增加到1298.60亿元，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的增加归因于投入补贴中农资综合补贴规模的扩大。2006年，世界原油价格升高，国家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当年设立并拨付农资综合补贴120亿元，此后资金规模按照“价补统筹、动态调整，只增不减”的原则不断提高，2012年之后该项补贴资金均在1070亿元以上，是拉动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水平的首要因素。农机具购置补贴规模在2012～2015年期间基本保持在215亿～240亿元之间，约占到全部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的17％左右。利息补贴规模相对较小，研究样本期内最高是2013年的26.30亿元，在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比例仅为2％。从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量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来看，在2010年之前不高于1.7％，在2011年及之后占比均在2.2％以上，最高是2012年的2.81％。2013～2015年期间，因农资综合补贴资金规模未见明显增加，而农业总产值不断提高，因此该比例逐年下降，到2015年估算为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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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和生产者补贴政策均不会对黄箱非特定产品支出水平产生影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从原本属于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的农资综合补贴中抽出了约80％的资金规模，大大释放了这部分的黄箱空间。以2015年为例，当年我国农资综合补贴资金为1071亿元，若该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三项补贴改革，按“二八分成”则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中的投入补贴部分将会减少856.9亿元，整个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水平也将由原本的1298.60亿元减少到441.8亿元，降幅达65.98％，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也由原本的2.25％下降到0.77％。从财政部的最新文件来看，2017年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分别是230亿元和186亿元，在不考虑占比较小的利息补贴情况下，总计416亿元的非特定产品支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也不太可能超过0.7％。

四、“黄转绿”考虑下的农业支持政策调整方向

“降低黄箱支持水平”是未来农业支持政策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自2000年开启的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目标聚焦在“大幅度改善市场准入，减少并逐步取消所有形式的补贴，大幅减少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其具体措施主张之一是削减微量允许——发达国家成员微量允许将由农业总产值的5％降至2.5％；发展中国家在3年内降至6.7％。 内容来自dedecms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制定不能“独善其身”，还要受到WTO国际准则的约束，不管是黄箱支持水平增加带来的“天花板”实际压力、还是与WTO国际规则相接轨的前瞻性要求，减少黄箱支持，增加绿箱支持，由“黄”转“绿”都是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接轨国际规则的需要。为此，从“黄箱转绿箱”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1.精准使用黄箱特定产品支持

政策改革后，我国的黄箱特定产品支持措施有稻谷、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以及大豆和玉米生产者补贴等。考虑到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和口粮的敏感性，对于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暂时不宜取消，但需调整。调整的方向一是降低最低收购价，如果按照目前“生产成本+合理收益”的定价思路，随着生产成本的升高会带动最低收购价的增加，稻麦两个品种黄箱支持突破微量允许水平上限的可能性极大，未来应考虑逐步降低稻麦的最低收购价，用收购价来托“生产成本”的底，使政策目标从增产增收转向止损或保本；[8]二是要减少收购量，收购对象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收购区域向粮食生产功能区倾斜；三是启动收购的时间要有针对性，适宜在卖粮难时启动，不能将之变成常态化收购。对于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和大豆、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总体思路是要减少补贴总量。对于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措施是逐步降低目标价格水平，且价格也宜采取以过去基期价格为补贴依据的方式在一段时期内稳定下来。目前发改委关于2017～2019年棉花目标价格补贴的调整思路即是补贴产量由原先的100％补贴调整为补贴2012～2014年全国棉花平均产量的85％，目标价格定价由“一定一年”调整为“一定三年”；对于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除视情况降低补贴标准外，还可考虑按固定土地面积的一定比例（如85％）进行补贴转向蓝箱补贴。

2.适当扩大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当前我国非特定产品支持水平占到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均不超过3％，按2015年数值测算，还有约4900亿元的补贴潜力，是当前实际补贴规模的3倍多。因此我国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仍有非常大的可利用空间，如果考虑到农业总产值的增速（2011～2015年期间的年均增速达到8.24％），该补贴空间还将更大。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对有限的黄箱空间的使用应减少黄箱特定产品支持，而增加对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的利用，通过非特定产品支持手段的运用为规模经营主体“提质增效”保驾护航，在短期内可不必因“8.5％”而畏手畏脚。

目前我国最主要的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是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当前在三项补贴改革的初期，为保证改革的平稳，将农资综合补贴资金的大头分配至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仅余下200多亿规模，未来应逐步加大对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支持。但是在增加该项补贴资金的过程中，要注意：一是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可考虑与补贴品种脱钩，如果以当前部分地区按照与粮食播种面积挂钩进行直补的方法，难免日后会与人就其是否为黄箱特定产品支持措施存在“口舌之争”。或者如果按照粮食播种面积挂钩，也适宜按照过去N年的平均播种面积作为补贴依据。二是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补贴方式应着重用于农业信贷体系建设，从而放宽农民的资金约束，解决其融资难、贷款难的困境，使其有足够资金用于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等。如果有些地区采用与播种面积挂钩的直补方式，应设置一定的补贴上限以把握好适度规模经营中的“度”。对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2017年已经开始推行敞开补贴、应补尽补，且优先补偿有利于实现绿色生态目标的机械。未来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补贴资金还更应向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尤其是“两区”中农机不足的地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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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分发挥绿箱支持功能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项补贴改革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成为了一项资金规模较大的绿箱支出。对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一是待土地确权工作完成后，尽快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成以确权耕地面积作为补贴依据，与生产脱钩，坐实其“绿箱”属性，这也将极大减轻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二是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将补贴与最基本的耕地保护行为相挂钩。目前中国的农民只有享受补贴的权利而无履行补贴的义务，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除作为一项收入型补贴起到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的作用外，还需要享受补贴的农户对承包地或确权地有最基本的耕地保护意识和行为，需要地方政府对破坏耕地、降低耕地地力的行为建立相应的配套惩罚措施。三是中央的补贴资金应适当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虽然总量较大，但是人均量小。[3]向地方财政薄弱、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能更好地发挥该项生计型、收入型补贴的功能。未来随着我国财力的增强，普惠性质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补贴标准还能逐步提高。 织梦好，好织梦

除此之外，在“黄转绿”的过程中，我国还应加大技术推广、社会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鼓励农民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9]增强我国农业整体竞争力；面对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威胁，脱钩直接补贴的收入支持功能会被大大削弱，应适当填补绿箱支持中作物保险、收入安全网等项目的“空白”，构建农民收入风险补偿机制和“收入稳定器”；注重国内食品援助、区域援助等“贫困瞄准型补贴”工具的运用，[10]通过扩大对劣势生产者、贫困和低收入人群的支持，增强政策的获益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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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内容来自dedecms

[1][5]马欣.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水平及典型政策效率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29.

[2]程国强，朱满德.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农业补贴制度与政策选择[J].管理世界，2012，（01）：9-20. 织梦好，好织梦

[3][6]朱满德，程国强.中国农业的黄箱政策支持水平评估：源于WTO规则一致性[J].改革，2015，（05）：58-66.

[4]吴楠，吕清正.“黄箱”补贴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价值[J].华东经济管理，2017，（07）：118-123.

[7]王超，鲍锋.新一轮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成因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1，（04）：38-41. 织梦好，好织梦

[8]叶兴庆.“十三五”时期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改革的总体思路与建议[J].中国粮食经济，2016，（01）：28-32.

[9]王莉，周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应研究——基于农户策略选择的博弈经济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03）：13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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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万龙，茹玉.对2001年以来中国农民直接补贴政策体系与投入状况的初步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1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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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各省制定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实施细则来看，不少省份如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河南、四川、安徽、湖北、新疆、辽宁、黑龙江等表示在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完成之后，以确权面积作为补贴依据，这就更加凸显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作为一项与实际生产行为脱钩的绿箱支持。根据农业部发布的最新消息，到2017年11月底止，农村承包地已确权11.1亿亩，约占二轮承包地总面积的82％，预计到2018年底基本完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除此之外，还有猪肉、油菜籽（2015年已取消）、糖临时收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未列入。由于棉花2011～2013年收储时间序列较短，2014～2015年新疆目标价格补贴总资金未有详细数据，亦未计算。 本文来自织梦

[3]如果以每年1200亿元的补贴规模计算，2015年人均198.85元，而当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1421.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