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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国家双边贸易成本测算

发布时间:2017-07-24 作者:派智库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 浏览:【字体:

内容提要 文章基于1989~2014年APEC成员国(地区)的双边面板数据,将贸易成本的来源细分为可观测部分(地理阻碍、政策阻碍)和不可观测部分(制度阻碍、文化阻碍),运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构造测算方程,综合测算了由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APEC国家(地区)双边贸易成本。研究发现:APEC成员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低贸易成本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东北亚地区;高贸易成本集中于墨西哥、秘鲁两国;中国与APEC成员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多为中等成本以下,呈现下降趋势,且低于APEC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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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贸易成本 不可观测成本 亚太经合组织 双边贸易 织梦好,好织梦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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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贸易成本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运输能力的提升而不断下降,然而阻碍国家间贸易的因素并没有消亡,贸易成本仍然是妨碍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之一。Novy(2006)指出贸易成本是构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要素之一,也是妨碍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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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低贸易成本及促进经济发展,诸多国际组织应运而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就是其中之一。它自1989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减少区域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整合双边和次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特别是在1994年“茂物宣言”之后,APEC通过两次贸易便利化计划(TFAPⅠ和TFAPⅡ)以降低贸易成本。虽然APEC为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做出了贡献,但是区域内国家(地区)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依然存在贸易壁垒,由此产生的贸易成本不容小视。特别是在世界新格局及新背景下,APEC区域内国家(地区)问交易的难易程度、国家的开放程度以及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水平最终都体现在贸易成本上。 织梦好,好织梦

因此,如何准确地测算贸易成本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早期的研究多运用某一变量(或经过简单运算)近似表示贸易成本,如Hummels等(2001)运用贸易杂志披露的相关信息测度贸易成本,Limao和Venables(2001)运用运输公司的相关报价来测度贸易成本。但是,这种直接测算贸易成本的方法过于繁琐,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执行。随着研究的深入,Novy(2006,2007)构建了一个包括多国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把垄断竞争下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厂商和消费国内、国外产品的消费者纳入到模型中,并基于此模型推导出了用GDP、出口额、替代弹性计算贸易成本的公式。运用此方法,钱学锋和梁琦(2008)测度了1980~2006年中国与G7国家的贸易成本;许德友、梁琦和张文武(2010)测算了中国与15个国家1993~2007年的贸易成本。但该测算方法假设双边贸易成本是对称的,即两国进出口的贸易成本相等,这与事实严重不符。为克服这一不足,Novy(2011)通过对不同方向贸易成本取几何平均值的方法,使所测算的贸易成本为非对称的。运用此方法,张毓卿和周才云(2015)测算了中国与17个贸易伙伴国1993~2011年的非对称贸易成本。 本文来自织梦

总体来说,Novy(2006,2007,2011)的研究虽基础牢固、推理严密,但只考虑了产值、贸易额、价格指数等可观测因素,对制度、文化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关注不够。阿不来提·依明(2013)也指出Novy方法较准获取一国产出中由国内消费的部分,而直接用GDP代替又会造成测量上的扭曲。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本文没有采用Novy方法,而是基于Anderson和van Wineoop(2003)和Anderson(2004)的研究,借鉴Abedini(2015)的做法,在估计引力方程时纳入了可观测变量和不可观测变量,同时基于引力模型推导出计算贸易成本的公式,进而把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变量带入已推导出的计算公式,由此得出贸易成本的测算结果。运用这种方法不仅使贸易成本的测算具有非对称性,而且把文化、制度等不可观测的指标纳入到了测算方程中,使贸易成本的测算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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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对象上,国外学者主要以美国等国家(Hummels,2001)、OECD等区域(Abedini,2015)的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国内学者主要以中国外贸为研究对象(许德友和梁琦,2010;史本叶和张永亮,2014;张彬和曹子瑛,2015),而针对APEC成员国(地区)双边贸易不可观测成本的研究还很有限,本文把APEC成员国(地区)间双边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对比分析区内各国双边贸易成本的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 本文来自织梦

本文拟把造成贸易成本的因素分为可观测部分和不可观测部分,并把可观测部分分为地理阻碍和政策阻碍,把不可观测部分分为文化阻碍和制度阻碍,分别选取相关变量,运用APEC成员国(地区)1989~2014年的面板数据,综合测算了纳入可观测和不可观测部分的贸易成本。然后根据测算结果对比分析APEC成员国贸易成本的区位特点和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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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入不可观测部分的贸易成本测算方法 copyright dedecms

Anderson(2004)构建的引力模型为研究贸易成本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框架。该模型建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其形式简洁,适合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在其构建的引力模型中,设定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每种商品的供给是固定的,消费者的偏好满足CES形式。由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出一个双边贸易的公式: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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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1)中,xij表示i国与j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yi和yj分别表示i国和j国的名义收入,Pi和Pj分别表示进口和出口的多边贸易阻力,yw表示世界的名义收入(世界的名义收入由各国的名义收入加总而得),τij表示i国和j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即本文所要进行测算的部分,σ表示所有商品的替代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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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式(1)的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出: dedecms.com

ln(xij)=α0+α1ln(yi)+α2ln(yj)-(σ-1)ln(τij)+(σ-1)ln(Pi)+(σ-1)ln(P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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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α1和α2分别表示i国和j国国内收入对两国贸易的弹性。按照Anderson(2004)的处理方法,公式(2)中的α0等于公式(1)中yw的自然对数,表示一个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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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所表示的是一个引力模型的理论形式,而我们常用固定引力模型的计量形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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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照Abedini(2015)的处理方法,把公式(2)中的(σ-1)lnPi和(σ-1)lnPj分别视为公式(3)中表示进出口国个体效应的i和θj。公式(3)中,yi和yj分别表示i国和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并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公式(1)和公式(2)中的国民收入。公式(3)中的表示与双边贸易壁垒相关的一系列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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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由公式(2)和公式(3)可以推导出:。由此得出贸易成本τijt的计算公式: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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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式中对于所有的i≠j都有和τijt>i。同时,公式(6)还表明贸易成本τijt是由计算出来的。本文基于此提出了一个改进的贸易成本测算方程,可以综合测算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贸易成本,克服了现有测算方法没有纳入不可观测因素的不足,从而使贸易成本的测算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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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3)可能存在变量的内生性和遗漏重要变量等问题,而面板数据模型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这些问题(Abedini,2015)。同时,面板数据还可以保留更多的信息,减少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使得结果更有效等(Bahagi,2005)。 本文来自织梦

由于面板数据的这些优点,我们对公式(3)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引入时间变量,使整个数据结构变成面板数据结构,得到公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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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7)中,不可观测效应分成了θit和it两部分,分别表示在时间t进口国i和出口国j的个体效应。Egger(2000)、Egger和Pfaffermayr(2003)提出了把个体效应分为进口国个体效应θi、出口国个体效应j和时间效应咖φt,并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Egger和Pfaffermayr(2003)又添加了一个表示进出口国效应的ωij,优化了原有的引力方程,得出: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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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8)中,θi和j分别表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个体效应;ωij和φt分别控制双边(进出口)效应和时间效应。在现有文献中,通常将个体效应设定为固定效应(钱金宝和才国伟,2010)。 本文来自织梦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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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8)的基础上,我们把贸易成本的来源分为可观测和不可观测部分,可观测部分包括地理阻碍和政策阻碍两类,不可观测部分包括制度阻碍和文化阻碍,并把这4种阻碍纳入到公式(8)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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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上来说,共同的边界、直接的海洋运输和沟通的基础设施会减少这种运输成本。从政策上来说,本文所指的政策主要指对外贸易政策,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这些政策会阻碍商品的自由流动,造成贸易成本。由于地理上的阻碍和政策性阻碍容易被观测到,所以本文把其视为可观测部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制度、文化等因素也是造成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但因其不容易观测和直接度量,所以本文把其视为造成不可观测成本的因素。从制度上来说,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使政府和政策的契约履行更加透明、公正(Anderson和Marcouiller,2002);一致和透明的法律环境会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交易成本(Linders,2006)。相反,官员腐败、法庭失信和直接抢夺也会造成巨大的贸易阻力(Anderson,2004)。Anderson和Marcouiller(2002)认为如果拉丁美洲按照欧盟标准改善制度,那么其进口量将会增加30%左右。Moenius和Berkowitz(2011)、Rodrik(2004)、Francois和Manchin(2007)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制度质量对双边贸易有正向的影响。 内容来自dedecms

文化的差异也是造成两国贸易成本的重要方面。货物的买卖要依靠于合同的签订和信息的交流,而签订合同、信息交流又受文化的影响。文化相似性体现在共同语言、社交网络、历史文化等方面,它为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提供了人文和政治环境。相反,文化上的差距会产生贸易成本,减少贸易量。例如,Egger和Lassmann(2012)认为拥有共同的(官方或口头)语言可以使双边贸易量平均提高44%。 本文来自织梦

本文所构造的贸易成本方程考虑了以上4种贸易阻碍,并按照4种分类对进行了优化。本文所选择的变量大部分来自于现有经验研究的文献,计量方程如公式(9)所示: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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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jt表示t时期i国向j国的出口额(以当时的美元计价),数据来自于UN Comtrade数据库。yit和yit分别表示t时间i国和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于World Bank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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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可观测的地理性阻碍因素由公式(9)中的dij、bij和mijt表示。其中,dij表示出口国和进口国之间的空间加权地理距离,数据来自于CEPII数据库中的DIST数据库。bij为虚拟变量,测度两个国家之间是否有相同的边界,有共同边界赋值为1,没有共同边界则赋值为0,该数据来自于CEPII数据库中的GEO数据库。mijt衡量的是t时刻i国和j国之间固定电话的最小量,数据来自于World Bank数据库。bij和mijt的预期符号为正,共同的边界和更多的电话数更有利于贸易。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用贸易自由度来衡量可观测的政策性阻碍,公式(9)中的fit、fit分别表示i国和j国的贸易自由度指数,它是一个综合表示关税、非关税壁垒、腐败、海关服务等因素的指标。贸易自由度指数取值为0~100,数值越大说明该国的贸易自由度越高,该数据来自Heritage Foundation的trade freedom数据库。贸易自由度数据从1995年开始,对于1995之前的数据本文参考史本叶和张永亮(2014)的做法,用1995年的数据代替1989~1994年的数据。该变量的预期符号为正,较高的贸易自由度可以减少进出口环节的成本,提高企业的收益,进而增加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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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量不可观测的制度性因素时,本文选取了制度质量和清廉指数等指标。qit和qit分别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制度质量,本文在计算时,运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6个衡量制度的指数(governance indicators),然后对这6个指数取算数平均值。这6个指数包括voice and accountability,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government effectiveness,regulatory quality,rule of law,control of corruption,它们的变动区间为-2.5~2.5,数值越大表示该项制度越好。其预期符号为正,因为两国的制度质量越高,进出口成本越低。其中1997年、1999年、2001年的制度质量数据空缺,本文用相邻两年度的均值补齐,1996年以前数据用1996年数据代替。cit和cjt分别表示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它是由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建立的反映一国政府官员廉洁程度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腐败程度越低。2012年以前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2012年以后采用百分制,本文把2012年以后的数除以10转化成十分制,1995年以前数据用1995年数据代替。其预期符号为正,清廉程度越高表示两国的进出口贸易越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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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阻碍也是造成贸易成本的不可观测因素。本文选取3个虚拟变量来表示两个国家文化的相似程度,包括共同的语言lij、共同的宗教信仰rij和共同的历史渊源hij。如果两国拥有共同的语言(至少有9%说同样的语言),则变量lij取1,否则取0,该数据来自于CEPII数据库;如果两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则变量rij取1,否则取0,该数据来自于Association of religion Data Archives(ARDA);如果两国曾经有殖民和被殖民关系,则变量hij取1,否则取0,该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中的GEO数据库。这三者的预期符号都为正,即共同的语言、宗教和历史渊源会促进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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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样本包括APEC 21个成员国中的20个,由于文莱数据缺失较多,没有将其纳入。具体所选国家(地区)为澳大利亚(AUS)、加拿大(CAN)、智利(CHL)、中国大陆(CHN)、中国香港地区(HKG)、印度尼西亚(IDN)、日本(JPN)、韩国(KOR)、墨西哥(MEX)、马来西亚(MYS)、新西兰(NZL)、巴布亚新几内亚(PNG)、秘鲁(PER)、菲律宾(PHL)、俄罗斯(RUS)、新加坡(RUS)、中国台湾地区(TWN)、泰国(THA)、美国(USA)、越南(VNM)。排除了缺失数据后所剩观测值为8410个,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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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计算方差膨胀因子对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通过计算得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小于2。根据Kennedy(2003)的观点,方差膨胀因子在10以下的都可以被认为是没有多重共线性。同时,本文对自相关问题进行了检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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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测算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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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第(1)列是对公式(9)的直接估计,即控制了多边阻力项,拟合优度为0.7933,绝大多数变量是显着的,只有“两国之间固定电话的最小量”和“曾有殖民和被殖民关系”这两个变量不显着。作为对比项,本文报告了不考虑多边阻力时的估计结果,如第(2)列所示,其显着项与考虑多边阻力时相同,且系数相差很小。同时,本文用自助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如第(3)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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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计了公式(9)参数的基础上,把造成贸易成本的变量带入公式(6)中,就能计算出i国对j国的双边贸易成本τijt。其中来自于表(2)中所估计出的参数。由于“两国之间固定电话的最小量”和“曾有殖民和被殖民关系”这两个变量不显着,所以在计算时不包括这两个变量。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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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Tijt的过程中还需确定σ的取值。由现有的文献可知,σ的取值在5~10之间的居多,例如,Anderson和van Wineoop(2003)把σ定为8,Hummels把σ定为7.9,Eaton和Kortum(2002)把σ定为9.28。为方便分析,本文取σ=8。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贸易成本的估计式: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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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贸易成本是由两国的相关变量计算所得,而本文所选的是APEC成员国(地区)的双边数据,每个国家(地区)既是出口国又是进口国,所以计算结果是非对称的,即一国作为进口国和作为出口国的贸易成本是不同的。 本文来自织梦

在计算出这20个国家(地区)1989~2014年的贸易成本后,本文对各个国家(地区)26年的贸易成本求平均值,得出该20个国家(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如表3-1、表3-2所示,其中列表示出口国,行表示进口国。 内容来自dedecms

把所有APEC成员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的截面数据进行加总并求平均值,得到各年贸易成本的平均值,如图1所示。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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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APEC成员国(地区)各年的贸易成本求均值,可得出APEC成员国之间贸易成本的均值。把该值分为4个等级,小于2.5的为低贸易成本,位于2.5和3之间的为中低贸易成本,位于3和3.5之间的为中高贸易成本,大于3.5的为高贸易成本。各国双边贸易成本所属分类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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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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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PEC成员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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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APEC成员国(地区)的贸易成本在1.378和4.623之间波动,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各年贸易成本的平均值为3.197,这意味着,如果把运输途中的损耗以货物的形式表示,则有68.725%[1]的货物在运输途中损耗。这远远小于Anderson(2004)所计算出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末170%的运输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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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为降低贸易成本,APEC在2002~2010年实行了两个阶段的贸易便利化计划(Trade Facilitation Action Plan,TFAP)[2]。由图l可以看出,APEC成员国的总体贸易成本从2001年开始出现大幅下降,到2006年下降约3%,这与APEC官方评估的贸易成本下降5%的数据基本吻合。但是,APEC官方认为贸易便利化计划第二阶段(即2006~2010年)也使贸易成本降低了5%,而我们测算的结果是2008~2010年贸易成本出现了小幅上升,这与刘重力和杨宏(2014)的研究结果较为类似。其原因可能是:第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抑制了APEC成员国的贸易发展;第二,新技术的应用在降低时间、提升可靠性和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导致成本的上升(刘重力和杨宏,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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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APEC为贸易便利化做出的努力显着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同时也证明了降低贸易成本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然而贸易便利化措施产生的效果毕竟有限,APEC需要寻求进一步大幅降低贸易成本的方案,而正在推进中的亚太自贸区建设将会为降低贸易成本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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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成本区域集中于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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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PEC成员国(地区)的双边贸易中,低贸易成本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东北亚的部分国家间,以及这些国家与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贸易。东南亚的低贸易成本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东北亚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同时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与以上国家的贸易成本也较低。除此之外,北美洲的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成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三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以及南美洲的智利与秘鲁之间的贸易成本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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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双边贸易成本较低的国家不仅需要地理上的邻近,而且多为有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即贸易开放程度较高。东南亚国家间有“东盟自由贸易区”,东北亚有“中韩自由贸易区”和正在推进中的“中日韩自贸区”,北美洲有“美加墨自贸区”。这些双边贸易协定在WTO谈判受阻的背景下发挥了降低贸易成本的作用,也进一步证明了构建亚太自贸区的必要性。通过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既可以避免WTO谈判受阻的弊端,又可以克服双边协定适用范围窄的缺点,还可以促进整个区域内贸易成本的整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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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贸易成本集中于墨西哥、秘鲁两国 内容来自dedecms

在APEC成员国(地区)双边高贸易成本的分类中,秘鲁和墨西哥出现频率最高,它们分别与13个APEC成员国的贸易处于高成本状态。主要原因是APEC的多数国家集中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秘鲁和墨西哥两国距离东南亚、东北亚地区较远,运输成本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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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2014年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清廉指数,墨西哥和秘鲁的世界排名分别为第55位和第47位;而同属南美洲的APEC成员国智利的排名是第7,且智利与APEC成员国的贸易成本多位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见,虽然墨西哥、秘鲁是目前全球签署FTA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其政府的廉洁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较高的贸易成本。这同时也说明本文测算贸易成本时纳入不可观测部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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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双边贸易协议可以有效提高贸易开放的程度,降低贸易成本,但是国家自身的清廉程度也会对贸易成本产生重要的影响。APEC国家(地区)在加快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加快国内的制度建设,减少腐败,国内外制度的相互配合会对贸易成本的下降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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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与APEC成员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多集中在中等成本以下且低于APEC平均水平。大多呈下降趋势 织梦好,好织梦

中国与APEC其他成员国的双边贸易在整个APEC国家(地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区域层面上来看(如表4所示),中国与APEC其他成员国(地区)的贸易成本较低,特别是与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的贸易成本处于低贸易成本分类中,在整个APEC双边贸易中,中国仅与智利、墨西哥、秘鲁的贸易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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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层面上来看,中国与APEC其他成员国(地区)的贸易成本呈现下降的趋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加入WTO在中国贸易成本下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体现了制度性因素在贸易成本下降中的作用。同时,通过对比中国和APEC成员国(地区)整体的贸易成本可知,中国的贸易成本低于APEC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本文来自织梦

中国作为APEC的重要成员国,既得益于APEC的贸易成本减少效应,又积极推动APEC向降低贸易成本的方向发展。在现阶段,中国应充分运用APEC的合作机制,力推亚太自贸区正式启动谈判并加快构建进程,以促进贸易的发展和贸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 织梦好,好织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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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布来提·依明.中国进出口双边贸易成本测度方法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5):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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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重力,杨宏.APEC贸易投资便利化最新进展及中国的策略选择[J].亚太经济,2014(2):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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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金保,才国伟.多边重力方程的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t0(5):65-81. dedecms.com

[4]史本叶,张永亮.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财经研究,2014(1):73-82. 织梦好,好织梦

[5]许德友,梁琦.中国对外双边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分析:1981~2007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119-12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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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德友,梁琦,张文武.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与决定因素——一个基于面板数据的衡量[J].世界经济文汇,2010(6):1-13. dedecms.com

[7]张毓卿,周才云.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5(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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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彬,曹子瑛.美国国家出口战略下出口贸易成本实证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成本测算、战略措施影响及潜力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5(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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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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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阶段(TFAPI)为2002~2005年,总体目标是贸易成本降低5%;第二阶段(TFAPⅡ)为2006~2010年,目标是贸易成本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再降低5%。 织梦好,好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