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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美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以及在历史上作为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其贸易政策立场的调整必然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施政纲领以及上任后的各种言行，都具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这使得人们普遍担忧美国贸易政策的总体立场会转向保护主义。如果这种担忧真的成为现实，业已低迷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将会陷入深度混乱和动荡。为了回应这种担忧，需要认真思考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性质和方向。 内容来自dedecms

一、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性质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立场的调整并不是历史视角下的突变或逆转，而是对过去10多年中的贸易政策转变趋势的延续。 本文来自织梦

首先，相比于美国过去对全面贸易自由化的偏好，2000年以来的美国贸易政策已经呈现出更多的保护主义色彩。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贸易开放在推动美国生产率、财富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广泛的就业和收入增长。这种状况导致美国公众对贸易开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华尔街杂志在1999、2007和2010年调查了美国人对于贸易开放的态度。1999年，39％的被调查者认为贸易开放是有益的，30％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有害的：2（D7年，2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有益的，4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有害的：2010年，17％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有益的，53％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有害的（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11）。公众观念的变化增加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政治分歧。为了在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自由及公平贸易观念”取代了“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争”（Baldwin，2009）。自由及公平贸易是一种有选择的贸易自由化，也就是将贸易自由化限定在特定产业部门和特定贸易伙伴之间。换言之，这也是一种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即对特定国内产业的保护和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歧视。 内容来自dedecms

其次，在2030年以来，美国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多边、重视双边和区域”的趋势。作为最为发达的经济体，美国凭借其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有能力与西半球任何国家单独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李向阳，2003）。但是在历史上，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协调却更加偏好多边主义。这既是因为地区贸易协议的经济福利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是因为担忧地区贸易协议导致的贸易歧视及其对国际政治稳定性的不利影响（Baldwin，2009）。进入21世纪，在国内经济利益诉求、国内政治博弈以及多边贸易体系困境的共同影响下，美国加入了新一轮的地区主义浪潮，并成为其中重要的推动力量。截至2017年年中，美国与20个国家签订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有11个是2000年以后完成谈判并付诸实施的。 内容来自dedecms

再次，所谓的“美国利益优先”，也不是什么新的标准。无论一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立场如何，本国经济利益都应该是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应重点考虑的因素。但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在历史上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还会较多地考虑通过市场开放和经济利益的让渡，来换取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国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法规和政策等方面向美国靠拢。21世纪以来，经济利益动机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协调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如此，对经济利益的关注早已超越传统的贸易利益，开始越来越多地指向美国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的利益（李向阳，2003）。这不足为奇。传统的国际贸易并不是一国要素利用国际市场并从中获益的唯一渠道。在新的国际分工条件下，这甚至不再是主要的获益渠道。2000年以来，美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销售的服务是美国跨境服务出口的2倍以上。从美国母公司向其海外分支的服务出口占美国跨境服务出口的25％左右（WTO，2016）。这意味着国际投资渠道的重要性超过了国际贸易渠道的重要性。

这不仅要求美国资本能够顺利地进入其他国家，而且在进入后还需要有良好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环境。服务于这样的目的，美国的贸易政策指向主要是如何帮助本国资本突破其他国家的边境壁垒和边境内壁垒。这不仅是其他国家的市场开放问题，更涉及美国资本在其他国家内展开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问题等。在2000年以来美国参与并已经生效的11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只有与中美洲国家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自贸协定仍然是以关税和市场开放为主，其余10个自由贸易协定都包括投资政策、服务、劳动和环境标准、知识产权、海关程序和政府采购程序等。这些政策在向其他国家开放美国市场的同时，也为美国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拆除了藩篱，为美国资本的全球运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些政策背后体现的当然是对美国经济利益的关注，只不过所关注的主要是资本的利益。 织梦好，好织梦

最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反映了危机以后全球贸易政策环境的共同特征。危机以来，持续低迷的整体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状况，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根据WTO的统计，2008年至2016年10月，其成员国总共采取了2978项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16年10月，依然存在2238项，比2015年增长了17％；G20国家自2008年至2016年10月总共采取了1671项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16年10月依然存在1263项，比2015年增长了16％。在此大背景下，美国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迅速增加。2008年至2016年，美国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其中最常用的是反倾销、反补贴及其引发的贸易救助措施。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美国发起了51起反倾销调查和24起反补贴调查。2014年至2015年同期分别是21起和17起。

二、美国贸易政策在短期中可能出现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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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竞争压力下，美国资本要么是在国内从回报率低的制造业转向附加值更高的金融业或其他服务业；要么是通过资本和产业的外流，寻求与其他地区优势要素的有效结合，实现美国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所出现的“去工业化”、制造业外包和相关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这一方面有助于美国资本更好地利用其他国家的市场和资源，从中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却会导致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在美国资本大规模开展全球运作并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美国国内制造业工人却面临就业岗位丧失和收入增长停滞的状况。围绕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表明，在全球价值链上，各国在总增加值中所占份额与在总就业中所占份额存在显着差异。在全球价值链所创造的总增加值中，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占据较大份额；在全球价值链所创造的总就业中，中国和东盟等占据了较大份额（Lopez Gonzalez，2016）。这意味着，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的主要是资本收入。近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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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美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在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过程中，资本所有者将会获益，劳动者将会受损，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识性判断。主流观点认为，限制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并不是好的解决之道，应该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予以调节。这不仅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还因为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更主要原因，而贸易保护主义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现实中，无论收入再分配政策还是其他社会保障措施，往往只能解决某些“底线问题”，比如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或基本生活水平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当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带来社会和政治矛盾时，贸易保护主义即便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或者是无效的，在政治上也会成为一种可行选择。因此，通过贸易保护限制制成品进口，鼓励制造业回流，以此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这在美国是具有现实必要性的。短期中，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会重新权衡资本利益和劳工利益，这将引发以促进制造业回流为目的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本文来自织梦

必须指出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指向特定行业或特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贸易摩擦可能会显着增加。原因首先在于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需求。如前所说，美国贸易政策在短期中可能会对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权衡，以纠正多年来对资本利益的过度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为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巨大力量，但是美国政府却未能有效地帮助美国人赢得全球竞争。”（Alden，2016）这主要是制造业工人的抱怨。利用非系统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促进少数制造工厂回流美国国内，并不会对资本利益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还能够带来舆论宣传口径下的增加国内制造业就业增加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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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需要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相关威胁来积累谈判筹码。现有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滞后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贸交往的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带来构建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迫切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实力相对下降，主导规则制定过程的能力明显下降。如何积累谈判筹码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净需求国，限制进口的政策措施和威胁是最有力的谈判筹码。特别是在多个国家共同竞争美国市场的情况下，可以在双边或区域谈判中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转移效应，迫使或引诱谈判对手的让步。美国候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一个观点是：“美国不应该简单盲目地凡事都以WTO规则为准。”这反映出一个可能的趋势：美国会不断利用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来试探规则的界限和贸易伙伴的底线，要么是从中获取现实利益，要么是按照自身的利益要求推动规则的重新谈判和构建。

三、美国贸易政策的长期趋势 内容来自dedecms

在长期中，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立场并不会发生较大偏转。从美国国内的政治体制和政策决策程序来看，牺牲资本利益的政策并不具有长期可行性。即便是依据所说的“以美国经济利益为政策决策的首要标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立场的根本性逆转同样也是不可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对立选择，不仅是短期中资本利益和劳工利益之间的权衡，更是优势产业与劣势产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新兴产业与夕阳产业之间的竞争。在短期中，“美国利益优先”可以指向美国国内劳工的利益，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推动制造业回流，以牺牲部分资本利益为代价来“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但在长期中这是不可持续的。美国资本利益的实现高度依赖国外市场。美国如果全面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必然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这不仅会恶化美国优势产业的出口环境，而且会恶化美国资本在其他国家开展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的环境。资本利益和劳工利益之间的消长变化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资本利益的损失最终必然会损害劳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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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讲，即便保护主义贸易政策能够带动制造业回流，最终也无助于美国就业增长和劳工阶层的收入增长。基于美国的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制造业在美国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或技术密集度。这表现在，过去10多年中，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长主要是来自资本深化和生产率提高，劳动投入并没有明显增加。大量研究表明，制造业就业职位的减少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全球普遍的现象。在其背后，技术进步和偏好变化是主要原因，而国际贸易的影响则要小得多（OECD，2017；WTO，2017；IMF，2017）。即便能够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所采取的也将是不一样的生产技术，其就业岗位所需要的也将是不同的职业技能。进一步考虑到这对美国服务业国际竞争环境的负面影响，进而不利于美国国内服务业的扩张。由于服务业具有更强的就业创造效应，所以，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下的制造业回流，还是对国内现有制造业的保护，可能不仅不能带来新增就业机会，反而会导致美国总体就业机会的进一步减少。

制造业回流指向的主要是美国过去淘汰并转移出去的制造环节。这既不符合美国的资源禀赋条件，也不符合美国复兴和强化制造业的要求。技术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是美国现实竞争优势的基础。美国未来技术变革的重点是新一代制造技术以及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技术革新，这会成为美国未来竞争优势的基础。无论是新制造技术，还是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新技术，对美国的最大利益并不是提升最终产品的供给能力，而是为全球提供运用相关新技术的设备和服务。新兴经济体在面对劳动成本不断上升、能源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等问题时，急需利用新的技术、设备和服务来改造制造过程、改善能源使用结构、改变能源开采方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这必然会对美国新的技术、设备和服务形成巨大的需求。沿着这样的方向，不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高回报投资机会和高报酬就业岗位，而且能够为美国的制造业复兴之路构建坚实的国际竞争优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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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力图培育的未来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智能制造技术以及新的能源和环保技术。为新技术的扩散和运用提供关键设备和服务，这会成为美国高端服务业和新兴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服务于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方向，美国需要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政策协调来培育外部市场和开发外部市场。在新兴市场劳动成本、资源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劳动和环保等标准的实施，使得新兴经济体对美国新技术设备和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这将为美国的技术设备和服务提供巨大的潜在需求。为了将美国的供给与国外的需求更有效地联系在一起，需要降低外部市场的边界壁垒和边界内壁垒。新技术可以在美国国内转化为相关设备和服务，然后再以产品和服务跨境出口的形式进入其他国家，这需要为产品、服务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创造有利条件。包括市场准入条件、市场竞争秩序、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的短期入境等方面的条件。当然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然后再通过这些分支机构实现当地销售。在这方面需要的有利条件涉及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人员流动、资本流动、政府采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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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传统制造业的利益与高端服务业以及新兴制造业的利益，以传统制造业为对象的贸易保护主义显然是得不偿失的，也不可能主导美国长期的贸易政策立场。无论是立足于从现实竞争优势中获取最大利益，还是立足长期竞争优势的培育和利益获取，美国都需要加大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的深度和广度，促进边界壁垒和边界内壁垒的减少，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的构建。TPP协议中充分体现了这种长期利益要求，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短期的市场开放和利益让渡为代价。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分析，这在短期中能够带给美国的现实收益并不大（USITC，2016）。加之TPP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因此，暂时退出TPP是可行的。也符合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氛围与利益调整要求。但是，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退出NAFTA和WTO等极端做法，不仅在美国现行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下没有太大可能性，即便仅仅是出于对美国经济利益的考虑，也不应该被付诸实施。美国需要利用对外贸易政策协调，为现实竞争优势的发挥创造条件以及培育长期优势和潜在市场。因此，美国总体贸易政策的立场不会发生大的偏转，依然会是开放和自由，而且美国也需要继续利用现有的双边、次多边和多边等层次的贸易政策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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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织梦好，好织梦

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和保护主义色彩的增强，既是对美国过去10多年中的政策调整趋势的延续，也是危机后全球贸易政策大环境变化的共性表现。短期中，主要以制造业为对象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会显着增加，这既可以适度纠正过去多年对资本利益的过度关注，也可以为美国竞争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权积累谈判筹码。在长期中，美国总体贸易政策的立场不会发生大的偏转，依然会是开放和自由，而且美国也需要继续利用现有的双边、次多边和多边等层次的贸易政策协调机制。 本文来自织梦

美国的总体贸易政策立场不会逆转，因此，世界经济格局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但是在短期中，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肯定会增加，这会增加世界经济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在美国所签订的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中，中国基本都是局外人，并且与其中的很多成员国都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在美国与相关成员重新谈判和构建规则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就会成为其有效的筹码。这是需要关注和警惕的一个问题。 织梦好，好织梦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之争已无太大意义，关键问题是利益的分配和成本的分担。在全球治理和多边贸易一投资规则滞后的情况下，各国倾向于利用单边、双边或次多边行动来趋利避害，由此必然引发有选择的自由化或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美国这样的国家从传统上单边和区域歧视性做法的制衡力量转变为积极实践者，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更多的单边或区域性行动，导致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盛行。全球贸易环境在短期中存在恶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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