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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官方统计，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11％，实现了中国对外经贸历史上的重大跨越。此外，加上服务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仅次于美国（10.7％），居世界的第二位。可见，从贸易规模上看，中国已经稳居全球大国行列。然而另一方面，许多事实表明，从质量、结构、附加值率、核心竞争力等角度看，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为实现国际经贸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目标、战略与措施。2012年4月商务部发布的《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指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据悉，目前商务部正在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要求制订打造“贸易强国”的系统性指导性文件，旨在使中国在2020年前巩固贸易大国地位，而到2030年前后“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一、世界经贸强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15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发展史中的强国兴衰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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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之前，受到欧洲文艺复兴与自由商业精神的影响，现代国际贸易的雏形最早出现于南欧地中海沿岸的城邦制国家。威尼斯就是其中最成功和最富有的代表，它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超前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与创新性的商业资本主义制度，在11-15世纪成为连接欧洲大陆与地中海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关键枢纽。它不仅将亚洲的名贵香料与丝绸输入欧洲，而且成为其他地区农业（如水稻种植）及手工业（如玻璃、蔗糖、棉布制造）先进生产技术的聚集地和扩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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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兴起的贸易强国是位于地中海西出口处的葡萄牙，精明的葡萄牙人掌握了独一无二的三角帆技术和利用罗盘方位绘制的航海图，利用外交手段成功地说服了与其竞争的另一个庞大帝国——西班牙对其在美洲大陆的领土要求，在极具冒险性地发现与开拓了通往非洲与远东的航线后，成为16世纪跨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洲际商品贸易的垄断者，并开启了长达300多年的西方奴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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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葡萄牙人如日中天地享受着其对外贸易与海外殖民的巨大利益时，西北欧的一个小国却在日益崛起，它就是摆脱了西班牙帝国控制而独立出来的荷兰。荷兰所包括的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是17世纪欧洲工商业最繁荣地区，其国际分工的专业化程度超过了当时任何其他国家。荷兰人在国内建立了大规模的运河与水利工程系统、高度城市化的手工业（特别是毛纺业）、健全的金融体系和一整套保障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在国内外几乎垄断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以及其他地区的航运与商业贸易，同时通过战争打破了伊比利亚国家（葡萄牙与西班牙）对非洲、亚洲和美洲贸易的垄断，最成功的例证就是其在巴达维亚（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和在曼哈顿岛建立的新阿姆斯特丹城。

始于18世纪中后叶的工业革命掀开了国际贸易的新篇章。随着废除封建君主制的政治革命、创立基于商业资本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制度以及陆续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等竞争对手，英国迎来了大约一个世纪的世界贸易霸主地位。英国在商业与贸易上的成功是对荷兰模式的模仿深化，同时也得益于它早期所采取的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策略。到1820年时，英国已约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一半，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8％，从而确立了其霸权地位。它尽情享受着包括约4亿人口的海外殖民地提供的丰裕资源与广阔市场，并拥有在这些地区的商业垄断特权（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扩张）。英国稳健的公共财政、信用与货币体系也有利于它所维护的金本位货币制度，从而促进了全球贸易的迅速增长。此外，从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英国放弃了先前的重商主义保护贸易政策而转向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并与其他欧洲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互惠贸易条约，直到1931年。1870年英国占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21.7％（见表1），达到了其历史巅峰水平。同时也从这时起，以海外投资为目的的英国资本开始大量输出，约占其储蓄的一半，丰厚的海外投资利润与股息供养了大量的食利阶层。然而，1913—1945年间的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商业政策使国际贸易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以贸易立国的英国也随之迅速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使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网络土崩瓦解，进一步削弱了英国的贸易优势。这使得英国在全球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自1870年后一路走低，到2013年只有3.0％。 织梦好，好织梦

正当英国在国际贸易史上如日中天的时候，两个后进的国家——德国和美国却在所谓资本主义“自由秩序”时期（1870—1913年）悄悄兴起。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最终在1871年实现了德国的统一。这个年轻的国家迅速展现了在工业上强劲的竞争力与发展潜力，并摒弃了之前在北德意志关税同盟（1834年成立）时期采取的高关税保护政策，而转向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与英、法等欧洲强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到1913年，德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已远超过法国、荷兰等国，并十分接近英国（见表1）。美国在1776年挣脱英国的控制获得独立后，在商业部长汉密尔顿的倡导下实施了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贸易保护政策，此后一系列高关税法案为美国当时的弱势产业发展提供了屏障。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20世纪初进行的对应用科学研究的开发与新型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导致了其技术和生产率的惊人提高，从而取代了英国成为全球技术扩散的主导力量。到1880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与德国，其份额占全球的1/3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1919年英国在世界的对外贸易优势地位也被美国超过，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前，美国的出口占比份额已上升到约18％，超过英国近6个百分点。国际贸易历史上又一次完成了权力转换，逐步进入了“美国时代”。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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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超强的军事、经济与科技实力真正成为对外贸易的超级大国。它利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以自由贸易理念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了经济“新秩序”，为战后至1973年“黄金时期”的经济与贸易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制度性基础。1948年，美国货物出口占全球的比重高达22％，达到了英国在历史上的巅峰水平。但1973年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冲击使美国经济受到损害，包括：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石油冲击与经济滞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洲国家债务危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来自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竞争者的崛起威胁，2008年源发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些冲击逐步动摇了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由此出现趋势性下降，到2013年货物出口比重已降低到8.6％，排位退居次席。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自1973年出现首次贸易逆差以来，除极个别年份，美国一直未能够纠正其贸易赤字，2006年其占GDP的比重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值（约-6％）。巨额贸易赤字只有依赖长期资本的净流入而获得融资，这使得美国自1989年以来一直是净负债国，且存量还在不断增长，到2014年年底对外净负债已累积高达17.3万亿美元，几乎与美国该年的GDP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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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的贸易强国地位依然没有完全褪色。美国的总贸易额（包括货物与服务贸易）仍居全球第一位，其进口需求对支撑全球经济增长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也仍然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吸引FDI和输出FDI的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之后，美国在信息技术、互联网、智能制造、新材料与新能源等产业享有技术创新优势，并使曾一度减退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恢复，这使得美国在高新技术产品、知识产权、商业服务等领域的对外贸易上继续占据巨大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贸易的“美国世纪”中有三个大国向美国的贸易霸权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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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德国。德国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后，利用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同时德国还是从1958年开始的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在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的货物出口贸易超越了江河日下的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从2003年起德国又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最高份额曾为10％左右），直到2013年其位置被中国所替代。不过，德国依然是当前全球最大的贸易盈余国。

第二个是日本。得益于朝鲜战争的庞大需求，日本经济从1955年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中得以恢复增长。通过实施精明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在20世纪60-80年代实现了出口导向的强劲增长，并完成了快速的制造业产业升级过程。1968年日本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成为全球GDP第二大国，不久又相继超越荷兰、英国、法国等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外需主导”战略下的日本贸易崛起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两国激烈的贸易摩擦最终催生了1986年《广场协定》，导致日元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这迫使日本从促进出口转向对外投资的灵活策略。随后接踵而来的1990年股票与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导致日本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严重通货紧缩，至今未走出衰退。这种糟糕的状态进而导致日本的出口增长十分缓慢，其出口所占全球的份额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顶峰时期的约10％逐步下降到2013年的仅4％。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三个就是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它得益于设立经济特区、下放外贸经营权、引进外国资本、发展加工贸易和促进人民币有序贬值等一系列政府主导的鼓励措施。不过，尽管实施了大量的外向型、市场化与自由化的经济开放举措，中国在进入21世纪之前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依然相对有限，只有1％～2.5％（见表1），这个比例与中国在1870年所占的份额几乎相当。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出口繁荣。高储蓄、巨大的生产能力、丰裕的劳动力资源、适应性技术进步和削减的外国贸易壁垒都使中国释放出旺盛的贸易活力，实现了年均双位数的出口增长，先后超越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征兆着现代国际贸易史上“中国世纪”的来临。 copyright dedecms

（二）贸易强国演进的历史规律与启示 copyright dedecms

纵览上述六百余年的近现代贸易发展史，我们透视贸易诸强的兴衰起伏的命运轨迹，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历史共性的启迪。

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掌握先进技术作为充分保障。交通运输是海外贸易的基本条件。因此，早期的贸易强国（如威尼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都曾拥有出众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并通过海上贸易与海军控制了海权。这来自欧洲几百年来对自然科学与技术创新的探索积累以及从其他地区的学习借鉴。而随后，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1770—1870年间的工业革命确立了英国通过个人发明方式在传播与资助新技术方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而其他贸易强国（如德国、法国、日本等）也无一例外地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了对外贸易的扩张。美国更成为从20世纪初以来全球研发和创新的中心。在当代，美欧日等国之所以能够继续把持全球贸易则体现在对制造业专有技术与诀窍以及“服务化”科技创新的掌控。 dedecms.com

其次，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依赖于先进的商业与社会制度。威尼斯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的领先者是因为它最先创立了银行、会计、外汇、信用和财产清偿等制度。荷兰学习了这些制度，创造了一个保障商人和企业家财产、促进非宗教的人文教育和宗教宽容的现代化国家。英国以荷兰为楷模，继承与发展了这些先进制度，完善地建立了一整套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的法律体系、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和公司治理体系。荷兰与英国的殖民扩张（如两国的东印度公司）又将这些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使其贸易商与投资者可以按其国内制度行事，这是欧洲得以成功打开世界市场大门的基本因素。现代贸易强国——美国更是将基于英国体系的商业与司法制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其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如IMF和GATT/WTO）向全球宣介推广，成为当前国际贸易、投资与商务的主流范式与通行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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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几乎都是通过军事与商业战争而实现权力更替。在国际贸易史上，荷兰击败葡萄牙，英国击败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美国挣脱英国的控制，德国与英法发生冲突，都是通过血腥的武力方式得以解决。这些战争不仅发生在欧洲内部与北美，而且还广见于列强对亚非拉等殖民地的势力范围的争夺中。除了军事手段外，贸易战争与封锁也屡见不鲜。英国在17世纪中后叶就是通过《航海法》与《谷物法》等“以邻为壑”的限制贸易措施最终打败荷兰而成为新的贸易霸主。类似的，19世纪中前期的德国、独立后至1913年的美国、1955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也都采取高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贸易政策保护本国的弱势产业，抵御来自外国的竞争，并通过有效培育和发展“幼稚工业”最终跻身贸易强国之列。美国在1930年通过的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更是贸易战的登峰造极之作，它不但破坏了英国主导的基于互惠主义的自由贸易秩序，而且催化了经济大危机的到来。上述“丛林法则”和“以牙还牙”的做法与当代所倡导的和平、互惠、合作、共赢的贸易理念与秩序有着明显的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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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世界经贸强国的标准及中国的对比

时光飞逝，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新型国际生产体系、消费革命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如今的全球经贸强国需要比历史上的经贸强国承赋更加复杂、高级和综合的能力。它不仅要具备显着的贸易规模与市场占有率，同时要在贸易的结构、质量与效率上体现出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更要具有对全球贸易体制的领导力与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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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物贸易规模与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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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贸易是经贸强国的基石。根据WTO统计，2013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为2.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11.7％，是位列第二位的美国的1.4倍。同年，中国货物进口额为1.95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10.3％，是位列第一位的美国的84％。中国的上述进出口数据还不包括从香港转口的贸易额，因此，实际数据可能还要更大一些。根据1973年以来全球贸易的演变经验，中国已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货物贸易强国。 内容来自dedecms

然而，另一方面，当代国际贸易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在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下存在海量的中间产品跨境流动，这使得贸易附加值成为衡量一国实际贸易收益的更准确的指标。根据WTO-OECD的TiVA数据库估算，2011年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额约为1452亿美元，占全球（所有被估算的国家和地区）的10.1％，低于美国的1611亿美元（11.1％），仍居世界第二位。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虽然中国的出口总规模非常庞大，但国内附加值占出口额的比重只有74％，低于美国的84％。这表明，以贸易附加值的新统计体系作为衡量标准考察，中国货物贸易的巨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由于存在大量低技术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而被拂去一层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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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贸易结构、技术复杂度与出口质量

经贸强国不仅在贸易规模上具有显着的地位与影响力，而且在出口产品上能体现出高品质与高技术含量。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较快速的出口结构转变，成为制造业出口的“世界工厂”和全球价值链网络的重要中心。根据商务部数据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2013年中国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57.36％和25.7％，后者的比例甚至超过了任何发达国家（如美国仅有18％）。中国在一系列重要的制造业出口贸易上均已占有显赫的市场份额，包括电子仪器设备（41.2％）、通讯设备（37.8％）、办公室设备（33.9％）、集成电路与电子零部件（21.8％）等，均列全球首位；只有在化工品（6％，第三位）、医药（2.4％，第五位）和汽车（3.4％，第七位）等部门稍逊一筹。中国的出口已经实现了令人瞩目的技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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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的贸易质量与世界一流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与其他相关的大量国内外文献类似，我们的系列研究证明了这一点。首先，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依靠集约边际实现，即对已有的产品与目标市场及其组合的数量扩张，而广延边际（对新产品、新市场及其组合）的贡献则十分有限，2001—2010年间两者的比重分别为91％和9％，这种特征在中国入世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次，1995—2011年间中国出口的技术复杂度提高了55％，甚至超过了高收入OECD国家（31.5％），体现出明显高于与人均GDP相符水平的“异常性”（即著名的“Rodrik悖论”）；但当仔细考虑了从外国进口中间产品后，中国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仅提高了39％，其“异常性”也大为减少。最后，利用单位价值法对出口质量的计算表明，1998—2011年期间中国的出口平均质量降低了约16％，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亦从第90名下滑至第184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高品质出口目标市场的逐渐消失；中国对美欧日主要市场的出口质量均落后于主要新兴市场竞争者，例如在美国市场上低于印度的28％。上述证据表明，中国的贸易品质与其在全球的出口规模与地位很不相称，中国的出口繁荣主要归因于“以低价取胜”和“以数量取胜”，同时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也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出口大量高技术产品的“统计假象”。

（三）大宗商品交易与贸易定价权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对包括能源、基础原材料和农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的交易与定价权的控制并从中长期获利是成熟的经贸强国的重要特征。当前，全球性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都集中在英美两国，即纽约、芝加哥、伦敦三大交易中心。其中，纽约以石油与黄金交易为主，芝加哥以农产品交易为主，伦敦以有色金融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为主。更为主要的是，目前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也由世界老牌商品期货交易所主导。譬如在原油交易中，纽约商业交易所的“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和欧洲洲际期货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价格”是定价基准。这些市场之所以可以成为定价中心，不仅得益于设计领先的产品种类与占绝对优势的贸易规模，更是以国际化、市场化和规范化的运营和良好信誉作为基础。

目前，中国已成为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消费国和进口国，但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交易价格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基本上只能被动接受，明显缺乏话语权、议价权与定价权。除了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期铜外，世界其他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几乎都尽落美国之手。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第一，国际大宗商品已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机构投资者参与程度日益加深，许多著名投行和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大量金融资本投资控制了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开采生产厂商，并取得了支配性的卖方垄断地位；第二，在早已“虚拟化”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真正的定价权实际掌握在期货交易商手中，期货及衍生品的合约价格才是争夺的核心，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充分掌控着操作规则、高端人才、预测分析能力和金融技能；第三，美国能取得期货定价权的本质和根基还是在于美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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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大连成为芝加哥之外重要的玉米期货市场和全球最大铁矿石交易中心，郑州的小麦和棉花期货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国价格”，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品种价格已具备一定国际影响力，成为国际铜价的主要信息来源。此外，上海自贸区国际原油期货交易平台已初步建成，成为中国试图利用本国货币定价并形成对大宗商品价格控制权的一次有益尝试。另据国际数据公司Dealogic统计，2000年至2014年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对大宗商品（主要是能源和矿产）的并购金额高达2433亿美元，占同期并购总金额的55％，这无疑将改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所处的尴尬地位。但总的来说，中国在大宗商品上距离成为全球交易中心和掌握定价权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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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贸易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服务贸易将是21世纪贸易增长的未来，它不仅通过商业存在方式（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打破了跨境贸易的局限，而且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中越来越发挥关键性作用。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服务经济时代，它们都将服务贸易（包括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作为海外市场开拓的重点，并竭力向制造业的服务化高端环节（如研发、设计、营销、总部管理等）攀升。根据WTO的统计数据，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家，2013年出口和进口额分别为6620亿和4320亿美元，并保持2300亿美元的顺差。相比之下，2013年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仅列世界第五位，为美国的31％；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口却增长很快，进口额（329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这也使得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创纪录地增加到124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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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务贸易出口的结构上看，中国的优势主要还是体现在一些传统的服务部门（占全球的份额与排名相对较高），包括：建筑（12.8％，第三位）、计算机与信息服务（6％，第四位）、旅游（4.4％，第四位）、交通运输（4.2％，第五位）。而在新兴的服务部门占比则很低，例如：保险（3.5％，第四位）、通讯（2％，第五位）、试听服务（0.7％，第十位）、版税与专利费（0.4％，第八位）。在金融、文化与娱乐服务等部门，中国未能进入世界前十名。中国在诸多服务部门不但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存在显着差距，甚至也逊色于韩国、印度、土耳其、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 织梦好，好织梦

（五）知名跨国公司与品牌

国际经贸强国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拥有一定数量的巨型跨国公司以及相应的著名商品与服务品牌，它们是国家经贸综合竞争力最具代表性的感性衡量指标。以最权威的《财富》“全球_500强企业”（涵盖所有行业部门）榜单为例，1996年中国只有2家企业入围，但2010年后数量迅速增加，到2015年增加到98家，占比达到约20％，成为仅次于美国（128家，占比约为26％）的国家，且上榜企业数目已经超过了日本与德国之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它们都曾经历了在政府主导下的资产重组、企业兼并、资源划拨、财政补贴与金融扶持，与发达国家多为依靠市场化方式发展壮大的跨国企业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在世界100强中，2015年中国占18家，而美国则有32家，中国的占比与美国的差距更大一些。 内容来自dedecms

同样，知名品牌往往用来评估与测度开拓、维护和管理国际市场并获得长期利润的能力，它们大都为世界闻名的跨国公司所拥有，体现了它们在全球的商业领导力、公信力与竞争力。我们以由“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权威性的“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为例来分析和比较中国的情况。2014年，从品牌数量的国家分布看，美国占据了227席（比例为45％），继续保持了全球品牌的绝对控制地位；法国（44个）、英国（42个）和日本（39个）分列其后；中国以29个（占比为5.8％）位居第五，超过了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品牌大国。我国已经涌现出华为、海尔、联想、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在高铁、核电、工程机械、高端装备等领域也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中国的品牌发展既令人振奋，也使我们看到与世界最先进国家之间存在的较大差距，例如：中国的最高排位只是第57位（中央电视台），只有5家进入前100强，进入500强的中国品牌中约有60％排在第300名以后。 织梦好，好织梦

（六）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发展史表明，经贸强国既是贸易大国，也是资本输出大国。英、美、日都曾利用对外投资扩展海外市场，争夺原材料和应对国内利润率下降、本币升值以及外国贸易壁垒等问题。例如，在1865—1914年间，英国本土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只占30％，而其他70％的资金都投在海外。当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在海外的销售额、总资产和出口额对跨国公司母公司与母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商业意义。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2014年美国以3370亿美元高居对外FDI的第一大国，占全球FDI流出量的25％；日本、德国分列第四、第五位。 copyright dedecms

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猛。2014年中国FDI流出量创造了1160亿美元的新高，增速超过了FDI流入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居第三位。目前，中国对外投资方向已由资本净流入国转变为资本净流出国，对外投资方式从绿地投资向并购投资、股权投资、证券投资等拓展，对外投资领域从能源、矿业、商贸业等传统部门向战略性资产、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拓展，对外投资主体从大型国有企业向主权财富基金、民营企业、私募基金和投资银行等多元化参与扩展，对外投资模式从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向全产业链产能合作拓展。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上的对外FDI将继续保持快速的增长。 织梦好，好织梦

但是，中国依然是一个新兴的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FDI流出量占全球的比重为8.6％，是美国的约1/3。此外，虽然中国已是全球第五大跨国并购购买国家，总金额占全球的比例达到10％，但也只有美国（22％）的一半左右。如果以FDI流出存量衡量，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中国在全球的占比仍只有2.8％，远低于其他历史悠久的对外投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24.4％）、西班牙（7.5％）、德国（6.1％）、英国（6.1％）、瑞典（6.1％）和日本（4.6％）。 织梦好，好织梦

（七）金融与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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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强国同时也是金融和货币强国。英美等国利用其金融和货币优势不仅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利益，还利用其货币交易计价、支付手段和国际储备的职能，增强了本国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定价权与主导权，并为其庞大的进口需求和对外投资提供融资便利。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瓦解，但美元在当今世界上所处的支配性地位仍然是维护美国经济与贸易领导地位的最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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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以来，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地域步骤和“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功能步骤不断稳步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14年12月人民币已跃居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和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至2015年5月末，中国已与世界上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与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卢森堡等地设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并推出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中国还在上海自贸区试行开立“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试图在境内加快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力促人民币国际化和深化金融开放。中国所倡导成立的金砖新发展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更是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改变全球金融与货币治理体系的坚定意志。IMF即将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篮子货币中也预示着人民币必将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不可逆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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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应该看到，中国在金融与货币领域上的崛起将比贸易和投资领域面临更加强大的挑战。2014年，人民币作为国际流通货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只有约2％，而美元则高达45％；在全球贸易融资中，人民币的使用占比为8.7％，而美元则为81％；美元与欧元在国际官方储备中的份额分别约为65％和20％，而IMF目前还未将人民币包括在各国的官方储备统计中。据中国银行推算，人民币占当前国际储备的比重大约为0.1％～0.3％。此外，当前中国的对外投资中也只有18％使用人民币。

（八）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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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经贸强国还必须具备稳定、成熟、可预见和可持续的商业环境。它包括透明度、政府效率、公共服务、国内规制（包括环境、劳工、反垄断等）、信用制度、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反腐败、争端解决、消费者保护、打击犯罪等广泛的经济、社会与法律要素。良好的营商环境将有利于加强综合竞争力，从而促进对外贸易与吸引外国投资。当前，各国都在保障安全与公平的前提下致力于改善本国的营商环境以减低商务成本、放松管制和提高经济效率。 织梦好，好织梦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发布的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总共14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综合排名为第28位。在其测度的12大类指标中，“制度”一项基本代表了营商环境因素，中国位居第51位，落后于其综合排名。其中在该项目下排位靠后的指标包括：投资保护（第110位）、公司治理（第105位）、会计标准（第80位）、保护小股东利益（第71位）和法律效率（第66位）。此外，根据另外一项被广为引用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在总共18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综合营商环境排在第90位。其中的各项细分指标排位分别为：开业（第128位）、建筑许可（第179位）、电力获得（第124位）、产权注册（第37位）、信贷获得（第71位）、保护少数股东（第132位）、税赋（第120位）、跨境贸易（第98位）、合同实施（第35位）、解决破产清算（第53位）。综合上述两个较权威的研究与调查可知，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创新能力、金融资源可获得性、政府效率、税率与税制、腐败、政策连续性等方面仍然有待提高。而这些恰恰是TPP和TTIP谈判所试图通过达成“边界后措施”规则而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将会面临艰巨的压力与挑战。

（九）国际经贸规则与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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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贸强国的优势还体现在对制订贸易规则与纪律、管理贸易联盟和组织协调贸易谈判的权威与能力。美国在此方面的“软实力”就表现为在战后构建了以GATT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在1995年成功地将其升级为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型国际贸易组织——WTO。四个最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即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称为“四方”（QUAD）构成了1986—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核心集团，主宰着谈判进程与最后协定成果。在从2001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中，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已成长为不可忽视的谈判力量，但在许多关键议题上，美欧仍作为“实质性少数”决定着谈判的最后命运。此外，美国还试图将包括“新加坡议题”（贸易便利化、投资、政府采购透明度、竞争政策）在内的贸易新议题与规则纳入WTO多边体系。当它们在多哈回合中受阻后，美国又另辟蹊径，通过与贸易盟友发起雄心勃勃的TISA、TPP和TTIP谈判而打造高标准的“21世纪贸易协定”，从而试图掌握以“规制融合”为重点的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高点和控制权，并谋求最终形成一个3.0版本的全新的多边贸易制度。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总的来说体现为先是接受现有贸易规则、履行议定书承诺和积极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后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立场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多边谈判，但同时也表现为谨慎、低调和克制。在目前的多哈回合中，中国虽已是重要的10个“兴趣相关方”（FIPs-plus）之一，但还不是最关键的角色，这多与中国的利益考虑和所采取的策略有关。不过，另一方面，在2010年与东盟达成历史上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FTA）后，中国在“区域主义”上表现得突飞猛进，并将其作为扩展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经济外交工具。中国近来与瑞士、韩国、澳大利亚达成的双边FTA协定以及与美欧正在进行的BIT谈判都涵盖了诸多前沿性的贸易与投资新议题与新规则，中国还在APEC地区倡导建立地域范围更辽阔、标准质量更高的区域性贸易安排（如RCEP和FTAAP），表现出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续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态势，同时也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在已签署实施的FTAs中对“下一代贸易政策”议题的覆盖率与承诺率（分别为21％和8％）大大低于美国（分别为37％和24％），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对全球性和区域性高质量经贸规则的执行力和领导力。 本文来自织梦

（十）抵御风险的能力

国际经贸强国不但要具有在经济繁荣时期的强大成长力，而且还要具有在遭遇经济危机或受到外部冲击时抵御与化解风险的能力。英美两国均在历史上出现过由于无法摆脱战争、能源危机、货币冲击、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等所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而渐渐失去贸易霸主的地位。正像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所描述的，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还在孕育着许多新的风险，只有直面与应对这些风险的国家才可能成为国际经贸强国。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全球性经济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包括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中国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经济刺激政策恢复了增长，扭转了贸易与FDI暂时下降的不利局面。中国目前具有很高的储蓄率（占GDP的51％）、较高的经常项目盈余（2197亿美元，占GDP的2.1％）、充足的外汇储备（3.5万亿美元）和较低的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2.3％），相比其他国家也具备更大的财政、货币与汇率政策刺激空间。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在贸易政策上也积累了包括出口退税、汇率调控、补贴、出口税、贸易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措施在内的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做法。此外，中国渐进式地放开资本账户和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的改革也减少了短期贸易与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测风险。 织梦好，好织梦

不过，与此同时，中国在面对外需持续下降而内需不振、能源等大宗商品剧烈波动、国内成本上升与规制强化使外资转移或撤退、国外“两反一保”等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美国利用TPP实施遏制与对冲中国发展等风险方面还需采取更加有力的预警与应对措施。

三、中国建设国际经贸强国的战略

（一）中国迈向国际经贸强国的独特背景与条件 织梦好，好织梦

正像国际贸易史中所发生的几次权力与地位的“世纪转换”一样，中国也正在雄心勃勃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奋勇迈进。但这条道路是不平坦的，与历史上贸易强国的崛起相比，中国面临着迥异的背景与条件。

首先，在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竞争激烈的世界中，中国已不太可能复制英美当年在国际贸易中高度垄断的地位和显着的支配力。英美两国在其鼎盛时期占当时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曾高达约1/3。当前，中国货物贸易在世界的占比为11％，服务贸易的占比为7％。尽管中国对外贸易在未来仍然有扩展空间，但随着发达国家对贸易竞争的愈发关切以及众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中国很难再现昔日贸易强国的超高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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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在未来迈向贸易强国之路上会面临诸多重要的国际制度性约束与限制。这包括：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下所要求的贸易自由化与对数量限制、补贴等政策的管制，全球经济再平衡压力下缩小贸易盈余的压力，多边宏观经济协调机制（如G20）下通过汇率贬值刺激出口的局限性，国际气候变化框架下的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压力，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下的资源供给瓶颈。这些在当代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下复杂的瓶颈条件都是历史上贸易诸强所不曾或较少受到束缚的。荷、英通过战争夺取贸易权力以及德、美、日在发展早期通过保护国内市场而获得最终贸易壮大的做法在当下也更无实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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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当代全球经济与贸易的生产、技术、商业和组织模式都发生了迅速变革，使国际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与不确定。作为贸易、投资、服务、生产的一种综合体，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将国际竞争方式从“各国生产、全球销售”转变为“全球生产、全球销售”，从在整个产业上的竞争转变为在产品某个环节、任务和功能上的竞争，从要素存量竞争转变为要素流量竞争，从区位优势竞争转变为供应链的网络外部性竞争，从要素和市场竞争转向资产与营商环境竞争。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技术革新日新月异，跨境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等商业模式变革风起云涌，垂直专业化、外包、合同制造等生产组织模式变革层出不穷。这些变化带来了后进国更多的赶超与成功的机遇，但同时也对精明与富有弹性的政策反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织梦好，好织梦

最后，中国还会在一定时间内受到当前超级强国——美国的遏制。历史上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贸易霸主的重要原因除了美国自19世纪末自身的强大崛起外，还得益于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严重消耗。日本也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构成了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但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却使日本自废武功。如今，美国在经济增长与国际事务中虽已露出疲态，但依然是当今世界军事、经济、科技最强大的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它不会让出世界秩序的战略领导权与管理权。中国也必须学会在一个多极、共治、共赢的世界中与美国发展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为自身成为经贸强国创造更加有利与宽松的外部环境。 copyright dedecms

（二）中国建设国际经贸强国的方略与重点措施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为实现国际经贸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应将增长、转型与改革作为三大经贸战略的重要支柱。

在增长方面，通过对外投资与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继续巩固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利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推进电力、轨道交通、通信设备、船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等装备制造业和大型成套设备的出口，并通过对外投资促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构建公共信息平台与第三方交易与服务平台，培育全球供应链集成商，帮助更多中小微企业开辟国际市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转型方面，要实现从巨额贸易盈余到“常态化”贸易平衡贸易收支转型，从数量化增长到质量化增长的贸易结构转型，从集中化关系到多元化关系的贸易方向转型，从价值链低端到价值链高端的贸易模式转型，从以价格为核心的传统竞争优势到以技术、质量、品牌、服务、生态和文化为核心的新竞争优势的转变。由此，中国最终要从以依靠数量扩张、价格竞争、高中间品进口投入、低技术附加创造、外资加工与生产支撑为典型特征的传统贸易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创新驱动与可持续发展友好型为典型特征的新型贸易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中间产品和生产要素）贡献度不断提高，国内企业主导对外贸易，贸易增长主要依靠产品（新）种类与产品质量的提高，出口的真实技术含量（依靠自主创新）不断提高，贸易条件呈现出明显改善趋势。 本文来自织梦

在改革方面，重点要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它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实施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继续深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建设好中国式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双边投资协议、加快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和新议题谈判、完善我国商务立法改革；二是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包括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三是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优势，包括增强产业综合竞争新优势、发挥全方位开放新优势、构建营商环境新优势、培育贸易规则与标准制定新优势。与传统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相比，新体制要特别关注以下改革领域：由注重微观企业的改革转变为注重政府自身的改革；由着力外贸体制改革转变为着力外资体制改革；由单纯鼓励出口转变为更加重视进口；由利用外资转变为更多鼓励对外投资；由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第一代”贸易政策转变为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由沿海地区率先开放转变为内陆沿边地区全面开放；由单纯的国际经贸合作转变为对接国内产业与区域发展需求；由劳动力成本、土地、要素资源等传统区位优势竞争转变为以营商环境和法治为核心的新型制度优势竞争；经济飞地由政策优惠的洼地转变为制度创新示范的高地；由依赖多边贸易体制动力转变为高质量FTAs/BITs驱动。

建议将以下几个问题作为实施中国经贸强国战略的重点与优先领域： dedecms.com

第一，重新评估、审视与制定突出发展新导向的经贸政策目标。应立足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前沿理论、先进理念与宝贵经验，做好经贸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底层实施框架。将以往实施的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科技兴贸战略、“走出去”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等经贸发展战略进行系统的盘点、评估与整合。新的总体战略应以提升价值链和产业链为导向，注重融入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统筹考虑诸如产业升级、民族经济、自主创新、经济安全、社会政策、减贫等发展目标，兼顾遵守全球与区域贸易协定和规则。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二，强化经贸政策决策与执行的协调机制。完善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目标协调、政策措施协调和组织机构协调。建议设立国家产业、科技与贸易委员会统筹协调制订与实施通过自主创新发展提高战略新兴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和贸易竞争力的一揽子政策，完善高级别领导下的更有效的部委级协调联席会制度以制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参与国际重大经贸谈判的具体政策措施。建立部级工商咨询委员会与专家委员会一道对实施经贸强国战略提供意见与建议。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三，完善对外经贸考核与监控度量指标和数据。在传统的贸易与FDI规模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增加值贸易、贸易质量、大宗商品和真实性FDI流量与类型的数据库建设，从而增强对经贸发展的监控、分析与预测能力。优化对外国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评估与监控，建立企业和贸易商对外国壁垒措施的报告采集与分析系统。加强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关于本国攻势利益和守势利益的行业与部门性竞争力分析和风险分析。深入分析相关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规则与条款对我国经济的前瞻性影响。 dedecms.com

第四，重点实施质量立国和技术强国战略。实施“中国品质”工程，采用国际先进质量标准，建立国际认可的产品检测和认证体系和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完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严厉打击出口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完善研发补贴、融资和信用保险支持，扶持和鼓励“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的高品质货物和服务产品出口。实施“国家品牌”项目，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和跨国公司。鼓励中外联合进行新技术研发，支持国内企业通过自建、合资、合作等方式设立海外研发中心，鼓励跨国公司和境外科研机构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深入推进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建设，建立优势产品出口基地和国家产品设计中心。

第五，确立对外经贸的新优势与新利益。在科学分析与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各经济部门的竞争优势，从而选择确定优先发展领域以及国际谈判中的相应出要价。例如，可考虑在农业部门中重点发展蔬菜、花卉、水果、鱼类等农产品，在制造业部门中优先发展高铁、能源、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等，在建筑业部门加快发展工程承包与劳务承包，在服务业部门中优先提升发展电子商务、中医药、新媒体等。同时应重视开放过程中的新利益问题，主要体现为自然人流动、反倾销、出口管制及投资安全审查等。 copyright dedecms

第六，创造对外经贸发展的新动力与新机制。一方面，应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入，继续加快WTO多哈回合谈判，推动TISA、ITA Ⅱ、GPA、EPA等多边贸易协定；继续加快RCEP、FTAAP等区域经贸协定谈判，建立高标准FTAs网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继续推动中美、中欧BITs谈判。另一方面，应加快内部制度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推动以行政审批制度、贸易便利化、投资体制、服务业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离岸金融等为制度创新重点的自贸试验区建设，鼓励各类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专项示范区、综合试点与基地建设，总结可复制的经验与做法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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