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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探寻价值链影响因素，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文章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DI）视角，运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出中国工业行业价值链（GVC）地位指数，回归分析了FDI对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并阐述了其影响价值链地位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FDI显着促进了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中，按FDI动机分组，市场导向型FDI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显着，而出口导向型FDI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有限；按FDI来源地分组，来自港澳台地区的FDI价值链升级效应更突出；按东道国行业制度环境分组，较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放大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按行业要素密集度分组，FDI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FDI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升级作用并不显着。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前向溢出途径实现其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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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FDI 价值链升级 异质性考察 水平溢出效应 垂直溢出效应

一、引言

根据传统贸易理论，一国产品的完整生产环节在其内部，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方式只涉及最终产品之间的交换，此时，国际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过程逐渐解体，不同企业根据各自要素禀赋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不同生产环节由此分布于不同国家或地区（Antras和Chor，2013），产业内贸易跃升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国际分工体系亦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逐步演变为产业内分工，进而延展细化为不同工序、增加值环节之间的分解，形成全球价值链（GVC）体系（Baldwin，2012）。在这一体系下，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依据各国要素禀赋和价格差异在全球进行配置，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均可以被利用，传统比较优势由静态转变为动态（Feenstra和Hanson，1996）。全球价值链发展引致的动态比较优势为一国参与国际投资提供了新的动力，各国把节点企业安排在不同国家（裴长洪和郑文，2011），通过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汲取众家之所长，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当前，全球超过半数的制成品进口属于中间产品（包括初级产品、零部件和半成品），超过70％的服务进口属于中间服务，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80％左右，几乎每条全球价值链的形成都离不开企业的国际投资行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投资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主动脉。 copyright dedecms

引进外资作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途径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其进入我国数量不断上升。201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高达1356亿美元，居世界前列。外资大规模进入使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冼国明和徐清（2013）认为，外资进入在较大程度上着眼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意味着外商投资转移的多为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环节。葛顺奇和罗伟（2015）同样指出跨国公司进入虽能增加高资本、高技术产业占比，却可能无益于提升高资本、高技术工序占比。由此看来，我国易陷入“比较优势”的分工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另有研究认为，FDI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但因外资动机差异、外资来源地差异及东道国特征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影响。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指出市场导向型FDI具有较大程度的水平溢出，而出口导向型FDI的垂直溢出效应更强。张成等（2016）利用中国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展开分析，发现韩国、新加坡及其他国家投资的溢出效应均大于G7投资和港澳台地区投资，且除港澳台投资外，其他来源地FDI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均大于内陆地区；何兴强等（2014）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显着，同时指出适度的外贸依存度有助于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技术进步作为价值链升级的一种表现形式（Humphrey，2004），从该角度来讲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推动作用。有鉴于此，外资流入对我国价值链升级作用究竟如何?是否因外资进入动机、外资来源地差异及东道国特征而具有异质性?我国应如何吸引和选择外资以最大化其价值链升级效应?以上问题的回答，不仅为客观评估外资进入成效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丰富了价值链升级因素的研究。 dedecms.com

综观已有文献，关于价值链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关于价值链地位的测度。Porter（1985）率先提出企业价值链概念，自此关于价值链地位测度的研究层出不穷。Hummels等（2001）首次提出垂直专业化测算方法（HIY方法），即利用一国贸易体现的国际生产链中国外增加值情况反映该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在此基础上，Koopman等（2008，2010）提出KWW和KPWW方法，更系统地测算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贸易情况。与以上利用贸易增加值反映一国全球价值链位置不同，Antras和Chor（2013）提出产业下游度指数，利用一国投入产出表测算某个行业在价值链上与最终产品的加权距离，以此衡量一国价值链地位。国外学者对价值链指标的测度为研究中国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继而一部分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所处价值链位置，多数研究表明我国价值链地位呈逐步攀升趋势，但仍处于低端环节（樊茂清和黄薇，2014；程大中，2015）。另一方面，关于价值链升级因素的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价值链升级本身就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刘仕国等，2015）。Agostino等（2015）通过比较意大利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创新能力与国际市场渗透能力是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与之不同，国内学者则将影响价值链升级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垂直专业化与制度质量。有关垂直专业化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参与国际分工对我国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姚博和魏玮，2012）；另一种观点认为参与国际分工对我国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具有一定条件性（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关于制度质量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改善制度质量有利于一国价值链升级（戴翔和郑岚，2015）。除此之外，陈启斐和刘志彪（2013）、刘斌等（2015）分别从外包和OFDI视角对我国价值链升级进行了研究，为我国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启示。 内容来自dedecms

本文建立在上述文献的研究基础之上，但在研究视角、数据和方法上与之前的研究有所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本文重点在于异质性分析，不仅考虑到行业性质差异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同时分析不同来源地、不同动机的FDI及东道国差异性制度环境对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通过检验机制途径，深化对FDI与我国价值链升级之间关系的理解。其次，在数据方面，以往文献大多采用1995～2011年WIOD数据，其中报告了40个国家35个部门的相关指标，本文采用2016年更新的2000～2014年数据，新增3个国家和21个部门，所含数据更全面且同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匹配度更高。除此之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摒弃了以往文献使用贸易增加值作为价值链地位的衡量方法，采用价值链地位指数作为我国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标，同时反映我国行业的增值能力和与最终产品之间的距离，更全面地反映我国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理论综述与基本假设

当前，全球价值链体系主要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Baldwin，2012）。在“微笑曲线”的上游和下游，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掌握核心技术、建立全球营销网络及售后服体系获得高附加值（Dixit和Grossman，1982；刘斌等，2015）。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环节，主要依靠劳动力优势参与简单组装加工环节。Humphrey（2004）认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每一环节均对应不同的技术层级，价值链升级的关键要素即为技术能力的提升。我国若想从“微笑曲线”的底部转移到顶部，则必然需要技术进步的支持。FDI作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一种形式，同时又是重要的技术转移方式，其进入毋庸置疑会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升级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实际作用却因FDI类型及东道国特征而有所差异。有鉴于此，本文分别从FDI动机、FDI来源地、东道国行业制度环境、东道国行业类型四个异质性特征出发，考察FDI进入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copyright dedecms

1.不同动机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

根据投资动机不同，可以将FDI分为市场导向型（水平型）FDI和出口导向型（垂直型）FDI（Markusen，1995）。前者目的在于以更迅速和低成本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所生产产品在东道国销售；后者旨在依据各地生产要素价格将生产环节分布于不同国家，其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对中国来讲，出口导向型FDI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理论上而言，不同动机FDI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升级具有差异性影响。首先，从FDI本质差异来看，市场导向型FDI目的在于抢占我国市场，凭借其高技术和低成本优势较大程度地加剧了行业内市场竞争（王恕立等，2014）。内资企业为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技术引进或技术研发获得技术进步（傅元海等，2010），引致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为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了动力支持。相较市场导向型FDI，出口导向型FDI旨在利用我国比较优势，与同行企业间竞争较弱，但其性质决定了与上游行业联系更为紧密（王恕立等，2014）。一方面，通过向上游供应商要求高质量中间投入，倒逼相关企业进行技术转移或创新，推动上游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为协助上游企业达到其对中间投入品的质量要求，为上游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帮助与其直接联系的上游企业率先获得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王然等，2010），进而通过行业内竞争效应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推动上游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然而，出口导向型FDI大多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此类行业技术能力较差，易对外资所转移技术产生依赖，一定程度上抵消了FDI对上游行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故从投资动机的本质差异来看，市场导向型FDI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升级的推动作用更大。其次，从产品流向来看，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流入国内市场，其中部分作为中间投入进入品下游生产环节，下游企业通过吸收固化于中间产品中的技术和享受上游外资企业全套售后服务获得技术和知识溢出（王然等，2010），对其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而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生产产品多用于出口，同国内下游行业联系较弱，不利于下游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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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出口导向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市场导向型FDI作用相对更大。

2.不同来源地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 dedecms.com

中国吸引外资从来源地角度看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即世界外资的重要输出国并不是中国外资的重要来源国，而周边地区对华具有投资偏好（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2015年中国实际利用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外资占中国外资总额82.5％，其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外资占比高达70.34％，来自其他国家的外资所占比重较低，但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外资凭借其来源地不同特征对我国行业价值链位置具有明显差异性影响。首先，从技术水平角度来看，来自港澳台地区外资多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为目的，一般采用标准化技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或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技术水平有限（毛日舁和魏浩，2007）。而来自其他国家外资携带更先进技术，故在行业内具有更好示范作用，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但这些外资较高技术水平意味着其同内资企业间存在较大技术差距，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有限，减弱了外资技术溢出（谢科进，2015）；另一方面，较大技术差距导致内资企业更多采用技术转移而非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导致内资企业对外来技术产生较大程度依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来自其他国家外资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其次，从制度距离角度看，来自其他国家外资企业成长环境同国内企业差距较大，这一方面导致外资企业在组织管理和文化积累方面同内资企业存在较大差异，难以融入我国市场；另一方面，较大的制度差距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营需付出较多额外成本，削弱了其竞争优势，导致外资企业通过竞争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较弱。相比之下，港澳台地区投资企业同内资企业在语言、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本土企业较为接近，其产品与本土企业产品竞争更激烈（杨红丽和陈钊，2015），利于推动内资企业技术进步，提高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内容来自dedecms

假设二：不同来源地外资对我国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均具有推动作用，但其相对大小并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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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制度环境下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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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经济开放过程中，不同行业改革开放次序和程度具有显着差异，同时政府根据各行业特点对其实施不同程度的政策干预，导致不同行业间制度环境存在差异，进一步造成FDI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升级作用的异质性。首先，较差的制度环境往往意味着过多制度约束，“对国内私人部门的制度性歧视”和“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两个方面最为突出（张宇，2009）。其中，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同外资进入存在直接关系。一方面，超国民待遇降低了外资企业进入成本，外资企业不需要携带高水平技术便可以弥补其在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不足，极有可能催生相当数量技术落后FDI或“假FDI”（蒋殿春和张宇，2008），进而削弱FDI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升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受优惠政策吸引的FDI目的在于利用政策优势降低生产成本而非为了方便进入我国广阔市场，故其中多为出口导向型FDI，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升级的推动作用较弱。其次，较差制度环境下的差异性政府政策（即政策扭曲）造成资源配置不当（Bartelsman等，2013），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凭借政策干预赋予的特权获取超额利润，生产要素在逐利动机驱动下纷纷涌向国企和外企，国企获得丰富要素却因其生产效率低下而导致资源浪费，而私有企业因制度劣势得不到资本，致使整个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利于价值链地位提升。此外，在较差制度环境下，解决法律争端消耗较高的时间和物力成本，外资企业较少同内资企业就中间品买卖签订合同（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因此同本土上下游企业关联度较弱，导致其技术溢出较少，不利于推动我国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 内容来自dedecms

由以上分析可知，较差制度环境削弱了FDI价值链升级效应。而较好制度环境下，以上问题均得到缓解。首先，外资企业享受较少优惠政策，需更多利用其技术优势而非政策优势提高竞争力，产生更多技术溢出，进而较大程度推动我国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其次，较好的制度环境意味着政策扭曲程度较轻，这一方面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另一方面可以激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通过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推动其价值链地位提升。此外，在较完善的制度环境下，法律争端的解决更便捷，外资企业更愿同国内上下游企业进行交易，对上下游行业产生更多技术溢出，具有更大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内容来自dedecms

假设三：较好制度环境下，FDI对我国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4.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 内容来自dedecms

外资进入在我国不同行业存在较大的选择性，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价值链影响也有所差异（赵文军和于津平，2012）。首先，FDI质量取决于其进入行业的技术能力或竞争能力，若内资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或竞争能力，则外资企业倾向于将更先进的技术与更新的产业转移进来，有利于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洪世勤和刘厚俊，2015）。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水平较低，其吸引的外资多以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目的，所携带技术水平同国内行业较为接近，只能产生较为有限的技术外溢，即外资进入不利于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等特点，而且吸引外资技术含量较高，技术溢出效应较大，更利于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次，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吸收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有所差距。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外资所投资的企业多为加工组装型企业，其技术更新和赶超更多取决于国外母国公司的全球决策（陈晓华和刘慧，2014）。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不能有效吸收外资携带的技术；另一方面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易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不利于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相比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本身技术水平较高，具有较好的技术吸收和消化能力，加之该类行业内企业更为关注技术、知识和管理等要素对产出的作用，拥有并能够创造更多接触FDI先进技术的机会（赵文军和于津平，2012），因而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更易获得较大程度的技术进步，促进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外资自身技术水平有限及所进入行业吸收能力不足阻碍了其对该行业的价值链升级效应；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自身技术水平较高，不仅具有吸引高质量外资能力，同时能较大限度地吸收外资内含的先进技术，故外资进入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链位置的攀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内容来自dedecms

假设四：FDI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促进作用有限，而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copyright dedecms

三、模型构建、变量及数据说明 织梦好，好织梦

1.构建计量模型 copyright dedecms

本文旨在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将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GSi=c0+θ×lnFDIi+∑βilnXi+εi（1） dedecms.com

其中，i为中国17个行业，GS是价值链地位指标，外商直接投资（lnFDIi）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εi为随机误差项，lmXi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垂直专业化程度（lnVSS）、出口倾向（lnTendency）、市场化程度（lnMarket）、市场竞争程度（lnPMC）、人力资本水平（lnHuman）、物质资本投资（lnCAP）、国有资本占比（lnCPRO）、规模经济变量（lnScale）、研发强度（lnRD）9个因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指标说明 本文来自织梦

（1）被解释变量

GVC地位指数（GS）。本文借鉴王岚和李红艳（2015）的做法，构建能够同时反映行业增值能力和价值链嵌入位置的GS指数。假设存在G个国家，N个部门，定义k国i部门的GS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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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释变量

1）外商直接投资（FDI）：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课题组（2006）指出，采用外商资本金和港澳台资本金总和衡量，并使用2011年为基期的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在考察期内，工业统计口径均为规模以上，且划分标准较前期也有所变化[1]。本文参考陈诗一（2011）的处理方法，根据1998年和2004年行业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总产值占全部口径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通过构造线性函数计算出2000-2006年行业的调整比例。由于2007年以后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全部口径工业企业比重较大，且目前没有较为合适的口径调整比例，故本文参考孙早和刘李华（2016）的做法，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代替全部口径工业企业数据[2]。 copyright dedecms

2）市场导向型FDI（FDISM）：本文借鉴Matsuura和Hayakawa（2012）及Franco（2013）的思路[3]，用行业销售产值中国内销售份额乘以FDI表示，计算公式为：（行业销售产值一行业出口交货值）/行业销售产值XFDI。 dedecms.com

3）出口导向型FDI（FDISP）：采用行业销售产值中出口份额乘以FDI表示，计算公式为：行业出口交货值/行业销售产值×FDI。 织梦好，好织梦

4）来自港澳台地区资本（HMTFDI）：采用港澳台资本金衡量。 织梦好，好织梦

5）来自其他国家资本（FORFDI）：采用外商资本金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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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1）垂直专业化指数（VSS）：程惠芳等（2014）参考Hummels等（2001）和平新乔等（2006）的做法，采用修订后的VSS指数衡量中国各行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测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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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口倾向（Tendency）：出口贸易是影响行业价值链参与地位的重要因素，本文继垂直专业化指数后，进一步引入出口倾向，采用行业出口交货值占行业销售产值的比重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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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化程度（Market）：本文借鉴金玉国等（2003）的做法，用行业内非国有单位从业人数占本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代表非国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的计算公式为：1-（行业内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从业人数/全行业从业人数）。市场化程度越高，意味着政府对该行业的干预越少，即具有较少制度约束，因此本文采用行业市场化程度衡量该行业制度质量（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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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竞争程度（PMC）：本文用行业中企业个数表示行业内市场竞争程度。 本文来自织梦

5）人力资本水平（Human）：已有文献普遍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水平，鉴于本文的考察时间为2000～2014年，利用已有方法估算人均受教育年限会产生较大误差[4]，且目前没有更精确的估算方法，故本文借鉴孙早和刘李华（2016）的做法，用本行业科技活动人员数比本行业从业人员数表示人力资本水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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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物质资本投资（CAP）：本文借鉴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的做法，以固定资产存量占总产值[6]的比重度量物质资本投资水平。其中固定资产存量的计算参考陈诗一（2011）的做法，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7]。

7）国有资本占比（CPRO）：行业内国有资本占比反映了行业与政府的连带关系（吕越等，2016），本文借鉴刘斌等（2016）的做法，采用国有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衡量这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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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规模经济变量（Scale）：本文采用行业固定资产原值与总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比值衡量行业的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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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研发强度（RD）：本文采用行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8]占总产值的比重衡量行业研发强度。 dedecms.com

3.数据来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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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中国2000～2014年17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9]。其中，价值链地位指标和垂直专业化指标的原始数据来自WIOD；FDI、市场竞争程度、规模经济变量、国有资本占比、固定资产存量等变量所需资料原始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总产值及行业从业人员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国有单位从业人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科技活动人员及科技活动内部支出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表1汇总了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dedecms.com

1.平稳性检验

本文在进行实证回归之前，首先对各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各变量是否平稳。采用LLC检验、IPS检验和Hadri LM检验三种方法分别对模型（1）中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报告于表2。

在IPS检验下，市场化程度（lnMarket）未能在5％水平上通过稳健性检验，但通过LLC检验和HadriLM检验发现，其拒绝了个体单位根和共同单位根假设，且在1％水平上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外商直接投资（lnFDI）、垂直专业化指数（lnVSS）、出口倾向（lnTendency）和国有资本占比（lnCPRO）虽未在5％水平上通过ISP检验检验，但在5％水平上通过LLC检验和Hadri LM检验；人力资本水平（lnHuman）和固定资本投资（lnCAP）虽在LLC检验下未能拒绝个体单位根和共同单位根假设，但均通过了IPS检验和Hadri LM检验。因此，本文判定各序列均为稳定序列，能够使用序列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回归（随洪光和刘廷华，2014）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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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基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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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判断FDI对中国工业行业价值链地位升级的作用，所得结果报告参见表3。OLS回归结果表明，FDI显着促进了价值链地位升级。然而，由于各行业具体情况不同，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产生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而异方差问题的普遍存在意味着模型（1）中的扰动项的方差不再是常数，这在整体上导致OLS回归结果的效率降低。因而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公式（1）进行回归。考虑到FDI与价值链地位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导致OLS结果的有偏和非一致性。根据包群等（2013）的做法，本文选取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GMM）进行进一步检验。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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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M结果显示，lnFDI的系数为0.125，在1％水平上显着，即FDI与中国工业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FDI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转移方式，为我国行业价值链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lnVSS的系数为0.101，通过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表明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中国工业行业的价值链地位有所提升，这是因为参与国际分工是获得技术溢出的途径之一，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通过获得先进技术促进中国行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lnTendency对中国工业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出口中大多为加工贸易，这虽是我国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一种方式，但同时意味着我国企业对外部市场具有较大依赖，因为自主研发能力严重不足，导致行业整体研发水平偏低，不能对行业价值链升级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从而抑制了我国行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lnMarket的系数为0.039，在1％的水平上显着，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高市场化程度下，外资企业享受较少优惠政策，需要向东道国输入更多技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这意味着外资进入能为我国行业提供更多技术溢出，从而促进行业价值链升级；二是市场化环境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对生产率的提升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亦能促进我国行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lnPMC对中国行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目前我国行业技术水平较低，竞争能力严重不足，为在市场中生存只能采用低成本、高消耗的生产方式，不利于其价值链地位的提升。lnHuman的系数为-0.1，通过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其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抑制了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lnCAP的系数为0.017，在5％的水平上显着，即物质资本投资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升级具有积极推动作用。lnCPRO的系数为0.33，通过了10％的显着性水平检验，意味着在中国现阶段的国有资本占比水平下，这一比例的提高利于工业行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lnScale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显着抑制作用，对此，本文的解释是较大的生产规模意味着较大的管理成本，造成效率损失，不利于中国工业行业价值链升级。lnRD与我国工业行业价值链地位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即研发密度对中国行业价值链升级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织梦好，好织梦

3.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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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FDI对中国工业行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是否因外资动机、来源地差异及东道国行业制度环境、要素密集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进一步对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将投资动机分组和来源地分组中不同FDI分别纳入模型进行检验（王恕立等，2014）。运用GMM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报告如表4所示，数据分析如下： dedecms.com

首先，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动机差异分为市场导向型FDI和出口导向型FDI两种，回归结果分别报告于表4第1、2列。lnFDI的系数分别为0.169、0.103，均通过1％的显着性检验，这表明市场导向型FDI和出口导向型FDI对我国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均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但市场导向型FDI对价值链的影响是出口导向型FDI的1.58倍，表明市场导向型FDI对工业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直接验证了假设1。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导向性FDI同国内企业具有更大程度的竞争，倒逼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提高自身竞争力，从而推动行业整体的技术进步，为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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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根据外资的来源地差异将其分为来自港澳台地区FDI和来自其他国家FDI，回归结果分别报告于表4第3、4列。lnFDI系数分别为0.149和0.059，均在1％水平上显着，这意味着来自港澳台地区FDI和来自其他国家FDI对我国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来自港澳台地区FDI的作用幅度更大。一方面，来自港澳台地区资本同中国本土企业在语言、文化、风俗等方面较为接近，同本土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技术溢出程度高；另一方面，来自其他国家外资携带的技术同国内技术具有较大差距，技术溢出相对有限。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来自港澳台地区FDI对国内行业技术水平具有较大幅度的促进作用，从而更利于我国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copyright dedecms

再次，根据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将行业分为较好制度环境和较差制度环境两类[10]，回归结果报告于表4第5、6列。不同制度环境下，FDI对我国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在较好制度环境下，lnFDI的系数为0.265，这一影响是较差制度环境下的2.12倍，即相比较差制度环境，较好制度环境下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更大，验证了假设3。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较好制度环境下，外资企业享受较少“超国民待遇”，这意味着外资为保证自身市场份额需要携带更多技术，进而通过技术溢出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升级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较好制度环境下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对生产率的提升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亦能促进我国行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最后，本文根据要素密集度差异，将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11]，回归结果分别报告于表4第7、8、9列。lnFDI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系数为0.011，且不显着，说明FDI并不能有效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原因在于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FDI技术水平较低且行业本身的吸收能力较弱。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lnFDI的系数为分别为0.162、0.200，且分别在5％、1％水平上显着，这意味着FDI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其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升级作用更为显着，作用幅度也相对更大，验证了假设4。可能的原因是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水平更高，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能力和自身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更强，导致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更大。 本文来自织梦

五、进一步研究：制度环境再考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价值链全球分布目的在于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制度质量的好坏决定了跨国公司在当地生产和经营的交易成本，通常包括信息搜索成本、契约监督和执行成本以及可能产生的企业特有优势流失成本（戴翔和郑岚，2015）。这种交易成本不仅影响流入我国的FDI质量，同时通过影响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经营决策进而影响其同国内企业间的联系，故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地位升级产生影响。根据前文分析，制度环境越好，FDI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越大。那么制度环境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如何实现?Humphrey（2004）认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每一环节都对应着不同的技术层级，价值链升级的关键要素之一即为技术能力的提升。FDI作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一种形式，同时又是重要的技术转移方式，其大规模进入主要通过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Kokko，1992），且垂直溢出又可以分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Markusen和Venables，1999），前向溢出通过为东道国当地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而产生，后向溢出通过FDI企业购买东道国当地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和服务产生（UNCTAD，2001）而产生[12]。那么制度环境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何种途径作为主导?为了探究制度环境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影响的内在机理，本文进一步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1.模型的构建

为了检验上述分析，本文借鉴王班班和齐绍洲（2014）的做法构建如下模型：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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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arket×HFDIi、Market×FFDIi、Market×BFDIi分别为市场化程度与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的交互项。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的计算参照王班班和齐绍洲（2014）的做法：水平溢出（HFDI）用三资企业[13]的固定资产净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比重衡量；前向溢出（FFDI）和后向溢出（BFDI）分别等于水平溢出乘以前向溢出系数αmi和后向溢出系数βim[14]，前者是第i行业向m行业购买的产品占第m行业的比重，后者是第i行业向第m行业提供的产品占i行业的比重。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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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计结果与分析

GMM结果显示，较好和较差两组样本中市场化程度与水平溢出的交互项对行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均不显着，说明制度环境通过FDI水平溢出途径对行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并不大。在较差制度环境下，市场化程度与FDI前向溢出的交互项系数显着为负，而在较好制度环境组，影响影响系数不再显着，说明制度环境的改善通过前向溢出途径显着促进了FDI价值链升级效应。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制度环境改善，企业各项交易成本降低，外资企业更愿意同内资企业签订中间品买卖合同，内资企业通过购买中间品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先进知识和技术获得前向溢出，故前向溢出是制度环境影响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一条重要途径。市场化程度与FDI后向溢出的交互项对行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均显着为正，说明制度环境变化通过后向溢出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并不大。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前向溢出是制度环境变化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影响的主要途径。 本文来自织梦

六、结论 dedecms.com

本文聚焦于FDI的价值链升级效应，试图根据外资特点和东道国行业差异分析FDI对我国工业行业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FDI对我国工业行业价值链地位升级的作用途径。最终得出如下结论：首先，OLS回归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通过WLS、2SLS以及GMM克服异方差、内生性等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其次，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不同投资动机FDI对我国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其中市场导向型FDI的推动作用大于出口导向型FDI；其次不同来源地FDI均具有显着的价值链升级效应，但来自港澳台地区FDI促进作用更大；在不同制度环境下，较好制度环境明显高于较差制度环境下FDI对我国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促进作用；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而言，FDI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没有显着影响，但能够显着提高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地位，且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大于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制度环境对FDI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主要通过前向溢出途径实现。 织梦好，好织梦

参考文献 内容来自dedecms

[1]包群，邵敏，杨大利.环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吗?[J].经济研究，2013（12）：42-54. 织梦好，好织梦

[2]程大中.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产出分析[J].经济研究，2015（0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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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裴长洪，郑文.国家特定优势：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J].经济研究，2011（11）：21-35. 本文来自织梦

[4]冼国明，徐清.劳动力市场扭曲是促进还是抑制了FDI的流入[J].世界经济，2013（09）：25-48.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5]葛顺奇，罗伟.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5（11）：34-48. dedecms.com

[6]毛其淋，许家云.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本土企业成本加成——基于水平溢出与产业关联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6（09）：12-32. 内容来自dedecms

[7]何兴强，欧燕，史卫，刘阳.FDI技术溢出与中国吸收能力门槛研究[J].世界经济，2014（10）：52-76.

[8]陈启斐，刘志彪.反向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3，（11）：68-75. dedecms.com

[9]陈晓华，刘慧.成本上升、外需疲软与制造业技术复杂度演进——基于内外资和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视角[J].科学学研究，2014（06）：86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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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诗一.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1980～2008[J].经济学（季刊），2011（03）：735-776.

[11]程惠芳，丁小义，翁杰.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对中国工业部门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07）：58-70.

[12]戴翔，郑岚.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J].国际贸易问题，2015（12）：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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