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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发布时间:2018-09-26 作者:派智库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 浏览:【字体:

内容提要 文章构建了国际贸易影响分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并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进行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就总体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国际贸易虽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分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贸易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缩小作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扩大作用;就不同地区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国际贸易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并有助于缓解该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内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有不利影响;就分技能的分位数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国际贸易总是在扩大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同时国际贸易有缩小工资分布中的中低端低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这大致印证了上述均值回归的结果。基于以上结论,在贸易促使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即便高技能女性有时也难以从贸易中获得和男性均等的利益,虽然改善女性的个体特征(如受教育程度)有助于缓解性别工资差距的问题,但只有政府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完善社保制度,才能为解决性别工资差距建立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本文来自织梦

关键词 国际贸易 技能水平 性别工资差距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贸易政策对性别差异影响的相关研究兴趣不断增长(Juhn等,2014),尤其是对贸易改革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相对工资和就业这一研究领域更为关注,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改革政策对一国居民生活水平影响的渠道。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占据了重要地位,2013年全国女性就业占就业总数的45%[1]。如果女性不能较好地分享改革的成果,在劳动力市场中得不到相对平等共享的权利,那么将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Rickn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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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20世纪下半叶进行改革开放的国家之一。1978年我国出口贸易依存度仅为9.7%,而2016年为32.7%。与此同时,199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平均工资约为男性工资水平的77.5%,而到2010年已下降到65.8%[2]。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工资差距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有所改善,反而逐步扩大。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的贸易开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女性的相对工资(性别工资差距),这种影响是否均衡作用于不同技能水平的女性相对工资(性别工资差距),其可能的原因何在。对中国贸易开放影响性别工资差距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了解上述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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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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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贸易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研究 织梦好,好织梦

目前,国际贸易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两类: copyright dedecms

一类为支持国际贸易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主要包括H-O-S理论和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前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趋于上升,导致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增加,而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趋于下降(Standing,1999)。而女性作为非熟练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需求增加,相对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性别工资差距逐步缩小(Oostendorp,2009)。后者由Becker(1971)提出,该理论认为企业偏好男性工人。在非竞争市场,企业能负担得起歧视女性所需要支付的高额成本(Ashenfeher和Hannan,1986),然而贸易会导致竞争加剧,降低企业的超额利润,促使企业调整劳动力构成和工资结构,为节约成本,提高竞争力,企业不得不雇佣大量的女性工人,导致男女性别工资差距缩小(Black和Brainerd,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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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为支持国际贸易扩大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主要包括非新古典理论和外包模型。非新古典主义(Darity,1985)认为竞争加剧会促进垄断的形成和产业集聚,导致性别歧视加剧,进而性别工资差距扩大(Berik等,2004)。此外,出口导向型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吸引大量非熟练劳动力流入,非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使竞争加剧,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下降(Korinek,2005),而女性如果在非熟练劳动力中占据较大比重,则会使性别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外包模型(Feenstra和Hanson,1996)认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并出口的产品虽然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低技能密集型产品,但在发展中国家却是高技能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出口越多就会越显着提高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如果女性劳动力的平均技能低于男性,性别工资差距势必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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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贸易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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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外诸多学者通过国际贸易影响性别工资差中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Oostendorp(2009)较早采用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他利用国际劳工组织1983~1999年所获得的161个狭义定义职业的跨国数据进行研究,未发现贸易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证据。Yamamura(2016)使用跨国数据得出,1970~2011年间虽然性别工资差距一直存在,但贸易开放有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在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Black和Strahan(2001)对1976~1993年美国制造业的研究发现,相对于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竞争性的企业能够改善女性劳动力工资,从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然而Autor等(2013)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研究表明中国进口竞争的加剧使得美国劳动力工资下降且性别工资差距扩大。该结论得到了Saure和Zoabi(2014)研究结果的支持。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Palu-Majumder和Begum(2000)使用孟加拉国国1990年、1993年和1997年工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性别工资差距在出口导向型工业中呈缩小态势。而Menon和Rodgers(2009)对印度的研究则发现,贸易开放使得印度制造业性别工资差距有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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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对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近年来开始逐渐出现。刘斌和李磊(2012)利用2002年CHIP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拉大了性别工资差距。魏浩等(2014)基于2002年和2007年CHIP数据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卢晶亮和冯帅章(2015)利用1992~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发现贸易将扩大制造业的性别工资差距,主要表现为扩大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与以上使用家户层面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不同,Chen等(2013)使用2004年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资和出口企业比国内非出口企业明显更鼓励女性就业并且减少性别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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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贸易对于性别工资差距经验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现有文献主要基于总体层面或行业层面的性别工资差距,主要运用均值回归法研究男性和女性劳动力间的组间工资差距,鲜有涉及贸易对分技能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且缺乏贸易开放对分技能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理论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建立了贸易影响分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在理论模型中加入了技能差异参数使得本文对不同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分析更符合现实基础,在此框架下提出贸易影响分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假说;其次,既运用均值回归法考察贸易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也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关注贸易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分布的不同分位点影响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 织梦好,好织梦

二、数理模型的建立与命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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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的基本假设 内容来自dedecms

借鉴Juhn等(2014)的研究方法,假设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一种产品只由一个企业生产,同时假设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高技能劳动力(h)和低技能劳动力(l)两种劳动力。 本文来自织梦

假设出口产品中只有一类最终产品Q,且高技能劳动力(h)生产的产品和低技能劳动力(l)生产的产品分别作为中间产品共同生产最终产品(Mulhgan和Sala-i-Martin,1995),其生产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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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情况中,由于职业分割中的“同工不同酬”使得拥有同样教育水平和生产率潜力的女性被安排到工资较低的岗位,而男性被安排到工资较高的岗位,这种情况在低技能劳动力中较为明显,由于高技能的女性更有可能进入歧视较少的部门工作,因此高技能女性通过选择就业减少了职业分割带来的不利影响(邓峰和丁小浩,2012)。另外,在高技能劳动力中,男性无法过度替代女性劳动力,且在高技能劳动力中女性的谈判能力也较强(刘斌和李磊,2012),职业分割对高技能的性别工资差距并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低技能女性与高技能女性的技能水平差距产生的工资差别就大于低技能男性与高技能男性的技能水平差距产生的工资差别,即低技能与高技能女性之间的技能水平差距较低技能与高技能男性之间的技能水平差距而言要大,因此本文假设t1>t2。 内容来自dedecms

命题2:对高技能劳动力而言,国际贸易自有化程度的提升将扩大男性与女性的性别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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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模型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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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量模型与变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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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国际贸易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本文结合各类文献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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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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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解释变量 dedecms.com

本文对被解释变量个体工资取对数(lnwage)。CHFS调查数据提供调查个体的年工资额,将其取对数得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内容来自dedecms

(2)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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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贸易开放度(tradeopen),以该省出口依存度(出口贸易额除以该省GDP)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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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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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因遗漏影响工资的其他变量而造成估计量在小样本下有偏和大样本不一致的问题,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 内容来自dedecms

1)年龄(age)和年龄的平方(age2) dedecms.com

个体工资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但当达到一定年龄后,个体工资又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呈现“倒U型”的状态。男性年龄的增长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与女性年龄的增长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有所不同(张丹丹,2004)。因此本文加入年龄及年龄的平方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dedecms.com

age=2010-出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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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选取16~60周岁的男性样本以及16~55周岁的女性样本进行统计分析[4]。 copyright dedecms

2)受教育年限(l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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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较为重要,通常高学历对应着工资水平高的工作,低学历往往对应着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工作[5]。Hannum(2005)、Kanbur和Zhang(2005)等人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回报率存在差异。CHFS数据中调查了个体的文化程度,本文将文化程度分别对应受教育年限,“没上过学的”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中专”12年、“大专”15年、“本科”16年、“研究生”19、“博士”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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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按照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对技能水平进行划分,“大专及以上”为高技能,“大专以下”为低技能。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是否为党员(par)、是否结婚(mar)、户籍是否农村(rou)、是否少数民族(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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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中国党员的身份往往比非党员拥有更高的工资;已婚女性可能会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工作时间减少导致工资减少,而已婚男性则可能因生活压力更努力工作,工资提高,因此通过改变家庭中女性和男性在工作角色上的时间及精力分配(Fontana,2003),从而对性别工资差距产生影响;由于中国的二元结构以及政府对农村的大力扶持,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对个体工资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少数民族的身份也可能对个体工资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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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类型(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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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差异也是造成工资差距的原因之一,CHFS对个体职业类型进行了调查,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军人七种职业类型。由于军人的样本量极少且存在样本缺失[6],因此本文未考虑军人这个职业类别。本文采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作为参照组,引入5个虚拟变量。 copyright dedecms

(5)各省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fin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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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进行收入的再次分配对于调整劳动力收入分配起到重要的作用,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的不同也影响着收入再分配的效用,本文引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以考察政府财政支出在不同人群收入再分配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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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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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别工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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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报告了基于全国的分位数性别工资比(女性/男性)。图1显示,性别工资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先从10分位数的0.813下降到25分位数的0.791。再由25分位数的0.791上升至90分位数的0.881。50分位数上的工资较25分位数上升了4个百分点,75分位数上的工资较50分位数上升了2个百分点,90分位数上的工资较75分位数上升了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工资中低端(10、25和50分位数)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相对大于工资中高端(75和90分位数)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7]。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中高端劳动力往往是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中低端劳动力为低技能劳动力[8],由此图1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分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现状。 内容来自dedecms

图2、3、4分别报告了全国、沿海和内陆地区女性和男性的工资核密度(kernel density)分布图。图5、6分别报告了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核密度。从图2~图6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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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无论全国还是分地区(图2~图4),男性工资分布相对于女性工资分布是高峰度且右偏,说明男性工资收入相对较为集中,处于工资中高端的男性所占比重较大,女性中低工资人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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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低技能劳动力中,男性工资分布相对于女性同样也是高峰度且右偏,说明低技能男性工资收入比女性相对更为集中,处于工资中高端的男性所占比重较大;但是高技能劳动力中,女性工资分布相对男性则是高峰度,女性工资收入相对更为集中,且女性工资分布高峰度出现相较于男性出现得更晚,这说明女性工资最集中的工资水平要高于男性工资最集中的工资水平,但我们仍发现处于工资高端的男性所占比重较大(图5~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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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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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各省的进出口贸易额、财政支出和生产总值等宏观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个体微观数据来自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该调查覆盖了25个省[9](直辖市、自治区)29324位个人。本文对主要变量(具体包括各省贸易开放度、各省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工资、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婚姻状况和受教育年限等微观变量)进行匹配,获得样本数为4294个,其中女性1651,男性2643。这些个体的上述主要变量均不存在遗漏。 织梦好,好织梦

4.内生性及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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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归模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和贸易开放度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会影响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工资水平较高或者工资增长较快的地区,贸易开放程度也可能较快。通常使用工具变量降低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如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刘斌等(2012)的研究。本文也考虑选择各省到海岸线最短距离的倒数[10]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首先,各省到海岸线最短距离与贸易开放程度相关,且由于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等原因,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拥有更大的海外市场(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而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差距越来越大(Kanbur和Zhang,2005)也一定程度印证了这一点。其次,各省到海岸线最短距离与个体工资水平无关。因此,本文选择各省到海岸线最短距离的倒数以保证估计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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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1.国际贸易与全国以及不同技能水平下的性别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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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报告了基于全国不同技能水平下的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1)~模型(3)分别报告了全国、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低技能女性贸易开放的系数为0.874,大于低技能男性的系数0.818,说明国际贸易有轻微缩小低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该结论与命题1相反。可能的原因在于,在非技术性劳动力供应充足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妇女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非技术性就业岗位[11],贸易所带来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变化倾向于改善低技能女性的工资状况,缩小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另外,根据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全球化进程被视为是产品市场竞争力加剧,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企业增加对女性工人的雇佣,从而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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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女性贸易开放的系数1.452小于高技能男性的系数2.211,说明国际贸易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该结论与命题2相符。国际贸易会产生有偏的学习效应,由此带来技能型技术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贸易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但由于相应岗位对技能的要求更高、更专业,容易造成“定岗定人”,使得高技能女性劳动力在特定岗位上的流动性小,因此高技能女性难以通过人员流动和职位替换来避免就业歧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技能女性对于工作和岗位的自由选择,减少了其升职加薪的机会,造成高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这样贸易开放带来的工资溢出效应并不能被这两个性别群体平等共享。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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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女性贸易开放的系数1.093小于男性的系数1.189,说明国际贸易提高了全国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水平,但其对女性工资的拉动作用小于男性,因此,贸易开放扩大了全国性别工资差距,如果贸易本身具有技能偏见,且女性的技能水平比男性低,那么男女性别工资差距就会扩大,在分享贸易开放的好处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企业比以往更具流动性(从一个国家移动到另一个国家),那么这种流动的威胁可能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造成进一步向下的压力,而这些低技能劳动力更多由女性组成。另外,由模型(2)和(3)可以看出,贸易对高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作用大于其对低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全国性别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 copyright dedecms

就年龄因素来看,如模型(1)~(3)所示,男性年龄与工资水平呈显着正相关关系,而男性年龄的平方与工资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即男性工资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先增加后减少,而年龄对女性的工资水平影响不显着。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如模型(1)~(3)所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工资水平越高,全国教育回报率为7%~9%,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分别为3%~6%和11%~18%,低技能教育回报率低于9.9%的世界水平[12],且低技能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低于高技能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就全国而言,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比男性高出2个百分点,这说明通过增加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是否党员”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且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高,这说明党员的工资待遇比非党员的要高[13],且党员这一要素在缩小性别工资差距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与Bishop等(2005)、刘斌等(2012)所得结论相同。婚姻在模型(1)~(3)中都不显着。从模型(1)可以看出,相对于商业和服务业人员这类职业,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这三种职业对女性工资的拉动作用较男性为高,这对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有一定的影响,说明在当代中国,拥有体制内的工作和拥有专业的技术是提高女性工资水平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有效途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国际贸易与沿海和内陆的性别工资差距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很多时候不平等来源于区域之间的差别而不是区域内部(Lee,2000),表3报告了不同地区(沿海和内陆)贸易开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模型(4)~(5)分别为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模型估计,可以看出沿海地区贸易对男性和女性工资水平的影响都在1%水平下显着为正,女性系数为0.886,小于男性系数0.900,而内陆地区国际贸易对女性工资水平的影响为负,对男性影响不显着。因此,贸易虽然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但同时扩大了沿海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对于内陆地区,贸易开放对女性的工资收入则有不利影响。内陆市场化程度较低,对贸易开放好处的分享较为困难和滞后,一些产业由于竞争的压力转移至技术更先进、市场更广阔、交通更为便利的沿海地区,而女性的就业和工资在该贸易冲击中首当其冲受到不利影响。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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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男性的影响依然呈现“倒U型”。受教育程度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都对工资水平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且沿海和内陆地区女性的教育回报率都大于男性,这与全国的回归结果一致,因此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提高工资水平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意义重大。“是否党员”对工资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已婚内陆女性工资存在下降的可能。从职业类型来看,对比模型(4)和(5),我们发现,不论是沿海还是内陆,相对于商业和服务人员而言,从事专业技术人员这一职业对女性工资水平的影响都大于男性,且对内陆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大于对沿海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这说明从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将有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同时还有利于缩小地区工资差距,这一结论得到陈建宝和段景辉(2009)研究结论的支持。政府的财政支出对内陆地区及沿海男性显着为正,且其对内陆地区影响系数大于沿海地区。这表明政府的财政支出有利于平衡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对地区间的劳动收入分配差距能起到一定的收入再次分配调节功能,但财政支出对沿海和内陆地区内部性别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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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贸易与性别工资差距的分位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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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报告了不同分位数下国际贸易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贸易开放对女性工资水平的影响在10和90分位数,分别为1.281和1.467,25分位数为1.139,50分位数为1.056,75分位数为1.060,说明贸易提高了女性的工资水平,且在所有女性中,其对工资两端(10和90分位数上)女性工资水平提升更多,即工资分布两端的女性从贸易开放中受益更多。其次,与女性回归结果类似,贸易对男性工资水平的影响基本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影响系数从10分位数的1.197下降到50分位数的1.022,再上升到90分位数的1.502,这说明贸易开放提高了男性的工资水平,且在所有男性中,工资底端和工资顶端男性从贸易开放中受益更多。最后,对比男性和女性的贸易开放度系数可以看到,在10~50分位数上,贸易开放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在75~90分位数上贸易开放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这一结论与Albrecht(2001)、Bishop等(2005)得出的结论类似。虽然贸易提高了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且工资分布两端的劳动力受益更多,但就性别工资差距而言,贸易对工资中低端和工资中高端劳动力的影响有着质的差别。其可能的原因是目前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往往与技能水平相挂钩,工资中低端劳动力往往对应着低技能劳动力,而工资中高端劳动力往往是高技能劳动力。这一结论进一步印证了上文得出的贸易开放缩小低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扩大高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结论。 本文来自织梦

此外,在1~90分位数上都表现出女性的教育回报率大于男性,女性与男性教育回报率的差距在每一分位数上都保持在3%左右,且工资中低端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略高于中高端的教育回报率。这说明提高受教育程度对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以及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在每一工资分布上(尤其是中低端)都有帮助,因此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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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贸易与性别工资差距在不同技能水平上的分位数回归 copyright dedecms

表5和表6分别报告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在不同分位数上的回归结果。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报告了10、50和90三个分位点。综合表5和表6的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在工资分布的不同分位数上,国际贸易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且就女性而言,工资分布两端的高技能劳动力在贸易开放中获益更多;就男性而言,工资分布顶端的高技能劳动力在贸易开放中获益更多。这说明贸易开放偏向工资分布两端的女性高技能劳动力和工资分布顶端的男性高技能劳动力。其次,在工资分布的不同分位数上,国际贸易也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且就女性而言,工资分布底端的低技能劳动力在贸易开放中获益更多;就男性而言,工资分布两端的低技能劳动力在贸易开放中获益更多。这说明贸易偏向工资分布底端的女性低技能劳动力和工资分布两端的男性低技能劳动力。最后,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上,贸易开放总是扩大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对于工资分布中低端低技能劳动力,国际贸易有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但对工资分布顶端低技能劳动力有扩大作用。就高技能劳动力而言,各分位数上性别工资差距的结果印证了上文中国际贸易扩大高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扩大的结论。就低技能劳动力而言,工资中低端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缩小印证了上文国际贸易缩小低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结论。由表6可以看出,由于工资中低端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效应大于工资顶端的扩大效应,因此,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总体呈现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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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稳健性检验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为了使国际贸易对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结果更加稳健,使用各省到海岸线最短距离的倒数作为工具变量,对全国以及不同技能水平下贸易开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检验,回归结果与表2相似[14],可以看出贸易开放缩小了全国的性别工资差距,缩小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其他影响工资水平的要素的回归结果也与表2相似。在使用工具变量检验后,得到了基本一致的回归结果,说明上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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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copyright dedecms

1.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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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了国际贸易影响分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并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进行了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就总体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国际贸易虽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分技能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贸易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缩小作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有扩大作用;其次,就不同地区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国际贸易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并有助于缓解该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对内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有不利影响;最后,就分技能的分位数性别工资差距而言,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国际贸易总是在扩大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同时国际贸易有缩小工资分布中的中低端低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这大致印证了上述均值回归的结果。 本文来自织梦

2.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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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加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国际贸易程度的加深,使得整个社会的竞争更加激烈,受教育程度已然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和谈判能力,可以削弱各种歧视所带来的负效应,有利于提高女性的工资水平。另外,贸易自由化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好(潘士远,2007)也是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拥有了知识,掌握了技能,才能不被贸易自由化的浪潮淘汰。增加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还包括增加在职女性的职业培训,在不断提高她们工作技能的同时也能够帮助她们了解和适应更多其他的工作,以增加其在工作岗位上的竞争力。 内容来自dedecms

(2)国家应加大力度支持内陆地区企业的发展,扩大内陆地区开放力度。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不利于内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且缺少地理优势,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内缺少国家政策的支持,因此政府应在对外开放上对中西部地区加以扶持,把握住“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等新的机遇,提升内陆地区贸易开放水平,推进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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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需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完善对女性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女性劳动者创造更为公平和有效的竞争环境。在关注低技能女性的同时,高技能女性面临的就业环境也需重视,研究结果显示,国际贸易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性别工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玻璃天花板效应”[15],在贸易促使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即便高技能女性有时也难以避免歧视行为(如女性职位升迁的速度和机会更低等),虽然改善女性的个体特征(如受教育程度)有助于解决性别工资差距的问题,但减少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就业和工资的歧视,完善社保制度,才能为解决性别工资差距建立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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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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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昉,张车伟.人口与劳动绿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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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峰,丁小浩.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性别收入差距[J].社会学研究,2012(5):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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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卢晶亮,冯帅章.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劳动者性别工资差距—来自1992~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5(12):15-25.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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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M].人民出版社,2015. 内容来自dedecms

[2]蔡昉,张车伟.人口与劳动绿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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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验判断方法表明:当0<VIF<10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当10≤VIF<100时,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当VIF≥100时,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dedecms.com

[4]根据中国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结合各类文献,本文选择16~60岁的男性样本和16~55岁的女性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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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志国、James Ma(2016)的研究表明,教育与劳动力是否在体制内的单位就职以及个体在单位内的升迁关系密切,而这些则与工资水平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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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研究中军人的样本量为10人,数量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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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Schott(2008)、潘士远(2007)、席艳乐等(2013)的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现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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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valos和Savvides(2006)、刘斌(2012)等都使用类似的方法将劳动力工资水平高低与技能水平高低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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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2011CHFS数据,本文共研究全国25个省份直辖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内陆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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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各省到海岸线最短距离是根据电子地图测量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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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际劳动组织(ILO)2013报告“Global EmploymentTrends 2012:Preventing gtDeeper Jobs Crisis”中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不同性别就业结构的差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80%的女性在相对低技能的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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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ontenegro和Patrinos(2014)的研究表明教育回报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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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与Li(2003)的发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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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限于篇幅,回归结果不予给出,读者若有需要请与笔者联系。 织梦好,好织梦

[15]性别工资差距在工资分布顶端较大在文献中被称为“玻璃天花板效应”(glass ceil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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