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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时间表和路线图，令外界感到预料之中带着惊喜。不意外是因为此前中国高层已在多个公开场合“放风”，要进一步推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并自去年以来已逐步落地了一些开放举措；仍感惊喜的是，易纲所宣布的改革举措如此明晰，连政策落地的时间安排都有了。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曾对金融开放作出过承诺，尽管中国一直在逐渐推进“入世”承诺的实现，但外界对中国的开放进程和深度存在质疑之声。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近年来在华外资机构的经营状况并不十分理想，以银行业为例，外资行在我国银行体系总资产占比一直较低，且自2011年开始逐年下降，外资行的资产利润率也明显低于全国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2017年末外资行总资产利润率为0.48%，仅为全国银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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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不善，固然可能有水土不服的因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政策束缚过多，从入股投资到开立机构再到开展业务，每一步都要有复杂繁琐的监管审批，甚至有个别监管部门对外资牌照的发放还有不成文的数量控制。此轮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一系列举措，核心要义就是要逐步取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一些限制性政策，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对境内外机构一视同仁。

　　深化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仅是为了继续践行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承诺，于中国自身而言，也是促进本国金融业发展壮大的客观需要。正如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多次所说，金融业是竞争性服务行业，保护导致懒惰，损害行业发展，容易产生危机；相反，通过竞争可以改掉过去存在的垄断，国内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与外资机构的同台竞争学到很多内容，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

　　然而，仍有一些保守的声音，担忧外资机构大举进入有损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经历了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壮大后，其资产体量、资本实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强于国际同类金融机构，外资机构想要在市场占有量上实现反超并不容易。但当今的中资金融机构大而不强，在产品定价、风险对冲、衍生品交易、反洗钱管理等多方面仍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准，因此，国内的金融机构需要外资“鲶鱼”进场搅动目前舒适已久的环境，倒逼自身加快能力建设。

　　此外，金融业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在考验着金融监管能力。随着全球金融市场联动的日益深化，金融风险的传递和扩散也愈发快速且难以把控，在开放的同时，更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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