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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成就的政治经济学原因
发布时间：2018-05-02 作者：派智库 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讨论哪些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促成了这个奇迹，较少涉及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变革这样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认为，三个因素决定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功，即中性的中央政府、地方分权和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体制。中性政府保证国家层面的决策不受利益集团的干扰，采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变革；地方分权给予地方官员强烈的发展动力；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体制保证地方官员执行中央的政策，抵消分权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三个因素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来自织梦
关键词：中国经济 中性政府 地方分权 选贤任能 内容来自dedecms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高收入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综合国力更是跃居世界前列。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是全球过去四十年中最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可惜，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给出的解释大都停留在“术”的层面——即指出了促成中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没有触及“道”的层面。所谓“道”，指的是能够促使中国采取好的经济政策、实施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寻找这些根本原因，是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任务。本文希望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努力。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成就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是一个不代表特定社会阶层或集团的中性政府，经由这样的政府，中国的经济政策具有高度包容性，因而有利于全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其二是经济分权，它给予地方政府强烈的财政动力，促使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其三是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体制，它给予地方官员强大的正向激励，矫正分权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本文先剖析现有解释的不足之处，然后再深入讨论这三方面的原因。 copyright dedecms
一、现有解释的不足之处
把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轨迹和东亚成功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做一个比较，可以很容易发现，中国拥有他们成功的共同因素，如高储蓄、高投资、深入的工业化、出口以制成品为主、关注教育，等等。因此，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赶超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没有超出新古典经济学所开出的“药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听任市场起作用，政府什么都没有做；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多数学者不会有异议；但是，对于究竟政府的哪些作用促进了经济增长，学术界的分歧却非常大。下面介绍过去一段时间里比较流行的几个理论，并指出其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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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变革说
纵观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无疑是开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钥匙。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制度变革，其中最显着的是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经济开放市场以及对外开放。价格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从1984年到1994年，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方式，花费十年时间完成了价格改革。随后，国有企业改革登场。相较于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更加艰难，因为它涉及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问题。中国再次花费十年时间，完成了80％的国有企业的改制，为市场经济创造了微观主体。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呼应，民营经济异军突起，成为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的经济主体，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改革推进最快的年代，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文简称“人世”)之后十余年井喷式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中国对外开放标志是1980年创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人世之后又掀起了一个新的开放高潮。如果说人世之前的对外开放是以“引进来”为主的话，人世之后的对外开放就是以产品“走出去”为主——从2001年到2008年，中国产品出口年均增长29％，七年问累计增长了四倍多。 织梦好，好织梦
因此，纵向比较，改革开放无疑是解释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个解释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所奠定的工业、科技和社会发展基础。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的经济虽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但是，成就也是无可置疑的。到1978年，相较于和中国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更深入、工业体系更完整、科技力量更强大、基础教育更普及、预期寿命更高[1]。这些成就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如何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在世界上140多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当中，实行市场经济且实施对外开放的国家(地区)占绝大多数，但是，能够实现赶超的国家(地区)寥寥无几——如果以达到美国人均收入45％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标准，则自1960年以来，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地区)只有11个。这样看来，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可能是经济赶超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经济赶超的充分条件。 内容来自dedecms
2.发展战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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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等(1994)认为，发展战略的转变是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不同经济表现的钥匙[2]。他们区分了两类发展战略，即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前者指的是政府发展超越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后者指的是政府发展与本国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进而，他们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中国采取了赶超战略，而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国放弃了赶超战略，代之以比较优势战略。由于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因而，林毅夫等所指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后续著述中，林毅夫(2014)进一步强调产业随一国的资本—劳动要素禀赋的提高而实现升级的重要性，并认为这符合动态比较优势[3]。同时，他也强调政府在选择产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被普遍认为是“有为政府”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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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产业升级的历史来看，林毅夫等对比较优势作用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个关联背后的机制。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这是政府有意选择的结果。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市场无法自动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完备市场假设下，理论上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市场中的企业不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个结论的。为此，林毅夫(2014)强调了市场的不完备性[3]。但是，这大大弱化了他的理论，因为，此时他的理论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比较优势(因为比较优势会是完备市场下企业的自发选择)，而变成了是否需要政府的问题，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大辩论发生之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早已汗牛充栋。 dedecms.com
另一方面，比较优势说也不得不面对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所有后发国家所做的，都是试图“赶超”发达国家，即在较短的时间里——远远短于发达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所经历的时间——追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赶超有多种形式和多种路径。中国采取的路径是，以牺牲一代人为代价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基础，积累较为强大的科技力量，然后再加人世界大循环，释放潜能。也许这条路径不是最优的，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发展重工业可能是当时的不二选择[1]，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成就显然是过于武断了[2]。
3.中国模式说 dedecms.com
这里的“中国模式”，特指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经济-政治模式。尽管华盛顿共识是在针对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提出的结构调整措施[6]，但后来却演变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名词。与之相对应，中国模式以反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具体内容则见仁见智。一种观点把中国模式等同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特别强调国有经济成分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7]。比如，国有土地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财政迅速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国有企业则可以实施国家战略目标，等等。这些论断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却不一定抓住了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力。显然，如果国有成分如此之重要，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表现不如改革开放之后呢?为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修补措施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概括中国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既否定计划经济，也否定自由资本主义，转而推崇一种国家强力干预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它描述了中国的一些现实。但是，问题还是一样：它是否抓住了中国经济成功的要害所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民营经济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国家资本主义显然无法解释民营经济的崛起。另一方面，以国家资本主义来概括中国模式，也有中了国外反华势力圈套的嫌疑。国家资本主义的后果之一是民众福利受到抑制，因而有悖于经济发展的宗旨。国外一些人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攻击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学者如果坚持国家资本主义，就正中他们的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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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概括中国模式的观点比国家资本主义更灵活。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灵活地应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前面讲过，在纯经济学层面，中国的经济成功没有超出新古典经济学所开的“药方”；但是，中国政府在使用这些“药方”的时候，是经过认真筛选的，而且，实施过程也是渐进的。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汇率制度。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币被严重高估，成为中国“外汇饥渴症”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后，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采取双轨制汇率。官方汇率仍然高估人民币，主要用于控制进口、节省进口资本品的费用；市场汇率基本随行就市，用于鼓励出口。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原理的灵活应用。1994年之后，两种汇率实现并轨，人民币兑美元的价格被固定在8.25元上，直到2005年；之后，人民币进入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但仍然以保持汇率的稳定为基本目标。固定汇率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出口，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代价是牺牲了工人工资的上涨[8]。其他例子包括价格双轨制、国企改制、产业政策，等等。但是，选择性地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东亚成功经济体的共性，所以，用它们来定义中国模式恐怕并不恰当。事实上，学者的任务不是找到一个国家的特性，而是从一个国家的特性中发现普遍性。从这个意义讲，用“中国模式”来解析中国成功的秘密，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取向。
4.文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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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一个国家的成功，文化是比较容易想到的因素。比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从新教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东亚，新儒家也试图用儒家文化来解释东亚经济的成功，但是，比较严肃的经济学分析比较少见。朱天(2016)是一个例外。在拒绝了其他解释之后，他指出，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性因素[9]。高储蓄和较高的公民教育水平的确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中国文化中也的确存在重视储蓄和教育的因素，也有理由相信，这些文化因素对中国的高储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只提供一个样本点，由此得到的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事实上，用文化来解释经济成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研究者论证一种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时候，他无法排除其他文化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比如，马克斯·韦伯把新教文化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就新教而论，他的论证或许没有问题——节俭和勤劳的确是新教所鼓励的价值观——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以新教为主的普鲁士的经济起飞晚于以天主教为主的法国；当然，他更无法预见儒家文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也发挥了和新教一样的功效。就中国而言，用文化来解释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奇迹的一个挑战是：文化自古有之，为什么非得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促进经济增长?文化是一个慢(长期)变量，而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快(短期)变量，但众所周知的是，慢变量是无法解释快变量的。文化也许是重要的，但必须等待另外的“触发变量”来触发，才能发挥作用。 内容来自dedecms
总结起来，以上四种比较流行的解释不仅自身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完整性，而且还都是停留在“术”的层面，探讨的是促使中国成功的具体经济政策或制度，但没有触及“道”的层面，即为什么中国能够采取这些政策和制度。政策和制度都是由组织或个人制定的，具体到中国，就是政府和官员。“道”的问题因此就变成：什么因素促使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制度?什么因素激励官员实施政府的这些政策和制度?本文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本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选拔制度为官员提供了最大的激励，而经济分权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能力的舞台。
二、中性政府 dedecms.com
中性政府是相对于有偏政府而提出的概念[10-11]。有偏政府指的是只代表社会中少数人利益的政府，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依附主义政治(clientelist politics)的产物。依附主义政治也被称为庇护人-代理人(patron-client)政治，庇护人是一些掌握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强势人物，他们给代理人提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好处，代理人反过来给他们提供政治支持，政治因此成为个人之间的交易，而不是为公共目的进行的党派竞争。在依附主义政治主导的国家，执政者的地位取决于他个人政治网络的厚度以及他能够为这个网络中的代理人提供多少政治和经济好处，这样，他就不得不屈服于少数人的利益，无法顾及全社会的利益。弗朗西斯·福山(2015)因此把依附主义政治看作自由民主最大的威胁[12]。在这个背景下，中性政府就显得格外地有意义。中性政府是不与社会中任何利益集团结盟也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的政府。它的中性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而不是说它自己没有利益。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中性政府的优势在于，由于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羁绊，它的经济政策具有很高的包容性，资源配置不容易发生错配，因而比有偏政府更可能促进经济增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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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能否产生中性政府，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政府自身的政治能力(或国家能力)。政治上较为平等的社会更可能产生中性政府，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执政者无需担心任何集团或几个集团的结盟推翻自己的统治，因为一旦谋反发生，他可以和其他力量相当的集团结盟，打败谋反联盟。政府自身的政治能力越高，就越无须担心社会集团的谋反，这样，即使是政治结构不是那么平等，政府也可以保持中性。图1用两个社会群体的例子给出了一个说明。 织梦好，好织梦
图中假设社会中存在两个群体，每个群体拥有一定的政治力量(政治动员、组织以及反抗政府或另外一个群体压迫等方面的能力)，记为vi，i=1，2。政府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力量(政治动员、镇压等方面的能力)，记为v。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出现中性政府呢?如果两个群体之一拥有比政府还强大的政治力量，则这个群体就可以俘获政府。此时，只有当政府和另外一个群体结盟，且联盟的政治力量之和大于第一个群体的政治力量的时候，政府才可能免于被俘获。这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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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也不能过于强大，以至于两个群体结成联盟也无法制衡它。所以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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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述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政府就会选择成为中性的。在图1中，轻阴影区域就是中性政府存在的区域。重阴影区域满足式(1)，但不满足式(2)；在这个区域，政府可以为所欲为。中性政府存在的区域是围绕着45°线的一个柱体，在其中，v1和v2之间的差距不能太大，即社会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平等性。另一方面，柱体的宽度取决于政府的政治能力的大小，政府更大的政治能力可以容纳更加不平等的政治结构。这些结论在存在两个以上群体的时候也是成立的[14]。 内容来自dedecms
把上述分析应用到中国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泛利性促成了政府的中性。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等级结构，造就了一个几乎完全平等的新社会；在尔后的近三十年里，这个社会结构不断被加强。尽管这个过程伴随着痛苦，但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实施，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1978年真理问题大讨论为起点，以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为终点，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一个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党演变为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执政党的过程。借用曼瑟·奥尔森(2007)[15]的说法，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泛利性的组织(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即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高度重合的组织。通过这个转变，中国共产党把全社会的积极分子都纳入党内，从而把社会矛盾转化为党内的讨论，并经由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党的大政方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得到加强，从而，尽管社会结构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急剧分化，但党仍然能够保持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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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保持了相对于社会的中性，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就能够放开手脚，采取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政策。在早期，产生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还是可能的(如农村改革)，但很快，多数改革和经济政策都无法实现显性的帕累托改进，而只能实现潜在的帕累托改进，从而，在短期和局部，中性政府采取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可能都是有偏的。最著名的例子是经济特区。显然，在短期，特区只让少数人得益，但是，在长期，特区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有企业改制以及人世也是同样的例子。新近的一个例子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反危机措施。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扩大国内需求是正确的反危机措施，一些国家的做法是给居民直接发放现金，鼓励消费。中国的做法是，各级政府掀起新的一轮投资热潮，扩大生产能力。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不太受民众情绪的左右，因而具有更长远的眼光。
然而，伴随着财富的超高速积累和社会的急剧分化，商业利益集团也悄然兴起，并开始腐蚀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形成政治—商业联盟。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了疾风暴雨式的反腐风暴，目的不仅仅是铲除腐败这颗毒瘤，纯洁党的组织，而且还包括根除政治—商业联盟，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从长远来看，反腐是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归位并继续保持相对于社会的中性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必不可少的措施，也为中国保持长期较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政治保障。
中性政府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央政府愿意采取有利于长期增长的经济政策，但不足以解释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些政策是如何得到贯彻实施的。经济分权和官员选拔制度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分权调动地方政府和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选拔制度则克服分权的负面作用，如地方主义和腐败等现象。下文分别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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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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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在一个单一制的国家里，如何平衡地方积极性和国家的统一，一直以来是困扰中央政府的核心问题之一。自秦朝设立郡县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官僚体系，以行政而不是分封的方式治理这个泱泱大国。从维护国家统一、推行国家意志的角度来看，这个体系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也受到学者褒扬[16]。然而，在许多时候，这个体系压抑了地方积极性，阻碍了社会和经济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面临中央计划和地方积极性之间的权衡问题。“一五”期间，国家财政高度集中，好处是加速了一些重工业项目的上马，坏处是压抑了地方积极性。毛泽东主席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但是，“大跃进”期间的分权导致经济的极度混乱，在此之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一直徘徊在分权和集权之间，直到1977年开始的地方财政包干试验。1980年的财政改革正式确立了财政包干制度。自此之后的十四年间，中央政府和各省签署不同的包干合同，内容根据情况予以调整。地方分权的格局由此形成。 织梦好，好织梦
财政分权是和国家整体的经济分权同步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增长的生力军。地方政府在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彼时，私人企业尚未得到承认，企业家要创办企业，就必须和地方政府联合，因而出现了大批所谓的“红帽子”企业。地方政府为这些企业提供了政治保护伞，同时也帮助它们寻找产销渠道。于是，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企业之间构建了一道保护墙，起到了培育市场、推动改革的作用。为此，钱颖一和温加斯特(Qian&Weingast，2011)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是一种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17]。财政分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成为推动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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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财政包干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中央财政所占份额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即使只看预算内收入，中央所占份额也已经下降到全部政府收入的20％以下，而地方政府还拥有大量的预算外收入。中央对全国的支配能力大幅度下降。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改革借鉴了美国等联邦制国家的制度，把税种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特别地，改革设立了基础税率为17％的增值税，并以75:25的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由于增值税是最大税种，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的预算内收人大幅度提高到50％以上。因此，分税制改革一方面从制度上肯定了财政包干之后形成的财政分权格局，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中央的收入能力。利用这个能力，中央足以在财政上实现对地方的调控，主要手段是对地方的财政转移。在20世纪90年代，财政转移主要以税收返还和项目转移为主，照顾了发达省份的利益，没有起到全国范围内财政均等化的作用。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6年之后，一般转移的力度加大，省际之间的财政差距开始缩小。时至今日，中央对各省的转移支付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80％，既起到了财政均等化的作用，也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copyright dedecms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不是所有实行财政分权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在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分权甚至增加了地方官员腐败的机会。[18]。不可否认，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存在，而且，分权还带来地方保护主义、过度竞争和官员短视行为等问题。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表现仍然好于其他国家?近年来，国际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允许官员腐败是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一把钥匙；2012-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刚好与反腐风暴重叠，因而也被用来佐证这个观点。在现有研究中，有两个理论支持腐败促进经济增长的说法。一个是“润滑剂”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政府规制阻碍经济发展，贿赂官员因此可以起到“润滑”作用，帮助企业绕开不合理的规制。另一个是设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上级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有意为下级保留一些租金，以此来换取下级为经济增长做出努力。但是，这两个理论都无法经受经验证据的检验。就“润滑剂”理论而言，如果被“润滑”的官员并不给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同等的服务，那么，腐败会扭曲资源配置，从而可能降低经济效率。从过去几年的反腐经验来看，被揪出的“大老虎”基本上只和极少数商人交换利益，从而可以推断，他们因腐败而提供的额外服务并不是普适的。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只接受一位商人的贿赂，后者得以在铁路货运领域获取巨额不法利益，成为附着在铁路线上的寄生虫。设租理论的问题就更多，比如，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上级要用腐败而不是其他手段调动下级的积极性，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上级和下级之间的交换可以发生，最为重要的，它误读了中国共产党体制，不了解忠诚、纪律和制度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高度制度化的政党，个人的行动必须置于党纪国法的管辖之下。党具有纠错机制，对违纪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尽管短期内会出现违纪和腐败现象，但在长期纠错机制就会发挥作用，此轮反腐就是一个例子。 织梦好，好织梦
关于分权在中国的良好表现，布兰查德和施莱弗(Blanchard&Shleifer，2001)早就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降低了分权的负面作用[18]。一方面，中央通过各种指令和转移支付手段指导和调节地方的投资和其他行为；另一方面，中央通过人事任免权控制地方官员。两者相结合，中央将地方的目标统一到中央的目标上来。中央对地方的人事任免权是单一制国家的特征，而中国在此基础之上又有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员选拔制度。这是后文要讨论的内容。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四、选贤任能的选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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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荐举制度。地方官员有责任荐举年轻人加入行政体系，为国家输送管理人才。同时，朝廷还实行考课制度，每年派专人到各地考察官员的政绩；考课成绩好的官员得到提升，考课成绩差的官员受到惩罚[19]。但是，荐举制度容易形成任人唯亲的现象，在东汉时期更是演变成门阀制度。到了隋代，中国发明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因而比荐举制更客观，不容易受到个人的左右。由此，中国最先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官系统，并基于这套系统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体系[16]。在当代，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继承和发扬了科举制度中优秀的部分，摒弃了其中不合理的成分。一方面，年轻人可以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行政体系；另一方面，官员的升迁主要是看能力和表现。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并于2002年出台《干部任用条例》，经过2014年1月的修订，这个文件改称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3]，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和选拔程序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条例》确立了“党管干部原则”。在选拔标准方面，《条例》列举了一系列原则，包括：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依法办事原则。各级党委负责实际的选拔程序，《条例》为选拔程序提供了细致的指导。《条例》还规定，年轻官员可以成为考察对象，成为储备干部，并对考察过程做出了详尽的说明。成为考察对象的官员通常被安排在处于同一行政级别的不同岗位上轮岗。除了常规的选拔，公开选拔也是选拔任命领导干部的一种方式，为在非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提供了一个进入政府的通道。 copyright dedecms
对于选贤任能在官员选拔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论。一些研究发现，任期内经济表现更好的官员更容易得到升迁[20-21]，但是其他研究发现，官员和上级的关系可能也起到一定的作用[22-23]。与这些研究只研究一个层级的官员不同，兰德里等(Landry et al., forthcoming)研究了县、市、省三级的官员，发现在低层级的官员当中，经济表现对升迁的作用更大[24]。这就好比一个大公司，在招聘新职员的时候很看重能力和素质，职位越高，则能力所占的比重就越低，其他因素包括人际关系所占的比重就越高。 织梦好，好织梦
然而，目前的研究都集中在经济表现方面，很少涉及官员的其他能力，但在实践中，组织部门对干部的考察是综合和全面的，不只看他们发展经济的能力，而且看他们在促进民生、保护环境以及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的表现。王赫(2017)是一个例外。他研究了创建卫生城市对于官员升迁的影响，发现成功创建卫生城市的官员能够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25]。
总体而言，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满足开放性、竞争性和选贤任能的性质。它是开放的，因为它向所有有志于成为国家管理人才的人开放；不过，它不像民主政治那样提供捷径，而是要求一个人从年轻时候就进人体系，并在其中历练和进步。它是竞争性的，因为职位数量总是小于候选者的人数，要想升迁，就必须和他人竞争。最后，经验研究表明，官员能力在官员升迁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而，官员选拔制度体现了选贤任能的价值取向。获得升迁是官员的一个重要的追求目标，在选贤任能的推动下，官员有动力努力工作，交出一份很好的成绩单。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分权带来的负面作用，包括腐败。从近几年的反腐情况来看，许多“大老虎”在贪腐的同时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实事，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升迁。中国特有的官员选拔体制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分权在中国能够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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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 本文来自织梦
本文对中国经济的成功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这个解释的逻辑是：一个中性的中央政府能够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政策，经济分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官员的积极性，而选贤任能的选拔体制把这个积极性引导到有利于整个国家发展的轨道上来。中国的经验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遏制依附主义政治从而让政府拥有足够的空间去追求全社会的利益，是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第一要务。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在没有经历社会革命的情况下就开始了选举政治，旧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必然会导致依附主义。铲除依附主义的根本措施是改造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但是，在选举政治条件下，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中国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转型提供了一个参考，具体如何转型，还有待各个国家自己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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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适当的财政分权可以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都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地方政府往往只有支出权，没有收入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显然没有动力发展地方经济。给予地方政府收入权是中国财政分权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财政分权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分权可能对于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更加重要。在这些国家，政府财政高度依赖资源出口，因而总是被“资源诅咒”所困扰。如果中央政府继续掌握资源出口，但同时实现分权，地方政府由于不掌握资源出口，就会想办法发展其他类型的经济，从而摆脱“资源诅咒”。 本文来自织梦
其三，给予官员正面激励和限制他们的行为一样重要。西方学术界从人性恶的前提出发，认为限制官员的行为是实现良治的关键。然而，限制只是实现良治的一个方面，在现实中，官员还应该得到正面的激励，以促使他们主动为社会做有益的事情。在中国，官员的升迁就是一种强正面激励。鉴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选举政治，直接采纳中国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一个替代的办法是强化政党政治，发挥政党在选拔干部方面的优势。在这方面，议会制国家比总统制的国家更有优势。在议会制国家，民众选择的不只是政治家个人，而且还是政治家所在的政党，而且，政治家的前途和他所在的政党高度相关，一个党要想长期执政，就必须在党内培养合格的人才。 dedecms.com
当代中国共产党体制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也是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认真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并以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构造新的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中国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进入小康社会；接下来，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成为现代化高收入强国的过程中，中国的软实力必须得到提高。总结中国成功的经验并向世界传播，不仅可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而且可以为世界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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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发展本国重工业，是当时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也是当时多数中国学人的共识。1948年对中国留美学生的一份问卷发现，51.5％的回答者认为，应该通过国有化推动中国重工业的发展[4]。 dedecms.com
[2]姚洋和郑东雅(2008)构建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价。他们的模拟研究发现，通过释放正的外部性，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这个战略持续的时间过长(最优应该是12年)，而且重工业获得的补贴更高[5]。 织梦好，好织梦
[3]全文请见http://222.177.237.213:8000/rwt/ZHONGHONG_JC/http/P75YPLUHN75C6Z5P/jrzg/2014-01/15/content_2567800.htm。 本文来自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