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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部门冲击、经济波动与结构性货币政策

发布时间:2018-07-11 作者:派智库 来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 浏览:【字体: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部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证明在面对部门非对称冲击时通过差异利率的调整将有效降低冲击带来的经济波动程度。将四类货币政策规则分别引入该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发现:相对无差异利率政策,差异利率政策下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受冲击影响而发生波动的方差和区间都更小;当通过央行损失函数对各类货币政策规则进行考察时,除非央行对通货膨胀过度关注,带有常数货币政策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所导致的央行效用损失都是最小的,从而也是理论上最优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规则。 copyright dedecms

关键词:非对称部门冲击 粘性价格模型 差异利率政策 本文来自织梦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dedecms.com

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高速增长,经济部门之间差异化加剧,一些部门如房地产部门成为各类生产要素争相涌入的领域,而其他许多部门则面临着成本上升、技术创新迟缓等问题,增长速度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无论是在宏观经济理论层面,还是在国际货币政策的实践层面,货币政策通常重视总量调节,关注总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而对部门产出波动的关注度远远不够,从而导致对由某些部门产出波动引发的总产出波动的反应滞后,最终扩大了总产出的波动程度并延长了其持续时间。 dedecms.com

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对经济的调节。近年来,针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中央银行更是尝试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化解社会资金“脱实向虚”的难题。例如,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已经引入了中期借贷便利(MLF,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抵押补充贷款(PSL,pledged suPPIementary lending)以及针对“三农”、小微企业推行优惠再贷款政策和定向降准政策,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做了许多尝试。结构性货币政策在重视货币数量调节的同时,更加重视货币利率的引导和调整。尽管央行一直在尝试构建利率走廊机制,致力于推动利率的市场化,同时更加强调差异化的利率体系在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作用,而这种差异化的利率体系在中国的存在由来已久,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进一步对其调控目标、适用范围和操作工具予以调整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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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是存款性金融机构经营的主要产品,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贷款规模和利率也曾受到金融管理部门的严格管制。随着金融市场化的推进,贷款的规模和利率管制逐渐放松。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布,央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迎来了改革的里程碑。但是,央行在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依然强调差异化利率在调节经济结构方面的重要作用,明确规定,为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不作调整。事实上,不仅在房地产领域差别利率得以保持,MLF和PSL等各类带有投向引导性质的贷款利率,也会因央行再贷款利率的调整而发生变动,从而与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产生差异。那么,央行为何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还要刻意保留利率的部门差异化呢?这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需要通过实行差异化利率政策来促进平衡发展;二是一些部门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各类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不利影响,需要通过差异化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冲击予以冲销。需要指出的是,差异化利率带有一定的税收或补贴性质,从理论上来说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但是,信贷途径相对财政途径也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一是信贷实行更为直接,避免了繁琐手续;二是调整更为便捷,可以避过耗时的税收立法程序,能够根据形势变化进行灵活调节。简单地说,差异化利率政策一是要解决发展问题,二是要解决稳定问题,特别是在需要及时反应以熨平由于冲击而带来的经济波动时更是具有财政政策不可比拟的优势。然而,尽管央行一直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也强调差异化利率在结构性货币政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由于过度强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在促发展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在稳产出方面的作用,而恰恰后一方面才是货币政策的真正目标,如此一来,其后果就是使央行在政策操作中缺少一套较为系统、具有目标性和规则性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copyright dedecms

在理论和实证研究层面,主要针对近年来央行的结构性货币目标和政策操作实践,陈炳才(2010)、彭俞超和方意(2016)、刘伟和苏剑(2014)对之进行了梳理和剖析,并论证了结构性货币政策有利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转型,但这些文献普遍缺少对结构性货币目标和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和模拟检验[1-3]。此外,卢岚和邓雄(2015)侧重从利率期限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的角度,对有关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实现条件进行了分析,只是又缺少对部门联系和经济稳定方面的宏观分析[4]。余振等(2016)、赵进文和高辉(2009)、张晓慧(2015)则直接针对房地产价格调控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对货币政策的部门结构效应进行了积极探索,只是这些研究却主要关注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调控的影响,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统一、完善的理论框架[5-7]。这些文献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和理论基础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充实和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对可供选择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规则的论述更少。尽管万冲和朱红(2017)、劳子良(2017)认为考虑到中央银行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成本,即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对利伯维尔场的原则有所损害,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资金流向不易查明的问题,所以在特殊的时期才适用这种差别化利率政策[8-9],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忽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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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献特别是发达市场经济体国家的文献很少提及“结构性货币政策”这一术语,除了与利率的期限结构和市场结构有关的研究外,对主要围绕部门结构或产业结构展开的有关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研究较少。近来,讨论多部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文献不断涌现,早期代表包括阿瓦尼安和斯托克曼(Ohanian&Stockman,1994)、阿瓦尼安等(Ohanian et al.,1995)、青木(Aoki,2001)和巴斯基等(Barsky et al.,2003)。随后越来越多的文献通过构建含有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部门的结构性差别对产出等模型变量或对家庭福利函数的影响,并探讨相关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而在这些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有的增加了对部门通货膨胀的关注,并分析由此带来的最优货币政策中利率或者货币供给的反应和变化。其中,韩(Han,2008)、埃塞克和莱文(Erceg&Levin,2006)认为,在一个两部门或者多部门的经济中,央行由于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乏,难以同时有效应对各部门的结构扭曲或者外部冲击,但赋予耐用品部门通货膨胀更大反应权重的货币政策是更接近最优的货币政策。不过,巴斯基等(Barsky et al.,2015)认为出,在含有耐用品部门的模型中,货币当局如果是为了稳定总的通货膨胀水平,那么只需在最优泰勒规则中赋予各部门通货膨胀与其产出份额相等的反应权重,而如果是为了稳定总产出,那么则需要赋予耐用品部门通货膨胀超过其产出份额的反应权重。彼得雷拉和桑托罗(Petrella&Santoro,2010)分析了耐用消费品部门和非耐用消费品部门间相互提供中间投入品的情形,结果表明,可以平衡通货膨胀和增加值波动反应权重的灵活通货膨胀政策更接近最优货币政策,而仅仅针对总产出的货币政策会招致更大的福利损失。中村和斯泰森(Nakamura&Steinsson,2010)则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新凯恩斯主义的模型,论证了多部门模型中货币的非中性。此外,还有文献分别从粘性价格、结构变化、融资约束、住宅投资波动、住房价格的宏观效应等角度对含有多部门的模型进行拓展,对这些多部门模型的特征给予更深刻的剖析,揭示了多部门模型和单一部门模型存在的诸多差别。只是这些模型对货币政策规则在多部门模型中的作用并没有特别论述。这些文献通过对多部门模型的构建为结构性货币政策提供了许多丰富的思想,并分析了对部门通货膨胀不同程度的关注所带来的产出效应或者福利效应,研究结果也表明多部门的结构性使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及其作用发生了不同于单一部门的变化。尽管如此,研究者们由于所身处经济体的具体特征的限制,大多对差异化利率政策采取了漠视的态度或忽略处理的方法,致使这方面的文献极为缺乏,使理论界对这一方面的认知也极为粗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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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认识到实践层面结构性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清晰和理论层面结构性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不足,本文尝试重点考察结构性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运行方面的作用,试图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房地产等耐用品部门和其他非耐用品部门的两部门DSGE模型,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角度探讨和比较无差异利率政策、差异利率政策、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和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等货币政策的适用性,试图一方面从理论上拓展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稳产出作用的认知,另一方面为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操作实践提供一些启示。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的描述;第三部分是模型帕累托性质的分析;第四部分是模型参数的校准和对非对称部门冲击下产出和通货膨胀脉冲反应情况的数值模拟;第五部分是货币政策规则的比较与最优货币政策的甄别;第六部分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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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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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部门 内容来自dedecms

代表性家庭分别从当期非耐用品消费和耐用品净存量中获得正效用,从当期所提供的劳动中获得负效用。代表性家庭终生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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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t表示t期家庭非耐用品消费量,Dt表示t期耐用品存量,Nt表示t期家庭在非耐用品和耐用品部门所提供的劳动,而且各部门劳动所带来的负效用无差别,β是家庭跨期主观贴现因子,η代表Frisch劳动供给弹性,ψn代表劳动偏好。效用函数U(·)和耐用品存量Dt动态演变表达式的具体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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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1-δd)Dt-1+Xt(3) dedecms.com

式(2)中,σ是效用函数的跨期替代弹性,δ是家庭消费非耐用品和耐用品的替代弹性,ψc是家庭非耐用品的消费权重,相应地,1-ψc是耐用品的消费权重;式(3)中Xt表示家庭在t期购买的耐用品数量,Dt-1是t-1期耐用品存量,δd是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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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购买非耐用品时必须使用货币,即满足CIA(cash in advance)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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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根据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可以推导出最终产品对某类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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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与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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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经济活动中通常发挥三种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对家庭征税并向具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各类中间产品生产商提供补贴以消除市场扭曲,具体方式是通过征收一次性总额税收,而且这种税收将保证财政预算的平衡。即有: 织梦好,好织梦

偶然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央行的货币供给才会保持不变,否则货币供给都将发生改变。因此,即使以部门利率调整为工具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也无法使经济系统稳定地运行在帕累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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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结构性货币政策就没有更多的意义了呢?当然不是。这是因为,在粘性价格模型中,相对价格波动具有资源配置效应。埃塞克和莱文(2006)通过对一个两部门模型进行研究后发现,如果两部门受到的技术冲击是非对称的,货币当局在试图同时稳定两部门产出时就会遇到部门产出此消彼长的矛盾,从而难以实现资源帕累托最优配置。黄和刘(Huan9&Liu,2005)则指出,受到生产冲击后,垂直贸易联系链将引起总产出和相对价格的波动,除非生产冲击是对称的,此时相对价格维持不变,只有产出出现波动,否则货币当局都无法通过货币政策来同时消除产出缺口和相对价格缺口。从式(24)和式(25)可知,当非对称部门冲击发生时,如果能够及时将两部门利率ic和ix调整到使式(24)继续成立的程度,那么,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相对价格将保持不变,如果货币增长率也能够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经济系统将很快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在非对称部门冲击发生时,如果部门利率不进行相应调整,那么相对价格的改变将引起其他实际变量的改变,为了维持经济系统正常运行,货币增长率将被动改变,产出缺口依然也会出现。因此,以部门利率调整为特征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虽然无法消除部门非对称冲击引起的产出缺口,却可以维持相对价格的基本稳定,从而有可能减少相对价格改变对经济系统带来的更大、更持久的冲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差异利率政策仍然为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一种可能更有效率的政策思路。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四、模型参数校准与数值模拟 内容来自dedecms

(一)模型参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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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参数按照季度频率来校准。将贴现因子β取值为0.99,对应年化市场利率约为4.0%,商业银行三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或者余额宝等理财产品利率都接近这一数值。耐用品季度折旧率δd设定为0.005,对应的耐用品折旧年限为50年,中国过去几十年房地产产品的寿命与此相近。参照张伟进和方振瑞(2013)[10],家庭跨期消费弹性为σ取值0.65。模型中的弗里希(Friseh)劳动供给弹性η取值0.8,家庭消费非耐用品和耐用品的替代弹性δ取值0.6,二者都略低于国外文献关于美国的取值,以反映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劳动供给和消费行为方面的差异,并将劳动偏好系数ψn取值为0.3。由于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房地产等耐用品在家庭总消费的比重逐渐提高,综合考虑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状况和房地产价格影响情况,非耐用品消费权重系数ψc取值为0.3,相应耐用品消费权重系数1-ψc取值0.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2015年中国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52,以此作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α的取值,相应劳动产出弹性系数1-α取值0.48。参考埃尔潘达等(Alpanda et al.,2010),耐用品和非耐用品部门内部不同产品合成的弹性εj的均值都设定为6。当εj=6时,根据模型进行计算,如果政府补贴恰好消除市场扭曲,则对应有τc=τx=0.2。通常而言,耐用品部门厂商按照最优水平定价的能力更强,即产品价格粘性小于非耐用品,大多数文献对反映价格粘性的参数ρ的取值在0.6到0.8之间,令ρc=0.8,ρx=0.6。在数值模拟中,假设非耐用品部门和非耐用品部门具有相同的均衡利率,即ic*和ix*都等于无差异均衡利率i*。中国金融机构2008年以来的人民币加权贷款利率平均值为6.28%,调整为季度频率并将其表示成数值形式等于0.0157,以此作为i*的均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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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与非对称部门冲击下的变量脉冲反应 织梦好,好织梦

以上述模型为基础,对纯粹差异利率货币政策、纯粹无差异利率政策、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差异利率政策和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进行比较,探讨不同政策对于促进经济稳定的意义。 内容来自dedecms

纯粹差异利率货币政策下的利率调整遵从式(26)和式(27)描述的规则: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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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式(26)和式(27)成立时,通过对数线性化,式(24)无疑也将成立,即此时纯粹差异利率货币政策下部门利率变动将能够使两部门相对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得到满足,从而有望减少外部冲击所带来的资源配置变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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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设定纯粹无差异利率货币政策下的利率调整遵从式(28)描述的规则: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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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c和1-c分别是纯粹无差异利率对非耐用品部门技术冲击和耐用品部门技术冲击的反应权重,其数值分别等于非耐用品和耐用品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约分别等于0.98和0.02。 本文来自织梦

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遵从式(29)和式(30)描述的规则: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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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式(29)成立时,通过对数线性化,式(24)也会成立,即两部门相对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也将得到满足,此时,两部门利率是按照部门冲击大小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比纯粹差异利率货币政策下部门利率的选择余地更大。不过,由于式(30)描述的常数货币增长规则也需要同时得到满足,式(29)中两部门的利率水平事实上也会由此被限定。模型中描述的货币供给由中央货币供给和政府财政为家庭提供的货币补贴两部分构成,尽管式(30)保证了总的货币供给不发生变化,但是由于外部冲击使部门利率发生了调整,货币构成比例也将发生变化,从而对资源配置仍然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通货膨胀率的变化程度则可能小于纯粹差异利率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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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遵从式(31)和式(32)描述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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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式(32)所描述的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限制,式(31)只能保证两部门利率相等,并不能像式(28)那样为两部门利率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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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货币政策规则,通过向对数线性化后的模型分别施加一个标准差的非耐用品部门技术冲击、耐用品部门技术冲击和家庭财政补贴货币冲击,可以得到产出的脉冲反应。图1主要描述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总产出对各类随机冲击的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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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耐用品部门技术冲击发生后,无论是通货膨胀的波动方差和波动区间,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都最小,而纯粹无差异利率下通货膨胀的波动方差和波动区间都最大。耐用品部门技术冲击发生后亦是如此。这是易于理解的,常数货币增长规则保证了货币总量的稳定性,通货膨胀率也由此较少受到技术冲击的影响。而在财政给予家庭的一次性货币补贴发生随机变动时,纯粹差异利率政策与纯粹无差异利率政策下通货膨胀的表现相同,而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与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下通货膨胀的表现相同,这是因为货币冲击不会影响两部门的利率,部门利率是否存在差异也就对模型变量的反应没有影响。不过,当货币冲击发生时后两类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的波动方差和波动区间都小于前两类货币政策,这是因为常数货币增长规则下货币供给虽然发生了结构变化,但货币总量是不变的,部门通货膨胀率受到的影响也比不含货币常数增长规则的情形下更小。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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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出脉冲反应图中,很难明确判断出何种货币政策是能够有效熨平产出波动的最优货币政策,不过却可以排除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事实上,根据模拟的结果,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下,当技术冲击发生时,两类部门利率并不能直接对冲击做出反应,只是受由技术冲击引发的货币波动的影响而间接反应,不仅反应力度有限,而且无法对非对称冲击做出利率结构上的调整,从而无法有效冲销技术冲击带来的产出波动。当财政补贴性质的货币冲击发生时,央行向企业注入的贷款性货币不得不做出反向调整,无差异的部门利率随之进行调整,在冲击发生初期对产出具有较强的稳定作用,但是企业货币的减少最终导致产出趋于向下调整。货币冲击情形下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在熨平产出波动时是相对有效的,产出波动区间也较小,但是由于为了维持名义变量的稳定,一定程度牺牲了实际变量的稳定,使产出的波动方差增大。带有常数货币增长政策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在应对货币冲击时与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对产出的影响是相同的,但在应对技术冲击时明显劣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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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同部门的技术冲击,其余三类货币政策对产出的稳定作用表现也各不相同。当部门技术冲击发生时,纯粹无差异利率政策下和同升降,冲击来源部门的利率反应不足,另一部门的利率反应过度,货币增量则反向升降;纯粹差异利率政策下和一动一静,货币增量反向升降,但幅度小于无差异利率下的反应,带有常数货币增长政策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下和一升一降,但货币增量保持不变。部门利率、部门产出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部门利率的升降对本部门的产出通过成本效应而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但是对另一个部门的产出则会通过挤出效应或者替代效应产生相反的作用。纯粹差异利率政策过度强调对部门利率对来自本部门的冲击的反应,虽然也满足式(24)的条件,但是对由此而引起的货币供给及储蓄利率的影响视而不见,从而在应对部门技术冲击时的表现也不如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至于纯粹无差异利率政策,由于利率调整时赋予各部门的冲击权重数值差别很大,权重大的部门冲击发生时,权重小的部门利率会出现过度反应,而在本部门冲击发生时,权重小的部门利率的反应又会严重不足,在大多数情形下产出方差会偏大。因此,从应对部门技术冲击的角度来看,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在稳定产出方面似乎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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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部门的角度考察产出波动情况也基本能够说明这一点。面对两类部门的技术冲击时,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下产出的波动方差大多时候是最小的。这主要是因为当部门技术冲击发生时,冲击来源部门的利率相应上升,以抑制正向冲击对部门产出的向上推动作用,同时另一部门的利率也有所下降,以减少另一部门产出增加对本部门的挤出效应,从而使部门产出的波动缩小。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即在耐用品部门技术冲击发生时,纯粹无差异利率政策下非耐用品部门产出波动方差最小,这是因为耐用品部门技术冲击权重偏低,利率反应严重不足,央行货币供给增速反向运动的幅度较小,储蓄利率下降较少,使非耐用品部门的消费和产出的降幅也相应缩小。 织梦好,好织梦

但是,在面对货币冲击时,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下央行货币供给相应减少,继而会引起部门利率的波动,虽然利率结构没有改变,仍然会对总产出产生明显的影响。不过,由于利率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下总产出的波动方差与纯粹无差异利率政策或者纯粹差异利率政策下相差无几。从部门来看,面对货币冲击时,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下央行货币供给相应减少,储蓄利率下降,对资本需求进而对非耐用品部门产出产生较大影响,纯粹无差异利率和纯粹差异利率政策的利率都不发生调整,货币的正向冲击使两部门的产出都趋于增加,最终的结果是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下非耐用品部门产出的波动方差较大,而耐用品部门产出的波动方差较小。 copyright dedecms

综上所述,面对来自不同部门或者不同形式的冲击,并不存在一个确定能够降低产出波动的货币政策规则。这也是货币政策操作的尴尬之处,相机抉择理论上是最优的,但前提是要准确分辨冲击的来源、性质和大小。尽管如此,差异利率政策特别是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仍然具有其他类型所不具有的许多优势。以上分析基本表明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在大多数情形下在稳定产出方面具有良好的表现,同时,该政策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保持物价平稳的能力是其他货币政策规则所不能比拟的,即面对各类冲击时,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下通货膨胀的波动方差和波动区间都最小。在实践层面,该政策既具有弗里德曼单一货币规则的性质,又与既强调产出缺口又强调通货膨胀缺口的泰勒规则相通,同时,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强调了部门利率的差异性,重视差异利率在应对结构性冲击时的积极作用,却是泰勒规则等货币政策规则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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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央行损失函数与最优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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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面对不同的冲击,并不存在任何情形下都最优的货币政策,本文试图通过规范化的方法来确定其中的最优货币政策,即考察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央行损失函数的变化情况。一般来说,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就是最小化损失函数,也就是要使实际产出接近潜在产出,名义通货膨胀接近目标通货膨胀,假定损失函数采取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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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是央行对产出缺口的关注程度,而(1-)是央行对通货膨胀缺口的关注程度。符号“^”表示变量与目标稳态值的对数偏离。上述期望形式的损失函数可以换算成方差形式的损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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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参数的设定内生地决定了均衡产出和均衡通货膨胀率,冲击导致了产出和通货膨胀相对均衡值的偏离,形成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可以仅仅考察每一期产出缺口方差和通货膨胀缺口方差的加权平均值,就能获知各类货币政策规则下取不同值时冲击对央行损失函数的影响情况。 copyright dedecms

表2是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在三类冲击发生时导致央行损失函数的变化情况。从中不难看出,除了在=1时,无论取第一列的何值时,带有货币增长常数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使央行的效用损失都是最小的,而在=1,也是纯粹差异利率政策而不是两类无差异利率政策央行的效用损失最小。不仅如此,除了央行只关心通货膨胀时外,即=0时,纯粹差异利率政策导致的央行效用损失相比两类无差异利率也是最小的。相反,除了央行只关心通货膨胀的情形外,其他情形下带有货币增长常数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所带来的央行效用损失都是最大的。中国货币政策更重视产出稳定而非价格稳定,因此应该大于0.5,但也会明显小于1,从而带有货币增长常数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对于中国应是更为适用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这些分析表明,在部门存在结构性差异时,特别是部门冲击是非对称的时候,差异利率政策在熨平冲击所带来的产出波动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即使在稳定通货膨胀方面也比无差异利率政策有更良好的表现。当央行足够关注通货膨胀时,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无疑是所比较的各类货币政策规则中最优的货币政策,尽管面对冲击该政策仍然无法使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但是由于它通过部门利率的相对变动以及保持货币的常数增长,能够使总体价格水平和部门相对价格水平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所以对部门非对称冲击发挥了较为有效的冲销作用,降低了冲击所导致的经济波动的程度。这也意味着,差异利率政策应该成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而部门差异化利率也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目标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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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dedecms.com

本文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就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应对不同部门或者不同类型的冲击时促进产出和物价稳定方面的表现进行了描述,并通过建立中央银行损失函数,假设多种不同情景,对各类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中央银行损失函数的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无差异利率政策在所比较的四类货币政策中表现最为差强人意;虽然其他三类货币政策的表现也时有短长,但是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在大多情形下都具有较好的表现,特别是考虑到物价稳定的因素,这种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更是值得重视。这一结论也与文章所提出的命题相符合,即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被消除的情况下,除非特定情形,粘性价格模型中不存在能够使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的货币政策,但却存在可以消除相对价格缺口的差异利率政策,正是因为带有常数货币增长规则的差异利率政策最大程度地消除了价格缺口,该结构性货币政策才最接近最优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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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应用是需要满足一定历史阶段条件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速度较快,结构性冲击较为频繁,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应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的政策选择,但对于那些发达经济体,在结构性冲击很少的情况下,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就小得多。就中国而言,当前来自房地产部门的冲击已经对整个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模型中假设的耐用品部门冲击表现为一种供给冲击,而且这种冲击也可能是小的,但由于房地产作为耐用品所具有的资产属性,这种冲击仍然可能会传导并引起需求层面较大的波动,如何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特别是差异利率政策来减小这一波动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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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本文所比较的不同类型货币政策仍然是理论层面的,假设央行具有前瞻性,能够清楚了解冲击的来源、性质和大小,据此选择货币供给规则或者利率调整规则,并可以直接针对部门冲击进行区别反应,但是现实中所发生的各类冲击通常并不能被准确预测和甄别,所以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和最优货币政策并不能直接应用于政策操作。那么,如何对之加以改进并使其成为一种易于操作的简单规则性质的货币政策呢?这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根据泰勒规则的思想,通过理论模型模拟不同冲击发生后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具体表现,事先测出一系列“冲击—缺口”区间组合,再由后验“缺口”估测“冲击”,继而依据这一估测的“冲击”来制定下一期的差异利率政策,将是一种可能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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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dedecms.com

[1]陈炳才.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应对和治理通货膨胀[J].经济学动态,2010(6):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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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俞超,方意.结构性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J].经济研究,2016(7):29-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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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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